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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史编纂、故宫学与清史研究
由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和故宫博物院联合主办的“第十二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于2007年8月23日至8月26日在北京召开。
出席会议的国内外学者共120人，包括来自祖国内地、港、澳、台地区的清史专家、学者，及来自美国等国家的清史学者。大会共收到论文70余篇，与会学者就清史研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以及史料文献等若干领域的诸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学者们各展专长，切磋砥砺，从不同的视角、以不同的方法拓展着清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提交大会的论文以及讨论发言，大都运用了新的资料，提出了新的观点，甚至开拓了一些过去未曾引起重视但很重要的研究领域。持不同见解的学者在会上进行了严肃认真而又自由平等的争鸣。以下就大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分述如下。
一、清史编纂与史料运用
清史纂修工程是21世纪初中国的主要文化工程之一，它不仅是中国史学界的文化盛事，同时也受到了海内外汉学专家、学者的高度关注，因此也是此次清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在大会的学术发言中，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做了题为《清史研究的过去、现状以及问题》的学术演讲，通过对近30年清史研究的回顾，他认为，在断代史研究中，清史研究改变了落后的面貌，大有后来居上的趋势[1]；清史研究队伍之庞大、资料之丰富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所不可比拟[2]。他还指出，在清史研究及清史编纂过程中必须努力摆脱那些足以扭曲清代史实的意识形态和固有思维定式的干扰[3]，尽力还原清代历史的原貌：同时在编纂清史的过程中，必须具有忧患意识、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编纂出一部当代最高学术水准的传世之作。
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陈捷先教授在大会的学术发言中介绍了海外学者对清史编纂的关注情况，从海外博物馆对清朝遗物的保存，到编纂语言的使用，以及典籍资料的引用等方面做了精辟的阐述，希望新修大清史要以世界的眼光，使之不仅成为中国的，而且应该成为亚洲的、乃至世界的清史。在分组讨论会上，他以清代蒋良骐《东华录》为例，详细阐述了其中存在的诸多错误与问题，如错别字、记事不周全，甚至与史实不符等，对清史研究中史料的应用作了一个很好的范例。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杜家骥教授《清朝会典的编纂及其利用问题》一文，对清朝五次修订《会典》的时间、体例及结构的变化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梳理，并对《清会典》中极易出现错误的方面进行了详细的指陈，如衙门或职宫设置、更改、裁撤的时间，官员品级、官缺数额以及变化沿革等某些误记、不准确之处，或因疏忽和缺乏了解所导致的其他记述错误等，这对在清史编纂过程中谨慎地使用典志资料具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
辽宁社会科学院张玉兴研究员就清史编纂中人物传记撰写过程中的史料运用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指出，最新史料、难见史料，或者被忽视、被遗忘的史料往往具有特殊的价值，所以应着力搜集，但必须注意史料的可靠性并谨慎使用。
此外，中国历史第一档案馆的胡忠良研究馆员《略论“文献馆”时期明清档案工作中的学术介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牛润珍教授的《<大清一统志>纂修研究》、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吴建雍研究员的《<京师志>编纂与档案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赵云田研究员的《<西藏历史汉文文献丛刊>出版的史料价值》、苏州大学历史系刁书仁教授的《清前期东北流人的几种笔记及其史料价值》、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戎笙的《马戛尔尼感谢信辨伪》、澳门基金会吴志良的《西方文献对雍正继位的记载》、中央民族大学郭毅生教授的《<热河密札>中的“宫灯”是指何人》、李庚其教授的《黎元洪被拥立为都督史实考》、赵至敏的《琦善‘割让’香港考》等文，从不同的侧面探讨了清史编纂及研究中的史料运用及需要考异的问题。
