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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黄兴功过辨析

在辛亥革命史上，黄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伟大人物，素有“开国二杰”之称。他文武兼资、才德兼备，足以冠轶群伦。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对他的评价却失之公允。有的根据他在领导武装起义时打过败仗的史事，将其贬为“常败将军”；有的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有所谓“黄实行”的称号；有的根据他和孙中山在政见上的某些分歧，认定他在组织上“走上了分裂的道路”；还有的认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主张对袁世凯妥协退让，成为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金冲及胡绳武：《论黄兴》，《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究竟应当怎样评价黄兴的功与过，这是一个需要辨析清楚的问题。
一、是名重一时的革命理论家，还是单纯的“实行家”？
黄兴由于他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其在理论方面的成就似乎被掩盖而不甚显着，人们往往把这位饱读儒家经书、深受西方文化影响的学贯中西的学者误解为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有勇无谋的盲动主义者。曾几何时，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流传极广，因此，他究竟是一位理论家、宣传家，还是单纯的“实行家”？这是评价黄兴所遇到的一个重大问题。
1．黄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宣传家
在青少年时代，他肄业长沙城南书院，治宋明理学，“受明末大儒王船山的影响又很深”(梁启超：《儒家哲学》，第62页。)并中过秀才。嗣入两湖书院，深受院长梁鼎芬的赏识，推崇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迈清逸。”(王成圣：《黄兴侠骨雄心》，《黄兴传记资料》（三），第463页。)在国内求学阶段就奠定了深厚的国学根基。与孙中山相比，传统文化对黄兴的影响要大得多，特别是古代湖湘文化中的精华部分、即政治上的坚定、思想上的坚毅、行动上的坚韧以及三者结合所集中体现出来的士人群体的浩然正气——“衡山正气”对黄兴的影响更为深刻。1902年夏，黄兴官费留学日本，使他有机会阅读了大量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着作；也参加了留日学生在东京组织的反帝爱国团体拒俄义勇队，在斗争实践中，使他的革命思想渐次趋于成熟。据李书城回忆：“有一晚，他与一些同学争论得很激烈，气急得说不出话来，竟将手中的小茶壶掷地摔碎，表示他已下定决心从事排满革命，不是任何力量所能动摇的。”(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181页。)留日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并与杨笃生等人创办《游学译编》，他负责教育论着的译述，曾将日本教育家山田邦彦的《学校行政法论》翻译连载于该杂志第2至3期，旋又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译国内新学堂需用的各种教科书。1903年夏，黄兴由日返国，途经武汉，“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卒使全场一致叹服。”张之洞责成梁鼎芬悬示驱逐出境，他“犹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着之《革命军》、陈天华所着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857年版。第276页。)黄兴回到长沙，即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1905年秋，在成立同盟会筹备会上黄兴被推举为起草会章八成员之一，他对于《民报》的创办和续刊以及与保皇党人的论战都起过明显的极其重要的作用。
2．黄兴对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理论——三民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其一，从事革命宣传活动的内容和方式都具有自身的特色从内容看，主要是宣传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但在不同的时期，侧重点则有不同。一般说来，同盟会成立前，侧重民族主义的宣传；同盟会成立后，侧重民族、民权主义的宣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侧重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
对于民族主义，黄兴阐述得最为详尽，他认为革命党人之所以要革命，就是因为清廷太腐朽的缘故，他揭露说，“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国势阽危，有如累卵。”而“忠义奋发之士，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躯，不稍稍匪惜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1页。)他认为民族与国家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提倡民族主义与提倡爱国主义是一致的。他指出，民族需有国家，“诚以无国则民族无自而寄，民族无自而寄，则为奴隶，为戮民，被宰杀压制于异种独夫”，“则凡籍隶中国者，应各有爱国之热心。”，“献其身于国家而不自私，其斯为大汉魂哉！”(《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页。)表达了他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对于民权主义，黄兴十分强调尊重民意，提倡平民政治。他认为，“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辛亥革命，“共和告成，此固吾同人之至大至刚之气，贯彻到底，故能转移全国人民之心理，而亦人民苦专制之束缚，乐共和之自由，有以致之也。”他指出，“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政治，吾人乃亦以平民政治为归宿。”所谓“平民，就是人民，为国家的主权者，自应过问政治。”(《黄兴传记资料》（二），第279页。)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对于民生主义，黄兴特别重视。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设计井字旗，已经朦胧地表现出对“平均地权”的某种关注；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部分革命党人以为革命已经成功，把民生主义弃之不顾的时候，黄兴却仍然不厌其烦地加以阐扬，他在此一时期的讲演中屡屡提及民生主义。