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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期间，康梁维新派人士普遍对义和团采取敌视态度，呼之为“匪”、为“盗”、为“乱民”，指责义和团“召怒各国”、“贻祸国家”；而对借口镇压义和团入侵中国的八国联军，康梁等人则一度寄予厚望，梦想由帝国主义各国“救皇上”、“扶新党”、“拯救”中国，并曾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口号。对于康梁等人的这些表现，以往论者多从资产阶级维新派敌视民众、敌视革命这个角度去加以解释和批判，认为这是他们“害怕农民大众甚至超过了害怕帝国主义”，“选择向帝国主义献媚乞怜的办法来冀望得到帝国主义的保护”，“显示了民族资产阶级两面性中反动的一面”［（１）］。近年来一些论者依据历史事实对民族资产阶级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言行重新加以研究，得出了若干新的结论，肯定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义和团所持的认识和态度，但是对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特别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一派人”），一般仍认为他们是“自外于革命的群众运动”，“完全否认义和团有积极作用”，“甚至与中外反动派持同一立场”，“说明康有为本人以及他们的‘维新事业’已逐渐走向了历史的反动”等［（２）］。对此，笔者认为仍有进一步探讨之必要，故撰成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康梁维新派何以敌视义和团运动？
康梁维新派是不是因为义和团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反对封建主义而对其加以敌视呢？不是。
先说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众所周知，康梁维新派自掀起维新运动之日起，就以“救亡图存”相号召，表现出高昂的爱国热情。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海外，仍坚持不懈地从事“救亡”活动，揭露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阴谋和清政府的卖国行为，四处奔走呼号。１８９９－１９００年，康梁等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其宗旨之一就是“保国保种”，制止瓜分。康有为在为“保皇会”所起草的“序例”和“章程”中历数中国在帝国主义侵略之下，“土地人民分割”、“失路权”、“失利权”、“失兵权”、“失用人之权”等严酷事实，大声疾呼“我中国至今日，盖几几亡矣”，“我四万万同胞，皆将为奴隶虫沙”，号召“同为中国人，宜合一大团体，不必再分畛域疆界，不论何省、何府、何县，皆当合而为一以爱国”［（３）］。梁启超在１８９９年的《清议报》上，连续发表《爱国论》、《瓜分危言》、《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等文，也反复以瓜分危机警告国人，呼吁效法菲律宾、德郎士哇儿，开展民族独立运动，“以国民之力抵他人国民竞争之来侵”［（４）］。由此可见，康梁维新派当日的爱国热忱，并不亚于揭竿而起的义和团，其对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有形之瓜分”与“无形之瓜分”的深刻认识，更非义和团所可比，他们又怎能因为义和团之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而敌视他们呢？
再说反对封建主义的问题。这里且不讨论义和团是否反封建，单就对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态度而言。康梁等人所从事的维新运动的目的就在于改变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资本主义的君主立宪政府。戊戌之后，他们更广泛地宣传民权、自由观念，猛烈抨击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的封建腐败统治，并积极策划通过“武装勤王”从后党统治集团手里夺取政权，“输入西欧文明之制”，“开立宪政体政府”。他们反封建的意识和行动如此强烈，又有怎能因此而去敌视义和团呢？
