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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慈宁宫所见清帝孝治（2016年第44期）
孝道，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历代统治者承袭倡导，沿至清朝，“孝治天下”已成为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清代诸帝躬身实践。作为奉养太后、太妃之所的慈宁宫，即成了清帝践行孝道的历史见证。慈宁宫，处紫禁城隆宗门以西，修建于明嘉靖十五年（1536），是几组建筑的统称，包括慈宁花园、寿康宫、寿安宫和英华殿等。按照皇家礼仪，皇帝去世之后，其皇后、妃子遂成太后、太妃，须迁居至专为她们而建的住所，即慈宁宫。
清朝入关后，慈宁宫仍是奉养前朝后妃之地。顺治十年（1653），经过几个月的工程建造，慈宁宫迎来了它在清朝的第一位主人——昭圣太后（即人们熟知的孝庄太后）。
昭圣太后是皇太极的妃子、顺治帝的母亲、康熙帝的祖母，相继辅佐三君，对稳固清初政局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康熙帝，即位之时年仅八岁，两年后，生母孝康章皇后病逝，昭圣太后便成了康熙帝的唯一至亲。康熙帝曾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躬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清圣祖实录》）此种感受，确非虚言。康熙帝以实际行动竭诚报答昭圣太后的抚养之恩。
昭圣太后在世期间，康熙帝三十余年如一日，每天必“亲诣慈宁问起居”。遇有节庆，更要前往慈宁宫行礼。康熙帝认为，“问安视膳，趋侍庭闱，以尽孝道，为子孙者之恒礼”。所以，特谕令起居注官不必每次随行记录。（《清圣祖实录》）即使外出巡视，也时刻挂怀祖母于心。如康熙十年（1671）、二十一年，东巡至盛京和兴京，每天必发折向祖母请安；沿途捞获鲜鱼和野味，遣人亟送北京，让祖母品尝。康熙二十四年九月初一，“上在青城，闻太皇太后违和，即启行星驰来京”。次日抵京后，立刻赶往慈宁宫问安，并接连几日数度往探，直至祖母渐愈，康熙帝方觉心安。（《康熙起居注》）
在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昭圣太后年事益高，经常患病在床。康熙帝“无日不虔洁精诚，默行祈祷”，并且朝夕在慈宁宫中“席地奉侍，亲调药饵，寝食俱废”。当祖母病情加重，康熙帝更是昼夜不离慈宁宫，“隔幔静俟，席地危坐，一闻太皇太后声息，即趋至榻前，凡有所需，手奉以进”。（《清圣祖实录》）
康熙二十六年底，昭圣太后病逝于慈宁宫，谥曰孝庄文皇后。深知孙儿性情的孝庄太后，在遗诰中特意勉励康熙帝要以社稷为重，不可过于悲痛。可康熙帝还是悲痛异常，“哀号痛切”“五内摧迷”。（《清圣祖实录》）几日之后，依然昼夜痛哭。任凭大臣们竭力劝谏，依旧无法缓和心底悲伤。至于孝服，依照礼制规定，过了二十七天即可除去，但康熙帝执意要求延长至二十七月。对年内办理丧事的祖宗规定，他也认为太过简促，于是不顾大臣们的一再反对，改到了年后进行。这种至孝之举，可谓历代帝王亲践孝道的典范。清代皇帝竭心尽孝，既有寻常人一样的尊老敬亲之情，也意在以身作则，示范天下。顺治帝在位时，曾在诏书中强调：“帝王以孝治天下，莫大乎事亲，必福寿康宁，而人子之欢心始畅。”（《清世祖实录》）可见，“事亲”与“孝治天下”本就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康熙帝说得更为明晰：“人孰无祖父母、父母，为子孙皆当尽孝，何分贵贱？朕孝治天下，思以表率臣民，垂则后裔。”（《清圣祖实录》）即希望从自身做起，后世子孙及天下百姓都能侍奉亲长，无违孝道。
雍正帝即位之后，其生母仁寿皇太后暂居于“东六宫”之一的永和宫，未及移居宁寿宫，便于雍正元年（1723）五月病逝。于仓促之际，仍能看到雍正帝对皇太后的诚敬孝心。皇太后得病之时，雍正帝“诣永和宫亲视汤药，昼夜无间”。至皇太后病重去世，雍正帝“擗踊号恸，抢地呼天，哭无停声”，“昼夜悲号，水浆不御”。一年之内，连丧父皇与母后，雍正帝的悲痛自可想见。其对孝道的认知和实践，则与乃父一以贯之。雍正三年二月，雍正帝谕令直省督抚：“朕惟古昔帝王，以孝治天下。诚以孝者，天之经，地之义，民之则也”。（《清世宗实录》）虽然雍正帝继位期间侍奉生母时日较短，但其对孝道的认识同样深刻，并且提升到了维系“天”“地”“民”重要准则的高度。
乾隆帝登基之后，对久无皇太后居住以致濒临倾圮的慈宁宫进行了大规模改建，以便更好地侍奉母后，尽达孝心。雍正十三年九月，乾隆帝即位伊始，下旨拆除慈宁宫西侧的宫墙，辟地新建寿康宫。乾隆元年（1736）十一月，正式迎接其生母孝圣宪皇后，也就是后来的崇庆皇太后入住寿康宫。所以，此后史籍记载皇太后居住于慈宁宫时，只不过沿用了笼统说法，准确来说已是寿康宫。