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政治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愿将社会革命包括在政治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除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谆谆告诫革命党人，民生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他说，“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不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他详细解释说，“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他人见吾党持社会主义，群相惊讶，不知吾人于建国之初，不先固根基，即难以立国，故党员极宜注意此点，宏其党风。”(《黄兴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40页。)现在，“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甚至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五项具体主张：即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等。对于建国大业，诸如政治、法律、军事、经济、财政、教育、道德、社会八项均有详尽的发挥，而且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宣传方式看，黄兴不仅仅只是局限于发表演说和刊印发行革命书刊，而大量的则是加强个别指导，例如秦力山、杨笃生等人起先“服膺康、梁之主张”，但在庚子汉口之役败后，黄兴“曾声泪俱下的力劝秦、杨放弃保皇幻想”，秦、杨痛定思痛，“兼以深受黄兴澎湃热情之感动，方始认定黄兴主张正确，表示全部接受。”(王成圣：《黄兴侠骨雄心》，《黄兴传记资料》（三），第466页。)陈天华也曾一度有过君主立宪的主张，在日本“发有要求救亡意见书于留学界，其宗旨专倚赖政府对外与对内之政策，而将北上陈于政府。”黄兴与宋教仁“相商阻止陈星台北上之行”，在东新译社“与陈星台大开谈判”，“辩难良久，尚未解决”，经过黄兴反复劝导，陈天华始打消北上请愿之议(毛注青：《黄兴年谱》，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8页。)。
其二，三民主义理论是以孙中山、黄兴为轴心的领袖集团共同创造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正如孙中山既是一位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家，也是一位革命的实行家一样；黄兴自然也不是纯粹的“实行家”。作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固然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首先创立起来的，这是孙中山的理论水平高出侪辈的地方；但是“领袖是一个集团”，黄兴作为这个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对于三民主义的具体阐述和发挥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共同斗争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如果把黄兴仅仅说成是一个没有理论、没有理想的“实行家”，不仅我们不敢苟同；就是黄兴本人也是不能同意的，他曾有言：“一般的人都说孙先生是理想家，我是实行家，这是大错特错的。试想没有理想，那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实行革命，就是实行这正确的理想。理想者、实行者，在空间上不可须臾离，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所以古人才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话。孙先生一时不断地理想着、实行着，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孙先生的理想实行，就是我的理想实行。”(《黄兴传记资料》（二），第272页。)所谓“孙氏理想、黄氏实行”的传统说法无疑是站不住脚的。
二、是战功卓着的军事家，还是“常败将军”？
黄兴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他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而着称于世。他虽然不曾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却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兴会预谋在长沙发难，他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爆发，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做了陆军总长；及至临时政府取消，还担任过南京留守之职。既然如此，那么，他究竟是一位战功卓着的军事家，还是“常败将军”？这是评价黄兴无可回避的一个问题。
1．策动和领导了一系列有重大影响的武装起义　　这充分说明黄兴是一位运筹帷幄、身经百战的军事活动家。在辛亥革命时期，由黄兴参与策动和指挥的武装起义计有：1904年的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1906年的萍浏醴起义；1907年的防城起义和镇南关起义；1908年的钦廉上思之役与云南河口起义；1910年的广州新军起义，1911年的黄花岗起义和阳夏之战；1913年的沪、宁之役等等。从这10多次武装起义分析，有因谋泄而流产的，例如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必须指出，黄兴也打过漂亮仗，例如被孙中山多次表彰过的钦廉上思之役就是一次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在这次战役中，黄兴率华侨青年二百余人对抗两万多清兵，但他抱定“遇敌不问多少，皆迳向攻扑”的原则，以一当百，“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着。”(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4页。)应当承认，黄兴的确打过几次败仗，然而，对于败仗要进行具体分析，不能一概骂倒，因为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大多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上的失误。仅就阳夏战役而论，其失败原因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作为战时总司令的黄兴，不仅没有得到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元洪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造成事权军令不一。时任参谋长的李书城也检讨过自己有“作战计划错误”，“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此，即使在战斗部署上有举措失当的地方，也不全是黄兴个人的责任。
