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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尚之信案辨析(2016年第3期)

平定三藩或称为“平定三逆”，是清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它对于清王朝建立君主专制与国家统一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康熙年间专门编撰的《平定三逆方略》，中心是说明“三藩”对中央政权“不忠”，制造叛乱，企图分疆裂土或“取而代之”。最终，康熙帝用兵镇压了以吴三桂为首的武装叛乱，保卫了中央王朝，维护了统一，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这一事件，成为康熙帝的重大历史功勋。《平定三逆方略》则作为清代官方的权威记载，成为了解、研究“三藩”问题的重要依据。但是，随着清史研究的深入，档案、族谱及个人笔记、口述等资料的发掘，可以看出《平定三逆方略》基本上只是统治者宣扬功绩的宣传品而已，事件的真相则很难看清。
随着《尚氏族谱》及其口传资料的发掘，一些专家学者相继发表专文对尚氏家族及尚之信在“三藩”事件中的表现予以考订，认为尚之信以叛逆定罪是冤枉的。本文认为这个结论可信，清王朝为何要制造这起冤案，目的和结果是什么，这在尚之信一案中可以看得较为清楚。清入关前，清朝统治者十分重视学习中原文化，并采取了广泛吸纳人才的政策。其中，不少汉族官员、知识分子来到后金政权，受到努尔哈赤、皇太极重用，或许以官职，或结以婚姻，或予以部曲，使之效力。特别是在进入中原地区后，面对以汉族为主的民众和辽阔的地域，对于为其带兵打仗的汉族将领，不惜封王建藩，以资鼓励，三藩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
入关以后，清廷对于建立何种政治体制尤为关注。皇太极主政时，仿照明朝体制，建立了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体制。入关后，承明制，同时鉴于明廷教训，废除宦官干政等弊政。其后，不断采取措施，削弱地方及中央部分机构权力，将中央集权推向顶峰。平定三藩不过是这一过程中的必然事件。
当时的“三藩”，每位藩王都有一支军队，诸如吴三桂有五十二佐领，尚可喜和耿精忠各有十五佐领，同时还有一定的绿营兵；其驻守的区域，吴三桂占有云南、贵州；尚可喜拥有广东；耿精忠占据福建；甚至有自己选用官吏的特权，如吴三桂有权自己提名下属官员，吏部不能过问，一时称为“西选”。同时，他们在财政上要仰仗中央保证军饷，但又有自己的生财之道。尽管当时清政府在这些地区也派驻总督、巡抚一类官员，但是在这些王爷面前，他们很难施展。这样，在这些地区，明显出现了两套管理体制，形成“一区两制”。这些藩王逐步成为清代的“诸侯”“藩镇”。这对于刚刚站稳脚跟的清王朝无疑构成巨大的威胁。为了实现中央集权的政治目的，“撤藩”是必然之举。
康熙帝是撤藩的决策者。史料记载，作为最高统治者，他亲政之初，就将“三藩、河务、漕运”作为三件大事，书而悬之宫中柱上，且“夙夜堇（jǐn）念”（《清圣祖实录》），其中“撤藩”是首要任务。
三藩均为投诚人员，有的是真心实意，如尚可喜；有的是有条件的投诚，如吴三桂。这样，当时局发生变化时，就出现了不同的走向。尚可喜镇守广东二十余年，随着年龄的增高，愿意将藩王爵位由长子尚之信继承，自己解甲归田；吴三桂则野心勃勃，想独立经营自己的一片区域。如果按照吴三桂的想法，清王朝就可能出现藩镇割据。清朝统治者的政治理想是建立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在历史发展中得到验证。他决不允许出现割据，不允许出现藩镇。清初“封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当中央王朝具备了一定实力，清除封建藩王，实现中央集权就成为当时最为紧迫的政治任务。尽管明清之间的战争刚刚结束，民众急需休养生息，当时清廷内部存在不同意见，但是康熙帝毅然决然发起撤藩之战，目的就在于此。清廷撤藩决策于康熙十二年（1673）春夏。吴三桂于当年十一月始叛，耿精忠、孙延龄等继之，联合台湾的郑经，形成席卷半个中国之势。清廷入主中原的前景面临巨大的变数。为此，康熙帝不惜一切代价，调动全国兵马平叛，直至康熙二十年十月，才结束了长达八年的战乱，再次实现了统一。
