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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慈禧太后及其统治的是非功过（2016年第40期）

慈禧太后（1835-1908）身历晚清道、咸、同、光、宣五朝，几乎与一部晚清历史相始终。可以说，要谈晚清历史，从根本上就绕不开这个人物。从咸丰十一年（1861）辛酉政变上台，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去世，慈禧太后统治中国近半个世纪。她三次垂帘听政，把太后专权体制发挥到极致，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个中原委，既是个性权欲膨胀，也有迫不得已的苦衷。慈禧太后毕竟不像武则天自己称帝，因而其名分在皇权结构中的位置始终颇为尴尬。正是为了保持能够专权的位置，她走过了一条争权、贪权与揽权而通向权力巅峰的道路。
咸丰十一年，因避难而疲于奔命的咸丰帝在热河行宫病逝，年仅31岁。这是清王朝真正走向衰亡的不祥之兆。通过辛酉政变，慈禧与慈安两宫太后正式开始垂帘听政。这第一次垂帘听政虽然从血腥的政变而来，但当时之所以采取这种政治体制，亦确属不得已之举。其时同治帝年甫6岁，根本没有行政能力，必需有人辅佐代行皇权。在清代历史上，顺治时期多尔衮摄政，康熙时期鳌拜等人辅政，均曾一度严重侵犯皇权；而肃顺等顾命八大臣的专权跋扈，更是触目惊心。这些历史与现实的教训，使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摈弃了摄政与辅政体制，而仅给才高功伟的恭亲王奕䜣以议政王资格参政的权力，最终选择了亲自临朝的垂帘听政体制。
同治十二年（1873）正月，两宫太后正式宣布归政，同治帝开始亲政。然而，不幸的是，次年十二月，亲政不到两年的同治皇帝去世，年仅19岁。同治之死使慈禧太后所寄托的希望与幻想彻底破灭。更可悲的是，同治帝死后没有子嗣，这对慈禧太后的打击无疑是致命的。就个人生活经历来说，慈禧太后一生是很不幸的：少年丧父，青年丧夫，中年丧子。这人生三大悲剧的苦涩，磨砺了她超人的权力意志。慈禧太后再次爆发，坚毅地走向历史的前台。她的心态由此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她的心里只有皇权，只有丝毫不可动摇的绝对的皇权。为了能够继续控制皇权，慈禧太后可谓是不择手段，因为她除了清王朝的统治权力之外，几乎是什么都没有了。就此意义而言，同治之死从根本上改变了晚清历史的航向。
此后慈禧太后煞费苦心选择年幼的光绪帝继位而继续垂帘听政，并在光绪帝亲政十年之后又通过戊戌政变实现其第三次垂帘听政。这既表明光绪皇帝的软弱无能，也是慈禧太后进一步揽权的结果。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虽然也以两宫的名义临朝理政，但明眼人一目了然，实际上只有慈禧太后。为了堵住天下臣民悠悠众口，慈禧太后曾经谋划废黜光绪帝和策立溥儁为大阿哥，以便名正言顺地继续垂帘听政，但均以失败而告终。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关系渐渐有所和缓，内外臣工对于两宫临朝的政治格局也习以为常。
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年仅38岁的光绪帝悄然走完了短暂而暗淡的一生。遗憾的是，光绪帝也没有子嗣。74岁高龄的慈禧太后不得不再次为这不幸的儿皇帝料理后事。这一次，她又如法炮制，选择了光绪帝的弟弟醇亲王载沣四岁的儿子溥仪为皇位继承人，即宣统帝。
此时，也许慈禧太后已有预感自己来日无多，因此她在选择溥仪为皇位继承人的同时，还特授乃父载沣为摄政王。但是，一生要强的慈禧太后似乎又不甘心就这样退出政治舞台，故她在命载沣以摄政王监国之时，又禁不住坦露仍将训政的心声。然而，天命难违，就在这一切似乎都安排妥当之后，慈禧太后的生命历程也很快到了终点，她在光绪帝去世后的第二天便撒手西归。从清史的角度，对于慈禧太后的统治，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一种是说她在一定程度上延长了清王朝的统治寿命；另一种则说她应该对清王朝的灭亡负主要责任。关于后者，其实很难证明。这主要是一些遗老在追念故朝时对慈禧太后统治不满的批评，其情感宣泄远胜于理性分析。
那么，何以说慈禧太后延续了清王朝的统治？
值得注意的是，慈禧太后所接下的咸丰帝的政治遗产，其实是一副烂摊子。有人把咸丰皇帝称作“苦命天子”，的确如此。他在位十一年（1850-1861），都是在内忧外患中度过的，无一日得以安宁。当他即位之初，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爆发，迅速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与此同时，捻军兴起于北方，回民、苗民等少数民族起义亦在西北、西南地区风起云涌。而英、法联军又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两次从广州北上天津，最终直捣京城，迫使咸丰帝客死热河行宫。他留下的遗产除了一个年甫6岁的儿皇帝以外，便是一群专权跋扈的顾命大臣和一座千疮百孔的大清江山。如何收拾这副烂摊子，从乱局中挽救即将崩溃的清王朝，就是摆在虚年二十七岁的慈禧太后面前最迫切的政治使命。
