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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略论曾国藩治军思想

太平天国的失败，有着种种原因，其一就是它遇到了强悍的对手——湘军。剖析湘军魁首曾国藩的治军思想，有助于我们了解这支军队为什么较绿营有更大的能量，竟能使奄奄一息的清王朝起死回生，苟延残喘于一时。
曾国藩曾从倭仁、唐鉴讲习程朱理学，是理学经世派的代表。在他看来，“军旅战争食货凌杂，皆礼家所应讨论之事”（《曾文正公全集·书札》。）。所以，他能打破儒生不问兵事的习气，投身于镇压太平天国的血腥事业。
一、以礼治军　诚字为本
“礼”是封建社会的政治准则和道德规范，是封建统治秩序的集中概括。曾国藩从小就浸润了儒家思想，“少读《论语》，至‘克己复礼为仁’一语。深服其言，书诸座右，日必三复，厥后用兵执政，时时不忘此言”（杨公道：《曾文正公轶事》。）。作为封建统治的忠实卫道士，他本能地知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则一秉乎礼”，“舍礼无所谓道德”，“舍礼无所谓政事”（《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因而，他立下了“以礼自治，以礼治人”的信条，并以此作为他治军的指导思想。“礼”，就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核心。
以礼治军充分显示了湘军的性质和目的。曾国藩在率领湘军初次出战时就明白告示：“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而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除了“勤王忠君”之外，还特别打出了捍卫“封建名教”的旗号，这两者虽然具有政治上和伦理上的不同含意，但其“复礼”即维护封建统治的目的是一致的。曾国藩强调后者，是由于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打破了“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的封建等级观念，造成“开国以来名教之奇变”（《曾文正公全集·文集》。）。在曾国藩看来，这种状况甚至比军事上的失败更为可虑，因为封建统治就是依靠这一套理论才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一旦剥落，即使军事上获胜，也难以长久维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这样一支不同于“绿营”的反动武装时，特别强调“礼治”。但是，“道之浩浩，何处下手”呢？为此，他又搬出了程朱理学中的“诚”来，认为“惟立诚才有可居之处”（《曾文正公全集·杂着》。）。
“诚”在程朱理学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周敦颐把它看作是“五常之本，百行之源”（周敦颐：《通书·诚下》。）。曾国藩继承和发挥了这一思想，他说：“如居室然，宏大则宅者广，托庇者众，诚信则置趾其固，结构甚牢”（《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天地之所以不息，国之所以立，贤人德业之所以可大可久，皆诚为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在周、程那里，“诚”是一个统率宇宙本体、先验的人性以至封建伦理道德，由天理所秉赋的至高无上的东西，是一个玄而又玄的理学概念。曾国藩把它外化为具体的政治概念，认为“诚便是忠信”（《曾文正公全集·杂着》。）。显然，“诚”具有鲜明的阶级性，所谓“忠”，所谓“信”，无非是指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这样，“诚”便落到了忠于封建君主和捍卫纲常名教的这一总的政治目的上，因而是符合“礼”的。
