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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鸦片战争后中国新式军事技术的夭折（2013年第41期）

鸦片战争后，朝野上下许多有识之士痛感国力积弱、武器落后，在羡慕英人“船坚炮利”的同时，开始了追求军事强国的探索。林则徐、魏源等提出军事自强理论，龚振麟、潘仕成等则潜心研制新式武器。但是，国人梦寐以求的强大水师舰队却迟迟没有出现，在十余年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中国继续惨败。其历史教训，值得深思。林则徐清醒地认识到中国海防一味被动防守的不足，他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给友人的私函中，描绘了建立一支强大水军的蓝图:拥有大船百只，中小船50只，水军5000人，舵工、水手1000人，以“忠勇绝伦、与士卒同甘苦”的江南水师提督陈化成领兵，另选一“善于将将,筹策周详者,为之指挥调度”（《复苏螫石书》）。林则徐的设想很有远见，在军事理论上，是从陆地被动防守向海洋积极备战的战略转变。其后，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又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军事自强理论。
军事自强，既要有理论，又要有实践。当时，在制造新式战船方面，浙江嘉兴县丞龚振麟造出了小型火轮船，广东绅商潘仕成造成了新式大战船，安徽歙（shè）县人郑复光则写就一部《火轮船图说》。在制造新式大炮方面，龚振麟发明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铸炮方法——“铁模铸炮”，并与林则徐一起研制出能使大炮四面旋转的“磨盘炮架”；福建监生丁拱辰提出了能够提高大炮命中率的测量法；江苏候补知府黄冕发明了“炸弹飞炮”。在制造水雷方面，潘仕成重金雇佣美国人任雷斯研制出新式水雷。在制造地雷方面，黄冕所造地雷只须“数十人守扼要，可当千百兵之用”；户部主事丁守存奉旨研制的地雷“绳牵其机，然后炸裂，铁片飞空，皆能杀贼”。（《海国图志》）在制造新式枪械方面，丁守存研制出了“自来火机”式新式火枪，既有长铳又有短铳（即步枪和手枪）。在制造新式炸药方面，丁拱辰根据广东精制火药的方法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白色炸药；广西提督陈阶平从被俘海盗处间接得到西洋火药制造法，经数年潜心研究后，发明了“火药筛药成珠”法。
鸦片战争后，清廷兴起“海防捐输”，仅道光二十年至二十三年的捐银——1600万两，就足以造出6支林则徐所设想的水师舰队。道光二十二年，潘仕成将所造新式战船一艘捐给广东官府。道光帝接报，认为此船“坚实得力”，明令“以后制造船只，即着该员一手经理，断不许令官吏涉手，仍致草率偷减，所需工价，准其官为给发”。如果照此谕令办理，又不缺乏资金，林则徐的设想本有可能实现，但结果却一支舰队也没有打造出来。依笔者所见，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等守旧派从中作梗，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尽管道光帝让潘仕成“一手经理”造船事宜，但朝中的守旧派却不愿把这个“肥差”交给他。穆彰阿并不积极贯彻上谕，而是采取惯用的“法不责众”手段加以阻挠。以他为首的军机处以“军机大臣字寄”的方式，给直隶总督讷尔经额、两江总督耆英、山东巡抚托浑布、江苏巡抚程矞（yù）采、浙江巡抚刘韵珂、福建水师提督窦振彪等发函，风示其联合劝阻道光帝。
