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苏努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苏努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苏努研究
在中国天主教史上，苏努家族有着独特的地位。他们既是清朝宗室，曾显赫一时；又是世代奉教之家，历经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屡遭打击而忠贞不渝。
长期以来，苏努家族的事迹受到了教内外人士和中外学者的广泛关注。1932年，陈垣先生在《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一文中，就发掘和搜集大量资料，对苏努及其诸子进行了系统的考察，并对教会史书所载苏努事迹作出了更正。70多年过去了，陈垣先生此文仍然有它的学术价值，是研究苏努家族的必读之作。
如今，清史研究与陈垣先生在世时相比已有很大发展，新资料不断发现，清宫档案陆续公布。我认为应该在陈垣先生研究的基础上，对苏努家族作进一步的探讨。有感于此，作为研究的第一阶段，我试图用新的资料对苏努再作考察，以使这个知名人物以更加清晰、更加丰满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
一、 生平事迹
苏努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四世孙。曾祖父禇英是努尔哈赤第一子，封贝勒，因咒父罪幽禁至死。[1] 祖父杜度，封贝勒，有战功。父杜度文，一作杜伦，封辅国公。
关于苏努的生年，史书上没有记载。《清实录》记载：顺治五年（1648）九月，“辅国公杜伦卒，谥怀愍。”[2] 苏努至迟应生于此年。1724年8月，耶稣会士巴多明在寄往欧洲的信中写道，雍正二年（1724），77岁的苏努被革职流放。[3] 据此推算，苏努当生于顺治五年（1648）。
顺治八年（1651）闰二月，清廷授年幼的“杜伦子苏努为辅国公”。[4] 这与入关前后，清廷所定的袭封条例不符。据《清实录》记载，入关前，清太宗时，凡袭封授爵，宗室王、贝勒、贝子、公，俱视其才德锡封。入关之后，定例和硕亲王一子袭封亲王，其余俱封郡王。郡王一子袭封郡王，其余俱封贝勒。贝勒之子封贝子。贝子之子授镇国公。镇国公之子授辅国公。辅国公之子授三等镇国将军。镇国将军之子授三等辅国将军。辅国将军之子授奉恩将军。郡王以上准袭封。贝勒以下不准袭封。其子年至15者，始照所定品爵封授。[5]
依据入关前的条例，年幼的苏努难以其才德受封。依据入关后的条例，辅国公之子苏努应授为三等镇国将军，并应在年至15时，始照所定品爵封授。可是，顺治八年（1651），年幼的苏努却被破例授为辅国公。
顺治九年（1652）正月，吏部对此提出质疑，明确指出：
“顺治八年授固山贝子苏布图子噶尔萨为镇国公，固山贝子努赛子喇笃祜为镇国公，镇国公恭阿子法塞为辅国公，辅国公杜伦子苏努为辅国公，宗室篇古子巴尔善为三等镇国将军，范图子法喀为三等镇国将军。以上六人俱授为公、将军，已注封册，但年未满岁，应否授爵？至太宗时所定之例与后所定之例，作何遵行？均应请旨。”[6]
从吏部的这个题奏中，我们可以看出：上述6人的袭封授爵，有与清廷的既定条例不相符合之处，而苏努尤为突出。上述6人受封时，皆年未满岁，但其中5人都是依入关后的条例降级而授，唯独苏努未降，以辅国公之子袭辅国公。
对于吏部的质疑，顺治帝的答复是：
“凡封王、贝勒、贝子、公，俱着照得燕京后定例行。此等年未满岁授爵者，皆谭泰未经奏明之事。既经授爵，着于未满岁以前食俸，不必给诰命封册，亦不必除名。满岁以后，照定例除授，其所设典仪，着裁革。”[7]
一个月之后，顺治帝又依据条例，明确指出：“苏努着食三等镇国将军俸。”[8]
三等镇国将军的俸禄与辅国公的俸禄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据《清实录》记载，岁支俸禄：“镇国公七百两，辅国公四百两，一等镇国将军三百两，二等镇国将军二百七十五两，三等镇国将军二百五十两。”[9]
从这个规定来看，镇国公比辅国公高一级，岁支俸禄多300两。顺治十四年（1657）三月，清廷“晋封镇国将军苏努为镇国公。”[10] 这条材料值得我们注意。我们知道，顺治八年（1651），苏努被破例授为辅国公，是“谭泰未经奏明之事”。第二年，清廷即依例让苏努食三等镇国将军俸。然而，时隔数年，苏努又再次破例，从镇国将军越级晋封为镇国公。
这次晋封的原因，因史料匮乏，难以推断。但至少我们可以认为，顺治年间，苏努没有受到清廷的歧视。所谓“苏努的曾祖禇英犯有罪恶，因此他这一支宗室是宗室中最不得宠的一支”的说法，[11] 还难成定论。禇英死于1615年，至顺治十四年（1657）已有40余年。世事巨变，清朝最高统治者与苏努家族的关系也会随之调整。
康熙年间，苏努的生平大致可分为4个阶段。1、任职宗人府，纂修玉牒。2、三征噶尔丹。3、盛京将军。4、朝中大臣。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二年（1673）四月，“以镇国公苏努为宗人府左宗人”。[12]
宗人府是管理皇族事务的机构。宗人府的职官有：宗令1人，由亲王或郡王内选充。左、右宗正各1人，由亲王或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内选充。左、右宗人各1人，由贝勒、贝子、镇国公、辅国公或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内选充。凡皇族，分别远近，由清王朝第一代皇帝太祖之父说起，他的本支是“宗室”，伯叔兄弟之支为“觉罗”。各族的生子女、继嗣、婚嫁、封爵、授职、升调、降革及死亡，都造册报宗人府。宗人府根据各族报的材料，登记档案，宗室的登入“黄册”，觉罗的登入“红册”。生存的人用红笔写，死亡的人用黑笔写。每到10年，汇纂“玉牒”。编纂玉牒的方法以帝系为统，以长幼为序。
