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朝耆献类征-施世骠述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国朝耆献类征-施世骠述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施世骠述论
施世骠，康熙年间着名的军事将领。他出身将门，成长于战斗之中，戎马一生，历任守备、参将、副将、总兵、提督，久在东南海疆，着有劳绩，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尤为突出的是，他两次横渡海峡，为清廷收复台湾和巩固对台湾的统治立下功勋。这是一个在清初政治史、军事史上有着一定地位的人物。然而，迄今为止，有关他的研究还十分薄弱，尚无专题论文。有感于此，本人不揣浅陋，对他的生平事迹试作分析。
一、将门虎子
施世骠，字文秉，号怡园，福建晋江人，隶汉军镶黄旗，靖海侯施琅的第六子，康熙六年九月二十七日（1667年11月12日）生。当时，他的父亲施琅是福建水师提督，正极力主张平定台湾，“四海归一”[1]。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顺治十八年（1661年），民族英雄郑成功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以此作为抗清的基地。翌年，郑成功病逝，郑经继位。台湾郑氏政权逐渐发生了变化。
郑成功曾多次声明，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郑经却背叛其父，提出所谓“台湾非中国版图”的谬论，意在分裂割据。他宣称自己已“横绝大海，启国东宁”，自成“一国”，要求清廷待以外国之礼，“比同朝鲜”。遭到康熙帝的断然拒绝。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谕道：“朝鲜系从来所有之外国，郑经乃中国之人。”“至于比朝鲜，不剃发，愿进贡投诚之说，不便允从。”[2] 清政府与台湾郑氏的矛盾，由抗清转变成了统一与分裂的斗争。
施琅（1621—1696），字尊侯，号琢公，福建晋江人。原为郑成功的部下，后投降清朝，被任命为同安副将，升至福建水师提督。早在康熙三年（1664），他就提出：“郑经遁台湾，若不早为扑灭，使其生聚教训，而两岛必复为窃据。当乘其民心未固、军情尚虚，进攻澎湖、直捣台湾。庶四海归一，边民无患。”[3] 靖南王耿继茂、总督李率泰就此与施琅商议，合疏提请进剿。
康熙三年（1664年）十一月，施琅奉命率兵进发台湾，“舟师行至洋面，骤起飓风，难于逆进而还。”[4] 清廷命有关将弁酌情妥为商议，伺机进取，再攻台湾。
康熙四年（1665年）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第二次率军进征台湾。二十九日，舟师已驶入外洋，又遇飓风，不得不返回蓼罗。随后，连日狂风大作，施琅等只得驶回金门。
四月十六日，施琅又一次率军进发台湾。十七日，军至澎湖口，“骤遇狂风大作，暴雨倾注，波涛汹涌，白雾茫茫，眼前一片迷漫。我舟师不及撤回，皆被巨浪凌空拍击，人仰船倾，悲号之声，犹如水中发出，情势十分危急。”[5] 施琅所乘战船也飘流至南方，十八日方驶至潮州府属表卫。二十六日，施琅返回厦门。
施琅在两年之内三次率军进发台湾，均因飓风所阻，劳师而返。但他仍然表示：“竭诚效命，矢志灭贼”，“挑选精兵，约期复征。”
康熙六年(1667年)十一月，施琅上了《边患宜靖疏》，明确提出：郑氏在台湾“恃险负固，虽戢翼敛迹，未敢突犯，而蜂虿有毒，沿边将为不宁。”“为今之计，顺则抚之，逆则剿之。若咨其生聚教训，恐养痈为患。”“以臣愚见，不如乘便进取，以杜后患。”“且数年以来，沿边江、浙、闽、粤多设水陆官兵，布置钱粮，动费倍增，皆为残孽未靖之故。如台湾一平，防兵亦可裁减，地方益广，岁赋可增，民生得宁，边疆永安，诚一时之劳，万世之逸也。”[6]
这篇奏疏受到了朝廷的重视。康熙七年（1668年）正月十日奉旨：“渡海进剿台湾逆贼，关系重大，不便遥定。着提督施琅作速来京，面行奏明所见，以便定夺。”[7]
康熙七年四月，施琅再上《尽陈所见疏》，明确指出：“伏思天下一统，胡为一郑经残孽盘踞绝岛，而拆五省边海地方，画为界外，以避其患！自古帝王致治，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倘若不平定台湾，而严迁海之令，不仅“赋税缺减，民困日蹙”，海防所需，钱粮浩繁，“年年协济兵食，何所底止？”而且郑氏在台，“惧罪之弁兵及冒死之穷民以为逋逃之窟，遗害叵测。”更有甚者，倘若郑氏“收拾党类，结连外国，联络土番耕民”[8]，窥伺边场，则更将后患无穷。