曾国藩说：“独信忠信为行军之本。”他的治军自始至终都体现了“诚字”。为了组建一支具有“忠义之气”的军队，曾国藩在兵士和将领的鉴选上，提出的首要标准是“拙诚”。对于士卒，他要求“技艺娴熟，朴实而有农夫土气者为上，其油头滑面，有市井气者，有衙门气者概不收用”（《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因此，他基本上是从偏僻乡村招募湘勇，这些拙朴的农民很容易接受纲常伦理的说教并为其所用。对于将官，他首先要求必须是“吾党血性男子，有忠义之气”（《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其次才是“娴熟韬钤之秘”。他认为“有其质而更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12。将官当然是“吾党而直晓军事之君子”为佳，但当“德”与才不可兼得的时候，他坚决将“德”放在第一位：“自修之方，观人之术，皆以此为衡”。在他看来，“智可因忠而生，忠不必有过人之智，尽吾心而已……能剖心肝以奉至尊，忠至而智亦生焉”（《曾文正公全集·杂着》。）。曾国荃说曾国藩用人“往往德有余而才不足”（《曾国藩家书》。），可见他对“德”的重视。
为了使湘军能够保持“忠义之气”，不沾染营伍习气，他又立下一条规矩，对那些绿营军士“入营稍久”和曾经败溃者，一律不予收录复用；对绿营将官的录用，则严格控制在守备以下。
曾国藩还特别注重精神教育，在他的训练项目中就有所谓“训家规”，亦即“训作人之道”。其方法有二：一是亲自教谕，“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进行封建伦理道德的说教。他自认为“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可谓用心良苦。二是编写歌谣，曾国藩亲自编写了一些简明易晓的，如《水师得胜歌》、《陆军得胜歌》等歌谣，令军士诵习。
“诚”字的另一层意思是“信”，“信”的本义是诚实不欺，因而曾国藩更多地是直接用“诚”来表示这一含义。“诚”与“忠”是密切相关的，曾国藩说，“诚者，不欺者也；不欺者，无私着也。”也就是说，要真正做到忠，克己奉君，不存私念，才可称为“诚”。曾国藩治军非常重视“诚”的作用，将它作为处理部属关系的准则。他说，“驭将之道，最贵推诚，不贵权术”（《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因为“人之生也直，与武员相交接尤贵乎直。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曾文正公全集·书札》。）。　
由上可知，诚字为本，：实质上就是强调忠君的政治素质，把“德”放在首位，作为用人的根本标准。这正是曾国藩治军思想的突出特点。中国古代兵家论将才，皆以孙子的“智信仁勇严”为衡，把才智放在首位。他们认为“先王之道，以仁为首，兵家者流，用智为先”（《十一家注孙子》第11页。）。曾国藩一反古法，把对清王朝和孔孟之道的绝对忠诚放在第一位，这使得湘军的封建性异常突出，其残暴性也超乎寻常。曾国藩自己以“不怕死”相标榜，就足以显示他对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他的“以忠诚为天下倡”，对于集聚整个地主阶级的力量，尤其对于网罗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中很多人主要是从维护封建名教出发投效曾国藩的。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清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感不满，但当看到太平天国将摧毁他们奉为金科玉律的圣贤之教时，便毫不犹豫地站到了清王朝一边。曾国藩总结“成功”的经验时说：“吾乡数君子所以鼓舞群伦，历九州而戡大乱，非拙且诚者之效欤！”（《曾文正公全集·文集》。）这段表白正说明曾国藩治军思想的基本特点。
二、刚柔互用 宽严相济
曾国藩的治军思想还贯注着中庸之道，这是他治军的第二个特点。他说：“天地之道，刚柔互用，不用偏废，太柔则靡，太刚则折。”这天地之道用到治军上便是“宽严相济”，在给曾国荃的信中，他较明确地解释了这个宽严之道：“应宽者，利也，名也，应严者；礼也，义也。”（《曾国藩家书》。）
先来看他的“应严者”：“礼”，“义”。“礼”在这里指的是湘军内部的等级规范。筹办湘军时，曾国藩就从营制上考虑按着“礼治”的要求，建立严格的隶属规范。他吸收了抗倭名将戚继光的“军礼之说”，仿照他的“束伍成法”，制订了湘军营制。这套营制革掉了绿营“兵不相习，兵与将不相知”的弊病，兵弁辖于哨官，哨官辖于营官，营官辖于统领，一级辖一级，等级晰然，隶属明确。他还制定严格的营规约束士卒，严禁犯上作乱。湘军中后期，由于保举太滥，往往出现这样的情况：营官的官阶高于统领的官阶，而哨官的官阶又高于营官，这样，很可能打乱湘军本身的隶属规范。曾国藩为此特定一条专论“事寄轻重”的制度。明确规定，各人的权限“专论差使，不论官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即尊卑名分，权力大小只能依据在湘军中的职务，不能依他本人的官品而定。这大体相当于后来的所谓“职大于衔”的规定，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创举，其作用在于维护湘军内部等级的稳定性。
