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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北洋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2014年第17期）

1888年（光绪十四年）成军的北洋舰队仅存在7年，即败于日本联合舰队。甲午战争中北洋舰队虽然未能取胜，但海军将士的民族精神却永远值得弘扬。值此纪念甲午战争120年之际，谨作此文以表敬仰之情。清政府于19世纪70年代确立了先行建好北洋海军的方针。为培养海军人才，先是创办船政学堂，再派人到国外学习海军技术，以“探制作之源”。自1874年至1886年，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选派80余名优秀学生赴欧洲学习。这些学生“深知自强之计”，“各怀奋发有为，期于穷求洋人秘奥，冀备国家将来驱策”（《洋务运动》丛刊）的抱负。刘步蟾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驾驶、枪炮诸术，“勤勉精进”；林颖启留意西方政治，“虚意咨访，深究其立国富强之本”（林绍年《仞季先生哀挽录》）；邓世昌努力考察各国海军，因而“西学湛深”（《中东战纪本末·大东沟海战》）。正是这些为国家强盛而努力的青年人，后来成为北洋海军的中坚力量。
这些留学生归国后，毫无保留地将学识贡献给海军事业。刘步蟾与林泰曾针对中国缺少铁甲舰的现状，提出《西洋兵船炮台操法大略》，建议扩充海军，达到“以战为守之妙”。北洋水师成军后，刘步蟾奉提督丁汝昌之命草拟《北洋海军章程》，在制度建设方面贡献卓着。甲午战争爆发后，海军将领不断提出制敌之策。黄祖莲向丁汝昌建议：“严兵抓守海口，而以战舰抵长崎，捣其不备”（《皖志列传·黄祖莲传》）；林泰曾建议“举全舰队扼制仁川港”，以便与日舰“一决胜负于海上”（川崎三郎《日清战史》）；威海危急时，林颖启提出洋洋万言的“批亢捣虚”（比喻抓住敌人的要害乘虚而入）之计；日军占领荣成后，林又提出“形格势禁之策”，并主动要求到南帮炮台“相机攻击”。这些建议是颇有见地的。
海军将领竭尽所能保证舰只质量，提高官兵素质。1880年，清廷在德国订购定远、致远两艘铁甲舰及济远快船，专门派刘步蟾在德监造；同年冬，他又赴英国接收新购的超勇、扬威两艘快船；1882年，刘一行11人奉命赴德“协驾铁甲并资练习”（池仲祐《海军大事记》）。1887年，清廷派邓世昌、叶祖珪、林永升、邱宝仁赴英、德接收致远、靖远、经远、来远4舰，归途中操演阵法，“终日间变阵数次”，“时或操火险，时或操水险，时或作备攻状，时或作攻敌状”，舰上将士“莫不踊跃奋发，无错杂张皇状，不特各船将士如臂使指，抑且同阵各舰亦如心之使臂焉”。在不断的操练中，翌年4月，舰队安抵大沽。
许多海军将领在平时训练中，不依赖洋员，独立致事。如邓世昌率致远舰自西班牙返航时，遇到狂风巨浪，衣袂尽湿。他不但不稍退避，还亲把舵轮，破浪前进。驶至地中海时，因添煤过多，烟筒有火，邓世昌冷静处理，“令开火门、塞灰洞、火立止”（余思贻《航海琐记》）。
由于刻苦训练,1891年北洋舰队会操时，能够“衽席风涛，熟精技艺”。1894年再次会操，鱼雷舰试演袭营阵法，“攻守多方，备极奇奥”；定远、镇远等舰演放鱼雷，“均能命中”，打靶“灵准非常”；演习登陆枪炮阵法，亦“灵便纯熟，快利无前”；威远等操演风帆，“均甚灵速”；夜间合操，万炮齐放，“起止如一”（《李文忠公全书》）。从中可见北洋海军将士的高超技艺与同心协力的团队精神。甲午海战共激战3次。第一次是1894年7月25日的丰岛海战。这次海战，济远、广乙两舰迎战日本的吉野、浪速、秋津洲3舰的偷袭，双方激战两小时，济远舰虽然舰龄长，航速慢，吨位小，火力差，广大将士仍然奋勇战斗，大副都司沈寿昌关键时刻指挥炮手击敌，不幸中弹牺牲，二副守备柯建章毅然上前，指挥炮手攻击日舰，亦不幸中弹阵亡。学生守备黄承勋、号旗指挥刘鹍等10余名官兵先后中炮牺牲，27人负伤。激战中，济远管带方伯谦下令退走，舰上水手非常气愤，王国成、李仕茂挺身而出，连发4炮，3炮击中吉野，致其起火。