2．武装起义的失败也孕育和催发着革命的胜利　　成功的起事自不待言，即使失败的战役也包含着成功的因素。无数历史事实说明，任何革命总是要历尽千难万险才能取得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失败乃是成功之母。聪明的军事家、政治家在于能从实践中总结群众斗争的经验，以利再战。黄兴正具有这种军事家的素质。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事后，仍耽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上海《时报》1907年1月4日。)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感到“剿办愈难措手”(清军机处档案：《光绪三十三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折》。)。云南河口战役打响后，云南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辛亥革命》（三），第274页。)使统治者如坐针毡，惊恐万分。
其次，它教育了人民，使人们从失败中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有的起义虽然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诚如恩格斯指出的，“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战役的成败得失，而在于人心的顺逆，有的起义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其潜在的影响和威力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8页。)阳夏战役失败，黄兴来到上海，适值湘籍着名教育家胡元倓亦在沪上，胡对黄说：“成功矣！”黄反问：“我败来，何出此言？”胡答曰：“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明德校史》附录第3页。)胡元倓的这席话是耐人寻味的。
复次，它积累了经验教训，促进了同盟会战略方针的转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以会党为主力在东南沿海一带进行小规模的武装起义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了，促成了同盟会领导人开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流域来，依靠新军进行大规模武装起义。
除此而外，它还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武昌首义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圣物，它既是武汉地区政治、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它也是以前此起义的不断失败为代价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前此黄兴领导武装起义的多次失败，就没有武昌首义的顺利成功！
3．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彻底的献身精神　　“自防城之役始，克强辗转兵间，躬冒锋镝，履险蹈危，九死一生。”(《黄兴传记资料》（三），第481页。)黄花岗起义时，他抱着以身殉革命事业的决心，留下绝笔书，战斗打响后，他组织敢死队，始终站在最前线，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个人，而且被打断两指，仅以身免。二次革命的烽火也是由孙中山、黄兴点燃的，宋案真相大白，黄兴在上海爱文义路私宅集数十人会商，章士钊出其所草二次革命宣言书，兴“纳书于袖，不及与夫人徐宗汉说明，即偕十余人共赴北火车站，向南京出发，宣言书交各报记者，已遍传沪、宁，而二次革命以成。”(《黄兴传记资料》（四），第576页。)十月与张勋辫兵胶着，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日之奋勇。”(《黄兴传记资料》（六），第128页。)正如章士钊所说的，他一生“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章土钊：《论黄留守》，《民立报》1912年6月18日。)
诚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黄兴在战术上也难免有失误之处，但他从不忌讳自己打过败仗，他承认：“兴虽着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申报》1912年9月28日。)黄花岗起义失败，他引咎自责，在致冯自由的信中说：“弟实才德薄弱”，“负国负友，虽万死无以蔽其辜。”每当他回首往事，总觉得自己“实无功可纪”，想起那些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患难战友，皆为“平生至痛之事”。
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成败论功过，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家打了胜仗固然值得歌颂；但打了败仗却未必一定需要谴责，因为经过“顽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9页。)我们充分肯定武昌首义志士的功勋，也不应该抹煞其先驱者的劳绩。
三、是顾全大局的革命活动家，还是“分裂主义者”？
过去，人们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往往忽略他与孙中山在革命根本问题上的一致性，夸大他们之间的相异性，而且，只注重他与孙中山的矛盾相在政见上存在的某种分歧。并以孙中山为中心，凡是不同意孙的个别言论或者是某些行动的便都给戴上“分裂主义者”的帽子，因此，辨析清楚这个问题也是评价黄兴的关键。
我们认为，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空前绝后的一次革命，领导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在主要领袖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政见分歧，也不可能没有矛盾，重要的问题在于分清不同政见孰是孰非；不能以与孙中山有无政见分歧、有无矛盾来评论黄兴的是非功过。
况且，孙中山虽然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一面旗帜和伟大领袖，但他毕竟是人而不是神，在领导复杂的革命运动中，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缺点和失误，例如他在用人问题上以及起义地点的选择、领导重心的转移、对东京同盟会本部的领导等问题上，也有考虑不够周全的地方，应当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昧于史实，贸然言之。