为宣扬战功，清政府很快编纂出《平定三逆方略》，将吴三桂、耿精忠和尚之信列为这次叛乱的首领。其中吴三桂、耿精忠自不待言，尚之信列为祸首之一则有失公允。
首先，尚可喜于康熙十二年三月最先主动请求归老辽东，而且请求清廷将王爵由尚之信承袭。《清圣祖实录》载尚可喜上疏称“臣年七十，精力已衰，愿归老辽东。有旧赐地亩房舍，乞仍赐给。臣量带两佐领甲兵并藩下闲丁孤寡老弱共四千三百九十四家，计男妇两万四千三百七十五名口。其归途夫役口粮，请敕部拨给。”尚可喜又疏请:“臣年老且病，请以王爵令臣子尚之信承袭。”但吏部议覆：“查藩王见存，子无移袭之例，应毋庸议。”随后，议政王大臣等议：同意尚可喜复归辽东，随即笔锋一转强调：“该王之子尚之信，仍带领官兵住居粤东，则是父子分离，而藩下官兵、父子、兄弟、宗族亦至分离。今粤省已经底定，既议迁移，似应将该藩家属、兵丁均行迁移。惟广东左右两营绿旗官兵，仍留该省。”康熙帝立即批准。尚可喜本意是年迈歇肩，回归辽东老家，颐养天年；同时将王爵由之信继承，继续镇守广东，保持军事实力和既得利益。然而，清廷的目的是“撤藩”，将尚可喜请求归老辽东视为实现撤藩的突破口，要求其势力全部撤离。这种安排与尚氏父子本来的打算出现巨大反差，对其他藩王必然产生强烈刺激。如果不满意，首先是尚家；如果要反叛，也应是尚家。但尚氏父子还是依照朝廷旨意，积极进行回归辽东的准备。清廷却对尚氏父子显然不满意、有戒心。
二是吴三桂起兵时，尚可喜、尚之信父子积极为清王朝平叛，贡献良多。当时，尚可喜主政广东，在吴三桂起兵后的三年左右时间里，尚可喜不仅“执三桂使，奏其逆书”（魏源《圣武记》），严拒吴三桂策反， 更重要的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守广东，使反叛势力不能连成一片，只能各自为战。尽管吴三桂、耿精忠和郑经势力从各方围困，广东犹如孤岛，但尚氏父子坚持抵抗，大大削弱了吴三桂等反叛势力的能量。有一些材料记载尚之信酗酒嗜杀，极力渲染尚氏父子矛盾。可是，当尚可喜拟归老辽东时，首先想到的继承人还是尚之信；平叛期间，又专门因援助江西上疏为尚之信请功，舔犊之情溢于言表。清廷不得不以“今少保兼太子太保公品衔尚之信捐弓一千张、箭一万枝，忠荩为国”为由，加“少傅，仍兼太子太保”(《清代档案史料选编》)予以奖赏。其后，尚可喜在广州危机之时，汲取教训，改举尚之孝承袭王爵，康熙帝竟然立即批准。但尚之孝力辞，清廷只好暂且允准，仍由尚可喜执掌广东。应当指出的是，尚氏家族中，尚之信才干出众，较能得军心，因此后来危急时刻，尚可喜仍将军权交尚之信。
三是尚之信于康熙十五年二月确曾易服改旗，投向吴三桂。当时，郑经、吴三桂势力东西夹攻，总督、巡抚及尚可喜部下将领纷纷倒戈，广东危机空前。尚可喜重病在身，不得已请求清廷派重臣和大军增援，但迟迟得不到切实回应。尚之信危急时刻执掌尚府，遂决定叛清自保。直至十六年五月初四，“率省城文武官及兵民剃发归顺”，时间约一年零三个月。可是有四点应当引起注意：
一是在尚之信叛清时，尚可喜还在，直到康熙十五年十月二十九日去世。期间，九月七日尚可喜曾召见广西巡抚傅弘烈，要求他与尚之信联手，“将两粤复还朝廷”（《傅忠毅公全集》）。不管尚氏家族及父子之间当时有多少矛盾，说明尚可喜对尚之信是信任的，对他的举动是清楚的，至少是默认的，心向清廷的政治态度也是明确的。其后，尚之信执行的仍是其父的遗嘱。然而，清廷的文献中，总是将尚可喜与尚之信强行区隔，显然违背事实。实际上，尽管尚可喜对清廷一再表示效忠，但是清廷对他并不放心。一个极为特殊的例子可以证明。尚可喜死后，清军入广州，仍然要“启可喜棺”，见到“冠服皆遵国制”才对尚可喜予以再次肯定。（《圣武记》）应当说，这是对尚可喜及其家族极大的羞辱。二是在叛清期间，尚之信曾向清廷密报不得已之苦衷。不久，随着福建、江西清军的推进，即密疏清廷派兵南下广东，准备内应，并得到清廷的指令。此时，双方默契配合。三是在叛清期间，朝臣在上奏时指出尚之信“以炮击我营”，至于有无伤亡，没见记载。此外并没有发现攻击清军的记录。这说明，尚之信虽然声明投降吴三桂，实际上处处留有余地，为将来归清做准备。鉴于以上分析，我认为，尚氏父子叛清应属“权宜之计”。四是清廷在得到尚之信欲反正的消息后，立即予以支持和欢迎。康熙十五年十二月丁巳上谕不仅再次肯定尚氏父子的忠贞，而且对尚之信叛清予以理解和赦免。称：“今览尔密奏称‘父子世受国恩，断不敢怀异念，愿立功赎罪来迎大军’。知尔父子不忘报国、念笃忠贞，因事出仓卒，致成变异。朕心甚为恻悯。今特降旨，将尔以往之罪并尔属下官兵概行赦免。傥能相机剿贼，立功自效，仍加恩优叙。”尚之信归顺后，康熙帝立即兑现，“命之信袭其父可喜平南亲王爵”（《平定三逆方略》）。至此，尚之信叛清问题清廷已有结论。出于政治需要，尚之信不仅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受到赏赐。
