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

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前的十多年，中国社会正处大变革的时代。新生的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政治势力，已经登上了历史舞台。正是在这样一个历史转变时期，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不能不引起资产阶级的极大关注，特别是义和团“灭洋”的口号，不能不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议论的中心。站在时代最前列的资产阶级，由于吸取了西方先进思想的营养，目睹义和团盲目排外带来的严重后果，他们所发表的种种评议，今天看来，仍有一些不失为真知灼见。
（一）
义和团仇视一切洋人，把所有的外国人统统称为大毛子，凡属毛子必杀无赦。又仇视一切洋物，见洋物即怒不可遏，必毁物杀人，甚至把吸纸烟、戴眼镜、拿洋伞、穿洋袜的人，也处以极刑。还仇视一切教民，把信教的中国人，都当作二毛子，格杀无论，致“冤死者甚多”。对于这样的“三仇”行动，资产阶级当时发表的论着，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指出：“不分东西洋人，而概行□杀之，则何啻与人类为仇”（《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见《义和团》（四）。），那种“攻使馆，□公使；毁教堂，□教士”的妄举，更直接违反“两国交战，不罪使臣”的原则，“为万国公法所不容”（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而且导致了“我曲而彼直，我短而彼长”（《中外日报》：《各国宣守和平宗旨说》，见《义和团》（四）），揆失于理；指责“利民之器，而躬自坏之”“不知利害之国”（《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见《义和团》（四）。），“诛戮无罪之臣工，祸延无辜之赤子”（《同文沪报》：《综论近日之时势》，见《义和团》（四）。）。
梁启超在剖析义和团盲目排外带来的危害时，深刻地指出：“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不覆败者也；天下之国未有排外而能独立者也”（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他提出的理由是：一，对外国的一切“深闭固拒”，连“文明之政化，精妙之学问”，也“不能资其益而取其长”；二，盲目排外最终势必走向其反面，“一排再排而势不敌，悚然于排外之可以召祸也，利一变为服从主义”（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清政府正是这样“排外不成，转为媚外；闹教不得，驱而入教；愈激刺则愈疲弱，愈疲弱则愈放弃；视赔款为固然，视割地为常事；喻以瓜分而不知恐，惕以灭种而不知忧。”（孟晋：《论改良政俗自上而下之难易》，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上册。）义和团失败后，清王朝便打出了“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白旗，完全拜倒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脚下，充当只知“赠礼”的儿皇帝。中国近代历史的进程证明，梁启超的精辟概括符合历史发展逻辑。
资产阶级史家还正确地分析过义和团产生排外思想的主客观原因。一九○一年有人在《清议报》上发表文章，明确指出义和团的排外，是由“外人侮我”所激起的，正如“击石钻木，力之愈烈，则石木愈热，电火从此而生”，为了反抗列强侵略，义和团群众“共竭腕力”，“振起国民排外之思想”（《义和团有功于中国说》，见《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一卷上册。）。资产阶级维新派办的《中外日报》也曾指出义和团的排外是“以复仇为雪耻，以积愤思报怨”，“其抗志负气，殆非无取”（《中外日报》：《论近日致祸之由》，见《义和团》（四）。）。朱执信在剖析义和团落后意识时指出：“惟无智识，故不能识别事实之真伪，办法之有效否”（魏源：《圣武记》卷十二），这些分析是符合历史实际的。梁启超在《排外评议》中还谈到：“我中国以排外闻于天下也久矣”，“外人之来我国也，必将深闭固拒”，把来华的外人称为“夷狄”，视为“毒蛇猛兽”，将外国先进的社会政治制度以及科学文化“视为□毒”，“必求使外人之足，绝迹于吾国之中”（梁启超：《排外平义》，见《中国魂》。）。魏源在描绘当时的知识分子对外国的认识时说：“惟知九州以内，至塞外诸藩，若疑若昧；荒外诸服，若有若无”（魏源：《圣武记》卷十二。），甚至不知英国在何处，国君是男是女，至于社会下层的广大农民群众还以为兰眼睛的外国人，不是人所生养。孙中山更敏感地指出：“满州人所扶育起来的排外精神，终于在一九○○年义和团骚动中达到最高峰”，“义和团运动的首领不是别人，而正是皇室中的分子”（孙中山：《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见《孙中山选集》上。）。
甲午战后，国家面临瓜分灭种之祸，处在社会最下层的农民群众，由于没有文化，蒙昧无知，再加上千年神权思想的薰陶和封建迷信的毒害，还有封建统治阶级的煽惑利诱，把种种痛苦的根源都归罪于洋人洋物。拳民告示中说：“患祸之来，实自洋鬼。伊等到处传教，设置电线，修筑铁道，不信神圣之教，而污渎神明。天神之意，以为电线易割断，铁路易拆毁，洋鬼宜斩首”（戴玄之：《义和团研究》页92。），“故以拆铁路，毁电线，烧学堂，焚译署，杀教民，攻使馆”等等狂热行动，都是在这种思想支配下干出来的。
（二）
人们不禁要问，何以中国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进行了那么集中和强烈的抨击呢？是不是象有的论者所责难的那样：因为资产阶级本质是反人民的，所以他们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也只能是“反动”的？不能否认资产阶级有歪曲和颠倒义和团反帝斗争正义性质的一面。但是，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所作的大量评议却是切中了义和团时弊，触及了义和团笼统排外和盲目狂热的致命弱点。