不可否认的是，慈禧太后创造了“同治中兴”的奇迹。她在恭亲王奕䜣的支持下发动政变，迅速清除了肃顺集团势力，开始垂帘听政。其时，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依然声势浩大。如何镇压农民起义？慈禧太后采取重用汉人的政策，依靠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的湘淮军武装力量，作为清军的主力，把以曾国藩为首的湘淮军悍将都重用提拔，并直接安置在与太平天国作战的最重要的前线。诸军奋勇当先，速奏奇效。同治三年，太平天国起义遂被以湘淮军为主的清军所镇压。正是利用这些湘淮军的武装力量，清王朝取得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在清史上，慈禧太后对于“同治中兴”的功绩，虽然无法与“康乾盛世”相比，但至少可谓清王朝统治末世的回光返照。
还有一个反证：后慈禧时代，宣统朝三年而清亡。慈禧太后去世后，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身份总揽朝政。为了对付权势显赫的奕劻、袁世凯集团，在他周围聚集了大批皇族亲贵，形成载沣集团。载沣一方面罢黜袁世凯，闲置张之洞，打击汉族大臣；另一方面自代宣统帝为全国海陆军大元帅，任其胞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谘府大臣，紧紧抓住军权，同时调整各部院大臣，多以皇族亲贵充任。这种扬满抑汉集权皇族的政策使满汉矛盾更趋激化。正是由于载沣个人庸碌无能，并不能像慈禧太后那样的铁腕人物一样成为权力中心，因而无法控制迅速走向分崩离析的局面。
值得一提的是，慈禧太后在边疆治理方面亦有可圈可点之处。光绪十年（1884），在左宗棠消灭阿古柏势力及曾纪泽改订《中俄伊犁条约》的基础上，清政府在新疆建省，巩固了西北边疆。光绪十一年，刘铭传击败法国对台湾的侵略，清政府又在台湾建省，加强了东南海疆建设。光绪三十三年，清政府在东北改建行省，使东三省与内地制度并轨，强化了东北边疆民族的向心力。这些举措，均有利于维系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稳定。在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走过了洋务、维新与新政的历程。这个历程是艰难曲折的。无论如何估价，都无法回避作为最高统治者的慈禧太后；但是，她在这个过程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应该负什么责任呢？
中国近代化运动的真正启动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咸同之交，太平天国运动与第二次鸦片战争，使清王朝遭遇到空前严重的内忧外患的政治危机。为了应对危机，以奕䜣、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代表的洋务派发出了“自强”的呼声，此后30余年的洋务运动经历了从创办军事企业以“求强”到创办民用企业以“求富”的两个阶段。在这个过程中，每一项事业的举办都不同程度地遭到了传统保守势力的非议与阻扰，但各项事业最终都能够艰难地起步，与慈禧太后的支持是分不开的。不过，综观洋务运动的各项举措，这只是一个限于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进行器物层面变革的低层次的近代化运动，并没有使中国社会从根本上走上近代化道路。战争尤其是国际战争，无疑是检验综合国力的一个客观实在的标准。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海军的全军覆灭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制度变革的尝试，遭到慈禧太后的镇压。甲午战争失败后，维新派从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洋务运动的局限在于仅有器物层面的变革，从学习西方的角度来看，则是只知皮毛，而不知本原。在他们看来，西方富强的本原不在于机器生产与军事装备，而在于经济与政治制度。维新派的变法思想主张已经明显地超越洋务思想的技术改造层面，而进到制度创新的层面，而技术与制度有着内在的关联，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中国要想变法图强，不能点滴、枝节地变革，而必须实行全面的、根本的改革。正如康有为所说：“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应诏统筹全局折》）从“小变”到“全变”，是维新运动对洋务运动的超越之处。本来，慈禧太后并不反对变法，她起初对变法是持冷眼旁观的态度。但是，康、梁维新派全变、速变的激进思想，尤其是以围园劫后的计谋将矛头直指慈禧太后的过激策略，使她转而坚定地支持守旧势力，发动戊戌政变，变法运动迅即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纸维新蓝图。