宗人府每届修玉牒之年，另成立玉牒馆，其职官有：正副总裁官，无定额，由宗令、宗正及满汉大学士、礼部尚书、侍郎、内阁学士内派充，以大学士1人负责督催。总校官1人，由府丞充任。提调官2人，本府理事官1人，内阁满汉侍读学士或侍读1人。纂修官11人，本府正副理事官各1人，满主事1人，汉主事2人，翰林院官3人，内阁侍读1人，礼部司官2人。收掌官12人，由本府笔帖式派充。
以上各官，按其职位高低，派任的方式各有不同。正副总裁官，由皇帝“钦派”。总校官，由当时任府丞的照例充任。提调以下各官，由宗人府堂官选派。其不属宗人府的官员，由各衙门咨送。玉牒纂成之后，玉牒馆即告结束，到下届纂修时再开馆，所以称为例开之馆。
康熙十八年（1679）四月，清廷决定纂修玉牒。“命镇国公苏努为总裁官。辅国公品级富尔泰、大学士勒德洪、杜立德、礼部尚书吴正治、内阁学士噶尔图、侍郎额星格为副总裁官。”[13]
苏努与同仁共同努力，圆满地完成了纂修任务。康熙十九年（1680）三月，宗人府、内阁、礼部等官恭进玉牒。“上御中和殿受之，总裁纂修官员行礼。”[14]
据《清实录》记载，康熙十九年（1680）四月，以纂修玉牒告成，“赐总裁辅国公都统苏努等，及纂修官侍读学士达岱等银币有差”。[15] 这条史料称苏努为辅国公，很可能是误记。因为在此之前，苏努是镇国公，玉牒修成受赏之时，怎么会无端降级呢？
康熙二十七年（1688）二月，清廷即将再修玉牒，“命宗人府左宗人镇国公苏努等为总裁官”。[16] 苏努再次走马上任，圆满地完成了任务。
此时，噶尔丹在沙俄的支持下，扰边滋事。二十九年（1690），他以追击喀尔喀为名，大举进攻内蒙，掠乌珠穆秦等部。康熙帝调集大军，决定亲征。六月二十二日，他谕道：“噶尔丹追喀尔喀已进汛界，朕将亲往视师。从征诸王出喜峰口，公苏努等所领之军随朕行。”[17] 二十四日，他又谕道：“噶尔丹已至乌尔会河，军宜速出。”苏努之兵于七月初一日起行。[18]
七月初二日，康熙帝命和硕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和硕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苏努等人参赞军务。为使噶尔丹不致逃逸，俟各路大军会合后加以歼灭，七月初九日，康熙帝令苏努率兵疾进，如噶尔丹欲逃，即行追剿；如彼来迎战，则切勿急行，以待大兵，遣使羁縻。[19]
七月下旬，苏努部与福全率领的大军会合。他们继续前进，直趋乌兰布通（今内蒙古自治区克什克腾旗南境），在距噶尔丹军仅30里处扎营，掘壕筑垒，严阵以待。
八月初一日，福全指挥清军在乌兰布通大战噶尔丹军，炮毁其以万匹骆驼设置的驼城，杀敌无数。次日，噶尔丹遣使声言欲订和约，福全传檄各路清军停止攻击。康熙帝得知后大为震怒，严命福全乘胜进剿，勿失战机。可是，噶尔丹已乘清军停止攻击之机，仓皇宵遁，清军追之不及。
乌兰布通之战沉重打击了准噶尔军，但因福全指挥不当，噶尔丹得以逃走。班师回朝后，领兵诸王大臣受到弹劾，福全被罢议政、撤去3佐领。苏努等人也被罢议政，各降4级留任。[20]
为了紧密联系蒙古各部，孤立噶尔丹，康熙帝决定举行多伦会盟。康熙三十年（1691），在他的指定下，苏努参加了会盟。[21]
三十五年（1696），噶尔丹卷土重来。康熙帝率师亲征，苏努随驾从行。[22] 这次亲征取得了对准噶尔军作战的决定性胜利。但是，噶尔丹拒不接受清政府的招抚。为此，康熙帝决定第三次出兵。三十六年（1697）正月，他命苏努率军参战。[23] 在清朝大军的进逼之下，准噶尔军土崩瓦解，噶尔丹日暮途穷，服毒自杀。
清军三征噶尔丹，苏努均率兵参战，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因此，他被晋封为固山贝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奉命署理奉天将军（一作盛京将军）事务。[24] 三十八年（1699），又由宗人府左宗人升为左宗正。[25]
盛京是清朝的龙兴之地，康熙帝对此颇为重视。苏努陛辞时，康熙帝特谕道：“盛京事务废弛已极，公绰克託观射时不辨士卒骑射优劣，惟务闲谈。尔至任，勿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矣。”[26] 苏努遵谕而行，盛京局面略有改变。
康熙四十年（1701）八月，“盛京将军固山贝子苏努、宁古塔将军宗室杨福、黑龙江将军沙纳海、索伦总管觉罗阿图等，率其属下官兵来朝。”[27]
盛京颓势积重难返，苏努曾因此受到处罚和责备。康熙四十五年（1706）十二月，兵部等衙门为叶尔布不通满语，不谙骑射补授骁骑校事，拟将苏努罚俸二年半。副都统卫塞、法喀各降一级，罚俸一年。义州城守尉白尔黑图、佐领查尔泰降二级调用。康熙帝批示道：“苏努、卫塞、法喀从宽各免罚俸一年。城守尉白尔黑图、佐领查尔泰皆有专责者，前因补授佐领，徇情保举，殊为可恶！着将白尔黑图、查尔泰俱革职，拿解京城，严审具奏。”[28]
康熙四十六年（1707）九月，康熙帝谕道：“盛京副都统魏塞为人罢软，不能管辖兵丁，着革职。协领巴勒，马步射俱优，人材壮健，视其管辖围猎甚佳，惟向与将军苏努不睦，朕屡以协领内或有人材壮健者问苏努，而苏努并未尝以巴勒启奏。今魏塞员缺着升巴勒为盛京副都统。”[29]