然而，具有戏剧性的是，仅仅过了三年，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尚之信被清廷“赐死”。罪名是“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此前，议政王大臣贝勒大臣集议，拟以“当谋反律”弃市。康熙帝则定为“不忠不孝，罪大恶极。法应立斩，姑念曾授亲王，从宽赐死”（《平定三逆方略》）。然而，在康熙帝日后言论及《平定三逆方略》中，仍将尚之信作为叛逆。近年来，诸多史学家对此进行研究，特别是滕绍箴先生的《三藩史略》运用丰富的史料，包括尚氏后人提供的珍贵资料，既揭示了尚之信一度叛清的真相及重新归顺后为平定吴三桂等叛乱所做的贡献，更揭示了清廷在尚之信反正后利用其“酗酒、嗜杀，口出妄言”等性格上的缺陷，采用监视、分化、制造矛盾和摩擦，乃至制造谣言、编造诬告信等手段，置之于死地的阴谋，从而使尚之信案真相浮出水面。
应当指出的是，当时清廷以“不忠不孝，罪大恶极”为尚之信定罪，并将其杀掉，另有目的。“不忠不孝”是极为广泛的概念，到什么程度，该如何处置，应有明确的对应条款，但是称其“罪大恶极”则没有边际了。“不忠”是对国家、对君主而言，是政治问题；“不孝”是对家长，对亲族长辈而言，是伦理问题。实际上，尚之信在清廷抓捕时束手就擒，自信效忠朝廷，相信“谋孽之诬，不足蔽圣明”。但他有“口出妄言”的毛病，说话容易被抓把柄。对于父亲，有不同意见、有矛盾，但在执行清廷平叛的大是大非面前还是比较一致的，不至于达到“不孝”的地步。康熙帝则不顾事实，将这两个罪名放到一起，再加上“罪大恶极”，尚之信的性命就可轻易了结了。有专家提出，康熙四十一年曾发上谕，认为尚之信被“诬陷不实”，对其妻子予以眷顾，是对尚之信间接平反。实际上，康熙帝直到临终也没有赦免尚之信，仍称之为“三逆”之一。康熙帝为什么费尽心机制造冤案置尚之信于死地？根本原因是为了实现撤藩。尚可喜早期提出的归老辽东，重要条件是让尚之信袭爵，但遭到清廷反对。反叛归正后，清廷鉴于当时形势，不仅同意尚之信袭爵，而且提高为“亲王”。是否清廷真的对尚氏家族信任有加，对尚之信改变了看法呢？我们看不到根据。相反，康熙帝多次说过，对于叛降的官员要在事平之后，严加审查、惩戒。因此，对于当时封尚之信为亲王，不过也是权宜之计。一旦形势好转，必然严惩不贷。这也就是为什么尚之信还在为清廷镇守广东、积极恢复地盘的时候，已经遭到监视、审查的内在原因。因此，当广东基本底定，对尚之信罗织的罪名可以出炉时，康熙帝就迫不及待的下手撤藩。尚之信性格上的缺陷和缺乏政治权谋，就成为最早被铲除的突破口。之后，清廷相继攻灭吴世璠政权，擒拿耿精忠，彻底解决了三藩。
从这样的历史过程来看，三藩不过是满洲贵族统一中国的工具，事成之后就成为建立君主专制体制的障碍。因此，康熙帝上台后首要政治任务就是铲除三藩。他认定三藩是“撤亦反，不撤亦反”；当不少朝臣提出不同意见时，他主动承担责任，毫不退缩。这都一再表明康熙帝的远见和决心。其后，尽管三藩在被撤时的表现不同，康熙帝对他们实际上采取的对策是“反亦撤、不反亦撤”。至于采用何种名目，则因人因时而异了。康熙帝逐一平定三藩后，立即收回其兵权和管辖区域，整编其军队，改变当地权力结构，并加派八旗驻防。从此，在清代历史上不再有藩王，既维护了统一，又巩固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体制。
作者简介
杨益茂，1948年生，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着《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等，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