二、故宫学研究及其深化
2003年，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提出“故宫学”这一学术概念，从而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学术领域，在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激发了故宫学人的研究动力。2004年郑欣淼在《故宫学刊》的创刊号上撰文《故宫学述略》，全面阐述了“故宫学”的创新价值与学术地位。2005年，在故宫博物院成立80周年暨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上，他再次阐述故宫学的学科地位及研究意义，并希望史学界同仁支持这一新兴学科的发展，引起史学界尤其是清史界学人的高度关注。
在第十二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讨会上，郑欣淼先生在欢迎词中，阐述了清史研究与故宫学之间的优势互补关系。他认为，清史学界具有宏大的历史视野、深厚的学术积累、科学的研究方法、丰富的文献资料，而故宫学研究中的紫禁城宫殿建筑群、文物典藏、宫廷历史文化遗产、明朝档案、清宫典籍等都蕴含着深刻的历史内涵，体现着几千年来专制王朝的文化底蕴，故宫是中国历史文化的缩影，透过故宫这个窗口可以聚焦透视出明清、尤其是清朝最高统治者的文化理念和治国方略。独特的研究领域、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是故宫学的学科特色，“故宫学”的倡议和学术建议将进一步改变史学研究中博物馆研究领域的薄弱状况，当然故宫学研究需要历史研究尤其是清史研究专家群体的鼎力支持。
故宫学者提交的学术论文涵盖面广、专业化程度高、研究方法独特，但都紧紧围绕故宫学这一学术命题。王子林研究员的《六世班禅和三世章嘉影堂考实》，探讨了六世班禅和三世章嘉活佛为藏传佛教的兴盛和安定边疆所做出的贡献及其与乾隆皇帝的关系。罗文华研究员的《康熙时期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一一兼论清圣祖对于藏传佛教的态度》一文，从康熙皇帝个人信仰的视角，梳理了藏传佛教与皇室信仰的关系，剖析了影响皇帝及皇室宗教信仰的内在与外在因素。李福敏副研究员的《清宫内城隍庙的建置与城隍祭祀》一文，从内城隍庙的建置、建筑方位、内部陈设、城隍祭祀等问题入手，揭示了作为道教传说的城池守护之神的城隍及其庙宇的建置与祭祀由盛转衰的过程。周京南副研究馆员在《清代对海南岛地区黄花梨木的征采考略》一文中，考证了海南岛所产的黄花梨木是明清两代，尤其是清代宫廷家具制作的主要原料。黄剑馆员在《试论乾隆朝宫廷家具的制作及风格》一文中，通过对清代内务府造办处宫廷家具制作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分析，以乾隆朝宫廷家具制作的基本隋况为基础，探索了时代风格变化的原因。
副研究馆员恽丽梅的《乾隆诗文玉册：清宫特殊的文化现象》一文，通过研究乾隆皇帝所创作的诗文并结合根据诗文所制成的玉册文物的梳理，认为这些诗文玉册不仅能反映出乾隆皇帝的审美意趣和个人风格，而且对乾隆思想发展脉络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林姝副编审的《<悦心集>与雍正行乐图》一文，将辑雍正帝在藩邸时所作诗文章句成书的《悦心集》与清宫遗存的雍正行乐图相结合，分析了雍正皇帝处理政务的果断、干练和精神上宁静、恬淡、文雅脱俗的双重性格。
此外，王亦曼、李湜、于富春、章宏伟、尹一梅、杨丹霞、春花、刘立勇、张琼、毛宪民、陈连营等学者从书法、绘画、刻书、服饰制度、制造工艺、清宫武器兵备、宫廷政治等宫廷史研究的各个侧面发表演讲，进行了多视角的研究和阐释，极大地丰富了故宫学的内涵，拓宽了清史的研究领域，深化了以往的研究成果。
故宫学研究所取得的成绩引起了清史学者的极大兴趣，确实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国家清史编委会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主任马大正研究员在闭幕式的总结发言中表示：故宫学自诞生以来，短短的几年就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清史学界必须高度重视清宫史学研究的重要性。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与故宫博物院要继续深入合作，在故宫学和清史编纂两个互补的平台上将清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高度。