四十七年（1708）正月，清廷任命“正白旗护军统领觉罗孟俄洛为奉天将军”。[30] 苏努离开盛京，回到北京，开始了他长达十多年的朝中大臣的生涯。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保存了大量的“议政大臣苏努等议事折”。[31] 例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四月二十三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于归化城推河备兵事折。四月三十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派兵驻扎噶斯口事折。五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给发官兵军器等情折。六月十二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筹划剿灭策妄喇布坦事宜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看管运粮牲畜等情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停遣王纳木札尔子弟往军中折。六月十四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备办进剿军需折。七月十九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总兵官路振声驻兵折。七月二十八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应咨文交涉俄人越界折。九月初一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达克巴喇嘛返回事折。九月初一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兵由噶斯口返回肃州事折。九月十九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逃人处置办法折。九月二十二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土默特兵所需之籽种等事折。九月二十六日，议政大臣苏努等报呼毕勒罕等情折。十月初五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西藏青海纷争四川提督等应预备折。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另派大臣替费扬古统领大军折。
康熙五十五年（1716）二月十六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发羊只接济将军席柱军口粮折。三月十三日，议政大臣苏努等议复向策妄喇布坦遣使等情折。四月二十五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派官兵驻特斯河折。六月二十五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开垦种地储粮折。七月十六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麦子等生长情形折。七月三十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席柱贻误军务案情折。十月二十三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报拨兵以防策妄喇布坦侵扰折。十一月二十七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参都统雅木布奏事不敬折。十一月二十七日，议政大臣苏努等奏请补授西安副都统折。
康熙帝对苏努颇为信任，遇事常常征求他的意见。例如五十四年（1715）九月二十五日，康熙帝谕道：
“宗室佛格呈称布尔塞之父满丕，倚仗索额图行事。虽满丕当日谄奉索额图如奴仆，然所行是实。然其时谁不谄奉索额图？不独满丕也。此事原不明白，今所议甚糊涂。将此事并和理奏折，俱交与苏努，着伊持去，会同该部详审具奏。”[32]
康熙五十六年（1717）七月二十五日，大学士马齐等遵旨以顺承郡王诺罗布之子济兰泰、席保住，问贝子苏努、领侍卫内大臣·侯巴浑德、左都御史徐元梦等。苏努云，济兰泰、席保住为人俱老实。巴浑德云，席保住在侍卫行走，知其为人老实。其长者不知也。左都御史徐元梦云，王之二子在浙江时，曾见数次，毫无妄举，看来人俱老实。苏努等云，袭爵事关紧要，伏候上裁。缮折呈览，并以原疏复请。上曰：“王之二子俱在此乎？”马齐奏曰：“次子侍卫在此，长子在京。”上曰：“将伊长子传来，一并引见具奏。”[33]
苏努对康熙帝感恩戴德，关心备至。例如档案记载：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二月初六日，固山贝子苏努，领侍卫内大臣，满、汉大学士，八旗满洲、蒙古、汉军诸大臣，满、汉九卿，詹士（事）、科、道公同谨奏，为大孝之尊养已隆，圣躬之调护尤急，……伏乞皇上深抑圣情，俯衷古制。如皇太后有不虞之事，命诸王子悉心经纪。凡拜跪行走，一切劳力礼节，圣躬切未可身亲，万分保摄，仰承宗社之重，上以慰皇太后之心，下以惬朝野臣民之望。臣等不胜迫切恳款惶悚之至。为此谨奏。[34] 十二月初八日，固山贝子苏努等及满汉文武大臣官员，因圣体违和，自后求弗往宁寿宫，并弗送梓宫，缮折交与奏事六品官双全等转奏。奉旨：“知道了。朕足疾较前稍愈，其谕众知之。此后诸大臣不必请安。”[35]
上述表明，终康熙朝，苏努始终受到信任，官职不断上升。至康熙朝晚期，苏努在朝廷中有着较为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二、获罪经过
康熙四十七年（1708），苏努离开盛京，回到北京时，康熙帝与皇太子允礽之间的矛盾正日益尖锐。这年九月，康熙帝宣布废黜太子允礽。史称一废太子事件。
康熙帝一废太子，本为解决皇储矛盾，不料却引发了诸皇子激烈的储位之争。其中允禩、允禟集团的争夺尤为突出。
皇八子允禩聪颖能干，善于与人交往，最初很受皇父赏识，未满18岁即已成为贝勒。他反对太子，并极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和实力，在皇子及满汉大臣中很有声望。
