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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下）
提要
太平天国革命非仅为颠覆清政府之叛乱，实亦彻底反地主的封建剥削之斗争。地主、豪绅既不利于太平天国之存在，乃联合商人资产阶级组织反太平革命之武装势力，其最着者为湘军与淮军。反革命军与太平军混战于长江流域诸省，争城夺地，斗争之剧烈残酷，史所罕见。而国际资产阶级亦深惧太平天国之发展，助清军与太平军鏖战。太平军势渐不支，在皖鄂诸省皆失利，而清军围攻南京益急。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湘军陷南京。太平天国遂亡。至于太平军之余支在南北诸省与西部者，亦先后为清军所消灭。此轰轰烈烈支持十五年蔓延十七省之农民革命运动于是为反革命淹没于血海中矣。推究太平天国失败之原因，在客观方面，为地主、豪绅、商人、贵族之结合反攻与帝国主义之援助反太平军，在主观方面，则为太平天国缺乏强有力之领导阶级，不能使革命深入于广大之群众间，联系全国革命力量，扑灭反革命的中心势力。至于太平天国领袖之腐化与内讧，尤足予清军以可乘之机也。
一 反革命势力的崛起与太平天国之衰亡
反太平天国运动的勃兴——湘军
太平天国的勃兴不独使得反动的满清政府惶急无措，所有的地主、豪绅、商人资产阶级乃至于帝国主义都因此震骇起来。太平天国的革命在土地政策、经济政策乃至社会政策上给予一切反动的集团势力以绝大的打击，并且随着革命浪潮的发展，更促进了广大的贫农与城市手工业者、贫民对于革命政权的激烈要求，此等要求都逐渐部分的反映到太平天国的政策上来。同时千百万的革命群众在各地已自发地起来和他们的压迫者、剥削者作殊死战，这使得一切的贵族、官僚、地主、绅士、商人由绝大的恐慌中，要求对革命群众及其政权，组织一锐利无匹的反攻，于是以地主阶级为中心的反革命运动就在尖锐的斗争中出现了。这其中最主要而为吾人所熟知的，就是以曾国藩为领袖的湘勇组织。其实在此以前，新宁的举人江忠源已经有了一种反太平天国的武装组织，是由团练—一地主、富农的武装——发展而成的，当时号称‘楚勇”。其后湘乡罗泽南、王鑫等亦继办团练，湘抚张亮基另各募一营助战守，号曰“湘勇”。当太平军的势力已发展到长江流域以后，清廷诏令丁忧在籍的侍郎湘乡曾国藩治团练于长沙。于是国藩极力整顿湘勇，总统诸军。在军队的组织法上，初以三百六十人为一营，后改五百人为一营。每营分四哨：即左、右、前、后各设哨官四人，而由一营官统制。其军官皆为绅士，而兵士成分多为农民。全军分十营，共为五千人，这是湘军的最初组织法。以后成为反太平天国最有力的军队。曾国藩不独组织了陆上的湘勇，而且创立了水师，在衡州，湘潭设立了两个造船厂，制造炮船。结果造成大小战舰二百四十艘。水师的组织与陆师差不多，人数亦为五千。于是水陆军共有万人。陆军由塔齐布、罗泽南率领，水师由褚汝航、杨载福、彭玉麟统率，统名之曰“湘军”。湘军最初在长江湘境与太平军作战，水陆皆不利。但不久就转败为胜，先后克复了湘潭、岳州，水陆会师金口。咸丰四年（一八五四年）八月曾国藩亲统水师恢复了武昌、汉阳、岳州，于是湘军之名大振，而成为国内反革命势力的杰出者了。
淮军的组织与及湘军之关系
当时除湘军而外，在各地都有反太平天国的反动武装组织。如咸丰二年（一八五二年）李鸿章与其父从侍郎吕贤基奉旨回籍办团练。后来皖北的太平军势力发展，吕贤基战死于舒城，这团练才—蹶不振。其后太平军在江浙大力发展，江苏的绅士来安庆——曾国藩驻军处——迎接援师，曾国藩奏遣李鸿章募淮军赴上海，于是淮军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援助之下就成为东南一支反太平天国最有力的军队，而与上游的湘军彼此呼应，夹攻太平军。大抵湘军以地主、富农为主要的基础，而淮军则以资产阶级为主要的支持者。这表明当时的地主、商人、官僚在反太平革命的运动中，是尽通力合作之能事的。
帝国主义之进攻太平革命