既然如此，那么康梁维新派反对义和团运动的原因是什么呢？且看康梁等人自己是如何说的。康有为说：“义和团之乱，端王为会首，荣禄、刚毅为主持，而实那拉氏主持之，盖君臣合谋己为定论。”［（５）］“义和团者何？后党也。康党者何？帝党也。……康党与乱民，正绝对的反对党”［（６）］。“自甲午败后，变法议倡，积极而有戊戌维新之事。其反潮则翻新政、废君上、诛党人，而积极成庚子拳匪之祸”［（７）］。梁启超则说：义和团何自起，戊戌维新之反动力也。初今上皇帝既以新政忤太后，八月之变，六贤被害，群小竞兴，而康有为亡英伦，梁启超走日本。盈廷顽固党，本已疾外人如仇雠矣，又不知公法，以为外国将挟康梁以谋己也，于是怨毒益甚。而北方人民，自天津教案以致胶州割据以来，愤懑不平之气蓄之已久，于是假狐鸣篝火之术，乘间而起。顽固党以为可借以达我目的也，利而用之。”［（８）］
维新派的主要喉舌《清议报》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发表社论说：“西后之与奸贼，其所以力庇团匪者，固欲假借其力，张满人之势，而可锄我汉人也。且以有言夫清灭洋，合彼愚谬守旧之见，以为即是以抗敌外人也，而其尤处心积虑、阴谋奸险者，则藉其势力为己声援，以遂其屡试而不敢逞之篡夺弑逆之谋。”［（９）］因此，“譬之杀人，义和团者杀人之刃也，西后贼臣者杀人之人也”［（１０）］。维新派在上海的报刊《中外日报》刊文专论“义和拳与新旧两党之相关”，认为义和团“乃是四种旧党化合所成之新物质”，这“四种旧党”即：第一种，野蛮派”、“凡支那之苦力者皆属此派”；第二种，“小说派”，“凡支那之平民皆属此派”；第三种，“闭关派”，“凡支那之士大夫皆属此派”；第四种，“联俄派”，“凡支那三品以上之人皆属此派”。“夫此四派合纵，其所正对之一点非他，即号为新党之几个人而已。其间惟第三，第四两派人，知有新党，而欲用法以去之。其第一、第二两派人，则不能知有新党，而其所行之事，则适合于攻新党之式，故第三、第四派人常乐抚而用之焉。”因此，“义和拳者，非国事之战争，乃党祸之战争也”［（１１）］。
当然康梁等人对义和团所作的这些分析未必允当，但从中不难看出，他们敌视义和团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义和团浓厚的反维新色彩和它被后党反动势力所利用这一政治现实。
义和团以“扶清灭洋”为号召，对此，维新派在当时也多有评论，并着重指出了它的盲目性和落后性。麦孟华写道：“义和团之举事也，以扶清灭洋为主义，……然而外有见侮之事者，实由内有可乘之隙，……日痛外人之陵侮，而不思卖此土地、鬻此利权、充此内政、召此外侮者，其罪魁首恶，固在于权奸乱贼，不除其害，则虽外人不来，而祸乱正未有艾也。”所以他说，义和团的“扶清”、“要不过敝精神以安奸贼之身，出死力以张奸贼之焰”，不但无补于国事，而且是“涂以砒毒，激而速其溃烂哉”［（１２）］。针对义和团的“灭洋”宗旨，麦孟华指出：“欲求自立，亦惟自强，从未有绝人而可以自立者。且海禁之开数十年矣，通聘之使冠盖相望，已通者不能复塞，已开者不能复闭，天地自然之理也。”“欲以五十年前闭关之策施之今日之外人”，乃是“愚之不可及者也”［（１３）］。《中外日报》也刊文评论道：“灭洋之说，尤为谬妄。揣若辈之意，殆谓所谓洋人者，六七公使，数十商人，数百教士云耳，所谓东西洋各国者，不过区区数岛云耳，苟其一鼓作气，聚而歼旃，使欧美诸人之足迹，永不复见于中国，而后可以复大一统之旧观，而后可以遂闭关独立之夙愿，岂不妙哉。呜呼！若辈识见如此，是于东西之大势，既杳乎其未之闻，中外之大局，茫乎其不晓，而遽以至重之宗社，作彼孤注，付诸一掷，岂寻常之惨痛乎！”［（１４）］类似这样的批判文字，在当时维新派所办的国内外报刊上可以说比比皆是。与此同时，维新派还继续宣传自己的变法维新主张，同义和团的“扶清灭洋”形成鲜明对比。他们写道：“我国民诚愤国势之屈辱，奈何舍日本维新之大业而不为，而徒如黄巾赤眉，日为此野蛮之举动，而自速其亡灭也？”［（１５）］“欲强国势，必谋富强。欲谋富强，必行新法。欲行新法，必采外长。采行外国之政治，仿效外国之工艺，延请外国之人士，输入外国之文明”［（１６）］。于此可见，维新派与义和团虽然同为救亡，但彼此的指导思想和所选择的历史方向却截然不同，两者之间是有着觉悟与蒙昧之分、进步与落后之别的。这也是维新派与义和团相对立的根源所在。因此，人们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尽管可以批评维新派咒骂义和团的一些过分言词和他们不能够科学地区分封建顽固势力与被利用的群众（这也确实反映出维新派在对待人民群众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和态度），但是要求维新派在当时去附和、支持义和团，认为非如此即是“软弱”、“反动”的表现，却也是违反历史唯物主义的。