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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革命是褒词还是贬词——从对辛亥革命的评价谈起

本世纪初，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蓬勃发展，终于在1911年爆发武昌起义，推翻了清政府的腐朽统治。辛亥革命结束了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建立了共和国，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伟大作用，不可泯没。然而，近年来学术界出现的一种对所谓“近代激进主义”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言论，却对这场民主革命运动给予完全否定。其主要论点是：一、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逼着它迈上近代化的道路；二、辛亥革命是搞糟了，一下子痛快地把清王朝搞掉，必然军阀混战，延缓了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三、自辛亥革命后，就是不断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大革命”，“最后就是49年的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现在应该把这个观念明确地倒过来：“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本文拟就上述观点加以辨析，以求对辛亥革命有一个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评价，还历史以本来的真实面貌。
　　　　 一、辛亥革命并非“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
按照某些人的论点，辛亥革命不过是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所主张的“激进主义”思想的结果，因而是可以避免的。然而，历史事实证明，这场革命绝非某种主观意愿和人为因素的结果，而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危机严重和社会矛盾极其尖锐的产物，是清政府十分腐朽，不愿意或没有能力抵御外国侵略和领导国内变革的结果。一句话，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20世纪初，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之后，清政府声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沦为“洋人的朝廷”。由于它的卖国和腐朽黑暗的统治，不仅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日益激化，而且与立宪派的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也愈演愈烈。风雨飘摇的清王朝，日益走向孤立的境地。
清政府为实施新政而加捐增税，勒索人民。当时，“所有柴、米、纸张、杂粮、菜蔬等项，凡民间所用，几于无物不捐”（《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上册第355页）；“当捐之行也，一盏灯，一斤肉，一瓶酒，无不有税”（《论近日民变之多》，《东方杂志》1904年第11期），各级官吏乘机从中勒索中饱，广大民众难以为生，民怨鼎沸。人民群众不能照旧生活下去，于是纷纷起而反对清政府的腐败统治。抗捐抗税、抢米风潮、会党与农民起义等各种类型的反清斗争，遍布全国城乡，连绵不断。据统计，1902年到1911年，全国各地此伏彼起的民变多达1300余起，平均每两天半发生一次。遍及全国、越来越尖锐的阶级斗争，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使清王朝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中，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的社会环境和群众基础。
清政府的倒行逆施，也日益将主张改良的立宪派推向自己的对立面。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和革命风暴的来临，立宪派一方面发动颇具规模的请愿运动，要求清政府速开国会和成立责任内阁，尽快转入民主立宪的轨道；一方面领导了反对清政府将铁路利权出卖给帝国主义的“保路运动”。然而，这两次运动都遭到清政府的镇压。清政府不可能接受立宪派的要求，接受了就意味着自身权力的丧失，因此，一次又一次拒绝立宪派的请愿要求。到准备进行第四次请愿时，清政府即命令禁止请愿活动，明白宣布，各省如果再有“聚众滋闹情事”，该省督抚应即“查拿严办”。尽管立宪派确实没有干犯皇室尊严的用心，然而清朝统治者却不理会他们的“忠心耿耿”，而是变本加厉地加强了皇族的集权统治。1911年，清政府组成所谓“责任内阁”，被称为“皇族内阁”或“亲贵内阁”。事实证明，清政府的“预备立宪”，实质上只是一场骗局。这使立宪派痛心疾首，梁启超在报刊上撰文痛斥清政府是“误国殃民之政府”、“妖孽之政府”。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将越来越多的立宪派人士推向革命阵营，成为自己的敌对势力。那种认为腐朽的清政府的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可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走上现代化道路的论断，并不符合历史实际，只不过是一厢情愿的主观臆造。
20世纪初，清政府内部皇族与官僚军阀集团的矛盾也愈演愈烈。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练成北洋六镇新军后，权势炙手可热，实力迅速膨胀，使得皇亲贵族集团深有猛虎鼾睡于卧榻之旁的忧虑。1908年慈禧太后死后，取“监国”地位的醇亲王载沣将握有实权的袁世凯放逐河南老家。这引起了官僚军阀的不满和怨恨，对清王朝更加离心离德。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督抚几乎没有人为清政府效力卖命，或保持观望，或弃城逃跑，或宣布独立，与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的情况大相径庭。
由上可见，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客观情势使然。正如列宁所说：“要使革命到来，单是‘下层不愿’照旧生活下去通常是不够的，还需要‘上层不能’照旧生活下去。”（《列宁选集》新版第2卷第461页）这样的革命形势在当时已经具备了。革命派起而推翻清政府，是代表了人民群众的意愿，顺应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并不是“激进主义的结果”。