四十七年（1708）九月，一废太子后，康熙帝曾严厉警告众皇子：“如有钻营谋为皇太子者，即国之贼，法断不容。”[36] 大阿哥允褆自知于储位无望，奏称：“相面人张明德曾相允禩后必大贵。今欲诛允礽，不必出自皇父之手。”[37] 康熙帝大为震惊，认为允禩、允褆等结党僭谋，早定于平日。他于乾清宫召集诸皇子，明确宣布：“允禩柔奸性成，妄蓄大志，朕素所深知。其党羽早相要结，谋害允礽，今其事皆已败露，着将允禩锁拿，交与议政处审理。”[38] 允禟对允禵说：“尔我此时不言何待？”允禵遂奏称允禩并无此心，愿作担保。康熙帝震怒，欲以佩刀诛允禵。允禟、允禵被逐出。十月初，允禩被革去贝勒，降为闲散宗室。
十一月，康熙帝令群臣保举太子，并声明：除允褆外，“众议谁属，朕即从之。”[39] 在大学士马齐及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王鸿绪等人的带动下，大家竟然独保允禩。这显示出当时清朝统治机构中大多数人在储位人选上的向背，也充分表明允禩的声望和实力，从而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对皇权的更大威胁。
康熙帝得知保举结果后，震惊之余，极为恼火，立即自食其言，断然否定。在当时举朝人心惶惶，政治局势出现不稳定征兆的时刻，康熙帝只有在允礽、允禩两人中选择一人为储君，才能比较有效地稳定局势。他不能容忍一个威信甚高，几可与之相埒的皇位继承人存在。两相比较，他宁肯让允礽重获储位。
四十八年（1709）三月，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为安抚众皇子，并对太子予以牵制，康熙帝将大部分成年皇子分别封为亲王、郡王和贝子，允禩也恢复了贝勒的封号。
太子废而复立，不曾解决任何问题。皇储矛盾、太子与诸皇子的矛盾仍然存在，甚至日益激化。太子再废的结局不可避免。
五十一年（1712）十月，康熙帝宣布二废太子允礽后，允禩流露出染指储位的意图，受到康熙帝的愤怒斥责。尽管如此，允禩、允禟集团仍旧存在，并继续参与争夺储位的角逐，而且允禩的声望与实力在众皇子中依然突出。深受康熙帝信任的大学士李光地，直到康熙五十六年（1717）还认为，“目下诸王，八王最贤。”[40]
苏努是允禩的支持者。早在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月，康熙帝就曾指出：“允礽……亲近匪类，薰染恶习，每日听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乱至极。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翼为皇太子，……邀结苏努为党羽。”[41]
康熙五十五年（1716），允禩身染伤寒。康熙帝曾命“固山贝子苏努、舅舅佟国维、大学士马齐、领侍卫内大臣公阿灵阿、鄂伦岱，侯巴浑德，同往看视允禩病。”[42]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十一月，康熙帝病逝。皇四子胤禛继承皇位，改年号为雍正。允禩等人大失所望，显露不满。
为了稳定局势，雍正帝在继位之初，对允禩、苏努等人采取了笼络手段。他封允禩为亲王，封苏努为多罗贝勒，[43] 授苏努女为郡君，婿那省阿为多罗额驸。[44]
随着统治地位的渐趋稳定，雍正帝开始对允禩集团进行镇压。苏努及其家人在劫难逃。
雍正元年（1723）二月，苏努之子勒什享被革职，发往西宁。雍正帝给他定的罪名是：
“勒什亨险邪小人，伊父苏努系七十之党，结为生死之交。七十等朋比为奸，摇惑人心，扰乱国是。朕于苏努父子宥其罪戾，叠沛恩施，封苏努为贝勒，授勒什亨领侍卫内大臣，御前行走，亦冀其感念国恩，悛改旧恶，岂知伊等心无餍足，仍然结党营私，庇护贝子允禟，代为支吾巧饰，将朕所交之事，颠倒错谬，以致诸事制肘，难于办理。又朕诸弟兄家，有奸恶太监数人，种种引诱伊主，若明正其罪，详审究似，则牵连伊主之处甚多。朕念兄弟之情，加意保全，不加明讯，将此辈奸恶小人发遣遐方，令其疏远。曾谓勒什亨曰：‘此不过惩治家人，其事甚细，不必记在档案。’而勒什亨显悖朕旨，记载档案，复敢以恳给佐领冒昧陈请，狂妄悖谬。勒什亨不可在内廷行走，着革职，发往西宁，跟随允禟效力。”[45]
三月，苏努的另一个儿子，“正黄旗满洲副都统赫世亨缘事革退。”[46]
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的屠刀开始指向苏努。五月十四日，他下达了一篇谕旨。在谕中，首先，他引用康熙帝的话，斥责苏努挟仇乱政。他说道：
“从前，……皇考在乾清门降旨曰：‘苏努之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禇英薨逝时，太宗特降谕旨云，此人若在，必乱国家。大抵此一宗枝向日原有嫌隙，即如苏努于我父子兄弟骨肉之中，谗谮离间，暗中钻营，惟扰乱国家是务。朕防之有年矣。尔等其知之。每事留意。’此谕旨乃众阿哥及诸大臣等所共闻也。”[47]
查阅《清圣祖实录》，我们找到了相应的材料。康熙四十七年（1708）十月，康熙帝谕道：
“允礽……亲近匪类，薰染恶习，每日听信小人之言，因而行止悖乱至极。允禩乘间处处沽名，欺诳众人，希翼为皇太子，……邀结苏努为党羽。苏努自其祖相继以来，即为不忠。其祖阿尔哈图土门贝勒禇燕在太祖皇帝时，曾得大罪，置之于法。伊欲为其祖报仇，故如此结党，败怀国事。”[48]
这两条材料，在文字上略有出入，但总的内容是一致的。然而，《清圣祖实录》修于雍正年间，与《清世宗实录》、《清高宗实录》相比，过于简略，人们怀疑经过了删改。康熙帝原谕是否如此？难以定论。
接着，雍正帝表白了自己对苏努父子的恩德，列数苏努父子的罪状：
“朕即位后，于苏努格外加恩，晋封贝勒，伊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亦冀伊等感朕宽大之恩，迁善改过耳。讵意勒什亨并不感戴，仍袒护贝子允禟，扶同隐匿，将所交事件故为迟延。及朕将勒什亨派往西宁，伊弟乌尔陈指称武备院奏事入内，于朕前显露愤恨之容。勒什亨系获罪之人，例不得奏请训旨，而乌尔陈将伊兄引入紫禁城内，殊属不合。是以将乌尔陈同伊兄发往军前。”[49]