资产阶级维新派（甚至革命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对之持反对态度，这种基本立场并没有错。如果维新派与革命派真的追随了义和团，也去搞“扶清灭洋”，那岂不是要背弃自己的维新与革命宗旨，向封建顽固势力投降，那还成什么维新派与革命派呢？至于有的论者提出要资产阶级维新派、革命派利用、改造义和团的想法，作为事后的议论和总结固然可取，但在事发当日，即义和团业已被封建蒙昧主义所支配、被后党顽固势力所利用的情况下，却是根本无法办到的，以此去责备康梁等人也就大可不必了。
二、康梁维新派对义和团认识的变化
维新派虽然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对之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但是当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时，特别是在后党顽固势力向帝国主义投降，义和团运动遭到失败之后，他们又较多地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而对义和团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以《清议报》为例，该刊自１９００年４月开始报道义和团的动向，并连续发表评论，指斥义和团为“莠民召乱”，“暴徒窃发”，着力批判义和团的盲目性和落后性，号召“速平匪乱”、“救圣主”。但自７、８月份之后，该刊对义和团的态度逐渐发生一些变化。１９００年８月１５日出版的该刊第５４册上，发表《愤言篇》一文，指出酿成义和团事实的根本原因是外国列强对中国的侵略，而义和团“素无练习，则攻战之术非其所娴也；各有身家，得锋镝之险非其所乐也。今乃不取朝廷之饷粮，不由官府之征召，一呼而集者数十万人，赴死军前，曾不返顾，……以抗御普世界中显赫之众强国，此即拿破仑、华盛顿复生，亦恐无此惊天动地之神力”。因此“今日清国之罪，非请国之罪，实是普世界众强国之罪”。《清议报》在刊发这篇文章时曾加一编者按语，声言“原稿不弁以题目，且并匿其姓氏，兹姑以愤言名篇，而转载如左。至其中是非曲直，自有公论，本馆可不赘一辞焉”［（１７）］，虽未明确表示赞同作者的观点，但倾向性却是显而易见的。此后不久，《清议报》的主笔之一麦孟华即在该刊连续发表论说，持与《愤言篇》相同的观点并发挥之：“天下抵抗之力，每与压力为反比例。列强之压抑中国也至矣。肆其凌侮，极其要求。……于是中人不平愤激之气，与列强利益膨胀之力，同达于最高之度。今日排外之扰乱，非出于中人之本心，实列强召而贾之也。”［（１８）］麦孟华还指出：“我中国诚衰弱矣，然民心犹甚固结，民气尤日见加强，故区区天津一隅之地，义和团发难于其间，外人集数国精锐之师，费数月攻战之力，乃仅足以破之。”［（１９）］“夫以四万万之人众，习二千年之同化，种本秀慧，性耐勤劳，浴世界最古之文化，抱强壮不挠之志气，其人宁可轻侮者哉？特以久伏于专制政体之下，不能自振其精神，今爱国之心浸生，独立之气浸盛，若误视以非洲之黑种，而犹重加以压制，则向且为和平从之人，必至生爆烈奋激之变”［（２０）］。明显肯定了义和团的“爱国之心”和“独立之气”。以后《清议报》又曾刊出蔡锷、秦力山等人的文章和一些外国人士的评论，批驳帝国主义对义和团的攻击，认为“使义和团中有一华盛顿其人而主率之，其成败岂遽足逆料哉？”［（２１）］“亚洲大陆之污物，不第恒河沙数，不可思议矣。宜乎义和团欲一扫而清之”［（２２）］。甚至将义和团比之日本当年的维新志士，称“其成败之迹虽不同，其心志精神气魄则无不同也”［（２３）］。这些议论，屡见于后期《清议报》的“本馆论说”、“来稿杂文”、“时论译录”等栏目，并非偶一为之，实代表了这个维新派主要刊物此时的思想倾向。
这种对义和团认识和评价上的变化，在梁启超、严复等人身上都有所表现。例如梁在１９０１年７－８月间发表的《灭国新法论》一文里，曾以赞许的口吻引述赫德对义和团所作的分析：“义和团之运动，实由其爱国心所发，以强中国、拒外人为目的者也。虽此次初起，无人才，无器械，一败涂地，然其始羽檄一飞，四方响应，非无故矣。自今取往，此种精神，必更深入人心，弥漫全国。他日必有义和团之子孙，辇格林之炮，肩毛瑟之枪，以行今日义和团未竟之志者。”［（２４）］后来他在《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一名《李鸿章》）书里又曾写道：“义和团实政府与民间之合体也，而其所向之鹄各异。民间全出于公，愚而无谋，君子怜之；政府全出于私，悖而不道，普天嫉之。”［（２５）］已经注意将义和团民众的行动同后党统治集团的罪恶区分开来。而严复在１９０２年发表于《大公报》的一篇文章里，也以同情口吻写道：义和团“其中不可谓无爱国者。特愚妄愤戾，而其术又绝出于野蛮，此其所以终被恶名，而无以自解于天下。鸣呼！亦可伤已”［（２６）］。此外像在上海主持《中外日报》的维新派人士汪康年等，也都有类似看法和情绪。