事实上，辛亥革命的领导人和不少骨干分子，并非从一开始就主张以革命推翻清政府，而是经历了一条从改良到革命的道路。孙中山、章太炎都曾上书李鸿章，试图通过清政府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国家富强。然而，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和清政府的极其腐朽、专制、卖国，使他们在对清王朝的绝望中走向革命。秦力山、孙武等人也是在自立军起义失败后放弃了改良主张，投身革命阵营。20世纪初年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是由于经过八国联军入侵后，清政府的腐败、卖国已彻底暴露，人们对它已经绝望，认为“欲思排外不得不先排满，欲先排满不得不先出以革命”（吴樾《遗书》）。革命派从出现到武昌起义，不过十几年的经历，各方面都不够成熟，力量也不算强大。然而，武昌举义的枪声一响，全国各地纷纷响应，清政府顷刻土崩瓦解。显然，将这样一场震动国内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归之于“激进主义的结果”，是说不通的。这里的问题是，应该用什么样的历史观来研究历史。
还应该指出，用假设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是不可取的。对于任何一个在人类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事件，不论是好是坏，我们所要着力研究的是它的发生、存在的原因和历史作用，而不能由研究者主观地去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进程另行设计一套方案。辛亥革命已经发生了，立宪派的立宪运动已经失败了，清政府也早已垮台了，时至今日，再鼓吹什么“辛亥革命应该避免”，并假设如果避免这场革命中国就已经实现现代化，无非是研究者脑子里的主观遐想，谁也不可能再回头去改变已经发生了的历史。这种假设，毫无意义，也是对历史的不负责任，不仅无益于历史研究，而且会造成思想混乱。
　
二、客观、公正地评价辛亥革命的历史作用
把民国年间出现的军阀混战，社会动荡，归之于辛亥革命所造成的必然结果，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是不公正的。民国年间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出现，是袁世凯和其他军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造成的，而不是辛亥革命带来的。
武昌起义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革命抱着敌视的态度，力图阻止革命的发展，不断向革命派施加干涉和压迫，加紧扶植袁世凯，鼓吹“非袁不可收拾”。立宪派害怕革命继续发展将危及自己的既得利益，希望拥有北洋武装又受帝国主义宠信的袁世凯来维持社会“秩序”和“治安”，他们在革命内部极力散布对袁世凯的幻想，制造妥协空气。而在革命派内部，妥协思想也在发展。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只存在三个月，1912年4月1日，孙中山被迫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的职务，由袁世凯取而代之。辛亥革命遭到严重的挫败。
袁世凯窃取政权后，实行专制、卖国的反动统治。他撕毁《临时约法》，取消国会，破坏民主，使“民国”只剩下一块空招牌。进而搞尊孔复古，复辟帝制，实现他做皇帝的野心。就在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和复辟帝制的过程中，他亲手培植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冯国璋，效法他对待清政府的态度，各自发展自己的势力，逐渐抛弃对袁世凯的忠诚。而东北的张作霖，南方的滇系、桂系也都在扩张势力。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后，北洋军阀中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和以冯国璋为首的直系的分裂表面化。皖系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直系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张作霖的奉系在日本帝国主义扶植下，成为皖直两系以外一支举足轻重的势力。南方滇系、桂系军阀也各行其是。这就出现了军阀割据以至混战不断的局面。
以上事实说明，民国年间的军阀割据和混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复辟帝制的结果，是各地大小军阀所造成的，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产物。袁世凯死后，帝国主义列强失去了统治中国的共同工具，便都各自寻找和培养自己的走狗，扩张侵略势力。在列强激烈争夺下，出现了各派军阀割据和混战的局面。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和国内买办豪绅阶级支持着的各派新旧军阀，从民国元年以来，相互间进行着继续不断的战争，这是半殖民地中国的特征之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有两种，即地方的农业经济（不是统一的资本主义经济）和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的分裂剥削政策。”（《毛泽东选集》第1 卷第49页）
辛亥革命也有根本性的失误，但不是因为搞掉清政府，而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软弱性和妥协性。革命派没有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缺乏一个彻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纲领。他们十分害怕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又非常恐惧农民群众把反封建斗争深入开展下去，掌权以后就压制工农群众的革命运动，解除群众武装，基层政权基本上没有触动。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没有完成，中国依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就为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革命果实和日后的军阀割据和混战留下了隐患。