不独国内的地主、资产阶级、官僚、贵族起来反对太平天国的革命运动，当时侵略中国最力的英美法诸帝国主义亦惧怕太平天国统一中国与使中国民众的革命运动扩大，所以竭力帮助地主、商人进攻革命运动。当太平军进逼淞沪一带时，苏淞太道吴煦以厚饷募勇数千，以美人华尔（Ward）统率，名曰“常胜军”，又名“洋枪队”（华尔死后，美人白齐文（BurgeVin）代之，最后由英人戈登[Gordon]）统率）。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李鸿章横断太平军，直抵上海，更扩大“洋枪队”的组织，而与英法联军合起来，共同防守淞沪。自是常胜军常参加江浙一带的战争，常破太平军。如一八六二年亡海帝国主义的联军五千五百人，以大炮四十尊进攻嘉定，就是帝国主义帮助清军最得力的战役。后来李鸿章恢复苏淞，完全得力于常胜军。帝国主义帮助中国的反动集团镇压革命原来是自昔已然的事啊。
革命与反革命决战——太平天国的衰亡
自江南大营溃陷后，反太平天国的运动在长江上游更活跃起来，而帝国主义亦开始援助清军的反攻。咸丰十年（一八六O年）太平军连陷苏州、松江。清廷以曾国藩为两江总督，督办江南军务，咸丰十一年（一八六一年）曾国荃攻陷安庆，于是截断了太平军东西两方军事的连锁。太平军健将陈玉成亦被擒杀。
这时太平军在安徽、湖北、江西皆失利，反革命势力异常猖獗。咸丰末年（一八六二年）太平天国最英勇的领袖李秀成率师攻陷杭州，以牵制清军。清廷任曾国藩统辖苏皖赣浙四省的军政，曾国藩乃驻节安庆，分三路进攻太平军：曾国荃窥取金陵，左宗棠窥取全浙，李鸿章窥取苏淞。
咸丰末年，英人戈登率常胜军三千（有英、法、美军官），驰赴太仓，截断太平军的联络。太仓陷，常胜军与程学启军会合围昆山，驻苏州太平军往援，大败。而是时金陵又为湘军所围，苏州处于孤立地位。不久太平军中外国参谋白齐文等自苏州城内出降戈登及清军。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四月戈登助李鸿章军在常州击破李秀成军。常州陷，李秀成部向南京退却。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年）左宗棠军恢复金华、绍兴及汤溪、龙溪、兰豁、永康诸县。太平军在钱塘江东岸大受挫。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九月英法军舰溯钱塘江而炮击富阳，陷之。太平军退杭州。是时在苏州打胜仗的清军——程学启部调至浙境，占领嘉兴，与攻杭清军呼应。杭州遂为清军攻陷。清军入城后，即大肆屠杀。
湘军占领南京城外雨花台，旋占江东桥的堡垒。同治三年（一八六四年）一月曾国荃陷钟山，湘军遂得下瞰南京城。湘军在山下以巨炮轰击南京城。又在城根据地道，实火药而轰之，城遂崩。湘军潮涌而入，南京陷。
先是太平天王洪秀全见城围日久，而城内粮又尽，军民皆疲困不能耐，知大势已去，乃服毒死，时距城陷二十日也。死之前，秀全预言日后必有继太平天国而为同胞争自由者。于是太子福填嗣位，忠王李秀成辅国，及城陷，秀成挟福填出。于是太平天国的政权没落。
太平天国余支的消灭
南京陷后，李秀成遭擒杀。侍王世贤奉幼主福填至广德。世贤自广德奔湖州堵王黄文金军。后文金战死，余军为左宗棠击破。福填至徽州，清军掩至，败太平军李荣发（秀成子）部，荣发遭擒杀。福填乃辗转至福建之延平府，残兵仅二千。卒为清席宝田军所获，被杀于江西。
太平军的另一支康王汪海洋部自杭州陷后，突围走安徽，入江西，侵入闽边。南京既陷，后主福填奔江西，海洋欲以兵迎之，及后主为清军所虏，海洋遂以军隶李世贤。屯大庾岭，有众十余万。后世贤据福建之漳州，命海洋屯军于长汀，连城，上杭一带。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海洋败清军。及清援军至，遂大败。海洋乃收集残兵，入广东境，进攻嘉应州。复由闽边入江西。后又攻破嘉应州而据之。侍王李世贤于同治四年（一八六五年）败入福建，据漳州。后为清军所破，走依海洋，旋为海洋刺杀（一说不知所终）。不久嘉应州亦为清军所陷，海洋战死。于是太平军在南方的残余势力完全扑灭。
