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义和团-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试论庚子北京义和团运动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继太平天国革命之后，中国农民阶级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又一次出现的历史悲剧。如何总结这次历史悲剧的血的教训，当是中国近代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过去史学界关于义和团运动是农民阶级自发的反帝运动，已有不少论述。但关于庚子年五、六月间，即公元一九○○年六、七月间，义和团势力发展到北京以后的一些情况，似还未引起重视。本文不准备全面论述义和团运动，只就下面三个问题，谈一点粗浅的意见，希望有助于进一步展开讨论。
一、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组织性质和成员的变化问题
义和团运动的发生，主要是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外国传教士作威作福、欺压中国人民所造成的。“中国受外国凌侮，平民受教民欺压，人人衔恨，无以制之。一旦传闻义和拳烧洋楼、毁电杆之奇技，明知非正，未始不足称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参加义和团的成员，主要是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据当时目击者叙述北京的情形：“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这些“乡愚务农”的义和团民，生活极其俭朴，“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每日三餐，老米咸菜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作战勇敢，“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纪律也很严明，“均自备口粮，毫无滋扰。”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因而博得了“既不图名，又不为利……以此而论，似是仗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的赞扬。
可是，义和团毕竟没有摆脱旧式农民的局限，它只是因为发生在二十世纪初，中国社会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增加了一个新的斗争对象——帝国主义。义和团的口号是“扶清灭洋”。“灭洋”，说明它有反帝国主义的要求，这是过去农民阶级所未曾明确提过的，现在义和团提出来了，这是很大的进步；“扶清”，说明它对腐朽的清政府抱有幻想，希望能够实现“洋鬼子，尽除完，大清一统靖江山”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对自己的力量却缺乏信心。“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693页。）正是由于这个局限，所以在载勋、载漪、刚毅等一班顽固派看来，义和团是可以“因而用之，徐图挽救”，（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把义和团逐步改造成为“努力王家，同仇敌忾”（《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的工具，纳入他们“盗窃兵柄，窥伺神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的罗网。
为了控制和改造义和团组织，那拉氏为首的清政府任命顽固派首领“载勋为统率义和团大臣，载澜、刚毅、英年佐之，……倾公帑赡养之。凡五城散团，及新从匪者（这是统治者对义和团的污蔑之词，下同），皆令赴王府报名注册”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乾字归澜公府统率，坎字仍归庄王府”（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从领导权和军队给养方面着手进行整顿。清政府又提出“在庄王府设坛挂号。……已挂号者，名官团，则书‘奉旨义和神团’字样；而未挂号者，为私团，则无‘奉旨’字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进一步按组织系统，实际上把已“挂号”的义和团改编为统属于清军的一部分。后来，还颁布了《义和团团规》，作为义和团行动的纲领。《团规》强调，“义和团众与官军联成一家，不可稍存尔我之见”，“各团师兄，应与兵勇彼此和睦，联成一家”，“各团师兄如遇调遣出征，当谨遵号令”，“各团师兄生擒洋人及教匪系职官者，在京应交统率王大臣；在外交地方大吏验明，分别办理。” （《近代史资料》，一九五七年第一期。）这样，进一步明确义和团和清军要协同作战。使义和团和清军的关系处于友军的地位。义和团变成了“似民似匪，似兵似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兵匪遂合为一”（《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
随着义和团组织的逐步被控制和改造，参加义和团成员的成份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除原来的团民尚能保持“粗食布衣”外，而在北京城内新参加的，“虽亦蒙头裹腿，打扮相同，而衣履旗帜皆多绸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倡优隶卒，几乎无人不团。”（《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甚至“满洲贵族世家，人于义和团者甚众，王、公、贝勒等，并亦允为保护。”（《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有人还提到载澜、载漪等那拉氏的亲信，摇身一变，成为义和团的“大头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载漪每次外出还有义和团成员跟随，充当他的“护从”（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他所统率的清军虎神营中，有很多是义和团成员，有人甚至说虎神营“尽系团匪”（《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义和团居然成为清朝宫廷亲军虎神营的基本队伍。更有甚者，一些无赖之徒、投机分子，以及抱有各种目的的人，看到参加义和团有利可图，也都乘机纷纷混进了义和团组织：“有希图分肥入团者；有与人挟仇借势报复者；有糊口维艰，入团而求安饱者；有富豪之人，恐遭团民欺讹，自立坛场而谓保家者；因此一日比一日之多”（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庚子纪事》。）。北京城内一时成了“义和拳匪世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这样，北京这一支义和团从朴实的农民组织，逐步变为鱼龙混杂的队伍；满洲贵族、王公大臣操纵了它，控制了它，利用了它。进入北京以后的义和团，在性质上同早期的组织不可同日而语了。
