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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袁崇焕之死（2013年第34期）

在中国古代，每当一个王朝即将灭亡之时，总会涌现出一些悲剧性的英雄人物，明末的袁崇焕就是其中之一。袁崇焕，字元素，号自如，祖籍广东东莞，落籍于广西藤县，生于万历十二年（1584），卒于崇祯三年（1630）。
袁崇焕生活的时代，外有日本侵朝，内有蒙古扰边，女真兴起，使得明王朝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兵联祸结、战事不断。这种社会背景对袁崇焕影响很大，进士出身的他特别关心东北边事。当时，努尔哈赤已经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政权，并于万历四十六年取得了萨尔浒之战的胜利。随后，明军屡屡失败，辽阳失守、沈阳沦陷，辽东地区为后金攻占。天启二年(1622)，努尔哈赤率军进占辽西，广宁明军溃败入关，袁崇焕挺身而出，到山海关监军。
天启六年正月，努尔哈赤率后金兵渡辽河，连下塔山、松山、锦州、小凌河、大凌河等十余城，直逼山海关。当时身为宁远道的袁崇焕率领将士上下一心，利用城坚炮利，誓死守卫宁远孤城。后金军连续两日攻城不下，死伤惨重。宁远城之战，明军以少胜多，打败了数倍于己的后金军队，这是明金战争中明军取得的第一个大胜仗。努尔哈赤负伤退兵，不久便愤愤而死。袁崇焕因宁远大捷被任命为辽东巡抚。
天启七年五月，皇太极率军渡过大凌河，包围锦州，发起了宁锦之战。在袁崇焕的协调和指挥下，明军将士英勇奋战，后金军再一次大败而归。袁崇焕也因此成为令人瞩目的抗金名将。崇祯元年，他又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结果却在两年后被朝廷以最残酷的磔刑凌迟处死。袁崇焕作为明末着名的抗金将领，却被他一直忠于的明王朝以酷刑处死，并被京城民众刻骨仇恨，实为历史上罕见。
袁崇焕之死，与其个人性格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为人慷慨负胆略”，好为大言，过于自负、敢于抗上，只要他认为对的东西，不管是皇帝还是上司，都敢于违命不遵。这种自负的性格随着其权力和责任的增大而膨胀成为自大和专擅。如天启六年八月，努尔哈赤去世，袁崇焕自作主张，派人到沈阳吊唁并与后金开始议和。“崇焕初议和，中朝不知。及奏报，优旨许之，后以为非计，频旨戒谕。”（《明史·袁崇焕传》）但袁崇焕却一意孤行，他虽然通过和谈之机完成了宁锦防线建设，而老谋深算的皇太极却借此机会打败了东江毛文龙的明军，征服了朝鲜，消除了后顾之忧，使朝鲜由明朝属国变为后金的物资供应基地，并动摇了漠南蒙古各部对明朝的信心。因此，这次违反朝令的和谈暴露出了袁崇焕在战略上的短视，为其后来的惨死埋下了伏笔。袁崇焕的性格，既为他屡立战功、成为名将奠定了基础，也是他后来被杀的重要因素。他是从崇祯元年开始一步步走向死亡的。
平台召对是袁崇焕走向死亡的第一步。崇祯元年七月十四日，崇祯帝召见袁崇焕及六部群臣于平台。崇祯帝对袁崇焕寄以厚望，慰劳备至，咨询复辽方略。袁崇焕慷慨陈词：“愿假以便宜，计五年，全辽可复。”皇帝听后非常高兴：“复辽，朕不吝封侯赏。卿努力解天下倒悬，卿子孙亦受其福。”给事中许誉卿乘皇帝退而少憩之际，问袁崇焕五年复辽之略。崇焕笑言：“圣心焦劳，聊以是相慰耳。”誉卿大惊道：“上英明，安可漫对。异日按期责效，奈何？”袁崇焕听罢方觉大话失言，等皇帝回来后，他马上提出许多前提条件，力图表明五年复辽是一个理想化的方案。但崇祯帝对袁崇焕的要求无不答应，关照在场的相关各部尚书照办，所提条件一一予以满足，对其策略表现出了高度的重视。二十四日，崇祯帝赐袁崇焕尚方宝剑，允其便宜行事。袁崇焕先在平台招对时向崇祯帝许下五年复辽的豪言，又制定了以守为主的复辽方略，这本身就是自相矛盾、难以执行的方案。袁崇焕的君前浪言，已经构成了欺君之罪，这使他向死亡迈进了一步。
擅杀毛文龙是袁崇焕走向死亡的第二步。崇祯元年八月，袁崇焕出山海关赶往宁远，督师蓟、辽。他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努力，如平定兵变、整顿军队、统一事权、重建宁锦防线等，并取得了一系列成绩，但擅杀东江总兵毛文龙，为袁崇焕之死增添了砝码。二年七月，袁崇焕在皮岛用尚方宝剑斩杀了同样拥有尚方宝剑的东江总兵毛文龙。当时袁崇焕曾向皇帝请旨：“臣今诛文龙以肃军，诸将中有若文龙者，悉诛。臣不能成功，皇上亦以诛文龙者诛臣。”崇祯帝闻之大骇，但也只得优旨褒答，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明末史料普遍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为了与后金议和，不过这只是时人的猜想。笔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一是因其桀骜不驯、难以统驭，杀之以肃军；二是归并其军队，统一指挥。但毛文龙毕竟和袁崇焕一样是统驭千军万马的边关大将，他在皮岛虽有诸多不法之事，但他屡次派兵袭击后金，使皇太极不敢全力放手西进，其对后金的牵制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袁崇焕明知“文龙大将，非臣得擅诛”，却大胆而自负地杀了毛文龙，并改编了他的部队，其后果是严重的。它一方面引起了崇祯帝和朝臣对袁崇焕的疑虑，为其后来的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另一方面也使毛文龙所建立的东江部队开始瓦解，失去了牵制后金的战略作用。