因此，他力主平定台湾，提出：“若台湾一平，则边疆宁靖，防兵可减，百姓得享升平，国家获增饷税，沿边文武将吏得安心供职，可无意外罪累。”并表示：“臣蒙皇上逾格擢用，荷恩深重，分应图贼，以尽厥职。每细询各投诚之人及阵获一二贼伙，备悉贼中情形，审度可破之势，故敢具疏密陈。蒙旨宣召微臣进京面奏，谨将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为我皇上陈之。”[9]
这篇奏疏既分析了必须平台的理由，又提出了如何平台的方略，言之有据，筹画周密。然而，由于施琅前几次出兵征台都无功而返，八旗劲旅虽长于骑射，却不习海战，清军将领亦然，因此人多畏难。事下部议，以风涛莫测，难以制胜，寝其奏。加之施琅本系叛郑投清，其子侄尚在台湾，清廷对施琅心存疑忌。因此，清廷没有采纳施琅的平台之议，而是实行招抚之策。
清廷撤福建水师提督，授施琅为内大臣，晋伯爵。从此，施琅留任京师，长达13年。在这期间，他始终不忘规取台湾，密切关注东南沿海的局势。深知“鲸穴未捣”，必为边患，“慨然有澄清之志”。为此，他于“朝退休闲，翻阅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10] 三藩之乱爆发后，郑经卷入叛乱，一度占领漳州、泉州、潮州等地。施琅“每蒿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他加紧研究“风潮信候，生崖断港”等海战诸技，力求“审进退，料彼己”，以备朝廷之用。他还常与福建籍在京官员李光地等人谈论平海方略，“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阨塞之处，如列诸掌”，[11] 使李光地了解了他的能力，认定他是将帅之才。
世骠生于福建，施琅留任京师之后，世骠即随家人离闽赴京，与父亲团聚。世骠自幼胸怀大志，沉着勇敢，深得父亲的喜爱。史料记载：“公（世骠）幼而沈靖，有大志。”[12]
“娴将略，有父风”[13]。
康熙十九年（1680年）二月，施琅在台湾的子侄施齐、施亥欲为清军内应事泄，全家70余人都被郑经杀害。施琅得知，发誓报仇。清廷也因此消除了对施琅的猜疑。
十九年（1680年）八月，三藩之乱即将平定，康熙帝的注意力转向台湾，开始与大臣商议“进剿海贼事”。[14] 二十年（1681年）六月，康熙得到福建总督姚启圣的密报，获悉郑经病死，台湾内乱，认定时机成熟，下令进剿。他谕道：“进取台湾事情，关系重大，着该将军、总督、巡抚、提督等同心速乘机会，灭此海寇。”[15] “务期剿抚并用，底定海疆，毋误事机。”[16]
进军台湾，全靠水师。姚启圣疏荐施琅，并愿以其家百口担保。内阁学士李光地也力荐施琅，说施琅“全家被海上杀，是世仇，其心可保也。又熟悉海上情形，亦无有过之者。又其人还有些谋略，不是一夫之勇。又海上所畏，惟此一人，用之则其气先夺矣”。[17]
二十年（1681年）七月，康熙帝重新起用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加太子少保。八月十四日，康熙帝在瀛台召见施琅，谕道：“尔至地方，当与文武各官同心协力，以靖海疆。海氛一日不靖，则民生一日不宁，尔当相机进取，以副朕委任至意。”[18] 施琅得到了大展鸿图的机会，以实现他多年的心愿。
康熙二十年（1681年）十月，施琅抵厦门任职，立即着手备战。他向康熙帝奏报道：“十月初六日抵厦门视事，点验船兵，全无头绪，焉敢妄举进剿？……故日以继夜，废忘寝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19] “又遣间谍通臣旧时部曲，使为内应”。[20]
年仅15岁的世骠投身军营，“随父操练舟师，督领哨船，了探沿海，着有劳绩。”[21] 并从父亲身上学到了许多军事本领。史称：“（世骠）年十五六时，襄壮公（施琅）征澎湖，练舟师，公（世骠）侍舟中，尽得其法传授，耳闻目睹，备得款要。”[22] 因此，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世骠被委以守备之职。
这年六月十四日，施琅亲统大军，由铜山启航出征，进军澎湖。郑军守将刘国轩认为，“六月风波不测，施琅是惯熟海务者，岂敢故犯突然兴师乎？不过虚张声势。”[23] 十五日，清军抵达澎湖，郑军大惊。十六日，施琅发起进攻，郑军迎战，双方各有伤亡。
十七日，施琅将船队集中在澎湖的八罩屿，选择时日，准备再攻。刘国轩期待台风骤起，以逸待劳，不战而胜。可是，他的期望落空。“稽古以来，六月时序，澎湖无五日和风，即骤起飓风，怒涛山高，变幻莫测，三军命悬，悉听之天。”而施琅抵澎旬余日，竟天公作美，“海不扬波”。[24]
二十二日，施琅指挥全军与郑军决战。清军“风利舟快，瞬息飞驶，居上流上风之势压攻挤击，无不一当百；又有火器火船，乘风纵发，烟焰弥天”。[25] 鏖战终日，大获全胜。以杨德为首的5千余名郑军官兵倒戈归清，余者全部被歼，刘国轩和少数将领乘船逃回台湾。