二、关于义和团盲目排外和被利用参与统治者内部斗争的问题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最高统治权的斗争，变本加厉。那拉氏蓄谋废掉光绪皇帝，立载漪的儿子溥□为大阿哥（预备皇帝），遭到各国的反对，耿耿于怀，寻找机会进行报复。那拉氏“颇右义和团，欲倚以抵制外洋。”（北京大学历史系编：《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而一班满洲贵族，如“端、刚诸人，因政变之故，而疾视皇上，因疾视皇上之故，而仇视外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当时，义和团本身，因为广大成员受到外国教会和传教士的压迫，“平民之冤无自而伸。”（《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也正要“集团报复，但一言及洋人，则怒目切齿，愿得甘心。”（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上册。）清朝顽固派同义和团组织从不同的立场，不同的目的出发，在反对外国势力这一点上，暂时存在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而“扶清灭洋”口号的广泛宣传，在顽固派看来，更是一个可以利用义和团作为盲目排外并参与宫廷内部夺权的难得借口。
当然，义和团的盲目排外，一方面固然反映了农民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和落后思想，而主要的则是外国侵略引起的。对于这点，过去已经有不少文章提到，这里不准备重复。义和团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对于一切外来事物，只要“有洋字者，皆毁物杀人。”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甚至“遇有紧衣窄袖以及平素所称洋务人员，必以刀刃相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这显然是不足取的。但是，义和团盲目排外的落后举动，在顽固派的心目中，不仅不是有伤国际交往准则的越轨行为，恰恰正是“夷夏有别”的天然合理的结果。因此，顽固派出于极端仇视一切外来事物的心理，极力支持义和团的盲目排外，愈演愈烈，一度使整个北京陷于混乱状态。当时舆论界也议论：“上无所导，则下无所倚故也。……而忽闻助清美名，灭洋快事，满朝心醉，举国皆狂，则斯时非惟纵之，且或煽之。故以拆铁路，毁电杆，烧学堂，焚译署，杀教民，攻使馆，事事合政府宗旨，即事事为政府主使，盖亦可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而义和团也以为“官家用我矣，而不知乃驱诸必死之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结果被顽固派出卖，成为中外反动派联合进攻下的无辜牺牲品。这是十分沉痛的历史教训。
在争夺宫廷内部最高统治权的斗争中，顽固派更是不遗余力，利用义和团仇恨“二毛子”的心理，怂恿义和团卷入斗争。溥□俨然成为义和团的信徒，使拳舞棒，并且参加了义和团的一些宗教迷信活动。“端王云以大阿哥在颐和园，打扮义和团二师兄，与太监练习。”（《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嗣君大阿哥现由义和拳教师二人教以各种幻术，以及拳棒等项，复有少年亲王四人，为大阿哥之伴，一体学习拳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一时“宫中内侍，暨年老宫女等，亦习学其术，不时操练拳棒。”（《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这股浪潮，也冲刷到那拉氏的身上。那拉氏还装作一名虔诚的义和团信徒。“闻以老佛（指那拉氏）每日于万几之暇，必将神团咒语诵七十次。诵毕，由李总管（即太监李莲英）言以又亡洋夷一名等语。”（《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津团有捷音，佛心欢喜，命大阿哥向东南方即谢，此团规也，可谓笃信矣。”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二册。）可是，顽固派乔装打扮，学习义和团的拳棒、窄袖，并不是真心出于信奉“义和团团规”，而是借此进一步煽起义和团的仇教情绪，虚构事实，“至斥上（指光绪皇帝）为教主。”（《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并准备假义和团之手，企图杀死光绪皇帝，夺取皇位最高统治权。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九日卯刻，即公元一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早晨，载勋、载漪等一班满洲贵族，带领义和团众，冲进了宫廷，气势汹汹，扬言要找光绪皇帝，实际是发动一场弑君政变。“端庄二王与贝勒载廉、载滢，率领义勇六十余人，胆敢闯入大内，搜拿教民……大声鼓噪，云以我等颇愿见皇上，因有紧要之事等语。言毕口出不逊，竟敢詈上以二毛子。……义团大有弑君之意，呼为毛子概以犭（同犬）□（犭□为污蔑之词）为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这次政变，虽然没有成功，但可以看到，北京义和团在这个时候，的确已经同顽固派沆瀣一气，参与了清朝统治阶级内部争夺皇位最高领导权的斗争。有人曾经认为，义和团从“反清灭洋”口号转变为“扶清灭洋”口号，原因是策略的转变。根据以上事实，这个论断是否确切，似须商榷。我认为，从当时北京义和团的活动来看，他们“扶”的正是以那拉氏为首的顽固派，而打击的却是比较开明的光绪皇帝。义和团口号的改变，如果真正是出于策略的运用，那就不会采取同顽固派联合，参与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
三、义和团制止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问题
