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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皇太极的人才战略(2013年第14期)

皇太极继位伊始，面对的是努尔哈赤留下内外交困的乱摊子。当时，努尔哈赤所建立的后金，虽然早已脱明独立，雄踞辽东，但由于其晚年逆势而行，举措荒谬，导致内外形势严峻，统治者面临各种错综复杂的矛盾。汉人的反抗与逃亡不断发生，满汉对立日益尖锐。后金同明朝的战争不仅毫无进展，且因宁远一败而锐气大丧。作为一国之主，皇太极痛感朝中人心不稳、人才匮乏，明智地提出了“图治以人才为本”（《清太宗实录》）。他所实施的人才战略较为成功，为清朝立国大业奠定了基础。为留住人才，皇太极积极调整民族政策，争取汉人支持，创造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他不再强行让满汉合住，令广大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并修改《离主（解除主奴关系）条例》，主张宽大处理逃人，要求限制杀戮，社会矛盾得到缓解。
皇太极颁令说：“治国之道，莫先安民。我国中汉官汉民，从前有私欲潜逃，及令奸细往来者，事属以往，虽举首概置不论。”意在安抚稳定人心。他对努尔哈赤时期有过叛逃记录或被怀疑者，多重新加以任用，如被罢免的副将刘兴祚、游击李延庚等再获重任。努尔哈赤弃置不用的总兵李永芳也重现政治舞台，皇太极旋以其投诚最早，授三等昂邦章京世职。嗣后皇太极又一再颁发优养汉人之谕，严厉处置屠戮永平汉人的大贝勒阿敏。他在训诫八旗将士时说：“向者我国将士于辽民多所扰害，至今诉告不息。今新附之众，一切勿得扰害。若仍前骚扰，实为乱首，违者并妻子处死，必不姑恕。”
经过努力，努尔哈赤晚年造成的满汉尖锐对立的紧张局面有所缓和，社会环境逐渐趋于安定。皇太极鉴于努尔哈赤时期选拔人才没有定规、缺乏人才保证的问题，决定通过开科考试、直接提拔等方式广纳贤才。从天聪三年（1629）四月开始，后金设立文馆，但起初机构规模有限，人员成份单一，仅有儒臣十人，且全是满人。这对新兴政权发展的人才需求来说，远远不够。为此，皇太极决定设法广泛搜求人才。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天聪三年九月的儒生考试。努尔哈赤在世时，尤其是挺进辽沈后，推行戮儒政策。天命十年（1625）十月曾下令“察出明绅衿，尽行处死，谓种种可恶，皆在此辈”，要将后金国中的汉人儒生斩尽杀绝。此举不得人心，皇太极对此也深有体会。他下令让隐匿得脱的诸生出来参加考试。此次共从三百名儒生中选拔出二百人，分别选送文馆等部门使用。被选中者可谓精英，其中如范文程、马国柱、杨方兴、王文奎等后来成了皇太极的重要谋臣，为其大业的发展起了非同小可的作用。
皇太极还以直接提拔、发动举荐、鼓励自荐等方式搜求卓越之才。如直接从奴隶中提拔宁完我，从俘虏中提拔蒋赫德等。其中宁完我是自荐而出，被破格授予参将，他既得任用，随后又一连荐举了五人。上述许多人才原来的经历是非常悲惨与屈辱的，如果没有皇太极的破格提拔、信任与使用，他们或许将永无出头之日。在皇太极制定治国大政方针时，许多重大措施都是文馆文臣所献，文馆也因此成了他的“政策研究室”。皇太极在文馆建设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他对人才的极力搜求，便没有文馆的存在与发展。现存于世的《天聪朝臣工奏议》一书，如实记录了作为皇太极智囊团的文馆诸臣以及汉人文士、官员，畅所欲言、人尽其才、坦诚真切地竞相设计治国政策的情形。
在当年文馆诸臣中，有两位最为突出，那就是同为奴隶出身的宁完我与范文程。宁完我提出“参汉酌金”的重要原则，即建设方针要效仿明制，但不能生搬硬套，而应有取有舍，有自己的特色。他还提出一系列改革后金政治体制的建议，如设六部、立谏臣、更馆名、置通政、辨服制等主张。范文程则是皇太极最为倚重的谋士之一，凡有机密大事必召共议。诸多重要文件皆由文程起草，皇太极初尚审阅，后便不再细看，说：“汝当无谬也。”（李霨《内祕书院大学士范文肃公墓志铭》）他终成文臣领袖，扶佐皇太极创业，日后又为统一全国立下了不朽的功业，是名副其实的清朝开国元勋。皇太极的人才战略不仅有近谋，即注重现实，解决当前问题；更有远略，即着眼长久，为将来谋划。天聪五年闰十一月，他下令八旗各级官员送子弟入学读书，在八旗中进行教育普及；八年四月，首开科举，并逐渐常规化、制度化，这为日后的人才储备打下了基础。清兵入关后，这些子弟多为督抚大员，已成长为清朝政权的中坚力量。
除上述这些制度性保证外，皇太极还对在战争中掳获的一些重要人士或降而复叛者，多设法争取，加以留养，以为日后之用。其中张春、祖大寿、苗君稷与洪承畴，便是他颇为用心争取之人。
张春是明朝太仆寺少卿（正四品）、监军兵备道，于大凌河之战中被俘。皇太极将其带回沈阳，虚心隆礼相待，盼其投降。然张春始终保持明臣气节，坚毅不屈，十年后绝食而死。虽如此，皇太极却赢得了爱惜人才的美誉。
明将祖大寿在大凌河之战中因粮尽援绝投降后金，随后又逃回锦州坚守。皇太极因祖大寿是辽西祖氏家族集团势力的核心人物，一再耐心招降争取。十一年后，祖大寿计穷乞降，皇太极仍授以总兵。这充分展示了皇太极容才、爱才和争取人才的深谋远虑与博大襟怀。
苗君稷是昌平人，诸生出身，崇德三年（1638）末被清兵所获。皇太极欲加重用，被断然拒绝，威胁利诱皆无所动，遂同意其出家修道的要求，以慢慢软化之。虽然苗君稷矢志不移，终身为道士，但历经崇德、顺治、康熙三朝，面对社会的变化，他冷静思考，与时俱进，其诗歌反映了这一进程：由谴责清兵之暴虐，到咏叹国家的统一，并有“雄图开辟太宗多”（《焦冥集》）之句，成为清朝由野蛮到文明的历史见证人。
明朝蓟辽总督洪承畴兵败被俘，皇太极反复努力，终于使其投降。皇太极当即令置酒陈百戏庆贺。对此，满洲诸将皆不悦，皇太极反问：我等栉风沐雨者，究欲何为？众言：欲得中原耳！皇太极笑曰：“譬诸行者，君等皆瞽（gǔ，瞎眼）目，今获一引路者，吾安得不乐也！”（昭梿《啸亭杂录》）众乃服。终太宗一朝，洪承畴虽一直未用，然当清兵入关之后，洪承畴成为平定中原的先锋，其功甚伟。皇太极储才战略终收实效。
虽然皇太极一生用人也有不少失误和局限，如他重用的刘兴祚，后来却叛离后金，但其人才战略总体上是成功的，且开清代风气之先，其重视人才的思想，为后代统治者所继承。八旗办学及开科取士逐渐完善成为制度，为清朝后世所遵行。康熙、乾隆年间的博学鸿儒及博学鸿词科之举行，正是仿效皇太极不拘一格搜求人才做法的实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