澎湖海战，郑军主力丧失殆尽。康熙帝高兴地说道：“施琅大败海贼，克取澎湖，此乃捷音。”[26] “澎湖乃台湾咽喉之地，克取台湾即在旦夕。”[27]
在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中，施琅智勇兼备，出奇制胜，功劳卓着。世骠随同出征，英勇善战，立下战功。史料记载：“六月十六日，祖（施琅）令陈舟如长蛇，大书将弁姓名于风帆，以别进退，定赏罚。……南潮正发，前锋压流，迫近贼垒。贼艘翼跗。祖（施琅）望帆书，度我军难出，身驶帅舰，冲围赴援。伟父世骥、季父世骠、诸父韬……等亲丁诸船随入。”[28]
“六月二十二日，（施）琅命令其六子世骠同随征都督陈蟒、魏明，副将郑元堂，同领赶缯、双帆艍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东畔峙内直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又令七子世骅同随征总兵董义、康同玉，外委守备洪天锡等，领赶缯、双帆艍船共五十只为一股，从西畔内堑直入牛心澳，作疑兵牵制。”[29] 世骠轻舰直前，冲冒烟火，血斗不休，观者感叹道：“真将种也。” [30]
战斗结束后，施琅在《飞报大捷疏》中如实地写道：“六月二十二日，随征参将谢英、游击廖程、外委守备施世骠等官兵坐大赶缯鸟船一只，……署铜山镇臣陈昌等官兵配坐大鸟船一只，带领船八十余只居为后援。其分遣东西二股官兵船只继进，夹击互攻。自辰至申，我师奋不顾身，抵死戮力击杀。”[31] 因此，世骠以“从征澎湖，平台湾有功，授左都督阶”。[32]
二、建勋东南
康熙三十年（1691），24岁的世骠被授以山东济南城守营参将。此后，他历任副将、总兵、提督，久在东南海疆，着有劳绩，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
在济南，世骠以家传阵法治军，部伍严肃。三十二年（1693），施琅进京朝觐，[33] 路过济南。世骠率军列于道旁。施琅检阅之后，高兴地说道：“果得吾法矣。”[34] 三十五年（1696），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天津总兵岳昇龙奏荐世骠随征。召试骑射，康熙帝颇为满意，命世骠护送军粮至奎素。任务完成之后，世骠又随大将军马思喀追击叛军至巴颜乌兰。三月二十一日，施琅病逝。世骠得知后，乞归福建葬父。得旨：“施琅久在海疆，功绩懋着。其子施世骠顷随军进剿亦效力勤劳，准给假葬亲，事毕即回任。”[35]
三十七年（1698），世骠迁临清副将，后任山东登州副将。四十年（1701），升浙江定海总兵官。[36] 世骠认为定海乃浙江北门，海防重地。驻守官兵必须居安思危，苦练军事本领。他率兵至沈家门操练水战之法，先用小舟亲自教授进退攻击之方，然后用大舟至外洋分行而进，鸣鼓吹螺，以旗色为号令，炮声为威武，将士皆习熟勇敢。四十二年（1703）四月，康熙帝南巡，赐御书“彰信敦礼”匾额，以资鼓励。
此时，海上多盗，世骠经常出洋巡缉。他先遣裨将假装商船引诱海盗，然后突然出击，擒获甚众。[37] 盗首江仑猖獗一时。世骠说道：“此积年巨盗，非我亲往不可得。”遂扬帆而出，亲自搜捕。斩江仑于舟中，擒其徒党无遗。得知江南洋面有海盗出没，世骠说道：“江浙，邻也，不可以疆界为辞。”遣兵追击，焚其舟而返。四十六年（1707），康熙帝南巡，召见世骠，询问擒斩海盗之事，温谕嘉奖，赐戴孔雀翎。
四十八年（1709）八月，世骠被擢升为广东提督，从此开始了他军旅生涯的又一个阶段。广东地方幅员辽阔，山海丛杂，诚为东南要区。世骠到任后，深感责任重大。他向康熙帝奏报道：“伏念奴才一家受国厚恩，而奴才以谫劣庸才更蒙封疆重寄，兢兢惕励，惟恐耳目有所未周，思虑有所未及，以负圣明而深罪戾。故自到任以来，训练弁兵，查汰虚冒，整造盔甲器械之外，即查访地方情形。”[38] 当时，南澳守备藩成龙在追捕盗贼时被杀。世骠到任后，四处通缉，在潮水阳地方抓获了两名犯人。审讯中，这两人对杀人之事供认不讳，并交待了同伙的姓名住址。世骠根据他们的供词，将犯人一一捕获。海丰县也抓捕了两名犯人，而所作供词，捕风捉影，株连多人。世骠移文总督、巡抚，明确指出：“正盗已得，此诬也。”[39] 将无辜之人全部释放。
广东海洋，东西连绵数千里，岛澳繁多，巡察不易，沿边近海常有剽窃小船出没。世骠严命“在洋将弁用心堵截，复恐将弁巡逻不力，更令亲信家人出洋严督抓捕，并檄饬汛防口岸加谨巡查，务期缉获。”[40] 此外，他还经常召见属下将领，“谆谆告诫，勉其克殚厥职，以毋负主子平日优渥武臣至意，故皆感激思奋，策励趋公。”[41]