最后，雍正帝怒斥苏努道：
“今苏努以七十病故，退有后言，是仍念伊等旧日党羽，扰乱国家之心竟无悛改也。苏努不可留在京师，煽惑众心，着革去贝勒，其属下佐领着撤回，存贮公所，止留伊府佐领，着伊同在京诸子于十日内，带往右卫居住，到彼之后，若不安静自守，仍事钻营，差人往来京师，定将苏努明正国法。”[50]
苏努因此率家人离开北京，流放到了山西右卫。年过古稀、身体衰弱的苏努不堪此击，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九日（1725年1月3日）病逝于流放地。[51]
苏努死后，雍正帝对苏努及其家人的打击仍未停止。
雍正三年（1726）三月，他谕道：“前朕议处苏努、吴尔占之罪，伊等并非与朕旧有隙怨，祗以骨肉之内，彼此倾陷，互为仇敌，一有微隙可乘，群起而攻之，则其人何所容身乎。今我宗室内，互相仇陷之习，皆由苏努所致。”[52]
五月，他又谕道：“盛京风俗，甚属不堪，俱因苏努为将军八年，俯徇无知小人之心，沽取虚名，私恩小惠，逞其机诈，惟利是图，毫无裨益地方军民之处，风俗由是大坏。”[53] 这番指责是没有多少根据的。因为早在苏努接受盛京将军职位，陛辞之时，康熙帝就明确谕道：“盛京事务废弛已极，公绰克託观射时不辨士卒骑射优劣，惟务闲谈。尔至任，勿蹈此辙。又盛京地方习俗颓坏已极，闻兵丁派出差役，不去者有之，去而私回者有之。尔至其地，择其尤者，严处一二人，若辈始知惩创矣。”[54] 苏努任盛京将军10年，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离任回京，至雍正三年（1725）已有17年，还能为盛京现状承担直接责任吗？
随着统治地位的渐趋稳定，雍正帝对允禩集团及苏努家族的打击不断升级。
雍正四年（1726）正月，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被革去黄带子，从宗人府除名。随后，允禩被圈禁高墙，允禟从青海被押解来京，途中又改在保定圈禁。二人被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满语，有贬损之意）。
三月，允禩、允禟、苏努、吴尔占的子孙俱被“撤去黄带，更改旧名，归并各该旗各佐领，其有品级之女一并销去品级。”[55]
五月，苏努被戮尸扬灰。雍正帝又谕道：
“苏努、七十结为党援，扰乱国政，历年伤皇考之心，伊等子孙理当加以诛戮，但将如许人正法，朕心不忍。苏努之子勒什亨、乌尔陈、着仍在诚亲王允祉处禁锢，俟阿其那、塞思黑事定，另降谕旨。赫世亨、鲁尔金、福尔陈、书尔陈、木尔陈、库章阿、不可令在一处，着押往河南、山东、山西、江西、苏州、浙江等处，分交该督抚，于衙门内禁锢。其余俱交与右卫将军，入于右卫兵额内，严行约束。如仍不悛改，指名题参。”[56]
雍正五年（1727年）正月，雍正帝谕道：“年羹尧之结党，为时尚浅，是以易于解散。非如阿其那、塞思黑、苏努、阿灵阿、鄂伦岱等之党，固结甚深，如胶如漆，牢不可破也。”[57] 他还谕道：
“从前奉天将军苏努等深负皇考委用之恩，于任内之事，漫不经心，内怀狡诈，饰貌沽名，将朝廷法纪、满洲制度尽行废弃，侵蚀库帑，亏空仓粮，种种罪恶，不可枚举。朕即位以来，虽悉心竭力，整饬修治，于今五年，尚未就绪。顷据葛尔弼奏称，盛京城内，所有驻防兵丁六千名，节年俱各搬移城外，或百里，或五六十里居住等语。夫以驻防地方之兵丁，而听其散处僻远，有此理乎？皆由苏努肆意扰乱国政，嵩祝、唐保住甘为苏努犬马，曲意效尤。所以二十年来，流敝一至于此。伊等之罪，至为深重。盛京乃太祖、太宗开基之地，逼近福陵、昭陵，关系甚钜。着将苏努家产交与嵩祝、唐保住查明，再将伊等所有赀财俱带往盛京，以为兵丁搬移入城之费。”[58]
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早在苏努任盛京将军之前，盛京官兵就已分散以居。这一点盛京将军噶尔弼在雍正四年十月初九日的奏折中说得十分清楚：“盛京地方官兵初皆驻一处。自康熙二十八、九等年始，因年景不好，陆续变卖房舍，有田者随田而住，无田者亦变卖房舍，前往各城村庄分散以居。”[59]
据耶稣会士书简记载：
“大家都很明白，皇帝决心臆造苏努的所谓罪过，以便找借口来惩罚他的后代。……2月8日，嵩祝、唐保住以及旗里的其他官员（苏努亲王曾任该旗都统）将苏努亲王及其子女的府第加上了封印，这些都是在夜间进行的，这个夜晚也和平常一样发生了抢劫。当时在众亲王府内的仆人都被抓了起来，并抄了他们中最富裕者的家，拿走了全部契约和借据。搜查，确切点说是洗劫持续了十天。苏努全家在这次没收中损失了一千六百多万。那些府管家、庄头和佃户也都损失了数目相当可观的款项。就这样，大清帝国最富有、最有势力的家族之一——苏努家族，刹时间沦入最贫困之中。”[60]
四月佛诞之日，恰遇葡萄牙国使臣上表称贺，雍正帝因谕廷臣曰：“彼西洋之教不必行于中国，中国之教岂能行于西洋？如苏努之子乌尔陈等愚昧不法之辈，背祖宗，违朝廷，甘蹈刑戮而不恤，岂不怪乎？”[61] 这是苏努案中第一次涉及天主教的官方文书，距苏努之死已近2年半。
众大臣迎合帝意，提议将入教的乌尔陈等人凌迟处死。雍正帝谕道：
“乌尔陈、苏尔金、库尔陈等，不遵满洲之正道，崇奉西洋之教。朕令伊等悛改，屡次遣王大臣等降旨，分晰开导，询问乃伊等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如此昏庸无知，与禽兽奚别，其心固已先死，何必加以诛戮！乌尔陈等非鄂伦岱、阿尔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摇动政事，断不可姑容于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与否并无关系。今王大臣等因苏努父子从前所行大逆不道，请将乌尔陈等即行正法，所奏虽是，但朕从前已将伊等之罪暂行宽宥，今复将伊等正法，西洋人不知其故，必以为伊等因入西洋之教被戮，转使伊等名闻于西洋。着将乌尔陈等交与步军统领阿齐图，择一地方牢固锁禁，俾得用力穷究西洋道理。伊等如知西洋敬天之教，自然在朕前奏请改过也。”[62]