粜（tiào，卖米）米蒙古是袁崇焕走向死亡的第三步。袁崇焕督师辽东后，非常重视联蒙抗金。崇祯二年春，蒙古喀喇沁部发生大饥荒，请求袁崇焕通市。袁即上奏要开马市售粮给蒙古。此时朝中已经知道喀喇沁等部投金，崇祯帝警告袁崇焕：“据报西夷市买货物，明是接应东夷，藉寇资盗，岂容听许？”而袁崇焕则不以为然，上疏抗辩，为蒙古求情，最后迫使朝廷同意对蒙古开市粜米。袁崇焕的错误判断和固执己见不仅带来了严重后果，也使他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后来为后金进攻北京带路的，恰恰就是这个袁在奏章中认为“断不敢诱奴入犯蓟辽”的蒙古部落。
与后金和谈是袁崇焕走向死亡的第四步。他第二次督师辽东后便与皇太极和谈，尽管这次议和是后金主动提出来的。皇太极虽然多次要求与明朝议和，态度非常积极，但实际上多半是军事行动前后带有欺骗性的缓兵之计。崇祯帝即位后，皇太极先后多次给崇祯帝、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辽东巡抚毕自肃、东江总兵毛文龙等人送信请求和谈，但都没有回音，可以看出明朝君臣对和谈非常忌讳。崇祯二年闰四月，皇太极得知袁崇焕复出，便派人致书请求和谈。袁崇焕接到来信却积极响应。两人书信往返不断，多次和谈，直到十月皇太极发动己巳之役，入关围攻北京。袁崇焕与后金和谈虽然是为了争取时间休养兵马，巩固城池，构建防线，但也造成了朝廷君臣对他的误解，为自己被杀又增加了一个砝码。
己巳之变是袁崇焕走向死亡的第五步。崇祯二年十月，皇太极率数十万兵马绕过宁锦防线，取道辽西，以蒙古诸部为先锋，分路突破长城边隘的龙井关、大安口、马兰峪，攻陷遵化，进逼北京。崇祯帝一面令京师戒严，一面诏令各路兵马勤王。袁崇焕闻讯大惊：作为蓟辽督师，从广义上讲，整个顺天府都在蓟州镇防卫的辖区之内，后金兵由此入关，他当然罪责重大。袁崇焕立即率军赴援，抵达蓟州。崇祯帝“令尽统诸道援军”，袁则向皇帝承诺“必不令敌越蓟西”。但袁崇焕指挥失误，将赶到的各路军队部署到其他防线，使得皇太极在没有受到任何阻拦的情况下直接通过天险蓟门关，接连攻陷京城东面屏障玉田、三河、香河、顺义等县，直逼北京城下。袁崇焕发现后金军越过防线后，并未进行追袭、拦截，而是率兵跟蹑。他不顾明朝勤王援军不得在京城下作战的规定，不听部将劝阻，率兵前往北京，于十六日晚抵达广渠门外。此时后金军已经在北京城外侵掠达四天之久。尽管如此，崇祯帝还是立即召见袁崇焕，而他不顾勤王援军不得入城的规定，多次要求率关宁军入城休整，均遭拒绝。袁崇焕作为蓟辽督师，手握重兵，既没有拒敌于长城以外，又没有阻敌于蓟门防线，而是跟到北京城下才与敌决战。此举使京城突遭兵祸，引起城外绅民的极度不满。于是“怨谤纷起，谓崇焕纵敌拥兵。朝士因前通和议，诬其引敌胁和，将为城下之盟”。这些谣言和议论不断传到崇祯帝耳中，使他对袁崇焕的疑心越来越重。十二月初一，崇祯帝在平台再次召见袁崇焕，问以擅诛毛文龙等事，崇焕无言以对。于是宣布将其停职，入诏狱收监待勘。
崇祯帝最初并不想杀袁崇焕，但由于袁部下的兵变和阉党的推波助澜，最终使他走上了刑场。崇祯三年八月十六日，崇祯帝“谕以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命刑部会官磔示”（《崇祯长编》）。
袁崇焕之死，不是因为清人编造的皇太极设的反间计，而是因欺君失职而被杀。按照明律，敌军入境不能堵截，攻城不能入保，要按律逮治。袁崇焕向皇帝许诺五年复辽，结果一年多后敌军竟然兵临北京，这既是欺君，又是失职。此前督师辽东的杨镐、熊廷弼、王化贞只因失地就被杀头，袁崇焕与之相比罪责要严重得多。袁崇焕在战略上只重宁锦防线而忽略全局、擅杀毛文龙而瓦解东江、违抗圣命入粜蒙古以及在己巳之变中的一系列指挥失误，最终使自己走上了磔刑台。但袁崇焕毕竟是一位具有军事才能而且忠诚于明朝的抗金名将，他的惨死无疑是明朝的重大损失。正如《明史·袁崇焕传》评述的那样，“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作者简介
周喜峰，1964年生，黑龙江龙江人。南开大学博士，现为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明清史、东北民族史。着有《清朝前期黑龙江民族研究》、《依克唐阿传》、《黑龙江史话》等，发表论文5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