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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辛亥革命是一次伟大的民主革命

六十年代以来，国外研究中国辛亥革命的部分学者中，流行一种与史实不符的见解，即认为辛亥革命不是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苏联少数几个别有用心的所谓“东方学”专家，则借此从事反华宣传，捏称辛亥革命不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而是一场反对外来征服者即“反满”的运动，其目的在于“论证”我国东北原不隶中国版图，为苏联霸权主义扩张其领土的野心伪造历史依据。
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民主革命是错误的。对苏联霸权主义者的谬说，必须严正地予以驳斥。
　（一）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
自鸦片战争起，中国人民为求得民族解放和国家富强，曾经前仆后继地进行过多次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一次接一次的把中国革命推向前进。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给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势力以有力的打击。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后，一些或多或少接受了外国资本主义影响的进步人士，企图通过变法维新的改良途径达到富强中国的目的。但是一八九八戊戌变法的失败，证明了这条路行不通。
戊戌变法的失败，使中国的先进分子认识到，清王朝已衰朽不堪，指望它实行任何有效的改革是不可能的。要使中国强盛起来，必须推翻清王朝，用民主共和制取代君主专制。孙中山是最早倡导并从事这种革命的先行者和杰出代表。到二十世纪初，这种认识成了成千上万革命志士的共同信念。于是，反清武装斗争就在全国踵接迭起，到一九一一年（辛亥年）终于推翻了清王朝。这一斗争的全过程，称为辛亥革命。
如果不是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在二十世纪初叶取得了初步的发展，辛亥革命就不可能成为具有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国近代资本主义企业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就已出现。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即进入初步发展阶段。据不完全统计，在一八九五——一九一三年间，历年设立的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本国新式厂矿、共计有五百五十家左右。由于这种发展，中国资产阶级就成为一个有独立社会地位的阶级和一种新的政治力量。资本家要创办和经营近代企业，就需要有足够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相应的具有新的文化科学知识的科学家、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原有熟悉八股、热衷科举的封建士人是不符合要求的。因此，资本家多数都提倡办新式学堂，鼓励出国留学，热心举办新闻、出版等文化事业，并利用他们的社会联系和影响，请求清政府废八股，停科举，兴学堂，习西学。于是，二十世纪初，中国就产生了一大批去国外留学和从国内新式学堂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当中的先进部分，对祖国面临的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危机异常焦虑，对清统治者的专制昏庸和媚外卖国，深表厌恶，相率投身反抗清王朝的革命斗争。这些革命者，就是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
可见，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发生一次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偶然的。它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更重要的是，在中国社会里已具备了发生比较完全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经济原因和政治条件——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
　（二）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进行过相当广泛的宣传工作，并从理论上阐述了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孙中山创立的兴中会在它的章程里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于将倾。用特集会众以兴中，协贤豪以共济，抒此时艰，奠我中夏。”这就告诉人们，革命，首先是为了改变祖国的悲惨命运。进入二十世纪，当众多的志士相率投袂而起，救亡的声浪如响斯应时，那种对民族的屈辱，祖国的危亡怀着切肤之痛、燃眉之急的情感，可说是充塞于当时革命书刊里。屏息捧读，阵阵奋起救亡的呼声，仿佛就在耳畔响着。湖南新化人、杰出的革命宣传家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影响尤为深远。他沉痛控诉了帝国主义蹂躏、分割中国的野蛮行径：“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计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领胶州，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分？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替洋人，做一个，守土官长，压制我，众汉人，拱手降洋。”他形象地把清王朝叫作“洋人的朝廷”，号召人们不要对它存在任何指望，只应起来革命，推翻它的统治。这种清晰的民族觉醒，炽热的爱国精神，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跃登政治舞台而风起云涌于中国大地，这是鼓动起辛亥革命浪涛的号角。