多年以来，史学界比较流行的一种说法，以为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但没有瓜分中国，主要原因似乎是义和团运动制止的结果。要想弄清楚这个问题，我认为，首先要对甲午中日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内部的情况作一番回顾。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正是世界资本主义走向帝国主义的时期，当时世界其他地方已经瓜分完毕，而争夺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国家，已经成为斗争的焦点。清政府岌岌可危，处于列国瓜分的包围之中，德国的势力开始伸向山东，帝俄妄图霸占东北全境，法国觊觎云南、广西，英国又几乎控制整个长江流域，日本也希望把福建作为它的“势力范围”，美国则提出“夫中国地土，美廷向主辟门共利之说”（《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主张实行“门户开放”、“利益均沾”的政策。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斗争，正一触即发，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以后，对于帝国主义来说，虽然是“一个千载难得之实行瓜分时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但是，由于“欧洲各国之利害关系，彼此完全不同；一种诚心合作，实为绝无之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不是缓和，而是进一步激化。帝国主义懂得如果对中国“一旦实行瓜分，列强之间必将立即发生不可解决之利益相反问题。”（《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实际上，当时帝国主义之间已经分成英、日、美和俄、法、德两大集团，斗争十分激烈，而两大集团内部又在不断酝酿新的矛盾和斗争。面对这种情况，帝国主义舆论也惊呼：“无论如何宜设法不使中国瓜分，盖瓜分一事，天下受害甚巨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当然，经过义和团运动，帝国主义各国也看出了中国人民力量的伟大，“中国领土非常之大，中国人民属于同一种族，几乎全体相信同一宗教；而一般群众，身心既极健全，指导又甚容易（因此种种之故），实难迅速土崩瓦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要想占领幅员如此广阔，人口如此众多的“中国全境，非有数十万兵恐难成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中国人民的反抗，又在不断发生，这种反抗，“今日平之，明日复起”（《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因此，在帝国主义看来，如果要在中国保持既得利益，最好的办法，还是采取“以华人治华地”（《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的政策。
帝国主义也懂得，清政府内部不论是顽固派还是维新派，当它们遭到沉重打击后，就会很容易地成为帝国主义手中的工具。对于这点，日本就曾经表示：“保全中国土地不使瓜分，其国政仍归中国人主持；各国应有约章，利权悉宜保护，使天下各国，均可与中国各处通商互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而且还表示，这个意见，“不独日本，凡欧美人之愿保全列国均势与世界平和者，无不言之。”（《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否则的话，继续同中国为敌，“满地干戈，不独生灵涂炭，即列国亦与受其灾，则所得者寡，而所失者多矣。”（《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四册。）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则更进一步出谋划策，建议让光绪皇帝重新执政，然后按帝国主义的意图改革内政，一切听命于帝国主义的安排。如果这样，帝国主义所得的利益，将要“较瓜分为多也。”这个帝国主义分子还表示：“再治中国须以华人，无他术也．”（《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三册。）这些事实都说明，当时帝国主义所以没有实行瓜分中国，并不是完全由于义和团“打击”的结果，而主要是由于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表面上维持清政府的统治，在“列国均势”的局面下，使各自的国家从中国掠夺更多的财富。
帝国主义的这种态度，在卖国的清政府看来，真是感激涕零，所以，当《辛丑条约》刚一签订，它就迫不及待地表示：“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于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国家档案局明清档案馆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下册。）帝国主义和清政府握手言欢，重叙旧情，而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终于被出卖，淹没在血泊之中。
义和团运动期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京师陷落，“盖自元明以来之积蓄，上自典章文物，下至国宝奇珍，扫地遂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义和团资料》第一册。）中国人民遭到一场罕见的浩劫。义和团反抗帝国主义斗争，虽然可歌可泣，但是，由于阶级的局限，对清朝内部顽固势力缺乏正确的认识，幻想依靠它共同抵抗外国的侵略，结果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进攻下，终于失败了。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再一次为旧式农民运动总结了惨痛的教训。
（文章来源：《辽宁日报》19800515）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3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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