为了提高广东水师的战斗力，世骠还就水师将领的选拔问题上疏建言。在疏中，首先，他如实指出现行条例有不妥之处，因为“舟师要务，惟在将弁得人，必经历船务，熟娴水性之员，游巡海道，方能操纵自如，进止有度。但要地得人，必须择才保题。查保题之例，不准越衔，往往有极要紧水汛，而遇有极惯水务之员，因越衔一二等竟致与例不符，深为可惜。如游击一缺，为水师中关系之员，每遇缺出之时，既无习熟水性之都司可题，又乏经历海汛之游击可调。若静听部选，未必人地相宜，可资实用。”[42] 接着，他明确提出：“ 奴才请嗣后沿海游击缺出，准照福建水师提督臣吴英四十七年所题之例，就守备之中栋选谙练水务之员，越衔一二等题补，庶几驾轻就熟，不误汛防，而该员鼓励思奋，矢图报称，其有裨于海疆诚非浅鲜矣。奴才为海疆得人起见，不敢以所知自默，谨沥情缮折入告。如奴才刍荛之言可采，伏乞睿鉴施行。”[43] 这篇奏折受到康熙帝的重视，朱批：“是具题。”[44]
五十一年（1712）正月，世骠得知浙江洋面有海盗船只出没，为了防止这些船只进入广东洋面，他“严檄巡海将弁留心堵截，又选拨亲丁赍带令箭出洋巡察，务使穷抓根株，巡防周密”[45]。与此同时，他加强对广东河路的巡察，“捐造桨船五只，配足兵丁，每月轮拨千把总一员，沿河巡辑，并查各塘汛之疏懈，亦庶几行旅可无戒心”。[46]
广东西北一带，山峦叠嶂，矿藏甚多。起初朝廷允许开矿，许多贫民藉此佣工糊口。矿山封禁之后，有人暗地开矿，盗矿无所得时，常就近抢夺衣食。“此辈皆系穷民，倏聚倏散，非有成宗大伙盘踞处所，是以一遇官兵追捕，则仍散为民。此历来所有之事也。”[47]
四十六七年（1707—1708）间，翁源县发生了矿工行劫和拒捕事件。四十七年（1708），世骠到广东上任之后，得知这一情况，他认为：“此等不过无知乡愚，为贫所驱，非成宗伙盗可比”，[48] 但为了维护社会治安，必须加以惩处。因此，他严檄官兵四处搜捕，将擒获之人交送广东巡抚，会疏题报。
四十九年（1710），有行劫矿工出没于长宁、英德等处。世骠立即遣拨官兵，四处抓捕。矿工奔散逃至长宁雪峒蕉垒塘铁炉，勒索炉商，被炉丁杀死数人。官兵复四处追捕，陆续擒获，发交有司，依法惩处。考虑到重山密箐之中，路径丛杂，此追彼窜，难以杜绝，世骠又会同督抚委令文武官员踏勘于长宁、英德、从化要隘等处，拨守备弁兵添设汛防。并建造营房，以扼其咽喉，断其门路。
五十一年（1712）七月初，韶府曲江县黄辰玉、黄壬生、赖上品等家，和英德县何孟凤等家被矿工劫掠。世骠接报，立即严檄附近协营遣拨官兵前去，寻踪抓捕。又遣标下右营游击徐进才带领官兵星赴韶郡交界山场堵截。想到韶府地方以韶镇全军布防，而此等矿工仍敢行劫乡村，必汛守官兵未善设法防备。世骠本人又驻扎惠州，离韶一千余里，不能尽悉根源。为了便于指挥，防止事态蔓延，七月十五日，世骠带领亲丁前往英德、曲江、翁源等处踏勘山场形势，及官兵安设处所。十九日，行至三水地方，得知英德县钟上位家被焚劫掳掠。世骠立即遣员赍令趣游击徐进才分拨官兵，于各处堵截。当场杀死凶犯二名，抓获50名。[49]
随后，世骠驻扎在曲江、英德交界地方，督率将弁，按山场仔细巡察。经过调查，世骠得知行劫矿工有两类：“一在外郡流入者，曰飘马；一在本地游手者，曰土马。飘马非土马，无以知地方之通塞，土马因飘马更以添党羽而妄行，故每伺离汛乡村辄行飘劫，及至官兵追捕，则飘马潜逸外境，而土马仍混良民间。有飘马被追，不及远窜者，或窝藏土马之家，或逃匿林箐之内，非得熟晓贼线难以物色盗踪。”[50] 因此，他饬令各将弁多方购线，密访擒捕，陆续抓获了30名，押交按察司审讯。
在世骠的努力之下，广东各地的治安状况有所好转。世骠如实地向康熙帝奏报道：“总之，山海贼盗不致鸱张，宵小鼠窃未能尽去。奴才除遣拨将弁，安设布防外，仍密差亲信家人，不时侦巡。虽地方广阔，耳目难周，而智虑所及，竭蹶罔遗，蒙主子谆谕留心，奴才自当益加兢惕，弥勉驽钝，断不敢令其养痈滋蔓，贻害地方，以廑圣怀也。”[51]
康熙帝对世骠的政绩感到满意，不吝赏赐。在一道谢恩折中，世骠感激地写道：“奴才家人自京赍到主子钦赐鹿肉条三十二把，奴才出郊跪迎至署，恭设香案，望阙叩头谢恩讫，伏念奴才犬马庸愚，滥膺重寄，窃禄边疆，时怀悚慄。年来幸赖主子洪福，粤地山海俱获敉宁，且以时和年丰，兵民共游化日，俾奴才得以稍藏蹇劣。然自顾寸长未效，方虑尸素多衍，乃蒙主子异数隆恩，天厨佳品叠锡远臣，感宠眷之频，加思报称之弥难，惟有竭尽驽骀，益勉厥职勤慎，率属绸缪疆土，以仰答主子天恩于万一而已。”[52]
三、威震台海
五十一年（1712）九月，世骠调任福建水师提督。重返厦门，继承父职，世骠雄心勃勃。十二月二十八日，他向康熙帝奏报道：“福建水师地方广阔，兼之澎湖台湾，乃闽海扼要之区，非他处可比。凡营中兵丁船只，关系匪轻，必详加综核，实力整顿，难容苟且从事。奴才到厦一日，即届封印，现在檄查各营将备有无虚冒名粮，如有空缺事故兵丁，着令即时补足解验。到于战船、炮火、盔甲、器械及海疆一概事宜，俱在细加查检筹画，容奴才次第举行，断不敢一日因循，以负主子浩荡深恩也。”[53]