革命派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念的宣传，也对革命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热情奔放的青年革命家邹容的《革命军》，以“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裂喉”的雄毅气概，歌颂了“顺乎天而应乎人”的民主革命的正义性和必然性；以“口流涎而心痒痒”的倾慕心情，无比热烈地表达了对“自由平等”的向往。章太炎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怒斥“载□（光绪皇帝名字）小丑，不辨菽麦”，那种“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当时人们就为之咋舌。他更以雄辩犀利的文章，阐明了中国只可行民主革命而不应指望清王朝恩赐君主立宪的道理。为了□夺封建专制主义“君权神授”的神圣外衣，革命者又对于天命论、封建纲常展开了批判。他们勇敢地提出“革天”、“无圣主义”的口号，对封建统治者借以“阻人群之进步”的天命论加以揭露。倡言“破专制之恶魔，必自无圣始”，“谋人类之独立，必自无圣始”，号召人们在思想上挣脱所谓“圣人之言”的羁绊，尖锐地指出“君主无圣人，则其压制臣民较难，惟有圣人而君主乃得操纵自如，以济其奸”。因此，要把被圣人，君主们攘夺了去的“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夺回来，只有起来革命。虽然他们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不很彻底，很多方面也没有能触及其本质，但两千多年来神圣不可侵犯的、正统的封建君权，毕竟是受到了空前强烈的冲击，起了解放思想、摇撼封建统治秩序的巨大作用。这一切表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都在加速激化，导向革命的全面爆发。其显明征兆，集中地表现于同盟会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纲领中。
“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是实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即推翻满清贵族爱新觉罗氏的王朝。辛亥革命时，人们称为“排满”。满族，是中国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之一。商、周时，它称肃慎。东汉至明，称挹娄、勿吉、□□、女真。满族的统治者也象其他少数民族一样，有时直属中央王朝管辖，有时受封于中央王朝。一六四四年，满族统治者乘朱明王朝衰微，进入中原，镇压明末农民起义，灭亡明朝，由地方统治者成为中央王朝统治者，这同中国历史上多次的改朝换代一样，根本不存在中国被外来势力征服的问题，只是爱亲觉罗氏以少数民族的统治者君临天下，被当时人们看作违背了“正统”而已。因此，汉族地主阶级就依据这种观念，以“反清复明”为旗号进行反清活动。这种从属于地主阶级争夺王朝正统的对抗，是毫无革命意义的。到太平天国起义，洪秀全批判了这一口号，以“奉天讨胡”为号召，使“反满”斗争从属于农民起义，是一大进步。但他把反清斗争归之于遵奉“天父上帝”意旨，仍没有摆脱宗教迷信色彩。到孙中山，“反满”成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组成部分，并使之理论化，称为“民族主义”，就和以前大不一样了。就他和章太炎、黄兴等当时对民族主义的解释来说，主要有以下三端：第一，反满是推翻清王朝，夺取政权的手段，而不是搞种族复仇；第二，反满是推翻君主专制，建立共和民国的前提；第三，反满并不是民族主义的全部内容，它还包含有弥足珍视的、一定程度的汉、满、蒙、回、藏等民族平等的思想。显而易见，辛亥革命时的反满，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是实行这种革命的前提或手段。孙中山曾说：“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苏联霸权主义者曲解辛亥革命为“反满”运动，是完全不符事实的谬论。
“创立民国”，是实行孙中山的民权主义，其主要内容是推翻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平均地权”，是当时孙中山民生主义的主要内容。
孙中山当时把这个纲领称作是实行他的三民主义。列宁对此评论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列宁全集》第十八卷第152页》）列宁这段话，是识别辛亥革命性质的重要依据。
（三）辛亥革命是成千上万革命志士前仆后继，不屈不挠进行武装斗争的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资产阶级革命派是伴随着武装起义的屡仆屡起而壮大起来的。一八九四年孙中山建立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后不久，就全力从事策划在广州武装起义，一八九五年秋因事机泄露，起义尚未发动就遭镇压。一九○○年继续组织会党群众起义于广东惠州，仍然失败。但其救国、反清的革命精神和正义事业，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的支持。一九○三年，湖南善化（今长沙）人黄兴成立华兴会时，就提出了在湖南起义的计划，并联络湖北志士接应。起义虽遭镇压，两湖革命力量却因此迅速发展。一九○五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孙中山说：“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丈，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矣。”一九○六年，有声势浩大的萍浏醴起义。一九○七——一九○八年，孙中山亲自策划了西南边境的多次武装起义：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河口起义，联翩踵起，迤逦相属。其间，还有徐锡麟、熊成基两度安庆起义。一九一○——一九一一年，同盟会又连续两次在广州起义。革命浪潮，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在这一连串的武装起义中，革命派勇往直前、壮烈捐躯的精神，叱咤风云、引导时代潮流的气概，是很令人赞叹的。许多革命者，几乎都是从确立革命的信念起，就怀着以身许国，为民族的复兴和同胞的幸福而奋斗不息的崇高志愿，许多人并为此而英勇捐躯。他们的高风亮节，是值得我们永远钦敬和怀念的。
一九一一年夏秋间，清王朝让皇族内阁袍笏登场来粉饰立宪新政，并迎合帝国主义掠夺中国的阴谋，实行铁路修筑权大拍卖，引起了人民的愤怒，湘、鄂、粤、川四省群众奋起抗争，四川保路同志军大举起义，传出了革命高潮到来的信息。十月十日晚，湖北革命党人发动武昌起义，成立湖北军政府，湖南于二十二日首先起义响应。嗣后五十天内，全国计有十四个省起义，脱离清廷，宣告“独立”。孙中山说：“自古成功，未有如此之速者。”孙中山被革命党人举为临时大总统，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布中华民国成立，结束了君主专制和清王朝在中国的统治。