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不是某几个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个人爱恶的孤立行为，它反映了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二十世纪初年，一批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看出了世界发展的大势，发出了“锁国之不足以自立，守旧之不足以致治”（《中外日报》：《原近时守旧之祸》，见《义和团》（四）。）的呼喊。一九○○年九月，正值义和团运动由高潮进入低潮的时刻，资产阶级维新派在《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论述了日本所以兴盛中国所以衰败的经验教训，指出：“尚维新，主开国，日本之所以兴盛也；重守旧，期锁国，中国之所以衰颓也”（《中外日报》：《原近时守旧之祸》，见《义和团》（四）。）。日本民族兴盛发展的历史正是这样：明治维新之后，明治新政权进行了一系列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改革，大力推行“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三大政策，使本来落后的日本，在不太长的时期内，一跃而为世界资本主义强国。
日本人向西方学习有成效，中国人也想向日本人学。某些放眼看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认为“锁国之策，不可行于今日”，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沉寂千年的“老帝国人民思想之大脑，乃大呈欲改方向之状”（《中外日报》：《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见《义和团》（四）。）。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曾经满怀信心地指出：“日本之文明，非其所固有者，前则取之于中国，后则师资于泰西；若中国以其固有之文明，转而用之，实驾日本，无可疑也”（孙中山：《中国民主革命之重要》，见《孙中山选集》上。）。然而，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的潮流的发展，不能不迂到封建统治阶级和习惯势力的顽强抵抗。义和团的排外主义，既适应了封建顽固势力排外的需要，又反映了农民群众盲目排外的心理。资产阶级敏锐地察觉到义和团排外势头所带来的社会危害，当义和团把“灭洋”排外的旗帜打出来的时候，便理所当然地给资产阶级以尖锐的抨击。
一九○○年九月，维新派在《中外日报》上发表文章，详细论述了世界发展的大势，指出：“今者大地交通，国与国相见，种与种相见，见而其民之智者胜，愚者败；其民之有学者胜，无学者败；其政之善者胜，□者败；其兵之精者胜，劣者败；其商之通者胜，塞者败。”他们主张“开民智，使其学术政治兵商诸事，去己之短，取人之长，改良而适于用”（《中外日报》：《原近时守旧之祸》，见《义和团》（四）。）。这种从进化论观点出发，对世界大势所作的分析，诚然带有阶级的局限，但就其主张以西方先进资本主义国家为榜样“去己之短，取人之长”，对实行社会改革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它既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愿望，也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义和团只知“以下令逐客为最快人意，以闭关绝市为复见太平”（《中外日报》：《论近日致祸之由》，见《义和团》（四）。）确实是闭眼不看世界大势，和奔腾向前的时代潮流背道而驰。这就是资产阶级所以要强烈抨击义和团排外主义的根本原因所在。
戊戌政变之后，维新派的一批爱国志士惨遭杀害，康梁等人被迫逃亡海外，曾经赞助过康梁变法维新的帝党人士也遭到眨斥。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后党集团，为了进一步肃清维新势力，便把义和团当作剿杀异己的工具。《中外日报》曾揭露说：“旧党既胜，尚有余恐，乃举新党而殄灭之，又误以为新党皆外人所嗾使，乃并外人而殄灭之，积此思想，乃组织出义和团一事”（《中外日报》：《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关系》，见《义和团》（四）。）。据记载：在后党集团煽纵下，义和团“以仇教为名，至斥上（光绪帝）为教主”，提出“愿得一龙二虎头”。有个叫张荫桓的侍郎，在康有为上书变法时，曾给光绪帝传递过书信，光绪生病时又以“西药进御”，为慈禧所深恨，于是鼓动义和团“入宫大索”（《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四）。），结果把张荫桓贬官流放到新疆伊犁。尽管光绪皇帝是从挽救清政府的危机、巩固自己的皇权统治出发，支持和赞助康梁变法的，但他敢于正视现实，接受康梁效法西方的变法主张，面对顽固派的强烈反对，决心颁布各种改革诏令，这种弃旧图新的举动，适应了资产阶级向西方学习的潮流，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应该说是一种进步的行为。义和团却混淆进步与反动的界限，站在顽固势力一边反对维新势力。这当然也是引起资产阶级强烈抨击的一个原因。
就在义和团活动达到高峰的时候，资产阶级已看出了盲目排外所造成的经济后果。如《新闻报》就曾指出：“计自团匪大乱以来，犹未满四月也，……各国货物之输入于中国者，则已万分疲滞，甚至有停厂闭行者矣。浸假而旷日持久，扰乱不止四月，云和响应，扰乱不止北方，则商务之疲坏又奚若也。”（《新闻报》：《息祸篇》，见《义和团》（四）。）这种盲目排外所带来的经济危害，自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高度关注，这也是他们对义和团排外主义发出强烈抨击的又一原因。