至于康有为，对义和团确实始终不曾明确表示过同情或肯定，但其认识也并非一成不变。试观八国联军攻占北京数月后他在《论中国必分割》一文中写道：“昔者拳匪力战，津沽流血，人心踊跃，西人畏之。”［（２７）］后来在１９０２年的《请归政皇上立定宪法以救危亡折》里，康有为论及义和团事变时又写道：“幸诸大连鸡相掣，未敢瓜分；幸民心众志成城，未甘奴隶。不然庚子之祸，吾国已为波兰久矣。”［（２８）］虽对义和团仍抱持偏见，但字里行间，不也承认了义和团英勇抗击八国联军侵略的行为吗？
康梁维新派何以会有对义和团认识上的这种变化？主要原因有三：一是由于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民族生存危在旦夕，资产阶级维新派愤于八国联军的侵略罪行，对因反抗侵略而起并正在同八国联军英勇作战的义和团理所当然地产生一定程度的理解和同情；二是由于后党封建顽固势力抛弃了义和团，转而向帝国主义求降，义和团已不再是被人利用的反维新的工具，并迅速被中外反动势力所剿灭，维新派与义和团之间已没有现实利害冲突，这使得维新派能够较客观地将义和团民众同后党封建统治集团区别开来，在义和团蒙昧、落后的背后发现其爱国意识与斗争精神；三是由于受到国际上进步舆论的影响，特别是日本一些人士抨击欧美列强侵略行径、赞扬义和团斗争精神言论的影响。
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对义和团认识上的变化，即从完全敌视到给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和肯定这样一个过程，不仅发生在资产阶级维新派身上，也发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身上。革命派也并非从一开始就肯定义和团的，迄今人们所找到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情、赞扬义和团的言论，如《开智录》、《中国旬报》、《浙江潮》上所发表的一些文章，也都是在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从时间上讲它们还晚于维新派。当然，资产阶级革命派由于其本身的革命性和动员群众投入革命的需要，在总结义和团经验教训时，肯定、赞扬的态度较之维新派往往更加明朗、坚决（也还是在一定限度内、或从某一个方面加以肯定），但这不过是认识深度上的差异，并不表明二者对义和团的基本态度有何质的不同。
三、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态度
康梁维新派在义和团运动高潮时期指责义和团“仇杀外人，横挑列强之衅”，抨击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排外守旧、“为万国公敌”。在帝国主义各国借口镇压义和团派兵入侵中国时，康梁等人或致书各国政要，对其行动表示理解和寄予希望；或在报端撰文，呼吁列强“仗义扶危”，“合各国之兵力，以迎我皇上复位”［（２９）］。康有为还曾设想自己“直附英兵轮入京”，若英能救上，即请英兵救上南迁”［（３０）］因此他提出“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维新派当时所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也曾以此为号召。那么，是否能够据此判定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侵华战争采取了支持、纵容的态度，起了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作用呢？事实并非如此。