苏努诸子信奉天主教，受到雍正帝的斥责。有人因此认为“苏努之获罪，为庇护圣教”。此说不确。诚然，苏努诸子信奉天主教，且坚定不移。正如雍正帝所说：“固执己见，坚称不愿悛改。”而雍正帝从宗教信仰、皇权思想、国际形势、国家安全等方面认为，天主教不利于清王朝的政治统治和思想控制。即位之后，采取了严格的禁教措施。[63] 因此，他对信教的苏努诸子及其家人必然十分反感。但是，这绝非苏努获罪的主要原因。
苏努是允禩的支持者。允禩集团实力雄厚，是雍正帝的主要对手。为了巩固皇权，雍正帝必然采取一切手段，铲除这些最危险的敌人。雍正帝曾明确指出：苏努之子“乌尔陈等非鄂伦岱、阿尔松阿、阿其那、塞思黑等，力能摇动政事，断不可姑容于世者可比，此等人正法与否并无关系”。由此可见，崇奉天主教之罪轻，摇动政事之罪重。苏努获罪的主要原因是宫廷里的政治斗争。
三、宗教倾向
方豪的《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有一篇苏努及其诸子的合传。其中写道：
“援菴先生既确定其（苏努）诸子中至少有九人为热诚教友，谓苏努曾庇护天主教，实为极可能之事；又苏努卒时，诸子在侧，至少在临终时，劝父进教，亦属事理之常；且人处忧患，最易接受信仰；苏努之为教友，殆无可疑。”[64]
“苏努之为教友，殆无可疑。” 此说还难以成立。
在中文史料里，我们找不到苏努是教友的任何记载。雍正帝曾列举过苏努的各种罪状，概括起来就是：
“苏努为人阴险奸邪，为恶党之首，引诱宗亲，要结匪类，欲以扰乱正事，煽惑人心，其害关于宗社，诚为元恶渠魁，举朝所知者。朕即位后，冀其改过自新，封为贝勒，厚加恩眷，而伊并不感恩悔罪，仍怙恶不悛。又见朕防范严密，伊不得遂结党之私，复教导其诸子肆行不法，甚至苏尔金、库尔陈、乌尔臣信从西洋外国之教。朕屡次降旨，谕令悛改，伊竟公然抗违，奏称愿甘正法，不肯改易。似此忘本背君，藐视国法，丧心蔑理，闻者莫不骇异。今查出昔年圣祖仁皇帝朱批奏折，苏努竟于御笔中间狂书涂抹，见者无不心寒发指。是其背叛之心显然昭着，罪实同于大逆。”[65]
这些罪名，没有一个与苏努本人信奉天主教有关。如果有这方面的“罪状”或蛛丝马迹，雍正帝是绝对不会放过的。方豪也说过：“汉文史料亦未发现因其为教友之确实证据。”[66] “苏努之为教友，殆无可疑”之说，来源于推论。而这个推论还缺乏说服力。
耶稣会士巴多明在寄往欧洲的信中，详细记载了苏努获罪及其去世的经过，是研究苏努的重要史料。但是，其中也没有发现苏努是教友的“确实证据”。诚然，苏努诸子热诚信教，并劝说其父入教，这在巴多明的信函中，都有记载。如巴多明写道：苏努的第十子入教后，起教名为保禄。他“写信给父母，劝他们和全家人都归依入教”。[67] 苏努的第三子入教后，教名为若望，“他从热河回到北京后，经常和他的父亲苏努亲王及兄弟们谈论基督教的好处，他完全沉浸在基督教理之中，非常起劲地劝说他们，向他们宣扬基督教义，催促他们至少读一下基督教义的基本原理。”[68]
但是，苏努诸子的劝说，收效甚微。正如巴多明所说：
“他们做了那么多虔诚的努力仍没有达到他们期望的效果。他们说了许多动之以情的好话，可父亲仍毫不动心。说老实话，他对于基督教理已经变得比较通融了，但是他仍摆出和上帝很疏远的样子。他坚持不见那三个入了教的儿子，”[69] “禁止若望亲王及其他已入教的人们进他的府邸，他不要见他们，并且威胁说要亲自奏报皇上。”[70]
苏努这么作的原因，据巴多明分析是：“苏努亲王对基督教本来很有好感，但是与上帝相比，他更害怕皇帝会怪罪于他，他的地位、财产难保。”[71] “他只是叮嘱大家千万小心从事，否则全家要遭殃。”[72]
雍正二年（1724）五月，雍正帝下令苏努在10日内流放山西后，苏努曾进宫去，“把他的辩解奏章呈交给宗人府的主管，但是他很吃惊地听到亲王衙门主管向他转达的皇帝对他的新的指责：‘你的第六子和第十二子（类思亲王和若瑟亲王）入了基督教，出钱造了教堂，你的其他儿子们也学了他们的样儿，你是用你的权威来让你的儿子们回头呢，还是把他们交给皇上处置？既然你管不了他们，我知道怎样让他们守本分。’”[73]
在这种情况下，苏努的态度如何呢？据巴多明的信函记载：苏努承认他的第三子、第十子、第十一子都当了基督徒，“但是他事先并不知道他们的意图。他一知道了此事，就把他们赶了出去，不再见他们了。他拒绝见他们已经整整三年。”[74] “他想，为了使皇上息怒，他应该把引起皇上愤怒、大动肝火的小辈交给皇上处置。……他一回到自己府邸，就派人找来了他的儿子们和侍卫们，他吩咐取来了锁链，他一挥手，命人把若望亲王铐上锁链，若望亲王一言不发接受了。老亲王又命人把保禄亲王也铐上。……次日，老亲王派人来找若瑟亲王的妻子弗郎索瓦兹福晋。趁她不在府上，他马上命手下的非基督徒侍卫去搜查她的府邸，甚至进入福晋的卧室，把搜查到的十字架、念珠和圣像都堆到院子中央烧掉。”[75]
苏努临死之前，确如方豪所说“诸子在侧”。但是，仍未见到苏努成为教友的记载。苏努去世时的情况，据巴多明信函中的转载：
“我们的父亲得了好几种复杂的病，尤其他被干咳折磨了许久，使他明显地衰弱下去了，完全摧毁了他残存的健康。我们不时地去看他，但是他不让我们进他的房间，只有他叫我们进去时，我们才能进去。阴历十一月十九日，他终于叫我们进他的房间了，他开口就讲了一大段他一生的作为，他想让我们明白把他充军是不公平的。他说：‘皇帝对我的四点指责都是错误的，都没有任何根据的。……第四点说，我的孩子们信了基督教，我没有处罚他们。其实，我好几次责罚了他们，但是我在基督教理中没有看到任何违背道理的东西，难道我该对我所钟爱的、我认为是无辜的孩子们严加惩罚吗？’说完这些话后，他让我们退下，过了不多时，一阵猛烈咳嗽使他透不气来，就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人怀中断了气。”[76]