遗憾的是，由于革命派不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口号，也没有彻底的反封建的纲领，不能也不愿意广泛地发动群众，特别是没有动员广大农民起来革命。因此，当帝国主义支持袁世凯猖狂地反扑时，革命党人就不能坚持斗争，一再妥协，以致孙中山也不禁扼腕叹息：“起义的省份，尚且为袁世凯张目，人情如此，夫复何言！”只得被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让位袁世凯，听任临时政府迁往北京，置于袁世凯为头子的封建军阀官僚控制之下。“无量金钱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情况正如孙中山稍后几年说的：“现在的中华民国，只是一块假招牌”，“比较满清的政治，没有两样”。中国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没有完成。
　　（四）辛亥革命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
第一、辛亥革命倾覆了清王朝，推翻了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
清统治者从一六四四年成为中央统治者起，在十九世纪以前，对于祖国疆土的巩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起了积极的作用。一八四○年鸦片战争后，它就加速地腐朽昏暴了。人民群众憎恶这个反动王朝，主要不是因为它是少数民族的统治者，而是因为它对外卖国投降，对内凶横残暴。特别是戊戌政变之后，这个反动统治者不仅顽固地拒绝任何改革，而且公然恬不知耻地宣布他所奉行的是“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卖国政策。人民对清王朝恨之入骨，指控它是中国遭到分割的祸胎。所以，辛亥革命倾覆了清王朝，是遂了亿万人民的心愿。辛亥革命破天荒的功绩，就在于它没有重复几千年来改朝换代的旧例，公开声言在推翻清王朝后建立的将是民主共和制。孙中山号令天下：“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在此之前，这是人们想都想不到的事。四十年前，林伯渠同志曾经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
第二、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辛亥革命时的革命党人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和同胞幸福不怕牺牲的英雄气概和坚贞节操，鼓励和教育着后来者继续战斗。不少的革命者，宣传辛亥革命的精神，用来鼓舞人心，砥励斗志。湖南人民就是这样做的。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后不久，驻长沙的日本代领事池永给外相的《关于以武昌起义纪念日为期湖南地方举行排斥日货情况的报告》里提到：“当地省城各校，称本月二十二日为湖南地方纪念日，为将此日准照国庆节之格以示庆祝之意，乃决定：务须一律停业，举行游街大会，一以表彰先烈之伟绩；一以振奋国民之精神。然至当日，虽官宪方面已向各校长下达禁阻学生整队游行之令，而各校学生已在预定地小吴门烈士祠集合，故命令未执行，终至举行了游行大会。”当时在长沙，掀起了一次以抵制日货为主的抗日浪潮。到了一九二四年，共产党员贺尔康在十月二十二日的日记里还写道：“今天是湖南起义的地方纪念日，学校放假。……召开纪念大会”。可见，辛亥革命的影响是深远的，它持续地发挥着策励人民奋勇前进的作用，
第三、辛亥革命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提供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为什么这样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不能使中国改变面貌？为什么众多的革命志士高擎着“卢梭诸大哲之宝□”，“以比例乎英、法、美”为目标所掀起的革命浪潮，却荡涤不了莽莽神州的污秽积垢呢？不少先进的人们苦心焦虑地思考着。亲身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同志回忆说：“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后，经过多少挫折，自己所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经验，在革命队伍里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曾被推举为同盟会评议员的吴玉章同志在回顾辛亥革命失败后的情景时也说：“这样看来，从前的一套革命老办法非改变不可，我们要从头做起。”如果说，戊戌变法的挫折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作了前车之鉴，那末，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就教育着中国共产党人必须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进行到底。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就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全国解放后，毛泽东同志在一次讲话（《团结起来，划清敌我界限》）里又说：“孙中山先生是个好人，但他领导的辛亥革命为什么失败了？其原因：一、没有分土地；二、不晓得镇压反革命；三、反帝不尖锐。”以此为借鉴，他告诫全国人民务必胜利地完成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历史任务。辛亥革命遗留的丰富的经验教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的借鉴作用，是不应低估的。辛亥革命可以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
【资料来源：《湖南日报》1981年9月24日】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661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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