战争是严酷之事，军队的“礼治”更带有强制性。曾国藩以一儒生治军，开始并未意识到这一点。岳州战败之后，他才感到其重要性。他总结战败原因说：“古人用兵，先明功罪赏罚。今世乱，贤人君子潜伏，吾以义声倡导，同履危难。诸公之初从我，非以利动也，故于法亦有难施，其致败由此。”（《清史稿》卷四百五。）这个问题在后来也屡屡出现，他经常忧于“军队风气纪纲大弛，赏罚之宽严每不中程”。在多次惨败之后，他才总结教训，提出“驭将之道，以严为先”（王安定：《曾文正公水陆行军练兵志》卷二。）。认为对部将要时刻“以礼存心”，“不必过谦”；要“临之以庄”，脸上时常挂着一副“懔然难犯之象”，使他们知威。并要求部将也要做到“以法立令行，整齐肃严为先”。对兵勇要严明纪律，使“兵不敢玩”，临阵时心存畏惧，不敢违令。总之，治军要“振之凶猛”（《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宁可失之严，不可失之宽”。
“义”，在这里指的是处理军队和民众关系所应遵守的规范。古代把所谓“解民于倒悬”，“禁暴除乱”的军队称之为“义兵”，或“仁义之师”。曾国藩从“君代民命”的传统观念出发，认为勤王卫道也就是保护民众。筹办湘军时，他看到由于官兵“奸淫掳掠”，广大民众深恶痛绝，迅速转向太平军。对此他深以为虑，“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因而，他比较注意如何使湘军不成为民众之矢。为此，他提出“不扰民”三字为“治军之根本”（《曾文正公全集·批牍》。）方针。
如何做到“不扰民”呢？主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宣传教育，把“不扰民”作为精神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从大道理到小事情，巨细悉举。如他编的《爱民歌》，略云：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第一扎营不贪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家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第三号令要严明，兵勇不许乱出营。走出营来就学坏，总是百姓来受害：
或走大家为钱文，或走小家调妇人。爱民之军处处喜，扰民之军处处嫌。……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记不可欺负他。日日熟唱爱民歌，天和地和又人和。二是严格纪律。当遇到扰民案件事，强调“总宜伸民气而抑兵勇”（《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剖决曲直，毫不假惜”，对扰民者“严加惩治”（《曾国藩家书》。）。必须指出，曾国藩严禁湘勇扰民是有限度的，对转向太平军的民众，他“禽斩以千万计”，丝毫不“以仁存心”。不少地区在湘军“光复”后，被杀害的民众不计其数，甚至有的一县幸存者还不到二十人。可见，他的“不扰民”具有很大的欺骗性。
再看“应宽者”，曾国藩说得很清楚，“名也，利也。”曾国藩“以忠诚为天下倡”，但真正忠心耿耿，不计较个人得失的人微乎其微，绝大多数投军者都系“以投营为名利两全之场”《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开始曾国藩并不很懂得这点，咸丰八年给曾国荃的信中还说，“余昔在军营，不妄保举，不乱用钱，是以人心不附”（《曾国藩家书》。）。实际经验告诉他，不能仅仅用空洞的“忠义之气”鼓动士气，还必须诱之以“名”，笼之以“利”，使将卒得到实惠。
在“利”方面，主要是实行厚饷与重赏，初定湘军饷章时，曾国藩就考虑到这一点，他说其所以“稍示优裕，原冀月有赢余，以养将领之廉，而作军士之气”《曾文正公全集·奏稿》。）。湘军的饷银比绿营高得多，士兵所得，除自用外还可赡养家室。将官饷银不仅更高，还可“沾润公费”。他还明确制定赏银规格，用重赏来“鼓好胜之心”。此外，对于战争中的抢劫行为，他“概置不问”，采取宽容态度。湘军攻下南京后，城中财物抢劫一空，竟无一银交与朝廷。曾国荃主张“按民勒缴”，曾国藩不同意，认为这样会“徒损政体而失士心”，主张各得所获，“以怜其贫而奖其功”《曾文正公全集·奏稿》。）。
在“名”方面，主要是实行保举制度，即按战功保举一定员额的将士为国家武职官员。这种制度成为湘军将士为清王朝卖命的极大动因，曾国藩鼓动部将放手保举说：“鄙人前衔奏补实缺，最足新耳目而鼓士气，不可畏干部诘而预自缩手也。”（《曾文正公全集·书札》。）这样，被保举的人是越来越多，十多年里，各营保举的武职共达十几万人，其中三品以上的不下数万人。
