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位-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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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明清时期浙东学术的历史地位


明清时期的浙东地区,凭藉深厚而久远的文化积累,加以良好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和人文环境,才人辈出,着述如林,在中国学术史上写下了灿烂的篇章。
浙东学术的崛起
浙东学术在明代的崛起,发轫于余姚王阳明。自明初朱子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自明初朱子学取得独尊地位之后,《四书》、《五经》和《性理大全》的颁行以及八股取士以朱子学为准绳,虽使朝廷“一道德而同风俗”的意图得以实现,但学术生机也因之而受到压抑。学术演进,本若大江东去,百舸争流,万紫千红始能成就满园春色。同一的好尚,人为的制约,“此亦一述朱,彼亦一述朱”,其结果只能酿成知识界为学的繁琐、僵化。英宗一朝,薛瑄以笃守朱子学而成一时大儒,据称“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明史·薛瑄传》。学术界中人的无所作为,于此可见一斑。至此,打破此一沉寂格局,渐成时代之要求。
薛瑄之后,陈献章、湛若水师弟继起,以“静中养出端倪”、“随处体认天理”,向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发起挑战。王阳明挺身其间,以学求自得而与陈、湛二家相呼应。在艰苦的历练中,他由合心与理为一、合知与行为一入手,最终形成“吾心之良知即天理”的“致良知”学说。迄于晚年,王阳明遂以“致良知”学说,掩陈、湛师弟而上,与朱子学相颉颃,号召四方,领袖群贤。
阳明心学的崛起,冲破明初以来繁琐、僵化的学术制约,给学术界一时带来了驰骋思维的清新之风。沿着学求自得的路径往前走,王阳明甚至敢于道出不必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的大胆高论。他说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传习录·答罗整庵少宰书》)正是秉持此一实事求是的为学思想,在平定宁王之乱和广西民变中,显示了阳明学的经世特质。
王阳明虽未及六十而辞世,但是他的“致良知”学说及其所着《传习录》,不胫而走,深入朝野。而他所开创的阳明学派,则远远逾越浙东地域,成为明中叶以后风行南北的学术主流。正如《明史·儒林传序》所言 “原夫明初诸儒,皆朱子门人之支流余裔。……学术之分,则自陈献章、王守仁始。宗献章者曰江门之学,孤行独诣,其传不远。宗守仁者曰姚江之学,别立宗旨,显与朱子背驰。门徒遍天下,流传逾百年,其教大行,其弊滋甚。嘉、隆而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
在社会动荡中与时消息
明朝末叶,经济崩溃,政治黑暗,理学名教已不能拘络阳明后学中的激进者。在明清更迭的社会大动荡中,阳明后学中人的离经叛道渐成众矢之的。于是修正王学之风应运而起,一时阳明学传人,或出于王而非王,或径由王而返朱。此风由无锡东林学派首倡,浙东蕺山学派同调共鸣,转移风气,领异立新,承前启后而别张一军。
明清之际,在阳明学的故乡,以刘宗周、黄宗羲、万斯大、万斯同为代表的蕺山学派,由阳明学派衍生而出。面对阳明后学中人的汪洋恣肆,刘宗周以诚意、慎独为宗旨,着《人谱》、《论语学案》、《皇明道统录》诸书,忧国忧民,志节耿然。明亡,宗周不仕二姓,绝食而逝,显示了其为人、为学的崇高人格力量。宗周弟子黄宗羲,在抗清斗争失败之后,光大师门为学精神,究心经史,着述经世,成为博赡通贯的一代宗师。所着《明夷待访录》,博及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诸多领域,既全面总结明亡的历史教训,又规划出内容广泛的社会变革方案,在有清一代留下了久远而深刻的影响。
秉持“国可灭,史不可灭”(《南雷文案·次公董公墓志铭》)的史家职志,黄宗羲毕生关注《明史》编纂。为存一代典章人物,他遍阅明人文集,区分类聚,荟萃成编,辑为卷帙浩繁的《明文海》。全书所涉,几及二千家,洵称一代文章渊薮。所着《明儒学案》,综贯有明一代理学源流,以阳明学为大宗,上起吴与弼,下迄刘宗周,成为我国古代第一部系统的断代学术史专着。该书既发扬纪传体史籍的优良传统,又融会佛家灯录体宗史之所长为我有,进一步完善学案体史书的编纂,并使之最终定型,从而为我国古代历史编纂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黄宗羲不仅是开一代风气的学术泰斗,而且也是成就卓着的教育家。他一生讲学四方,弟子遍布两浙,尤以甬上万斯大、万斯同兄弟最称高第。万斯大专精《三礼》,所着《经学五书》,不惟影响一方经学好尚,而且乾隆初在扬州重刻,更唱乾嘉《三礼》学发皇之先声。万斯同一生以明代历史的撰写为己任,自康熙十八年迄四十一年,他“隐忍史局,弃妻子兄弟不顾”,为官修《明史》的成书,鞠躬尽瘁,耗尽心力。对此,黄宗羲还在他生前就留下过这样的喟叹 “及明之亡,朝之任史事者众矣,顾独藉一草野之万季野以留之,不亦可慨也夫。”(《南雷文案·补历代史表序》)已故着名史学家黄云眉先生曾就万斯同与清修《明史》有言 “不居纂修之名,隐操总裁之柄。”(《史学杂稿订存·明史编纂考略》)确然不刊,应属定评。
《文史通义》的救正风气之功
清代中叶,以经学考据为一时学术主流。浙东诸儒,若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等,后先而起,论学南北,皆足称一时儒林翘楚。其间,尤以章学诚着《文史通义》,倡言“六经皆史”,总结浙东学术,建树救正风气之功,影响最为深远。章学诚为学之始,深受其浙东乡先辈邵廷采影响,主张“读书当得大意”,走的是“马、班之史,韩、欧之文,程、朱之理,陆、王之学,萃合以成一子”的为学路径。由于为学路径的不合时尚,致使他始终不能融入主流学术之中。然而置身风靡朝野的经学考据之中,章学诚并没有向一时风气屈服。相反,随着文史素养的与时俱进,他对考据学风的积弊展开了不妥协的批评,决意以《文史通义》的结撰去辟除榛莽,开创新路。该书自乾隆三十七年始撰,迄于着者嘉庆六年逝世,三十年如一日,辛勤耕耘,死而后已。而救正风气,开辟新路,则始终不渝,首尾一贯。正如章学诚晚年致书友人汪辉祖所述:“拙撰《文史通义》,中间议论开辟,实有不得已而发挥,为千古史学辟其榛芜。”(《文史通义·与汪龙庄书》)
章学诚一经选定史学为救正风气之道,便义无反顾,矢志以往。迄于嘉庆五年撰成《浙东学术》篇,彰明“史学所以经世”的为学宗旨,他完成了以“六经皆史”为核心的史学思想的建设。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贯穿于其间的一个中心思想实为复原中国儒学的经世传统,倡导以史学去经世致用。因此,章学诚反对“舍器而求道,舍今而求古,舍人伦日用而求学问精微”的倾向,主张把立足点转移到现实社会中来。他说 “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着述也。……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文史通义·浙东学术》)
通过以上对明清两朝不同历史时段浙东学术的剖析,似可大致窥见其历史特质。这就是 实事求是、学以经世的为学精神,转移风气、领异立新的学术品格,兼容并蓄、历久弥新的强大生命力。据此,亦可进而得出一个基本的归纳,即明清时期的浙东学术,已经远远逾出地域学术的范围,从而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文化价值的学术形态。
(资料来源:《光明日报》2004年3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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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713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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