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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郑观应眼中的晚清吏治（2013年第40期）

郑观应是晚清着名实业家和维新思想家。早年为洋行买办，后以所学“商战”经验积极参与实业。他多次参与清王朝的军政事务，曾受醇亲王奕譞（xuān）委派在上海采办神机营军械，复奉命往南洋各地考察敌情。在长期的实业、政界生涯中，他交友广泛、眼界开阔，注重了解中外形势，对比学习西方先进思想文化，忧心国家和民族命运，致力于探讨国家富强之策，写下以《盛世危言》为代表的一系列着名篇章，对晚清吏治腐败进行了揭露与抨击。军队是巩固政权的支柱，也是民族得以自立的屏障。郑观应长期考察清代军队情况，不仅对原有八旗、绿营腐败不堪、丧失抵御外侮及护卫政权的功能有深刻的认知，而且对北洋海军的腐败深恶痛绝。甲午战败后，郑观应指出：“丁统领（指水师提督丁汝昌）以陆军之将而奏膺（yīng，承当）水师统领之职。余尝与海军诸将领相识，亲见其意气自豪，嫖赌是务，不但海道图、海战阵法有所未习，即船中枪炮若干，机器何名，问之亦茫然也。惟于各口立私宅、包歌姬，或多娶小妻分置各海口，船一抵埠即身归私宅，酣歌恒舞，俾昼作夜已。”（《盛世危言增订新编》）他引用日本在拆卸所掳北洋军舰时，发现“舰身尚坚固如常，惟机器已多锈坏”的事实，印证中方海军将领“溺职素餐”，发出感叹：“噫！欲此辈效命于洪波骇浪中，视死如归，岂不难若登天哉”（《盛世危言·水师》）。
晚清时期，交通、邮政、矿业等新兴产业陆续开办，规模较大的常常采取官办或“官督商办”。“官督商办”本来是官民双赢的方式，官方可借助民力发展国家急需的工业，民间则可依靠官方支持和庇护发展资本。实行初期，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随着官方势力介入的加深，官场的种种恶习开始严重阻扰产业发展，损害工商业者利益。这主要是因为企业中官有权而民无权。对此，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盖官督商办者，既有委员、监督，而用人之权操自督办，股东不能过问。”他们多是官场中人，官气难除，本来就缺乏商务知识，“所委任者又不问其材之能否胜任，大抵瞻徇情面，非其亲戚即其私人，甚至挂名局内，干领修金不知凡几，结党营私毫无顾忌，而局务遂日归腐败矣”。他曾以开平矿务局为例，揭露其总办唐廷枢去世后，由张翼接办的情形：“张系醇邸（指醇亲王奕譞）之随员，故北洋大臣不问其材具如何，遽升为督办。张持有护符，营私舞弊不一而足。闻曾将公司所购之香港栈房、码头改为私产，售予别人，攫为囊中物。办建平金矿私弊尤多。其最着者……以局款十数万起造大洋楼，备欢迎醇邸到津阅操之用。”（《盛世危言后编》）
郑氏还指出，官方所派名目繁多的督办、总办、会办“多无经历，只知假公济私，通同作弊。昔本穷汉，今成富翁，起居拟于王侯，锱铢等于泥沙，高楼雉列，大厦骈连，甚至叉麻雀（一种牌戏）、摇色宝、一掷千金，酒地花天，缠头浪费，孰非股东血汗之资？惟股东势弱，敢怒而不敢言”（《盛世危言后编》）。腐败的清廷将“官督商办”变成官方压榨、吸食股东血汗的工具，郑氏不得不发出“名为保商实剥商，官督商办势如虎”（《罗浮待鹤山人诗草》）的浩叹。清代的“康雍乾”三朝，曾被称为“盛世”。但到晚清仍称“盛世”，已是名不符实。郑观应着书以《盛世危言》为题，“盛世”是假，“危言”是真。他对清代吏治前后的变化做了对比：“雍乾时作吏者，其将赴任也，必先虑律例之不谙，词讼之不决，胥吏之未易驯伏，缉捕之未易精勤，惴惴然惧为宗党羞；今则所虑者，陋规之不丰耳，钱漕之不多耳，亲与友责望之重耳，上司同寅趋承之烦耳。”
郑进而指出：“国家设官，本以为民”。在专制体制下“地方之治乱，视官吏之贤否为转移”，“未有民不聊生而国家可以称治者”。然而，在晚清社会，官吏早已成为压迫、剥削民众的虎狼之辈。官场的现状是“不肖者恣睢暴戾，如蛇蝎，如虎狼”。即使有廉能之吏想兴利除弊，却往往遭到官场同僚的排挤与倾轧：“上官掎（jǐ，牵制）之，同寅笑之，众庶疑之，必溃其成而后已。故今之巧宦，莫妙于阳避处分而阴济奸贪，一事不为而无恶不作。上朘（juān，剥削）国计，下剥民生，但能博上宪之欢心，得同官之要誉，则天变不足畏，人言不足恤，君恩不足念，民怨不足忧。做官十年而家富身肥，囊囊累累然数十万金在握矣。于是而上司荐之曰干员，同僚推之曰能吏，小民之受其鱼肉者，虽痛心疾首，钳口侧目而无如何也。”（《盛世危言﹒吏治上》其结果，必然是官民对立，社会动荡。
晚清的官场已是一个投机盛行、黑暗腐臭的酱缸，清廉、实干、亲民者难以立足。郑观应说：“余见今之政界，奔走钻营者蒙卓声，谨守廉俭者沉散秩（闲散而无一定职守的官位）；奸巧辣手者鹊起，忠厚慈心者蠖（huò，尺蠖蛾的幼虫，行动时身体一屈一伸地前进。蠖伏：如尺蠖之屈伏，比喻人不得志）伏；标榜者，伐异党同，互相援引；务实者，独守岑寂，孤立无援”。他指出，“尝见置身通显者，往往因清廉而致终身贫苦，未闻有人奖励；因贪墨而致毕生厚富，未闻有人黜罚。世上既无赏罚，既无是非，廉耻道丧，实业安得振兴乎？中国安望富强乎？”（《盛世危言后编》）。清廉官员落于贫困，贪婪之人却富裕逍遥，这是晚清官场的真实写照。随着清末社会矛盾的激化，晚年的郑观应眼光更为敏锐，开始把专制政体作为吏治腐败的根源进行批判，“盖专制政体，上自君主，下至臣民，上行下效，无不各为其私，无公益心，无爱国心”。他进一步反问：“国不爱民，而欲民之爱国，有是理耶？”（《盛世危言后编》）
郑观应的揭露和批判，暴露了晚清官场的黑暗与腐朽，对于探讨清王朝的兴亡不无裨益。同时，他的言论也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中国社会的未来走向。武昌起义之所以一呼百应，清王朝专制政权之所以土崩瓦解，吏治腐败、官逼民反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原因。
作者简介
杨益茂，1948年生，天津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晚清史、台湾史及方志学。合着《中国近代史料学稿》、《中国方志学纲要》、《台湾——历史与现状》等，发表论文多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