由于曾国藩仅任军职，无权补缺，所保人员“徒有保举名，永无履任之实”。同时，劝捐筹饷也往往受到地方官的阻隔。为此，曾国藩向清帝上了一个奏折，直言不讳地要求督抚大权，并以“在籍终制”相挟。清廷在军事吃紧的情况下不得不满足他的要求，从而为此后军权与地方行政权的结合开了先例。
“刚柔互用，宽严相济”这套中庸之道的统治术，曾国藩运用得相当娴熟。一方面，宽之以“名利”，致使“湘中勇夫赴江西、湖北投效者，络绎不绝，父缺子代，此往彼归”《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另一方面，严之以“礼义”，整饬军纪，在一定时期注重了军民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清政失民的状况。曾国藩曾自我吹嘘说：“我现在军中，声名极好，所过之处，百姓爆竹焚香跪迎，送钱米猪羊犒军者络绎不绝”（《曾国藩家书》。）。清末资产阶级革命家章太炎对曾效忠清廷是不满的，但认为曾国藩行事“犹足以惬人心者，盖亦多矣”，其一就是“杀官司之威，民之得伸自曾左始也”。（章炳麟：《检论·近思》。）
但是，曾国藩的“严之以礼义”和“宽之以名利”，本身存在着矛盾，不能贯彻始终。例如，在湘军前期，为了与太平军争民心，对“不扰民”有所注意，但到后期，“扰民被控之案层见叠出”（《曾文正公全集·批牍》。），禁不胜禁，攻破南京后大肆劫掠，乃是曾国藩所特许，属于“宽之以利”的范围，更充分暴露其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性了。
三、勤恕廉明　修己治人
曾国藩治军的基本方法是运用儒家伦理哲学，从自己做起，“修己治人”，达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这是他治军的第三个特点。
“修己”的内容就是“勤恕廉明”，他说，“带兵之道，勤恕廉明四字缺一不可”（《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勤以治事，恕以待人，廉以服众，明以应务。四字兼全可为名将，可为好官，不论文武大小，到处皆行得通”（《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所谓“勤”，其基本要求是不使身心有一刻之怠惰。曾国藩认为，“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曾文正公全集·杂着》。）。因此，“治军之道以勤字为先”（《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平时军务，如点名看操，修墙查街；战时如查看地形，事无巨细，都要亲自去办。训练兵勇必须如鸡伏卵，如炉炼丹那样昼夜操劳，不可须臾离开。闲暇时则读书，练字，不使脑子休息。若此，才能使军队作到营伍不紊，训练不废，惰气不生，士气不衰，“营伍常有奋兴象”。曾国藩自己对这个“勤”字更是身体力行，一丝不苟。他不仅以自己的“兢兢自持，行之有年”对部属作现身说法，并诱之以官禄，说，“能吃天下第一等苦，乃能做天下第一等人”（《曾文正公全集·批牍》。）。
所谓“恕”，也就是“仁”，曾国藩解释说，“圣门好言仁，仁即恕也。”做到了“仁”，则“欲立立人，欲达达人”，“处处行得通”。他把“恕”道看作是维系湘军团结的重要方法，提出“治军如治家”的方针。他说，“大抵治军譬如治家，兄弟不和则家必败，将帅不和则军必败。”《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因此，上下要“以情意相孚感”。在下者要“尊上”，如子弟之事其父兄；在上者要用威信，恩信“如父兄之管子弟”；各统领营官之间，要以“平恕之心”相待，“处处严于责己而薄于责人”（《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这样从横竖两方面联络感情，维系内部团结。
“恕”仅是精神上的把戏，并未能处理将卒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曾国藩知道，“凡带勇之人，皆不免稍肥私囊”，这是军心最为敏感的问题。因此，他试图以“廉”来解决这一难题。他反复训诫部属要以“廉”自守，“为统帅者，欲服将士之心，在不争将士之利”（《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他制订的劝诫条例也反复说：“欲服军心，必先尚廉介”（《曾文正公全集·杂着》。）。他自己以“不要钱”为标榜，希冀僚属效法此风，洁清自矢，不“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卒争毫厘”。为此，他又在制度上作出种种规定，即以各种名目让将官获得厚利，名曰“养廉”，使他们不与士卒争利，尽可能使将官与士卒的矛盾降到最低限度。尽管如此，其实际作用却非常有限。曾国藩自己在日记中写道：“军中乃争权絜势之场……求其贞白不移，淡泊自守而又足以驱使群力者，颇难其道尔！”（《曾文正公全集·日记》。）湘军中除了几个像左宗棠，李续宾那样的“廉将”之外，绝大多数都是些“作名利双收之想”的利禄熏心之徒。