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但它的伟大历史功绩不可磨灭。这次革命的伟大历史功绩，恰恰是搞掉了清政府，结束了二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它带来的直接后果，至少有两点值得提出：一、给封建主义致命的一击，使中国人民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使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正如林伯渠在1956年纪念孙中山诞辰九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所说：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民主主义成了正统。过去专制主义是正统，神圣不可侵犯，侵犯了就要杀头。现在民主主义成了正统，同样取得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侵犯了这个神圣固然未必就要杀头，但为人民所抛弃是没有疑问的。”二、解放了清朝专制统治禁锢下的生产力，为民国初年资本主义经济进入较大规模发展的“黄金时代”开辟了道路。
　
三、正确评价历史上的革命与改良
值得注意的是，否定辛亥革命的人不仅局限于对辛亥革命的否定，而且对历史上一切革命都加以否定。有的说，现在应该把“改良”作为褒词，“革命”作为贬词，“革命”在中国并不一定是好事情。有的则认为，革命不如改良，凡以大革命形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的国家，如法国和中国，都不能保持一等强国的地位，在转型过程中往往动乱频仍，国无宁日；而凡通过改革转入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如英、日等国，则能保持稳定的发展。按照这种说法，不单是辛亥革命搞糟了，法国革命、美国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等等都搞糟了，只有改良才是好的。这难以令人置信，因为它没有事实根据，是对历史的歪曲。
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革命是社会变革的动力，在一定的条件下，改良也可以起到某种变革社会的作用。在某一国家的近代化变革中，究竟是采取革命的方式，还是采取改良的方式，完全取决于这个国家历史状况、社会政治经济状况、阶级状况等现实国情。也就是说，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一个国家内部如果必须以革命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而革命的条件又已具备，在这种情况下鼓吹改良以抵制、反对革命，就应受到贬斥。反之，如果不需要以革命的方式来解决，且又不具备革命的条件，却硬要采取革命的方式，也是不可取的。
革命和改良，既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又有互相依存、补充的一面。被称赞通过改良转入现代化轨道的日本和英国，其实都不是单纯靠改良的方式转入现代化轨道的。日本的明治维新虽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良来实现资本主义化，但又是以幕府末期的武装倒幕和明治初年天皇与幕府军之间的“戊辰战争”的胜利为前提和基础的。英国在确立资本主义制度的过程中，确实由于对君主制和地主贵族的妥协而带有较大程度的改良色彩。然而，没有17世纪的资产阶级革命，英国要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是不可能的。
对革命、改良的得失，必须作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完全抹煞革命，一味颂扬改良，无疑是错误的。稍具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通过革命方式实现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国家，并不是注定都要“动乱频仍，国无宁日”。例如，美国可谓当今世界“头号强国”，而它恰恰是通过1775—1783年的北美独立战争这场资产阶级革命而赢得民族独立和为资本主义发展扫清道路的。法国在当代虽非世界“头号强国”，却也属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它的资产阶级革命是比较彻底的。至于那些被说成是通过改良而走上现代化轨道的国家（实际上并非如此），也末能始终“保持一种较为稳定的发展”。即如英国，它在近代史上曾经是世界头号强国，号称“海上霸王”，但后来却逐渐衰落，失去称霸世界的地位。
对于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与改良，也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在中国近代史上，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运动，对社会的发展都曾不同程度起过积极推进作用。但是，无论是戊戌维新运动的维新派，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立宪派，以至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些主张“中间路线”的人士，都曾尝试过以改良的方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均以失败而告终。历史证明，只有中国共产党承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的任务，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才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结束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历史，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在现代化道路上阔步前进。这是铁的事实，任何人也抹煞不了的。
马克思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新版第1卷第456页）列宁说：“革命是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的盛大节日。人民群众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像在革命时期这样以新社会制度的积极创造者的身分出现。在这样的时期，人民能够作出从市侩的渐进主义的狭小尺度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奇迹。”（《列宁选集》新版第1卷第616页）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对真正意义上的革命的恰切评价，特别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革命更是这样。不管有人如何否定革命，诅咒革命，我们永远是历史上革命传统的当然继承者。
（资料来源：《求是》199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