这里不仅没有苏努临终入教的记载，而且明确指出苏努死在一个非基督徒的家人的怀中。
以上我们分析了巴多明的信函，没有找到苏努是教友的确实证据。但是，苏努诸子信教，对他不无影响。传教士穆敬远是允禟的好友，这表明允禟等人对传教士及其天主教是友好的。他们的态度对苏努也会有影响。加之康熙帝除晚年禁教之外，大部分时间都对传教士是友好的，这些情况都可能使苏努对传教士有好感。总之，苏努对传教士及其天主教有好感，但将其列为教友，则还缺乏依据。[77]
作者：吴伯娅，1955年生，武汉大学历史系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长期从事清史研究，曾参与撰写《中国史稿》（清代卷）、《清代全史》、《清代人物传稿》，出版着作《康雍乾三帝与西学东渐》、《圆明园史话》和译着《康熙朝储位斗争纪实》，发表学术论文数十篇。
注释：
[1] 《清史稿》卷二百一十六，《列传》三，《诸王》二，《广略贝勒禇英》。[2] 《清世祖实录》卷四十，顺治五年九月戊子，中华书局，1985年，第3册，第323页。[3] 参见[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3集，朱静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29页。[4] 《清世祖实录》卷五十四，顺治八年闰二月壬戌，第3册，第428页。[5]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二，顺治九年正月乙酉，第3册，第486页。[6] 同上。[7] 同上。[8] 《清世祖实录》卷六十三，顺治九年二月壬戌，第3册，第492页。[9]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一，顺治十年正月癸巳，第3册，第566页。[10] 《清世祖实录》卷一百零八，顺治十四年三月甲子，第3册，第850页。[11] 恒慕义：《清代名人传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648页。[12] 《清圣祖实录》卷四十二，康熙十二年四月乙卯，中华书局，1985年，第4册，第557页。[13] 《清圣祖实录》卷八十，康熙十八年四月丁卯，第4册，第1024页。[14] 《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九，康熙十九年三月壬寅，第4册，第1123页。[15] 《清圣祖实录》卷八十九，康熙十九年四月庚辰，第4册，第1131页。[16]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三十三，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丁卯，第5册，第446页。[17]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辛巳，第5册，第612页。[18]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六，康熙二十九年六月癸未，第5册，第613页。[19]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七，康熙二十九年七月戊戌，第5册，第622—623页。[20]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四十九，康熙二十九年十一月己酉，第5册，第652—653页。[21]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五十，康熙三十年正月辛亥，第5册，第660页。[22]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一，康熙三十五年二月丙午，第5册，第850页。[23]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七十九，康熙三十六年正月辛未，第5册，第921页。[24]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壬申。第5册，第1000页。[25] 参见《清圣祖实录》卷一百九十六，康熙三十八年十二月辛卯。第5册，第1072页。[26]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庚寅，第5册，第1001—1002页。[27]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零五，康熙四十年八月戊午，第6册，第89页。[28] 《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050页。[29]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一，康熙四十六年九月庚申，第6册，第306页。[30]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二，康熙四十七年正月癸酉。第6册，第318页。[31] 《康熙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32] 《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199页。[33] 《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406页。[34] 《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469页。