康熙帝在他的奏折上批示：“知道了。近日海贼已靖，不可以无贼少有疏忽。又向来风闻水师船缺少者多，必竟补完才好。”[54] 收到朱批之后，世骠再上奏折。在折中，首先他汇报了水师船只情况。沿海哨船大小三百一十二只，内有海坛左营于五十年十二月间被贼焚烧三只，澎湖左营遭风飘失一只，右营被风打破一只，余皆足额。惟递年各营俱有届修届造之船，驾赴福、泉、漳三府厂所待修，所以不能船船在汛。“奴才到任后，即严檄催趱，业已陆续完竣。间有一二遭风打坏者，现在檄催赔修，不日亦可告竣。至于奴才标下五营额船共七十只，内有破损者亦已修葺完固。奴才于二月初十日亲领五营兵船驾出厦门港外，教演水操，细阅各船，赶缯四十只，船身稳重，堪以驾涉汪洋。其哨船三十只，打造颇小，且船底尖狭，不便冲风破浪。缘系修成之船，若重新改造，工力浩大，非一时所能猝办，容奴才与督抚商酌，或于修造之期设法改造稳便，庶可无费于国帑，而有裨于海疆也。”
接着，他汇报了军中器械情况。“营中衣甲炮械，积年以来不无损坏。择其尚可修整者即令修起，其不堪修者，奴才现行制造铁绵盔甲二千七百九十三副。奴才自己捐造一半，五营将备共乐输捐造一半。又奴才自捐鸟枪一百枝，皆无分毫派累兵丁。”[55]
世骠不仅捐造枪支盔甲，而且捐俸修造炮台、安设大炮。他向康熙帝奏报道：“厦门一岛，商旅云集，烟火万家，从前以来未有若斯之盛。但人物愈庶，则防范当益愈周。查东南有大担小担浯屿，各山对峙，内属内海，外则汪洋，乃南北商船出入之咽喉。原各有兵船扼守。奴才仍相度形势，与各官捐俸，就于各山上砌筑炮台共五所，安大炮二十一位。又于厦门对向大担之黄厝社筑炮台一所，安设大炮五位。”[56]
他还奏请“标下船只另刻字号”[57] ，得到批准。于是，厦门、澎湖、台湾战船各编字号，队伍不杂，号令严明。厦门海滨要地增筑炮台，建造营房，防守周密。在世骠的经营之下，福建水师的战斗力大大增强，为以后的渡海出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清廷统一台湾之后，已往清郑战争期间发布的禁止内地人民赴台的命令随之废除。闽粤沿海贫民渡台谋生的日益增多。经过他们几十年艰苦奋斗，台湾的社会经济日益发展。清廷害怕人民反抗他们的统治，也害怕郑氏政权复辟，对台民采取了种种限制。由于清初治台政策的主要出发点是防范人民，同时也由于清廷对台湾官员疏于考察，以及康熙晚年吏治废弛、官场腐败，台湾官员贪赃枉法、苛虐百姓之事屡屡发生，层出不穷。“文武官员平日但知贪婪肥己，剥削小民”，[58] 胥役勒索诛求“比内地更炽”[59]。台民深受其害。
六十年（1721）四月，因台湾知府王珍横征暴敛，激起“众民怨恨”[60]，朱一贵举起义旗，率众抗清。旗上书写“激变良民大明重兴大元帅朱”字样。[61] 起义军的队伍迅速壮大，势如破竹，很快就攻克台湾府治，占领全岛大部分地区。五月三日，起义军拥戴朱一贵为王，建元“永和”，布告天下。
世骠闻讯，一面上报，一面决定立即率部进扼澎湖要地，准备征讨。他对家人说道：“今日无以家为也。”尽出其家财以赏士，招募人才，配备器械。得知闽浙总督满保即将抵达厦门，他说道：“重地有托，吾可以行矣。”出发前，他来到施琅庙，向父亲英灵说道：“台湾，公所定。天子命儿继世为帅，今不速平，生负国恩，死无以见先人于地下，亏忠与孝，陨其家声。惟公英灵尚默相之。”[62] 禡牙祭海，遂载旌东指，于五月中抵达澎湖。
与此同时，闽浙总督满保自福州来到厦门，督理军务。他召南澳总兵官蓝廷珍至厦门，面商平台机宜。命蓝廷珍“统领战船四百，将弁一百二十，官兵一万二千，使会提督施世骠于澎湖，克期进剿”。[63] “听候提臣（施世骠）调遣。”[64]
康熙帝一面调兵遣将，一面颁谕招抚。六月三日，他发朱笔谕旨，命兵部发往福建交与总督满保，传谕台湾百姓。谕曰：“朕思尔等，俱系内地之民，非同贼寇，或为饥寒所迫，或因不肖官员刻剥，遂致一二匪类倡诱众人，杀害官兵，情知罪不能免，乃妄行强抗，其实与众何涉？今若遽行征剿，朕心大有不忍。故谕总督满保令其暂停进兵，尔等若即就抚，自原谅尔等之罪。倘执迷不悟，则遣大兵围剿，俱成灰烬矣。”[65]
六月十日，南澳总兵蓝廷珍率大军抵达澎湖，与世骠会师。诸将建议由南北中三路进攻。世骠认为南路打狗港在台湾正南，南风正盛，不可泊船。北路之清风隙离府百余里，饷运颇艰。应集中力量直捣鹿耳门。当时台湾文武官员已相率退至澎湖，只有淡水（今新竹）守备陈策坚守汛地。世骠遣兵前去增援，自率所部向中路进发，并选拔精锐兵丁，分乘两小舟，装载旗帜，埋伏于南北港。
六月十六日，清朝舟师大军驶抵鹿耳门外。起义军在鹿耳门炮台频发大炮，据险拒守。世骠登楼船督战，击鼓发炮。起义军的火药堆被击中，爆炸起火，烈焰熊熊，队伍大乱，开始溃退。清军各部乘势猛攻，两港伏兵悉树清军之旗。起义军不知虚实，不敢贸然出击。清军抓住时机，扬帆而进，直渡鲲身。鲲身乃海沙，水位本浅，大船不能过。而这一天，海水骤涨8尺余，清军战船乘风疾驶，遂复安平镇。
为了夺回安平，六月十七日，朱一贵派遣援兵与清军激战于鲲身，遭到失败。六月十九日，起义军增加兵力，再次反攻，又被击溃，伤亡惨重。起义军只得退守府城。