义和团笼统排外的历史教训，反过来更激起资产阶级向西方寻找救国道路的强烈愿望。正是在一九○○年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资产阶级文化思想的传播、留学生运动的兴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发展，以及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革命团体的建立，都出现了空前高涨的局面，予示着资产阶级革命高潮的即将到来。
当然，资产阶级不可能全面评价义和团的活动，在批判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时，把义和团反帝爱国的一面也全盘抹杀了。当义和团反抗侵略的风暴席卷京津之后，维新派的《中外日报》颠倒是非地说什么“今日之衅，起于拳匪”，“起衅之由，实不受教化之奸民，开罪邻国”（《中外日报》：《各国宣守和平宗旨说》，见《义和团》（四））所致。《国闻报》更破口大骂义和团是“挑强邻，酿大祸”“乱世界之匪徒（《新闻报》：《论拳匪》，见《义和团》（四）。）。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的多数人，也不认识义和团反帝爱国的正义性质，他们也把义和团称为“妖言惑众，煽乱危邦，酿祸奸民”。而当时西方某些进步人士和报刊却鲜明地表示了对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同情。德国《孚斯报》载文揭露：“六十年前，欧洲以强力逼中国通商，至四十年前，教士陆续至东方，分布各处，直欲将中国素所信奉若父母神佛，一概欲湔除之。六年前，又强迫中国建造铁路，又纷纷传说瓜分中国。欧人之逼中国如此，华人所以亟思自强以与欧人抗也。”（《孚斯报》（德）：《巴兰德中国拳祸论》，见《义和团》（四）。）《柏林民报》更痛斥西方资本主义掠夺，是“吮华民之血，食华民之肉”引起“中国神人共愤”（《柏林民报》（德）：《论中国拳时情势》，见《义和团》（四）。）。奥国进步人士也发表评论，抨击帝国主义侵略：“近日中国北方之事，实因欧洲各国往往无理干予，且有意蚕食中国疆土，中国忍受折磨，为日已久，故一旦起而与洋人为难也。”（《奥人之言》（奥）：见《义和团》（四）。）这些舆论有力地证明：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的爆发，无疑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掠夺直接激起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对义和团反帝正义斗争性质的歪曲和颠倒，正暴露了他们敌视人民群众运动的阶级本质。
（三）
如何看待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是解放以来史学界尖锐争论的问题之一。长期以来，在过分拔高农民运动，过分贬低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极“左”思潮影响下，某些史家和论着抓住近代资产阶级曾经抹杀义和团反帝爱国正义性质以及咒骂过义和团运动等问题，全盘否定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所作的评议，更有甚者把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绑在一起，大张挞伐。有的史学工作者，由于对资产阶级抨击义和团排外问题讲过几句肯定的话，因而遭到种种非难和打击。这是不公正的，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在无产阶级还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之前，中国社会的客观要求是发展资本主义，走资本主义道路。能够引导中国走这条道路的，只能是资产阶级。从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洋务运动，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形成高潮的戊戌变法，再到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逐步登上政治舞台，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代表。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正确评议，不仅无过，而且有功，应该把它作为一份精神遗产继承下来。
从资产阶级对义和团排外问题的评议中，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就要实事求是地评价资产阶级。不能爱而欲其扬，恶而欲其抑。不能因为资产阶级在某一时期或对某些问题有过反动行为，就否定它的进步作用或对某些问题发表的正确观点。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范文澜同志指出：评价历史要“以社会发展为准绳，按照一定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观察事件和人物在那种情况下所表现的行为，对社会起了什么作用”，“同一的事件和人物，在某种情况下是进步的有功的，如果情况改变，就会变成反动的有过的”，“说是进步，不等于所含某些有益的成分可以免除，说是反动，也不等于所含某些有益的成分（如果有的话）可以抹煞，这只有认真作分析才能求其平。”（范文澜《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页195。）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的态度。
（文章来源：《复旦学报》198005，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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