三、清代政治：清史研究的重心
清代政治，自然是会议讨论的重点之一。北京大学历史系徐凯教授的《清初满族八“着姓”事功考述》一文，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起与世家大族支持”这一历史命题，他认为后金建国前后，清太祖努尔哈赤、清太宗皇太极正是依靠满洲八个“着姓”等名门贵族的势力，方使清朝不断发展壮大，进而入王中原，统治全国。作者在详细梳理杨同桂《沈故》卷一《满洲八大姓》、徐珂辑《清稗类钞·姓名类·满洲八大贵族之姓》，以及多种族谱、县志等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瓜尔佳氏、钮钴禄氏、舒穆禄氏、赫舍里氏、他塔拉氏、伊尔根觉罗氏、佟佳氏、纳喇氏八个大姓在清前期的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以及他们因功勋卓着而确立的政治地位做出了全面详实的论证。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思治教授《“御门听证”——康熙朝中枢决策“朝会”》一文，认为各部院官员当面奏事，内阁大学士、学士以折本请旨，皇帝不时征询大臣意见的朝会制度成为康熙朝中枢决策的主要形式，诸如统一台湾、治理黄河等重大事务，就是通过这种朝会形式予以决策出台的。因此它成为康熙朝的重要决策制度，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康熙皇帝殚心竭虑，勤政务实的行政风格。南开大学冯尔康教授的《康雍殿试策问之题目与时政——兼述康雍二帝性格》一文，阐述了康雍两朝以殿试策问的方式探讨施政方针的科举制特点，详细分析了殿试的题目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殿试题目针对性强、极富现实感，凡当朝大事，如平藩、征葛尔丹、对准用兵、治河、废立太子等重大事件都成为策问的题目，表明了皇帝选拔实学人才、防止科场作弊的科举取向，也反映了两位皇帝宽严不同的治国风格。
南开大学社会史研究中心常建华教授在《乾隆朝的闽台族正制》一文中，讨论了清朝针对福建械斗问题，在漳州、泉州以及台湾等地方实行的族正制度。这种制度主要是在宗族原有族长权力架构外，另选立族正副、房长等，发给牌照、宫印、下放权力给族正，并以奖惩制度监督宗族。闽台族正制的推行，完善了保甲、乡约体系，是控制基层社会的比较有效的措施，它深刻反映了国家政权与族权的关系，也反映了国家政权对宗族势力比较大的闽台地区的有效控制。
官员选拔制度是专制社会官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科举制度长期为史学界所关注。本次研讨会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李世瑜研究员的《试论清代科举中的考差制度》一文，在分组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所谓考差制度，是指科举制度下对清代对各省乡试正副主考官的选拔考试制度。该文详细分析了考差制度的缘起、沿革，弥补了以往只注重科举对象——即各类考生以及各种相关制度的研究，而很少涉及对考官的考核选拔制度的具体研究的不足。辽宁大学历史系张丹卉教授的
《清代科举之孝廉方正科》，论述了清代科举制度中的孝廉方正科在选拔人才时，以道德实践，而不以文辞为重的特点，认为其目的在于广揽人才、敦励风俗，实际上起到了社会教化的作用。文章从孝廉方正科产生的背景、选任方法、中试者的作为以及这一制度本身所引发的思考等方面展开论证。这一领域也是过去清史学者甚少涉及的领域，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
近年来关于清代法律的研究逐步深化。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研究中心林乾教授在《讼师庄午可聚众抗法案试析》一文中，以道光八年江苏省武进县讼师庄午可聚众抗法为个案，详细分析了清代讼师的角色及讼师在民间的动员力量。透过这一案件可以看出，清代自乾隆时期起，因法律的重刑化，上诉案件逐渐增加，官方认为是讼师蛊惑所致，因此不断制定法律，将讼师作为最严重的犯罪团体来对待。从这一司法现象中也可以看出基层政府力量在处理突发聚众行为时的软弱无力的状况．以及家族亲缘关系的强大力量及其与讼师的密切关系。