第二次是1894年9月17日的黄海海战。北洋海军将士舍弃骨肉之情，抱定以身许国的决心。战争刚一爆发，丁汝昌即告家人，“吾身已许国”（施从滨《丁君旭山墓表》）。经远舰都司陈京莹在家书中表示：“大丈夫以殁于战场为幸，但恨尽忠不能尽孝耳。”（池仲祐《陈都戎则友事略》）将士们“以身许国”的豪迈誓言，字字铿锵有力。
开战后，众多海军将士虽然负伤，仍以顽强的毅力克制伤痛，毫不退避。此战伊始，日舰第一排炮火击毁冲锋在前的旗舰定远望台，正在指挥的丁汝昌“右边头面以及颈项皆被烧伤”，却拒绝进舱，包扎后坐在甲板上督战，以振士气。管带刘步蟾代替丁汝昌指挥，鼓励各将士“一面救火，一面抵敌”（《中日战争》丛刊），顽强地与日舰周旋。把总孙景仁督炮猛攻，击中敌方旗舰松岛，使其丧失指挥能力，又击毙赤城舰长坂元八郎太。孙景仁不幸中弹，腿上鲜血淋漓，仍坚持战斗。
海军将领大多身先士卒，不顾个人安危。镇远舰大副杨用霖协助管带林泰曾指挥官兵誓死鏖战，“积尸交前，而神色不动，攻战愈猛”（池仲祐《杨镇军雨臣事略》），在定远舰烈焰汹腾的危急时刻，他毅然转舵，横于敌前猛轰日舰，以护卫定远。邓世昌为保护旗舰，“驶出定远之前”，奋勇冲向日舰吉野。只有方伯谦一人在致远舰沉没后，擅自率济远舰退回大连湾。后被治临阵逃脱罪，于旅顺正法。
第三次是1895年1月30日开始的威海海战。在辽东半岛沦陷、日军围攻山东半岛的危急时刻，北洋海军将士仍奋战不懈，击退日舰4次大规模进攻，战斗中丁汝昌亲自登舰指挥，广大将士无不振奋，日陆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击毙。北洋舰队与刘公岛、日岛各炮台配合，坚决抵御日舰第五次进攻，击伤日旗舰松岛及桥立、严岛、秋津洲、浪速4舰。北洋海军将士不仅具有爱国情操，还炼就一身铮铮铁骨。黄海海战中，将士们誓死血战，彰显杀身成仁的英雄气节。邓世昌在致远舰受重创且弹药将尽的情况下，依然“气象猛鸷，独冠全军”，决心与敌舰同归于尽。在鼓轮怒驶冲撞日舰时，不幸中鱼雷沉没，虽有救生圈可以求生，却“宁为玉碎，毋为瓦全”（缪钟渭《忆大东沟战事吊邓总兵世昌》）。举国同声赞誉邓世昌与致远舰是“真英雄”，“气贯白日”（邓素娥《邓世昌遗事及有关文献》）。超勇舰管带黄建勋带领官兵殊死迎敌，结果船舱中弹，右舷倾斜，终被波涛淹没。帮带大副翁守瑜协助黄建勋与日4舰力战，船将沉之时，翁守瑜坠海，左右援救，他却断然拒绝：“全船沉没，吾何生为！”（池仲祐《翁参戎玉如事略》）遂没入海涛。扬威舰在激战时机舱中弹爆炸，“渐不能支”，管带林履中仍指挥炮手击敌，直至船舰沉没，才毅然投海。鱼雷艇抛长绳救援，他却推而不就，随涛沉没。
威海海战中，将士一直拼搏在战场。刘步蟾辅佐丁汝昌抵抗日舰多次进犯，在定远舰中雷进水、即将沉没之时，果断断链移舰至刘公岛铁码头东侧浅滩，把船当作水中炮台继续击敌。直至2月10日弹药告罄，无法再战，才奉丁汝昌之命将船炸毁，当夜刘步蟾履行“苟丧舰，将自裁”的诺言，自杀殉国，“志节凛然”。旅顺沦陷后，丁汝昌虽被革职，仍以大局为重，继续“布置威海水陆一切”，表示要做到“船没人尽”，将生死置之度外。日舰队司令伊东祐亨软硬兼施，致书欲将丁汝昌收买，丁坚决表示“余决不弃报国大义，今惟一死以尽臣职。”（日本海军军令部《廿七八年海战史》）令“将提督印截角作废”（《庐江文献初编·丁汝昌传》），然后自杀殉国。镇远管带杨用霖坚守民族气节，高声朗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诗句，饮弹自尽。
北洋海军将士在反侵略战争中焕发出的崇高民族精神和高尚民族气节，是中华国魂之精髓，也是民族生存之根本。在清末体制腐败的大背景下，北洋海军有心杀敌，却无力回天，正因为此，他们的努力才尤为悲壮。北洋英雄们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景仰！
作者简介
关捷，1936年生，沈阳人。大连民族学院教授，主要研究东北亚史、民族史。着有《甲午中日海战史》、《甲午中日陆战史》、《甲午风云与近代中国》、《中日甲午战争全史》、《东北亚历史与文化研究》等，发表论文二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