在北方尚有陈得才、赖汶光两军。陈得才旧属翼王石达开部，太平十一年得才联合捻党，入陕西武关，进逼长安，战不利。后又转入河南，围南阳，复败于清军。乃解围入洛阳。复入陕西。明年破兴安。为兴安地主武装所击败。乃攻破汉中府而据之。太平十三年得才率军救天京，至英霍，闻天京已陷。乃欲取道江西入浙江救幼主，复为清军挫败于麻城。得才欲回军汉中，途中为变军所杀。赖汶光旧属陈玉成部，曾出潼关，大破清军，在汉中与陈得才军合。得才既被杀，汶光率军入汴有兵四五十万。大败清僧格林沁军。既而天京围急，汶光率军南下驰救，中途闻天京陷，遂入山东，转战于济、青、沂、海之间。后为清军所破，汶光被擒杀。于是太平军在北方的势力完全翦灭。在西方还有翼王石达开一部，最后亦须叙述其起灭。石达开在太平天国内讧时（即杨韦之变——见本章末节）出南京，别树一帜，由安徽率众数十万入江西，趋吉安，与曾国荃军鏖战甚烈。旋率兵入浙，迭陷各城。围衢州不克，解围入福建。后又入江西窥赣州。太平八年（一八五九年）达开入湖南，侵黔边。九年侵入广东。复向广西渡红江而入贵州。所至苗人纷起响应。自是转战于湖南、贵州、广西之间。太平十一年（一八六二年）闰八月达开自綦江大举入贵州，有众十余万人，清军尾追之，达开由普安入云南境，十月复入四川。为清骆秉章所败，复入滇。—二年（一八六二年）二月达开遣骑军入汉中，破兴安，以牵制清军。达开乃自滇入川。中旗（石军分为前中右三旗）在宁远被围，达开自率前旗援之。为川军及土司所围，途穷食尽，达开乃被擒杀，军溃。时在太平十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于是太平天国在西部的军事势力亦已消灭。
二 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及失败的原因之分析
土地政策与土地制度
太平天国运动既是一个反封建势力的革命斗争，在这个新的政权确立以后，自然要兴起许多适应广大的被压迫群众的要求之制度与政策。太平天国的斗争愈是扩大，群众的要求反映到太平天国的制度与政策上的亦就愈丰富。成为此等要求的中心问题的，就是土地问题。我们知道一切资产阶级性的革命都以解决土地问题为首要的目标。因为封建的生产关系主要的就是寄托于土地的占有关系上，不推翻地主对于土地的独占，是根本说不上民主革命的。在前面我们已经指出中国的土地集中于地主阶级的过程，同时已指出许多农民由于丧失土地而日趋于贫困化，这正是酿成太平天国运动主要的动因。太平天国虽然以打倒满清政府、恢复汉人的自由与独立为主要口号，但成为革命运动的骨干的贫农群众主要地是要求解决土地问题；而事实上，不废除封建的土地关系，是无法推翻基于此种土地关系上的满清政权的。自太平天同成立以后，为贫农手工业者所组成的太平军极力地破坏旧的土地关系——如焚毁地契借据等。这种土地革命运动，特别在太平军占领武汉和南京以后更是扩大着。尤其是咸丰三年（一八五三年）所颁行的《天朝田亩制度》已经确立了明确的土地制度。这种土地制度是以废除土地的私有关系为基础的。例如其中一节有云：
“几天下田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务使天下共享天文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匀均，无人不饱暖也。”
该《田亩制度》又将土地分为九等，即由上上田（一亩早晚二季可出谷一千二百斤者），上中田（出一千一百斤者），上下田（出千斤者），中上田（出九百斤者），中中田（出八百斤者），中下田（出七百斤者），……一直到下下田（出四百斤者）。上上田当上中田一亩一分，当上下田一亩二分，当中上田一亩三分五，当中中田一亩五分，当中下田一亩七分五，当下上田二亩，当下中田二亩四，当下下田三亩。这种依据土地的质量来划分土地的数量之办法主要地是用于分配土地之上的。太平天国是照劳动人口的多寡来分配土地的，十六岁以上的国民都有受全份土地的资格，十五岁以下则减半分。例如十六岁以上分上上田一亩，十五岁以下就分上上田五分。又如十六岁以上分下下田三亩，则十五岁以下分下下田一亩五分。这种分配土地的制度正是土地革命的具体政纲。太平天国不仅没收地主的地产，对于豪绅地主所占有的寺庙田产亦规定为国家所有（即王有）。
这种废除土地私有的政策是与当时太平天国的宗教的农业公社理想相联系的。例如在《天朝田亩制度》中规定：“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凡二十五家中所有婚娶、弥月、喜事俱用国库。但有限制，不得多用一钱。……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艺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这正是反映农民群众的农村集产生活的幻想的。