如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拥戴、维护和捍卫孙中山的领袖地位的。他和孙中山之间虽然发生过三次大的争论，如果不是黄兴努力克制、忍让，顾全大局、维护团结，后果将不堪设想。
关于同盟会旗帜图示之争本来是非原则问题，为什么竟闹到黄兴欲退出同盟会的地步呢？平心而论，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旗帜图式，黄兴持有不同意见，这应当是允许的，只要双方互相商量，问题不难解决。但是，“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这是导致黄兴怒而退会的导火线，至于黄兴不快的真实原因，据宋教仁分析：“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这席话虽然带有某种感情色彩，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可以说，孙中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然而，黄兴毕竟没有象宋教仁那样，由此得出“不如早自为计”的结论(《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18页。)，他在盛怒平息之后，“未几，复还”，仍然接受了孙中山制定的方案。嗣后，孙中山在东南沿海领导的几次起义，“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迭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冯自由：《中华民国旗之历史》，《革命逸史》初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9页。)
宋案发生后，黄兴起初的确主张用法律解决，但谁都知道，宋教仁是黄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宋被害，黄兴内心的悲愤是可想而知的；其实，他又何尝不想使用武力对付袁世凯，但是，愿望与能否实现愿望毕竟是两回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陈炯明、谭延闿等人“皆反复陈其不可”，就双方的实力而论，国民党对袁用兵，无论是早用兵，还是晚用兵；无论是由孙中山领导，还是由其他谁来领导，其结果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后来，孙中山以此为口实求全责备黄兴，他也没有诿过于人，在其致孙中山的长函中说，“南京事败，弟负责任，万恶所归，亦所甘受，先生之责，固所宜然。”(《黄兴集》第357页。)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批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志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作法。当时抱定黄兴这种想法，“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陈竞存、胡汉民等人，皆无一例外。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
毋庸讳言，黄兴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辛亥革命前，反映在他对形势的估计、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上；辛亥革命后，反映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反袁的策略手段上。但是，无论这些缺点多么严重，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都不能脱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来苛求于黄兴，因为这些缺点是那个时代所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应当承认，黄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确曾表现出悲观绝望的情绪，例如他在黄花岗起义和阳夏战役失败后都是如此。其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象乌云一样，几乎笼罩着当时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刘揆一“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569页。)章士钊在上海狱中也谈到他出狱后的打算，准备“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佐读，以终其身”(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59页。)。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由横滨渡槟榔屿约集同志来会，与会者心灰意冷，“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谭人凤：《石叟牌词》，甘肃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1页。)黄花岗败后，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景况：谭人凤“心志俱灰”，“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6页。)。由失败而转向悲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共同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关头，他志不稍挫，“以一败何足馁”的英雄气概，对革命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是孙中山高出黄兴等人的地方；然而，即使是“中国特出人物”的孙中山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属那个阶级的烙印，在对待袁世凯妥协这一点上，孙中山和黄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只要将同一时期孙、黄对袁世凯的态度进行对比，人们就不难发现，他和黄兴一样，同样经历了由拥袁到反袁的转变过程，在与袁世凯议和时，孙中山和黄兴的态度是完全一致的。诚如宋教仁所评论：孙、黄二公“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民立报》1912年9月16日。)既如此，也没谁来苛责孙中山，为什么待此事与孙中山“无丝毫之异”的黄兴竟被说成是“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呢？！
【资料来源：《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