六月二十二日，世骠遣守备林亮等由西港进，游击朱文、谢希贤、林秀等越七鲲身由盐埕、大井头诸路登岸，并趋台湾府城。世骠身先士卒，指挥布阵，奋勇前进。起义军抵挡不住，于二十三日撤离府城，向北转移。清军遂复台湾府城。
为了追捕起义军，世骠遣参将林政等带兵进征南路，游击林秀等带兵进征北路，再遣游击朱文等直趋北路诸罗山后。[66] 六月二十八日，起义军在大穆将地方被官兵截杀，死伤甚多。这时，康熙帝的招抚谕旨也下达军前。康熙帝号召台民：“谕旨到时，即将困迫情由诉明，改邪归正，仍皆朕之赤子。朕知此事，非尔等本愿，必有不得已苦情。……此旨一到，谅必就抚，毋得执迷不悟，妄自取死。”[67] 剿抚兼施的策略，加速了起义军的瓦解，朱一贵的处境更加困难。
清军穷追朱一贵。世骠说道：“兵革之后，人情未定，大军所至，村落惊惶，计其釜底游魂，重赏购募，必有缚而至者。使民安衽席，而罪魁斯得，不亦善乎。”[68] 闰六月初七日，诸罗县沟尾庄乡民诱擒朱一贵等起义军首领，把他们押送到世骠军前。继续抵抗的起义军先后被镇压，余众向清军投降。台湾南北两路尽为清军所有。此时，台湾原有驻防官兵多有伤亡，营戌空缺。世骠派遣征台诸将署理各营事务，分兵布置汛守，宣播朝廷德意，“安抚居民，令各安生业”，“海宇清宁”[69]。捷报至京，康熙帝大悦，命从优议叙，赐世骠黄带、东珠帽、四团龙补服。
自出征以来，世骠日夜筹画，操劳过度。八月十六日夜，台湾遭强台风袭击，海上之舟全都飘上岸。世骠彻夜立于风雨中，以镇军心，因此得疾，头痛难忍。九月十五日，卒于台湾军营。遗疏言：“臣父琅昔日蒙恩葬闽，今臣骸骨愿得与父相依，并留臣幼子随臣妻守茔。近因剿贼借藩库银一万两，容臣长子云南知府士冈、次子广东游击廷甫变产交完。”
疏入，得旨：“施世骠效力年久，劳绩懋着，沿海水师营务极为谙练，简任提督，实心尽职，当台湾匪类窃发，即调遣官兵，亲渡海洋，屡次大败贼众，七日内克复台湾擒获贼首朱一贵等，俾地方宁谧，深为可嘉。海疆要地正资料理，忽闻将星陨落，朕心深为悼念。着赠太子太保，察例赐恤。所借藩库银一万两，免其偿还，其安葬福建及妻子留住之处，并照所请行。赐祭葬如典礼，谥勇果。”[70] 雍正元年（1723）八月，雍正帝宣布：施世骠克取台湾，“厥功甚大”，“着给与世袭一等阿达哈哈番”。[71]
世骠去世之后，为平息民愤和整顿台湾吏治，康熙六十年（1721）十二月中旬，清廷斩原台厦道员梁文煊、同知王礼、台湾知县吴观棫、诸罗知县朱夔，将已故知府王珍发柩戮尸，家产入官，其他同案犯官均分别判刑。这是康熙后期对贪官污吏的一次严厉惩罚。它在一定时期内对台湾吏治产生了震慑作用。为加强对台湾官吏的监督和及时了解海疆边情，清廷还建立了每年自京派出满、汉御史各一员前往台湾巡查的制度。雍正元年（1723）清廷调整了台湾行政区划，将诸罗县虎尾溪以北半线地方划为彰化县，增设彰化县治及淡防厅。同时，在各地行保甲法、兴办团练，联络村社，训练乡勇，以补兵防之不足。这些除有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外，更兼有警惕“寇自外来”、预防“日本、荷兰之患”的用意。[72] 这在清代国防史上占有一定的位置。
综上所述，施世骠，字文秉，号怡园，福建晋江人，隶汉军镶黄旗，靖海侯施琅的第六子，出生于康熙六年（1667）九月。他自幼胸怀大志，沉着勇敢，娴将略，有父风。15岁就投身军营，随父操练舟师，督领哨船，着有劳绩。康熙二十二年（1683），他任外委守备，随父出征澎湖，收复台湾，英勇善战，为清廷的统一大业立下功勋，被授以左都督衔。此后，他历任参将、副将、总兵、提督，出镇山东、浙江、广东、福建，戎马一生，久在东南海疆，劳绩懋着，水师营务极为谙练，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康熙六十年（1721），因台湾知府横征暴敛，激起众民怨恨，朱一贵率众抗清，全台震动。世骠调遣官兵，亲渡海洋，剿抚兼施，迅速克取台湾。同年九月，世骠病逝于台湾军营，终年54岁。世骠的一生，是为清朝统治者战斗的一生。他既镇压过抗清起义，也为统一台湾、巩固海防作出过贡献。朱一贵抗清虽然失败，但却以血的事实教训了清朝统治者，使他们对某些社会弊端不得不予正视，对台湾的治理不得不作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是出于巩固清朝统治的需要而采取的，但客观上对缓和社会矛盾，防御外力入侵也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资料来源：《清史论丛》2007年号）
[1]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6，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2] 《明清史料丁编》第3本，第272页。