宗教制度与组织
太平天国全部的政治与经济制度都是基于宗教的信仰上，所以在它定都南京后，教堂的建立与宗教宣传的扩大成为与军事发展同样重要的任务。这不外是要：（1）扩大太平天国革命在民众间的影响；（2）巩固人民对于新的政权之信仰；（3）训练兵土和民众，以统一·其革命步凋；（4）使宗教与农业公社的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例如发行《新遗诏圣书》（即《新约》中的福音），《三字经》（宣传宗教的），《幼学诗》等都是要扩大宗教的宣传。又“太平军所踞之地，动辄鸣锣传集兵众或百姓，于何日何时何处听讲道理”。所谓讲道理当然就是借宗教的力量宣传鼓动民众及训练作战的兵士。太平军所到之处，“每二十五家，须设一教堂，各家儿童每日须到教堂读圣书，礼拜日则人民均须祈祷”。
工商业与社会政策
这种宗教的彩色不独表现于太平天国的一般统治政策上，即在工商业政策上亦莫不皆然。例如在南京的政权建立以后，太平天国为实行“科派制”，曾出示说：“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赀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岁给五斗，以为口食。”
在军事组织上，太平军是以军为作战单位的，每一军领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人，以军帅统之；其下则分辖五师帅，各分领二千五百人。每师帅辖五旅帅，各分领五百人，每旅帅辖五卒长，各领百人，每卒长辖四两司马，每两司马领伍长一人，伍卒二十人，共二十五人。战斗员是由民间派出的，即是行征兵制，凡三四口以上的家庭各出一人为兵。所以军队的组织就是由“家”集成的，即每一万三千一百五十六家先设一军帅，如设军以后，人家添多，添多五家，即另设一卒长，添多二十六家，另设一两司马，以上类推。太平天国的全部军事组织系统就是基于军民合一的原则上的。
在社会政策上，太平天国确立了男女平等的制度（如禁止买卖婚姻、纳妾蓄婢、禁止缠足、男女同等考试等等），废除了奴隶制度，取消了历来黑暗的刑法制度，其他如以新历代替旧历，禁绝鸦片，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太平天国革命是带着浓重的资产阶级性的革命。
太平天国失败的客观原因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革命支持了十五年之久（一八五O——一八六四），蔓延了十七省，而结果是消灭了，其原因何在呢?这可以分客观的原因与主观的原因两方面来说。
客观的原因，主要的是在革命扩大和深入以后，商业资产阶级起来帮助地主贵族，一致来反攻革命，形成—条巨大的地主、商人、富农、绅士、官僚、贵族的反革命战线。如以江忠源为首脑的楚军，以曾国藩为首领的湘军，以及以李鸿章为首领的淮军，就是扑灭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武力。随着太平天国的战斗力日益削弱，他们反攻的力量之比重却日益增大。不但如此，在太平军取得了东南的政权以后，帝国主义曾竭全力帮助地主、商人资产阶级进攻革命，使革命的根据地受到致命的打击，动摇并摧毁了南京的政权，这在前面已详为叙述了。
太平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
在主观方面，主要的原因可指出如下诸种：第一，是没有中心的坚强的领导阶级。在当时中国尚未发达着象欧洲十八世纪一样的资本主义，足以产生一强有力的市民阶级，起来领导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在国民经济中占势力的商业资产阶级事实上是与地主、豪绅、官僚、贵族为伍起来反对革命的，因此要成功一个象法国大革命一样的市民革命，简直是不可能的。在另一方面，由于国内的产业资本主义尚未兴起，无从产生一有组织的战斗的劳动阶级，因此在太平天国运动中，仅仅以贫农及破产的手工业贫民为中坚；他们缺乏集体的有组织的斗争力量，保持着浓厚的封建私有观念，更没有为创造新社会而战斗之明确的目标，因此容易涣散革命的团结力量，不能忍受反革命的强有力的打击，所以当革命转到了一危急的关头时，就给反革命扑灭了；第二，是在革命战略上没有汇合全国的革命势力，统一革命的阵线。