乾隆帝处处以皇祖康熙帝为榜样，除了日常的请安、侍奉外，还屡屡在南巡、东巡时携母同行。礼亲王昭梿曾记述：“纯皇（即乾隆帝）侍奉孝圣宪皇后极为孝养，每巡幸木兰、江浙等处，必首奉慈舆，朝夕侍养。”天性慈善的崇庆皇太后，多次劝说乾隆帝减刑罢兵，“上无不顺从，以承欢爱”。乾隆帝极力满足皇太后所需，从不稍有违碍。“后喜居畅春园，上于冬季入宫之后，迟数日必往问安视膳，以尽子职”。（《啸亭杂录》）这也正如乾隆帝在即位之初所言：“朕惟致治之本，孝道为先。”（《清高宗实录》）在60年统治期间，乾隆帝继承并进一步发扬了父祖“孝治天下”的治国理念。
最能体现乾隆帝竭尽所能博母欢心的举动，当属乾隆十六年、二十六年、三十六年连续三次为皇太后举办的六十岁、七十岁和八十岁寿典。每次都对慈宁宫建筑群进行修缮，仪典场面相比之前愈加宏大。以皇太后八十寿诞为例，不仅有各方纷纷敬献的奇珍异品，乾隆帝还亲自登上戏台，着彩衣献舞。随后，“诸皇子、皇孙、皇曾孙、额驸以次进舞”。乾隆六十年十月，乾隆帝决意归政之际，仍旧念念不忘昔日慈宁宫内的温馨情景。他特别强调：“慈宁宫为圣母皇太后所居，颐和益寿，最为吉祥福地。后世子孙，逮事慈帏，即可于此承欢隆养”。（《清高宗实录》）“以孝治国”的指导思想，在乾隆朝得到充分贯彻，并为后继帝王树立了榜样。嘉道以降，清廷渐受内忧外患的侵扰，国力难比康乾盛时，无力全面修缮慈宁宫，但清帝问安行礼、“孝治天下”的行动并未改变。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待生母以外的其他太后太妃，也是无微不至，极尽孝道。
道光帝的生母喜塔腊氏，早在嘉庆二年（1797）即已病逝。道光帝继位后，一方面追封生母徽号，以感念生养之恩；另一方面，把无尽孝心放在了嘉庆帝的第二任皇后——孝和皇后身上。孝和皇太后只比道光帝大六岁，但他始终恪尽孝礼，和对待自己生母没有分别。道光十二年（1832）八月，道光帝为免皇太后被俗事所扰，特参照乾隆时期定例，下旨慈宁宫上下人等：“一切不准在太后圣母面前，以无作有，信口谈论。非但徒劳圣心，而恐有碍。”并明确告诫宫中人员：“如有为私事来往者，概行阻止。如日久懈弛，或别生事端，一经破露，必将失察之人治罪不贷。”随之将此规定载入宫中则例。道光二十九年，皇太后去世，道光帝悲痛万分，久久无法缓解哀思，以致“擗踊摧伤，渐形亏弱，气益上逆，病势日臻”（《清宣宗实录》），于次年病逝于圆明园。道光帝对皇太后的孝顺，发乎本心，真情至性，传继和发扬了清朝“以孝治国”的理念。
光绪时期，慈禧太后在慈宁宫中居住时间不长，光绪帝问安行礼如常。光绪十年（1884）十月，适逢慈禧太后五十寿辰，光绪帝特恭迎慈禧太后至慈宁宫内，“捧觞上寿，彩衣躬舞”，随之“王、贝勒、贝子、公等以次进舞”（《清德宗实录》）。 “孝治天下”的治国方略，并未因时势的变迁而受影响。在躬身实践的同时，清朝皇帝还将孝道普及，推向全国，力图形成人人孝亲敬长的社会风气。康熙十年，康熙帝任命大学士熊赐履为总裁官，纂修《孝经衍义》，于二十八年纂成后，刊刻颁发，对社会教化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正如康熙帝所说：“兴起教化，鼓舞品行，必以孝道为先，节妇应加旌表，孝子尤宜褒奖。”（《清圣祖实录》）有清一代，清廷多次下令地方官，挖掘各地的孝子、孝女事迹，通过旌表的方式予以表彰和鼓励。
在位任职的官员，当遭遇父母去世的情况时，需要回籍守制，以尽孝思。清代诸帝对此均有过严格的规定。乾隆帝继位之初，明确下旨“禁在任守制”。针对留恋官位而不肯守制的官员，乾隆帝则严惩不贷。乾隆元年九月，福建漳州总兵官李荫樾上奏称，继母顾氏病故，照例应丁忧回籍，但自己刚刚上任，加之妻儿无人照料，所以请求允准留任。乾隆帝看折之后，随即痛斥李荫樾“贪恋爵位，而忍忘其亲；公然自奏，而不以为愧”。甚至狠狠地说：“朕从未见世间有此等无耻之人。……李荫樾但知有妻子，不知有父母，灭性灭情，无礼无法。诚有玷于圣世，不齿于人伦。”（《清高宗实录》）最后下旨将李荫樾革职重处。乾隆帝处置李荫樾，起到了“杀一儆百”的作用，也把孝道作为规范推广至官民之间。
“禁在任守制”的规定，贯穿整个清代，极少有特例。即如道光帝所说：“我朝以孝治天下，凡属丁忧人员，非有重大事务，从不夺情起用”。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崇孝治而维风化”。（《清宣宗实录》）在人人重孝、尽孝的社会风气下，老人有所养，有所终，由此出现了大量的高龄老人。康熙帝、乾隆帝在位期间，多次举行“千叟宴”，邀请数千位老人一起，共享盛世发展成果。
有清一代，“以孝治国”始终是统治者治国理政的指导思想，以康、雍、乾为代表的清代帝王，躬身实践，尽展孝道。清代帝王提供的历史经验，值得当今社会借鉴。
作者简介
孔勇，1988年生，山东曲阜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