南开大学法学院柏桦教授近年来重点研究《大清律》的条文，目前已有几十条清律被逐条析解，准备在未来几年内将全部大清律析解完毕，这是一项重大的工程。此次会议柏先生的《论明清“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一文，梳理了“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的律例，考察了它的历史渊源及主要内容，探悉了“在官求索借贷人财物”罪编入法律的时间及其在清代的主要表现形式——例，柏先生剖析了“豪强”、“挟势”等重要概念的内涵，论证了官吏与殷富大户之间的相互利用关系，特别关注“豪强”的行贿，总结了利弊得失。
在清史研究中，特别是对政治史的研究，传统上一般都比较注重中央政府、中枢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方面的研究。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近年来对清代地方政治的研究曰渐增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院长陈桦教授在《清初的地方财政》一文中，梳理了清初财政政策的矛盾与变化，阐述了在大幅度地压缩地方财政的情况下，州县财政日益紧缩的情形，分析了清初民人的税收负担。吉林省社会科学院李治亭研究员的《清代基层官员铨选制考察》一文，从清代州县官员的选拔角度，考察了州县官的地位，并通过科举途径入仕者担任州县宫的比例，揭示出受教育程度及其文化素质在州县官员选拔中的作用，同时结合官员管理制度中的避籍制度和考核制度，评价了州县官在清代政治中的实际作用，指出了清代县官管理的相应方面对当今在地方官员管理上的借鉴意义。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博士后暴景升的《清代州县官之地位与州县财政》一文，对清代州县官的地位、职责与入不敷出的财政关系进行了梳理，认为这是造成州县官员获得法外收入的制度化原因之一。州县官行政职能与财政能力的不对称，也导致了清代一系列的社会政治问题。
四、关于清代人物的研究与评价
近年来，随着史料挖掘的不断深化，社会学方法的引入，特别是伴随清史编纂工程中人物传记工作的进展，清代人物研究与评价不断细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编审李尚英的《论贰臣》 一文，对“贰臣”出现的历史背景进行了描述，对贰臣的四种情况进行了分析，以洪承畴为例说明了他变节前后的具体情况及其个人的性格和抱负，主张对洪承畴等“贰臣。的评价，应该站在中华民族大一统立场上，进行功过分明的历史评说。辽宁社会科学院张玉兴研究员在《明辨审思精心撰述——关于清开国时期人物撰写的几点思考》一文中，也谈到清代开国功臣，包括降清反明的诸多“贰臣”的历史评价问题，认为“贰臣”的变节行为实不可取。关于对贰臣的历史评价，引发激烈讨论，有学者指出，对待历史人物，尤其是“贰臣”人物不能按照王朝的标准，即不能按照后起王朝的标准评价前朝人物，也不能以民族标准，即以一个民族的准则来评价另一个民族的的人物；更不能以道德来评价，因为道德标准是不断变化的。围绕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这一焦点问题，学者们各抒己见，深化了新清史人物撰写的标准问题。
河北师范大学董丛林教授的《论胡林翼对“系外”关系的处置》一文，认为胡林翼作为封疆大吏、湘系集团的重要领袖人物，在处理湘系与其他省区、军系乃至清廷的关系上，充当了十分要的角色，发挥着他人无法代替的作用。
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编辑部副编审马忠文先生在《紫禁城遗事——读许宝蘅先生<巢云簃日记>》一文中，描述了许宝蘅这位特殊历史人物的独特经历[4]，特别是他与故宫的关系，主要表现在其对清宫档案的整理、搜集和研究。他认为该日记见证了从清季、北洋政府到国民党政权时期以至新中国的历史变迁，是一份珍贵的历史资料。
北京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刘仲华先生的《孙承泽<畿辅人物志>与孙奇逢<畿辅人物考>》一文，通过分析两书的收录标准、内容的异同及撰写过程中的交流，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清初降臣与遗民在入清后的学术抱负以及他们之间的学术交流。
此外，中央党校岑大利教授还谈及了清史编纂中，平三藩将帅人物传记的撰写过程中的史料歧义、满汉文翻译的不同等问题。复旦大学历史系张海英教授的《李金镛及其<珲牍偶存>》，分析了李金镛在清光绪年间对开发东北所做的贡献，评价了他与俄方官员所进行的交涉活动。