当时各地的农民与城市贫民的暴动风起云涌，使反动的清室政权日趋于动摇和崩溃，如在黄河流域有着雄厚的捻党斗争，在南方有三合会、七首党等等的暴动，屡次占领重要的城市。倘使太平天国能将此等自发的暴动与斗争和整个的革命运动联系配合起来，集中全国的革命势力于一共同的旗帜之下，当增厚革命的战斗力不少，而反革命亦无法从容不迫地来进攻革命；第三，太平军在军事策略上没有及时的毁灭反革命的根据地与中心势力，即是没有在占领长江流域后一举攻下反动的封建势力所盘据的黄河流域诸重要城市——如北京、天津等重要城市，因此使反革命政权在北方得以从容布置，调兵遣将来反攻革命。虽然在占领南京以后，有林凤翔、李开芳的北伐军出征，但是一则因为为时太迟，等他们深入豫、直时，满清政府在军事上早张网以待；二则因为北伐军的实力太单薄，出发后又和革命的策源地失去了密切的联络，自然经不起反革命的一击。以后陈得才、赖汶光虽然一度占领汉中，攻出潼关，但和南京没有取得很好的联系，而且所攻占的不是反革命的中心地，以致天京被围时，他们竞不能敏捷地回师解围。甚至距天京甚近的上海，太平军亦不能及早占领，致使帝国主义得以援助东南的商业资产阶级、地主、贵族夺取苏常，包围南京，这简直是太平天国在军事上的致命打击。此外如石达开抽调了许多军事力量不顾而去，驱数十万疲惫之师与反革命的精锐力量转战于山岭崎岖之地，自然足以使革命势力涣散，予敌人以可乘之机；第四，是没有使群众的斗争力量和整个的革命战争适当地配合起来，即是不曾使农民的土地革命运动深入而普遍起来，坚决的执行土地分配政策，消灭地主、豪绅的武装，组织各地农民、手工业者、贫民的自卫武装，成立各种保护及争取经济、政治利益的斗争组织，结果造成一种单纯的军事投机，在军事力量离开的地方，有战斗力的群众亦随军而去，使地方的反革命势力得以盘据于农村与城市结集武装力量袭击革命，湘勇与楚勇就是在如此的情形之下扑灭太平天国；第五，太平天国没有健全的革命理论指导及组织全国的革命运动，而惟藉宗教的迷信与仪式训练群众，组织群众。这自然是受了当时科学与产业落后的情形之限制的。因为缺乏正确的革命理论，在整个的革命路线与策略上，就常陷于不可饶恕的错误；第六，缺乏真正为革命而作艰苦斗争的革命干部人材。在太平天国开始夺取政权的时候，太平天国的诸领袖——天王及首事诸王尚能与土卒民众同甘共苦，牺牲一己，献身于革命战争，可是当攻下武汉，特别是占领南京以后，所有的领袖就经不起商业资本主义的繁华之诱惑，而为声，色、玉帛所迷醉，渐渐骄奢淫欲，极豪华之能事了。可耻的英雄思想与腐化生活日益使革命领袖远离广大的群众利益与革命斗争。同时由于这种普遍的腐化，一方面使整个的革命路线渐渐走向机会主义，另一方面就诱起诸干部的利权冲突，造成不幸的流血的内讧，如一八五六年的杨韦事变[1]就是一极好的例证。这样就使反革命阶级得以乘机来攻破革命的堡垒，消灭革命的锐气。
总之，太平天国革命的失败正如这一革命的发生一样，绝对不是偶然的。当时下层民众的痛苦、统治阶级的腐败、群众斗争情绪的高涨，正是利于革命发展的。但是在另一方面，由于上述的客观环境的困难与革命领导干部之主观的错误与薄弱，就使革命浪潮渐次由高涨而趋于低落，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就成为必然的事势了。
（选自《中国近代史》，一九三三年版，署名李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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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东王杨秀清成为事实上的迪克推多，天王洪秀全甚忌之。因召北王韦昌辉密图之。太平天国五年（一八五六年），昌辉奉天王密旨刺杀杨秀清，并杀其党羽。翼王石达开闻变，自湖北驰归，责议昌辉；昌辉复怒杀达开家属，达开缒城而逃。于是昌辉又成了杨秀清第二，天王复忌之，使东翼二王之党杀昌辉及其家属，以谢达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