托浑布首先出来反对，说山东沿海暗礁较多，只能用吃水较浅的船，不宜用潘仕成式样的战船。程矞采的奏折措词更为巧妙，称他与熟悉水战的浙江水师提督、福建同安人李廷钰商量，李认为潘仕成所造之船虽能制胜，但不如自己家乡的同安梭船便利。刘韵珂则先斩后奏，上折说他与李廷钰已请福建地方代制了40只同安梭船。道光帝向来举棋不定，眼见封疆大吏群起反对，干脆将自己的旨意束之高阁，不再过问。后来魏源记载此事时，愤慨地写道:“大吏尼（nǐ，阻拦）之，旋亦中止。”（《道光洋艘征抚记》）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讷尔经额、刘韵珂以及四川总督宝兴、湖广总督裕泰、福建巡抚刘鸿翱等在各自辖地多多少少造出一些比老式战船大一点的船舰，但换汤不换药，仅仅是做做样子，敷衍皇帝而已，都没有真心实意地建造新型战舰。
在各种近代化军事技术中，中国最应优先考虑新式战船——大型火轮船的研制与大规模应用。对此有突出贡献的潘仕成，仅制造新式战船一项就自费花去白银8万余两，但由于清廷未能兑现“造船经费由官府给予”的诺言，新船只造了4艘即行停止。他把煞费苦心研制出的水雷送到北京后，道光帝让穆彰阿处理，穆彰阿交给讷尔经额，讷尔经额又交给驻守大沽口的总兵善禄等试验。结果转了一大圈，结论是:该水雷虽好，但不易放入“夷船”底部。（《筹办夷务始末》）
龚振麟对新式枪炮的研制有重要贡献，但却未受重用，不仅县丞的职务没升迁，还因为“承造鸟枪，不合用者亦有四杆”遭议处，随后就丁忧回籍了。进士出身的丁守存，鸦片战争前任户部主事，虽然在军事科技方面贡献巨大，战后却依然还是户部主事。丁拱辰早年因家贫流落南洋经商，学会了制造火轮船等先进技术，回国后立志报效，但由于出身低微，也一直不受重用。他把用自己一生心血写就的《演炮图说》和研制的初级火轮船图样请人转奏朝廷，穆彰阿却以“不适用”为由下令无须制造。
相比较而言，造船专家何礼贵的下场最为凄怆。他本在海外从事造船，鸦片战争时出于爱国热情回国报效，却被穆彰阿等人秘密安置到湖北，名为帮总督裕泰造船，实则被当作“奸细”看管起来。道光二十二年十二月，军机处密谕裕泰:“何礼贵昔为夷人造船之人……密为看管，勿令与外人交接，或至乘间脱逃，是为至要。”（《清宣宗实录》）后来，何礼贵就不知所终了。战争是新式军事技术大量涌现的催化剂。从现在的角度看，鸦片战争后中国新出现的军事技术是先进的，只是刚刚研发出的武器尚处于初级阶段，需要进一步改进，而不是像垃圾一样抛弃。
鸦片战争后中国新式军事技术夭折之原因，首先是清朝封建制度的落后。制度的腐朽和吏治的腐败，导致了清政府对新式技术和人才的漠视。
其次是穆彰阿等守旧派势力的阻挠。穆彰阿把持权柄，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在当时的军机大臣中，穆彰阿是满洲进士，潘世恩是状元，季芝昌是探花，祁寯（jùn）藻、何汝霖等均为进士出身。整个军机处是“文人掌军”，他们接受的是传统科举旧章，视新式军事技术为“奇巧淫技”，自然不予重视并且横加阻拦。
林则徐、邓廷桢、黄爵滋、龚自珍、魏源等军事自强理论的先驱，大都是穆彰阿等在政坛上的对立面。而前述新式军事技术的研发者，则大都和林则徐等人关系密切。潘仕成曾因捐纳巨额军饷抗英，受到林则徐亲笔致书赞扬。龚振麟是林则徐的好友，何礼贵是林在广东禁烟时发现的军事人才。《演炮图说》写成后，丁拱辰把它送给同乡御史陈庆镛，陈推荐给林则徐，林又推荐给闽浙总督邓廷桢。正是他们的赏识和重用，丁拱辰才有机会在当地施展才华。陈阶平长期在福建水师任职，与林则徐、邓廷桢关系密切。丁守存与黄爵滋是密友，属于京师的“清流派”。正因为是坚决的抵抗派，他们才有极大的热心去探索自强理论，研制新式武器;也正因为是坚决的抵抗派，他们才屡屡遭到守旧派势力的打击和压制。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最终导致了鸦片战争后中国新式军事技术的夭折。
作者简介
刘海峰，1965年生，河南平舆人。历史学博士，黄淮学院天中历史文化研究所副教授，着有《穆彰阿与道光朝政治》等，发表论文6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