庚子事变后，慈禧太后被迫实行新政，但宪政改革进展迟缓。起初，清末新政主要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与社会生活等领域展开，基本上都是在体制内进行。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慈禧太后发布懿旨，宣布仿行宪政，开始预备立宪，进行政治体制本身的变革。对于立宪的“预备”，清廷并没有确定一个期限，立宪派感觉遥遥无期，于是请愿要求确定召开国会的年限。清廷被迫颁布《九年筹备立宪清单》，规定在九年内逐步实行预备立宪的各项事宜，但这个九年的期限，与立宪派要求的二到三年内实行立宪期望颇有差距。就在《九年筹备立宪清单》颁布之后不久，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相继去世，政局大变，预备立宪仍在艰难地进行，但前途渺茫。
纵观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历程，从洋务运动、戊戌维新到清末新政，是一个近代化的依次递进的过程。洋务运动只局限于技术层面的变革，经甲午战争检验，是失败的。戊戌维新指向制度层面，但被慈禧太后发动的戊戌政变所扼杀。清末新政由体制内变革发展到政治体制变革，开始预备立宪，但最终并没有使清王朝稳步地走上宪政的道路。与东邻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而实现近代化不同，慈禧太后时代的中国，无论是洋务、维新，还是新政，均没有使中国顺利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是一再错失了近代化的机遇。在中国历史上，慈禧太后是与西汉的吕后和唐朝的武则天鼎足而三的政治女强人。她们是太后临朝称制的标志性人物，均为男权世界中女主政治的异数。所不同的是，吕后曾经企图变刘汉政权为吕氏王朝，武则天竟公然改李唐为武周并自称皇帝，慈禧太后则始终维护爱新觉罗氏的皇统不变。吕后与武则天的篡权均不可避免地难逃败亡的命运；也许是吸取了前辈的教训，慈禧太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把太后临朝称制这种独特的政治模式发挥到了极致。
如何评价慈禧太后的统治？
一方面，慈禧太后统治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手腕，她有传统政客老辣的政治经验与高超的政治手腕。就政治经验来说，慈禧太后并不是天生的权谋者。辛酉政变的成功，激发了她无限的权欲。在同治朝第一次垂帘听政，使她积累了丰富的政治经验。比如她在处理与恭亲王奕䜣的关系，以及重用汉族大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方面，均能得心应手。唯一的儿子同治帝去世，对她的打击是致命的。本来她已归政，但唯一的希望破灭，不可能再颐养天年。此后，她的全部精力均倾注于清王朝的统治权力，一再临朝理政，欲罢不能。名义上在位30多年的光绪帝，实际上只不过一个傀儡而已。朝廷内外大臣如荣禄、奕劻、袁世凯、张之洞等，无不俯首帖耳，甘心臣服。当然，这些都离不开她高超的政治手腕。慈禧太后惯用的统治术，就是善于利用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矛盾，凌驾于各派冲突之上，操纵其间，保持自己权势，以此维持政局的稳定。她煞费苦心，基本维持了清王朝统治的稳定。
另一方面，慈禧太后缺乏近代政治家的政治智识，她关注清王朝的皇位统治更胜于关注近代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当洋务运动在清政府向西方列强“借师助剿”的过程中兴起时，她也感性地意识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而对于洋务运动在技术层面的变革给予了支持。当戊戌维新指向制度变革时，她立即予以镇压。当清末新政发展到预备立宪阶段而走向政治体制变革时，慈禧太后游移持重，企图采取拖延战术，终于功败垂成。制度变革尤其是政治体制变革，是慈禧太后时代中国近代化一个难以突破的瓶颈。在她的时代，清王朝的专制皇权与近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趋向之间有一个内在的紧张关系。慈禧太后始终无法真正地迈出政治体制改革最关键的一步。预备立宪终于未能完成政治体制的结构性转型，清王朝很快在革命中覆亡。诚如第二次出洋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的预言：“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奏立宪必先正名不须求之外国折》）不幸而言中，这真成了清末预备立宪结局的谶语。
可见，慈禧太后的统治，主要靠的是政治经验与政治手腕，靠个人的威望与影响力控制权力，在幕后操纵国家政权。这种政治模式，明显地表现出保守而缺乏远见的特征，可以维稳而难以开新。其实质是一种隐性专制政治，必然成为民主政治的绊脚石，从而与政治近代化潮流背道而驰。清末预备立宪举步维艰可为明证。清政府也因此付出了遭受灭顶之灾的惨痛代价。
作者简介
李细珠，1967年生，湖南安仁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中国近代政治史、思想史，兼及台湾史。出版专着《晚清保守思想的原型——倭仁研究》《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地方督抚与清末新政——晚清权力格局再研究》，合着《中国近代通史》《当代中国台湾史研究》，发表论文7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