五、清代经济与社会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郭松义研究员《清代农民进城与我国早期城市化》一文，指出城市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出现，始于明中叶，至清代则更为明显。郭先生认为中国明清时期的城市化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具有一定规模的市场网络的形成、追求经济目的的工商型城镇的发展、赋役制度的改变、[5]农村人口的大量外流等因素密切相关。以往的清代城市或市镇史研究在统计上往往忽视那些来自外乡并从事低层次服务的帮工和苦力，其实他们已经成为城镇人口的一部分。另外农民进城已经不仅仅是寻求生活出路，还包括身份转化、为城市所认同等深层次要求。但是，对清代的农民进城之意义不能估计过高，只是城市化的前奏而已。
苏州大学历史系余同元教授《明末清初到清末民初：江南产业技术理论化的差异性与关联性》一文，以江南及其周边地区传统工业技术为对象，阐述了其由经验形态向理论形态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江南及其周边地区传统产业技术转型中的技术科学化和科学技术化过程及其发展阶段。余先生对江南及其周边地区200多种工业技术文献的生成及其作者、版本、内容等进行了初步的分期分类的研究，提炼其科学理论化内涵，分析其技术科学化的意义，论证了江南及其周边地区在明末清初和清末民初两个时期工业技术理论化的外在差异和内在关联性，揭示了清代江南区域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基本脉络。
南京大学历史系范金民教授《清代刘家港的豆船字号——<太仓州取缔海埠以安海商碑>所见》一文，详细阐述了江苏太仓刘河镇——刘家港，在清代前期对沟通江南最着名的工商业城市苏州与华北、东北的海运联系等方面所起的巨大作用，以及商业资本开设的运销豆麦杂粮的铺号——豆船字号的经营状况及地方政府对其保护的情况。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赵珍副教授《清代农业土地资源利用与生态环境》一文，认为l 8世纪以来清朝承平日久，人口剧增，带来了人地矛盾激化的问题，于是清朝政府着力利用和开发土地资源，坚持以农业为本，发展经济、安置人口。该文还分析了土地开发对北方森林草原环境所带来的深刻而持久的影响，认为此举措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地矛盾，但也带来了诸如森林覆盖率降低、水土流失严重、土壤沙化、草场退化、土地沙漠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这一课题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
六、关于清代文化研究
在文化研究方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王俊义编审在《从理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看深入研究清代理学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认为自20世纪初以来，对清代理学的研究几乎处于停滞状态。他分析了理学备受冷落的原因及改革开放后清代理学研究的现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理学研究的几个问题，包括对前人研究成果的继承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理学是否在明清之交就已经终结：对明末清初王夫之、黄宗羲、颜元、傅山、方以智等思想性质的定位问题；如何科学地、准确地分析概括清代理学的特点；与国际及港台理学研究的对话与回应问题等。王先生指出，新修《清史》的通纪、典制、传记和史表等相关部分，都在不同程度上涉及清代理学的相关问题，因此对其展开研究，对清史编纂意义重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所王政尧教授在《清代宣南戏剧文化的形成与梨园名宿的贡献》一文中，认为清代宣南文化主要是因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族统治者进京后强行将居住内城的汉族官商民等迁往宣武门以南和南城的其他地区而形成的。在这些搬迁的人中有一些是梨园名宿，他们与原来住在这里的同行们形成了一个文化圈，并逐渐演变成着名的北京京剧文化，即我们所称的宣南文化。王先生从梨园名宿们的乐于助人、锐意进取、不断革新等精神分析了他们爱人、爱国、爱艺等高尚品格．