[3]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6，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89页。
[4] 《施琅题为舟师进攻台湾途次被风飘散拟克期复证事本》，见《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0页。
[5] 《康熙统一台湾档案史料选辑》，第50页。
[6]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8—51页。
[7]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1页。
[8]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3页。
[9]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6，53页
[10] 施德馨：《襄壮公传》，载施琅：《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11] 施琅：《靖海纪事》，曾炳序，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页
[12]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13] 施琅：《靖海记事》，施德馨：《襄壮公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4页。
[14]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81页。
[15]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09页。
[16] 《清圣祖实录》卷96，康熙二十年六月戊子。
[17]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1，《本朝时事》。
[18] 《康熙起居注》第1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0页。
[19] 施琅：《靖海纪事》卷上，《决计进剿疏》。
[20] 《清圣祖实录》卷102，康熙二十一年四月甲午。
[21] 《八旗通志初集》卷174，名臣列传34，施世骠。
[22]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23]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9，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5页。
[24] 施琅：《靖海纪事》上卷，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9页。
[25] 彭孙贻：《靖海志》卷4。
[26]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4页。
[27] 《康熙起居注》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25页。
[28] 施士伟：《襄壮施公传》，转引自施伟青：《施琅年谱考略》，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519页。
[29] 江日昇：《台湾外记》卷10。
[30]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31]施琅：《靖海纪事》卷上，《飞报大捷疏》。
[32] 《八旗通志初集》卷174，名臣列传34，施世骠
[33] 施琅：《靖海记事》，施德馨：《襄壮公传》，第43页。
[34]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35]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国史馆本传。
[36] 《清圣祖实录》卷204，康熙四十年四月丁丑，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6册，第80页。
[37] 此种方法也有不妥之处，参见《清圣祖实录》卷236，第6册，第361页：康熙四十八年，“浙江定海总兵官吴郡陛辞，上谕之曰：‘舟山在海中，所以防海寇者，不可不慎也。尔系福建人，殆必知之。近闻广东武官使兵丁貌为商人，出洋缉盗。误以商船为贼船，妄与交战者有之。此等缉盗之法，殊未善也。’吴郡奏曰：‘昔施世骠亦用此法擒盗，不可云无弊。’上曰：‘如将地方官已经给照之商船捏称贼船，朕断不许也。’”