“明”指的是办事能力。他说，“大抵莅事以明字为第一要义；”（《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明”有两种，一种是“高明”，即远见卓识；一种是“精明”，即窥事精细。具体来说，“居高位者”必须“知人晓事”，否则“终古相背而驰”（《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不能称职。低级将官则要明白事理，熟悉营务。怎样才能获得“明”呢？按照儒家的说法，人的才智都是天分，非人力之所能及，因此曾国藩也认为：“勤、恕、廉三字皆可勉强做得到，惟明字甚不易学。”（《曾文正公全集·批牍》。）但他又从“功可强成，名可强立”的唯意志论出发，认为：“凡人才高下，视其志趣，卑者安流俗庸陋之规而日趋污下，高者慕往哲隆盛之轨而日即高明。”（《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更进一步，他将“明”提到区别君子、小人的高度：“今日能知人晓事为君子，明日不知人晓事为小人。”（《曾文正公全集·书札》。）这样，“明”也就成了伦理道德修养问题。因而，人的“明”可以通过“培养磨炼”获得，只要从“勤”字上下功夫，“凡事精细考究，多看多做，多问多想”，就能获得“明”。因此，他把“陶熔造就”当作“一种树人之道”，即培养人才的方法。
“勤恕廉明”的作用，可以归纳为两点：□“勤”与“明”的功用是增强湘军作战能力。强调“勤”字，在平时严格训培，要求将卒忍受跋涉之累，饥寒之苦，以适应战争之艰辛，提高军队的作战能力。强调“明”字，重视人才培养之道，使湘军磨炼出一些较有“才干”的将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因重德出现的“才不足”的状况。曾国藩的幕僚薛福成说，曾国藩“知人之鉴为世所宗，而幕府宾僚，尤极一时之盛。”（薛福成：《叙曾文正公幕府宾僚》，《庸庵全集·文编》。）足见曾在“明”上所收功效。显然，“勤”与“明”，对提高湘军的军事素质起了重要的作用。□“恕”与“廉”的功用是协调湘军内部关系，从精神、物质两方面最大限度地减少将士之间的利害冲突。这一点也收到一定效果。尤其是“恕”，使那些拙朴的农民很容易被“感化”，怀着报恩的心理效命主将。蔡锷对此曾极为赞赏，他说：“带兵如父兄之带子弟一语最为慈仁贴切，能以此存心，则古今带兵格言，千言万语，皆可付之一炬”（《曾胡治兵语录》，《蔡松坡遗集》二。），湘军虽未能“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但内部矛盾较少，作战较为合协，轻易不能将其打散，“恕”道无疑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曾国藩的军事“成就”主要在于治军，韬略机谋、运筹帷幄并非所长。如他自己所说：“鄙人教练之才，非战阵之才。”（《曾文正公全集·书札》。）上述三个方面，只是他治军思想的梗概。我们看到，从指导思想到治军原则和方法的提出，都本于程朱理学。因而，时人称他的“成功”在于“学问”。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在未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以前，也同样认为，由于曾国藩学有“本源”，“收拾洪杨一役而完满无缺”（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毛泽东早期哲学思想研究》第20页。）。显然，以“礼”，即运用儒术是曾国藩治军的基本特点。笔者认为，儒术本身并无多大神通，他的“成功”，主要还在于其治军思想包含着合乎军事规律的东西。如强调政治、军事素质，从严的原则，注意争取民心，重视内部的协调统一等等，这些都是克敌制胜的必备条件，曾国藩只不过是把它们同“程朱理学”揉合在一起罢了。
（资料来源：《求索》1985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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