评价了他们对中国戏剧，尤其是对京剧文化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此外，研究清代文化的论文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孙燕京教授的《清末权贵研究——以那桐日记为视点》、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廖晓晴研究员的《辽宁清文化研究》、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研究馆员邹爱莲的《清朝由盛转衰的信号——从乾隆帝元旦开笔吉字谈起》、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刘潞的《石刻后面的历史——以苏州、西安地区清碑石刻为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审孟超的《从精神控制看秘密教门屡禁不止的原因》、安徽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王天根教授的《<吴京卿节本天演论>考释》等，另外，前述“故宫学”方面的文章大多为清代文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或与之具有密切的关系。
七 关于清代的民族、边疆与中外关系
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建立的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疆域广大的朝代之一，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其对外关系也比以往的王朝更为复杂。因此，清代的民族关系、边疆和中外关系始终是清史研究中的重要课题。
北京大学历史系王晓秋教授的《清代中日关系研究的新探索》一文，依托清史典制邦交志课题组对中国、日本、朝鲜等国大量档案文献史料的收集、挖掘和研究，开拓了清代前、中期中日关系研究的新领域。清初因日本德川幕府和清政府分别实行锁国和禁海政策，因而没有正式的外交关系。清顺治初年，中曰漂流民交涉，是清初中日官方的相互试探。清同治十一年(1872)秘鲁货船马里亚老土号因拐运并虐待华工被日本横滨港扣留，清政府派出了最早的办理交涉的政府官员，这一事件也改变了李鸿章对日本的认识。也是在同治年间，中日缔结《中日修好条约》，正式建立邦交关系．但其过程却是一波三折，日本试图援引西例，在中国获得其他西方列强的利益均沾待遇，遭到李鸿章等权臣的抵制和驳斥。这些都是研究中日关系的最新资料，对于理清清代中日关系的建立与发展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台北故宫博物院图书文献处陈维新先生在《雍正皇帝遣史赴俄外交礼仪交涉》一文中，描述了雍正七年(1729)，靖政府理藩院行文给俄国枢密院，表示愿派使臣前往莫斯科向新登基的彼得二世朝贺这一外交事件。认为这次清政府并未按“封贡体制”把俄国视为大清国的“属国”，派使臣携带中国皇帝的“敕书”前往，而是把俄国作为平等国家来对待，这对于以天下中心自居的大清帝国来说，在对外关系上是相当特殊的例子。该文引用相关档案史料，对雍正皇帝派使团赴俄国的动机和托时等人与俄国政府人员交涉有关觐见俄国皇帝的外交礼仪，以及为何清朝宫修史书不见此事之记载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在分组讨论会上，针对部分学者对该问题提出的不同看法，作者作了相应的说明。
辽宁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谢景芳教授在《清代八旗汉军的瓦解及其社会影响》一文中，认为清代的满汉关系不仅存在着满人汉化，也同样存在着汉人满化的问题，这既是民族问题，又是文化问题，具有高度的复杂性。清代，尽管满族对周边先进文化有着高度的敏感性，但是仍无法摆脱落后的羁绊，在进步与落后的争斗中，满族完成了超越时代的、跳跃式发展，与汉文化同流共进。满汉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过程大约有150年左右的时间，即清太祖天命建国到乾隆朝中期，这个过程恰与汉军八旗的始建和衰亡正相吻合。在他看来，八旗汉军的建立是被奴役的汉民不断掀起反抗斗争，争取恢复原来身份地位的产物。汉军是民族交融中文化发生倒退与逆向适应——满族化的典型例证。然而经过清入关后百余年的发展，作为满族文化的制度形态的八旗制度在汉文化的冲击下逐步瓦解，汉军在这个过程中不仅完成了本身的改造，而且也成为促使八旗制度瓦解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汉军成为满族走向汉化的媒介和桥梁，汉军八旗的瓦解是满汉文化趋同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辽宁师范大学喻大华教授的《试论19世纪前中期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一文，从清王朝当时所处的国际背景视角，分析了19世纪中前期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他认为该研究热潮是康雍乾盛世结束、王朝危机到来之时代巨变的产物。其背景主要是一些倡导经世致用的史学家为保卫、开发边疆提供历史借鉴，同时也是出于扭转乾嘉学派史学脱离现实弊端的考虑，以汉学家的实事求是和经世致用的精神为宗旨，发奋攻治边疆史地并使之成为显学。史学家们关注的热点是新疆和蒙古，着眼于巩固边防，强调国家的统一，突出中央与地方的从属关系等重要的历史主题。但在这一研究热潮中也存在不足，主要表现为重北轻南、狭隘的民族观点等。作者从保卫、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的高度对这一热潮给予高度评价。
