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隶总督-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2013年第3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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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晚清时期的直隶总督(2013年第36期)


清朝的直隶(辖区约略相当今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及河南、山东两省部分地区),其地域拱卫京师,政治地理因素非常重要,故为清廷所特别重视,在疆吏的心目中也被格外看重,有“直隶为各省领袖”之说。晚清时期,除了直隶和幅员辽阔的四川是一省特设一总督,其余都是两省或三省合设一总督。
从晚清直隶总督的任用情况看,不算短时护理、署理而未发挥多少作用者,实际履职施政且有一定影响的大员,依次有琦善、讷尔经额、桂良、谭廷襄、庆祺、恒福、文煜、刘长佑、曾国藩、李鸿章、王文韶、荣禄、裕禄、李鸿章(再任)、袁世凯、杨士骧、陈夔龙等十六人。在刘长佑以前的七人中,除谭廷襄之外,其余都是满、蒙贵族(庆祺、恒福为蒙古族,其他四人为满族)。这绝非偶然,应该说与清廷的民族偏见和统治策略密切相关,从中可以揣摩其中的隐意:直隶的主政者如同皇家的“守门人”,从满、蒙亲贵中选择才最为可靠。不过,此事终究是不以当权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形势的变化,特别是清朝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力量的消长格局,是更重要的制约因素。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事情,就是清末在镇压反清起义的过程中,清朝阵营内部湘、淮系军政集团势力崛起。两大军政集团的要员纷纷出任督抚,成为当时清朝政治权力再分配格局中的醒目现象。
就膺任直隶总督而言,湘、淮集团中最早者是湘系要员刘长佑。他尽管不是曾国藩所部湘军的最“嫡系”将领出身,但属最早参与镇压太平军的湘系“元老级”人物之一,并是较早跻身封疆大吏者。他于咸丰十年(1860)被授职广西巡抚,比曾国藩首次出任疆吏的时间还略早些。同治初年,直隶总督文煜不能有效镇压近畿的反清起事,刘长佑从两广总督任上被移调直隶,清廷指望他能扭转局面。刘长佑在任期间,军务上虽较前有些成效,但终究也遏制不了彼伏此起的起事,于同治六年(1867)冬去职。
刘长佑之后,直隶总督由满洲贵族官文短时署理,其人说不上有什么作为,不过他与湘系集团的关系相当微妙。官文任过多年湖广总督,曾被湘系集团中另一重要人物、湖北巡抚胡林翼所笼络利用,数年间与湘系集团维持了表面的和谐。胡氏于咸丰十一年秋病逝后,官文与湘系集团的关系趋于逆转,其间明争暗斗渐多,终于在同治五年,官文为新任湖北巡抚曾国荃(曾国藩之弟)奏劾,被解除总督之职。后被召京另用,其署理直隶总督,显然是朝廷拟复加重用的信号。只因其人腐化成习、为政无能,到同治七年秋,便有了将曾国藩从两江总督任上移调直隶的朝命。刘长佑被革职后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直隶总督的职位又回到湘系大员(并且是湘系首席领袖)的身上。
这时曾国藩任两江总督已有七八年之久,两江既是他镇压太平天国的最终收功之地,又是他长期营造的个人势力根基深厚之区。清廷把他调开,尽管是到畿辅要区,但他还是不免陷入所谓“圣眷已差”的疑虑之中。次年春他才正式到任,而对直隶从官风、民气到自然环境全不看好,不过他还是努力操办政务,把重点放在练兵、饬吏以及治理河患方面,对文教之事亦颇用心。不料同治九年,天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大教案,他受命前去处理,陷入极端难堪的境地。恰此前接替他任两江总督的马新贻遇刺身亡,曾国藩遂被命回任两江,而接替他任直隶总督的,便是淮系领袖李鸿章。