首先，康梁维新派在帝国主义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虽然频频向各国政府表示理解，但这多属寻求列强支持的外交姿态。从维新派的本心而言，并不愿意看到列强侵华战争的再度发生，对列强借端干涉中国内政、企图乘机瓜分中国的野心也有所惊觉，并深为之虑。康有为在１９００年６月致徐勤、唐才常等人的书信里，曾一再表示：“此次与各国开仗，必大分矣，不亡为幸。”“中国内腐至弱之国，何以当各国哉，其速瓜分，即不亡，遂为土耳其乎！”［（３１）］麦孟华在《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一文中，分析列强借口镇压义和团而入侵中国的目的：“彼非理之事，必饰以至美之名。今之此举，彼固谓若之内地有乱，于我商务有碍也，于我教民有损也，若不自平，我不得已代为平之，然我止代平贼，非有他也，然此而可预孰不可预？贼不能徒平，必将代吾练兵，且必将代吾筹饷，代吾执政，而犹曰实不得已，吾非有他。此犹七十年前土耳其内乱，英法俄三国犯公法而预其事，而卒遂分其地而柄其政也。”列强之行径是“行则桀也，而言则尧言；……此其术固置中国于股掌之上，而任意玩弄之、凌侮之”［（３２）］。因此，维新派固然认为列强对慈禧为首的清政府动武是为自己的“保皇”维新事业提供了“天助”良机，但对列强出兵侵华从一开始就是颇有非议的。
其次，康梁维新派虽然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初期提出过“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主张，但并未付诸实行。其原因一是因为维新派对入侵中国的列强深怀戒心，并不愿意充当帝国主义的附庸。如康有为在筹划“直附英兵轮入京救上”一策时，又顾虑“吾一君一臣孑然于各大国中，……即能渡南，亦无亲卫，四面皆借洋兵，所定和议，分割赔还之教，吾一人当之。既受彼厚恩，又绝无势力，只得俯首，一切惟命。是吾为安南也，是卖国自吾也，不然亦为波兰，为埃及，恐土耳其亦不可得也”，认为“即论救上，亦须我军威既立，能直捣京师，然后请西人从中调和，成之和议乃易”［（３３）］。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帝国主义并不打算支持维新派。康有为向英国政府提出的“救上”请求，被英方托辞拒绝。打着“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旗号的自立军领袖唐才常等人，也被张之洞在帝国主义允诺下派兵进入武汉租界捕杀。现实粉碎了维新派的幻想，使他们觉悟到，勤王之事“只有求之己而已”［（３４）］，并对列强之“不翼帝党”、“助纣为虐”深致不满。
第三，康梁维新派对八国联军在中国所犯下的侵略暴行痛心疾首，并予以严厉的谴责。康有为在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以悲愤的心情写道：“连兵入京，乘舆播迁，九庙不祀，津沽流血，宫阙为墟，卿士死丧而流离，生民涂炭而荡析，燕京惨状，闻者酸心。”［（３５）］梁启超也说：“中国数千年来，外侮之辱未有甚于此时者也。”［（３６）］对于八国联军在京津地区和俄军在中国东北的暴行，维新派报刊《清议报》等曾大量予以报道。例如《清议报》第５９册（１９００年１０月４日出版）在“详述北京战后景况”题目下报道说：“巍然之橹楼，为联军击碎烧弃，已失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旧迹，留者仅一二耳。城内外惨遭兵燹，街市毁失十之二三。居民四面逃遁，兄弟妻子离散，面目惨澹。货财任人掠夺者有之，妇女任人凌辱者有之，不能自保。……（联军）将校率军士，军士约同辈，自昼公行大肆掠夺。”第６２册（１９９０年１１月２日出版）在“联军劫掠纪闻”题目下报道说：“探得北京已破，华军皆退，列国之军，肆行掠夺。上下军人，皆言我辈为掠夺而来，不然何远冒危险也。白昼公然无惮，纠合大小军队，横行市中。俄军先行掠夺，……所到之处，尸骨珠帛，散乱泥中，血流遍地。”《清议报》还多次发表评论、译论、编者按语等，对帝国主义各国军队的侵略暴行给予强烈谴责。第６６册（１９９０年１２月１２日出版）上刊发的《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一文指出：“列强破沽津而陷北京也，日美而外，莫不杀戮人民，奸淫妇女，掠劫财货，虐暴之道，靡所不至。而俄人之蹂踏满洲各地，其奇酷尤过之。执近日各外报以读之，其惨殆不下《十日记》、《屠城记》焉。吁，以野蛮不可名状之列强，而以文明自居、人道为言，其谁欺耶？”写作这篇文章的蔡锷后来虽然成为革命派人物，但这篇文章的思想在发表当时却是代表了维新派的共识。