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陈志刚的《清代前期颇罗鼐家族总理藏政研究》一文，认为清代前期由颇罗鼐家族主理藏政与当时清朝及西藏所面临的政治、军事背景有着密切的关系，这是清政府为结束西藏混乱、维护西藏主权和政治社会稳定的必然选择，也是出于清朝政府以世俗政权这种间接方式治藏政策的延续。在军事上则主要是出于防御西北蒙古、完善边疆防御体系、保证西藏和西北沿边各省安全的重要战略部署。作者分析了颇罗鼐总理藏政的高度极权的藏王制特征，这种体制是出于西藏地方特殊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的现实需要。但是，该体制也有其致命的弊端，在颇罗鼐之子珠尔默特那木扎勒继为藏王时期，单纯以威权和暴力为后盾的统治，触犯了藏人尤其是上层僧俗大贵族的利益，最终导致了这种体制的崩溃——藏王制被废除，这进一步迫使清朝寻求治藏新体制——驻藏大臣与达赖喇嘛共同掌政的体制。从这个意义上说，颇罗鼐家族藏王体制的成功与失败为西藏由政教分离到政教合一政治体制的转变提供了必要的经验。
台湾佛光人文社会学院历史研究所李纪祥教授的《海上来的世界图景一一从利玛窦到魏源的世界新图与世界观》，认为明代万历年间西文传教士带来的世界新舆图所反映的新的世界观给中国带来的影响与冲击是无与伦比的，论文通过明清文集、舆图所观映的对新世界图像的态度、立场，域内、域外的反思图本，聚焦于从利玛窦到魏源时期的中西方的视野变化与历史交错，论证了当一种域外新知进入时，人们的文化视域及对世界的认知往往再度重构的历史未规律。
纵观本次研讨会，由于故宫博物院众多学者的积极参与，使得清史研究在文献与文物等资料的研究上有了长足的进步，突出了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博物馆学相互融合的研究特色，从而弥补了以往过分关注宏大历史研究，而忽视书画、器物、服饰、宗教、建筑等微观领域研究薄弱的不足，将这些领域的研究与清代的宏大历史背景密切地联系起，极大地加强了我们对清代宫廷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等方面的研究。
本次会议对清史研究以及清史编纂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学术问题进行了认真的研讨，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见解，解决了研究中某些存在歧异的问题，结清史编纂工作的进一步推动和清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化，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第十二届国际清史学术研计会即交流了学术，又增加了国际及国内清史学者之间的友谊与合作，为进一步推动清史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新的基础和平台。
[1]因为清史研究主要是在清朝灭亡之后才起步的，迄今还不足百年，因此较其他断代史研究起步较晚。明代以前的断代史研究比较早，即使不是用现代的方法来研究，单是历史资料的整理、汇编等也要完整得多，而且在明代以前的断代史研究中，也集中了许多历史名家。清史研究虽然也有许多大家，但是主要限于政治史领域，而且比较分散、零乱，系统性不强。80年代以后，清史研究机构曰益增多，研究队伍之结构日趋合理，研究成果日渐丰富，清史研究获得了巨大的发展。[2]包括典志、方志、传记、小说、图画等多种资料。[3]如狭隘的反满民族主义、天朝上国观念等意识形态和思维模式。[4]许宝蘅曾任过军机章京、在承宣厅行走，后任北洋政府总统府秘书、国务院秘书、 铨叙局局长、积勋局局长、内务部考绩司司长、国务院参议等职，1927年1月任国务院秘书长。1932年随溥仪去长春，后任伪满执政府秘书、大礼官、宫内府总务处处长。1939年年老退职，1945年回北平家居，1956年10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5]主要指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和清代雍正皇帝的“摊丁入地。赋税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