[38]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26页。
[39]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40]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322页。
[41]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323页。
[42]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辑，第510——511页。
[43]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辑，第511—512页。
[44]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2辑，第512页。
[45]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30页。
[46]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30页。
[47]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28页。
[48]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29页。
[49]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835—839页。
[50]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900—901页。
[51]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530—531页。
[52]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3辑，第394—395页。
[53]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109页。
[54]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111—112页。
[55] 《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4辑，第226—228页。
[56] 《康熙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第7辑，第411页。
[57] 《康熙起居注》第3册，第2125页。
[58] 《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台湾事件残档》。
[59]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2，《与吴观察论治台湾事宜书》。
[60] 《明清史料》丁编第8本，《朱一贵谋反残件》。
[61] 《明清史料》戊编第1本，《朱一贵供词》。
[62]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63] 光绪《台湾通志》，《列传·武功》。
[64] 《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六月癸巳。
[65] 《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六月癸巳。
[66] 《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七月甲寅。
[67] 《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六月癸巳。
[68]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家传。
[69] 《清圣祖实录》卷293，康熙六十年七月己亥。
[70] 《国朝耆献类征》卷276，施世骠，国史馆本传。
[71] 《清世宗实录》卷10，雍正元年八月丙寅。
[72] 蓝鼎元：《鹿州全集》，《平台纪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