李鸿章为安徽合肥人,其父李文安与曾国藩为同年进士,他本人早年也曾向曾国藩问学,结下师生之缘。而他能组建淮军并借以起家,也是缘于当年曾经投曾国藩帐下充当幕僚。他自同治元年即跻身疆吏之列,及此接替曾国藩任直隶总督,成为地位进一步提升的一大契机,其间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获兼任“北洋大臣”之职。此前,设有“三口通商大臣”的专职,管理“北洋”地域三个通商口岸(直隶天津、奉天牛庄后改营口、山东登州后改烟台)的相关事务。此时该专职裁撤,改为直隶总督的例定兼职,这样其职事就包括直隶一省政务、北洋三口“通商”,同时直接涉及国家外交事务。因此,有人说李鸿章“坐镇北洋,遥执朝政,凡内政外交,枢府常倚为主”(刘体智《异辞录》。更有学者说,此时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李鸿章在此职任上一干就是二十多年(其间因母亲去世而短暂离职),以直隶和北洋为基地,在操持政务、发展“洋务”事业的同时,也不断强化淮系集团势力。至于外交方面,尽管他不无努力,但限于半殖民地的国家状况,终难有漂亮手笔,屈辱妥协成为其主要表现。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时,他不但在战略上存在误判,而且是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主要议定人,备遭舆论呵责。李鸿章签约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之职由浙江籍大员王文韶继任。
“非淮非湘”的王文韶,处世圆滑,有“油浸枇杷核”、“琉璃球”之称。他对“落势”的李鸿章并未投井下石,施政上一派萧规曹随的架势,数年间政务上无大革新,可算得在前任基础上的延续。及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新政期间,朝局诡谲,慈禧太后为牢牢控制畿辅要区,防范突发事变,让其亲信满人荣禄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她发动政变之后,又将荣禄召京。继任者为另一满人裕禄,隔年在“庚子之变”中自杀身亡。此前李鸿章已经东山再起,先任过约半年的两广总督,这时改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清廷要靠他与外国“议和”签约。李鸿章最后签订了《辛丑条约》,尽管事出无奈,但无论如何也留下了空前耻辱的一笔。签约后不多时日,风烛残年的他就撒手人寰,继任者是袁世凯。
袁世凯是河南项城人,曾在淮系要员吴长庆帐下做事,与淮系关系密切,这是其起家的重要阶梯。他从甲午战争期间的“小站练兵”开始染指新军,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利用在清末新政中操持练兵的机会,控制了实力可观的北洋新军,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北洋军阀巨头。同时,他在直隶和北洋主政期间,对该区工商、教育等新政事项的操持也不无成效,甚至被视为区域性“样板”。其人于光绪三十三年被内调为军机大臣、外务部尚书,表面似乎更被重用,但实际上是清廷移其脱离北洋基地,以防尾大不掉,隔年他就被借故罢职。但因他对北洋军仍能隐然操控,东山再起的资本未泯,及至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遂得复出并成为能左右清廷的权要,终至利用时机迫清帝退位,而获取民国权柄。
接替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是其亲信杨士骧。此人无大才干,但勉可维持前任旧规,其人于宣统元年病死。其遗职在短暂时间内或护或署之人可以略去不计,实际继任者为无明显派系归属的贵州人陈夔龙。这时清王朝更处风雨飘摇之中,所谓“新政”仍被视为救命稻草,陈氏在其辖区自然也要有所应对,但终归实效难着。清帝逊位前夕,他以病假离任,不日清朝便告寿终正寝。
纵观晚清时期直隶总督的情况,可以看出:该职自刘长佑担任后,主体上发生了以汉族大员替代以前满、蒙大员的格局变化,而汉族大员中,又是以湘、淮系和袁世凯北洋集团的要员为基干。这三个集团势力在近代中国影响甚巨,以其要员为基干主政直隶乃至北洋,或可视为晚清至民初政治走势的一个缩影。
作者简介
董丛林,1952年生,河北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太平天国史研究会常务理事。着有《龙与上帝——基督教与中国传统文化》、《晚清社会传闻研究》、《曾国藩传》、《清季北洋势力崛起与直隶社会变动》(主持)等,发表论文百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