[35] 《康熙起居注》第3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2470页。[36]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寅。第6册，第343页。[37]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戊戌。第6册，第342页。[38]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四，康熙四十七年九月壬寅，第6册，第343—344页。[39]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六，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丙戌，第6册，第351页。[40] 《文献丛编》第三集，戴铎奏折。故宫博物院，1930年。[41]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五，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丙午，第6册，第347页。[42]《清圣祖实录》卷二百六十九，康熙五十五年九月癸未，第6册，第643页。[43] 《清世宗实录》卷一，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戊戌。中华书局，1985年，第7册，第36页。[44] 《清世宗实录》卷十六，雍正二年二月丁卯。第7册，第279页。 [45] 《清世宗实录》卷四，雍正元年二月庚申。第7册，第98页。[46] 《清世宗实录》卷五，雍正元年三月己亥。第7册，第121页。[47]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丙辰。第7册，第323页。[48] 《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三十五，康熙四十七年十月丙午。第6册，第347页。[49]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丙辰。第7册，第323页。[50] 《清世宗实录》卷二十，雍正二年五月丙辰。第7册，第323页。[51] 参见[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3集，朱静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51—52页。[52]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雍正三年三月辛亥。第7册，第454页。[53] 《清世宗实录》卷三十二，雍正三年五月癸亥。第7册，第494页。[54] 《清圣祖实录》卷一百八十八，康熙三十七年四月庚寅，第5册，第1001—1002页。[55]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二，雍正四年三月丙申。第7册，第617页。[56] 《清世宗实录》卷四十四，雍正四年五月己未。第7册，第664页。[57] 《上谕内阁》，雍正五年正月。拱北楼书局藏板印本。[58]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二，雍正五年正月乙巳。第7册，第786页。[59] 《雍正朝满文朱批奏折全译》下册，黄山出版社，1998年，第1407页。[60] [法]宋君荣着：《有关雍正与天主教的几封信》，载杜文凯编：《清代西人见闻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53——154页。 [61] 《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另见王之春：《清朝柔远记》，中华书局，1989年，第65页。[62] 《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拱北楼书局藏板印本。[63] 参见拙文《关于雍正禁教的几个问题》，载《清史论丛》2003~2004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64]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51页。[65] 《清世宗实录》卷五十九，雍正五年七月己卯。第7册，第907页。 《上谕内阁》，雍正五年七月。[66]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下册，中华书局，1988年，第51页。[67] [法]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3集，朱静译，大象出版社，2001年，第8页。[68] 同上书，第7页。[69] 同上书，第14页。[70] 同上书，第10页。[71] 同上书，第10页。[72] 同上书，第14页。[73] 同上书，第31页。[74] 同上书，第31页。[75] 同上书，第33、38页。[76] 同上书，第56页。[77] 本文写完之后，承蒙比利时鲁汶大学教授钟鸣旦告之，美国学者魏若望(Witek , John W.)认为：“苏努不是天主教徒。”（参见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1, PP.446）
（资料来源：《史料与视界：中文文献与中国基督教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