第四，康梁维新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期对列强借“议和”之名在中国肆意勒索侵略权益、建立半殖民地统治的丑恶行径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抨击。如麦孟华在《清议报》上曾连续发表“本馆论说”，指出列强“议和”的居心：“今外国之倡言恢复和平，非有爱于中国。彼惮于列强之冲突，畏其商务之损失，故各求利益可以暂止，且见我国政之腐败，人心之靡弱，遂决积弊之不能复兴，积弱之不能再振，虽有众民广土，皆为其掌中之物，故观衅而动，徐以图之未晚耳。且和议虽成，而彼干我之权，预我之事，权利既失，精血潜竭，虽曰保全，与亡无异。”［（３７）］“今日之事，非与我中国议和也，实为列国之自议。其和议亦非在于分割不分割也，而在于中国政府之去留。”［（３８）］康有为也写道：“各国托于文明，其灭国皆不欲明言”，“有明割有暗分之道：明割者，各国画地而取之，如波兰焉；暗割者，不废我官吏而抚有之，如安南焉。而其终也，则出分割而已。”［（３９）］１９００年１２月列强向清政府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维新派深刻地剖析了它的侵略性质和严重危害：“今日议和之条款，固不必骇中人之耳目，而即足制其国之死命，玩之于股掌之间者也。”“官吏之陟黜，衙署之创废，科举之停举，觐见之礼，无不待他人之命令，受他人之指挥，载之盟章，立为成约，名虽帝国，实则藩邦，若是则失自主权。”“兵器则禁输入矣，炮台则令毁拆矣，首都则置守兵矣，……若是则失自卫权。”“补十国之兵费，出八亿万之偿金，……绞我膏血，且得以此伏我，而监其脑、制我命之生死，不数年间，将与埃及、土耳其同游亡国之轨。”［（４０）］梁启超更一针见血地将列强的在华政策斥之为“灭国新法”，指出其目的在于“以不瓜分为瓜分”，“以我为其奴隶之奴隶”［（４１）］。维新派对帝国主义侵华政策的揭露和抨击，有助于人们认清列强的侵略手法和本质，唤醒国民投身于争取民族独立和民主自由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从上述几个方面的事实可以看出，康梁维新派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虽然曾一度对列强抱有幻想，并向其寻求支持，但是其基本态度是反对列强侵略的，并未同帝国主义站在同一立场。维新派虽没有直接参加抵抗八国联军的军事活动，但是他们利用舆论工具，广泛揭露和抨击了列强的侵略行为和侵略手法，对国内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失为一种间接的配合，这是应予肯定的。
注释：
（１）《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４６３页。
（２）《义和团运动史论文选》第４８５、５０５页。
（３）《康有为与保皇会》，第２４４－２５８、２６４页。
（４）《清议报》第３０册。
（５）（６）《康有为与保皇会》第２５页；第３７页。
（７）《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十六），第８０页。
（８）《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７０页。
（９）《清议报》第４９册，“论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
（１０）《清议报》第６４册，“论保证和平必当皇上亲政”。
（１１）《义和团》（四），第１７９－１８１页。
（１２）（１５）《清议报》第４７册，“续论义和团事”。
（１３）《清议报》第４３册，“论义和团事中国与列强之关系”。
（１４）《义和团》（四），第２１１页。
（１６）《清议报》第５２册，“论义民与乱民之异”。
（１７）《清议报》第５４册，“愤言篇”。
（１８）（２０）（３８）《清议报》第６２册，“论列强对中国之政策及中国之前途”。
（１９）（３７）《清议报》第５５－５６册，“论救亡当立新国”。
（２１）《清议报》第６６册，“人道乎抑人道之贼乎？”
（２２）《清议报》第７８册，“东京污物”。
（２３）《清议报》第８１册，“论支那局事”。
（２４）（４１）《清议报》第８９册，“灭国新法论”。
（２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第７０页。
（２６）《严复集》第１册第１１９页。
（２７）（３９）《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第２７９页；第２７９－２８０页。
（２８）（３０）（３１）（３３）（３４）（３５）《康有为与保皇会》１１－１２页；第１１２页；第１４２页；第１３８页；第６页。
（２９）《清议报》第５３册，“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第４９册，“论非皇上复政则国乱不能平定”。
（３２）《清议报》第４３册。
（３６）《清议报》第１００册，“本馆第１００册祝辞并论报馆之责任及本馆之经历”。
（４０）《清议报》第７０册，“论议和后之中国”。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