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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历史定位和研究价值

作为边地少数民族，满族和蒙古族整体社会文化水平曾大大落后于汉族，但由于二者都曾有入主中原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全国性政权的经历，所以他们的先人在执政过程中不得不努力学习和吸收中原文化，以提高自身的文化素质和整体修养。这样就逐步并加速更新了他们的知识成分，改变了他们的文化结构，重塑了他们的心理特征。而这个长期稳定的过程，必须有与之相关的制度作为保障。元代就曾实行过科举制度，但时兴时废，且享国时间较短，所以当时蒙古族整体上未能完成主体文化的转换。而清代几乎自始至终一直实行科举取士制度，并全面承袭明代即已与科举制度接轨的翰林院制度。统治者允许并鼓励满蒙和其他少数民族成员应试科举，并在作为科举极致的翰林院中留出相当比例的名额，以保障满族和蒙族成员入选翰林的机会。这就使翰林院成为不同民族文化相互交流的熔炉和各民族知识分子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一、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历史定位
清代满蒙翰林群体，是指活跃于整个清代，依托于翰林院制度而形成并与之相得益彰，且出身于满蒙两个少数民族和汉军八旗的翰林所组成的庞大群体。满蒙翰林群体依托于翰林院制度而存在和发展，并随着其消亡而解体。
翰林院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一项重要制度。自唐代以降，历代皆有因革损益，至明代趋于成熟。时至清代，又因满族入主中原而更具特色。而翰林院集科举选士、储养人才、培养皇子、登进高官、修纂国史、探讨学术等多种功能于一身，是一个具有浓厚的学术色彩的官僚机构；且是专制时代学术地位和文化含量最高的机构。该机构与其一整套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翰林群体对中国的文化发展和整个历史进程产生过重要影响。
清代是由少数民族满族行使最高统治权的朝代，其统治明显带有自身的少数民族特色。就清代翰林院制度而言，除了汉族出身者之外，不乏满、蒙翰林跻身其间，还有回族翰林和南方少数民族的优秀士子得选，遂使翰林院成为中华民族多元文化交汇、融合之所。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满族统治者十分注重利用作为科举制度极致的翰林院制度来笼络各族知识分子，翰林院为此专门制订一系列相关制度，但并未拘于成制的束缚，多有创造，使之更加适应新的形势的需要。
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满族和蒙古族中形成了自己的翰林群体，他们的汉学修养已与汉族翰林日趋接近。到清代中期，汉文化已经是他们知识结构的主体，形成了满蒙文化精英集团。他们的身影活跃在有清一代的各个时期、各个领域，尤其是对当时的政治和文化领域产生过重要影响。直至民国时期乃至当今，此辈的后代因家学渊源而对社会各界的影响也不容低估。例如，着名书法家启功先生之曾祖、祖父皆是清代宝翰林，着名学者商承祚先生之父商衍鎏先生乃清末甲辰科探花，其伯父亦是清末旗籍翰林。这种文化积淀对他在学术、绘画和书法等诸多领域精深造诣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的意义与价值
1．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的意义。明清时期，由于翰林院制度的成熟，形成了一个最高层次的文官群体即所谓“翰林”。这个群体既包括全体任职于翰林院的官员，也包括曾在翰林院任职，后又改任它职的官员。在这个群体中，不乏满蒙和汉军出身者。清代满族成员具有强大的政治优势；其官制也独具特色，实行满汉复职制度，翰林院制度亦然。这就保证了翰林群体中一直拥有相当比例的满族成员。蒙古族在清代是满族最为信任的依靠对象，官缺之中专门设有蒙缺；因清代有“不分满汉，但论民旗”之说，所以八旗汉军成员当时具有准满人身份，官缺中有汉军缺就是其身份不同于汉人的明证。当时，汉军旗人的确是具有准满人的待遇，是沟通满汉的重要桥梁。将满、蒙、汉军三个旗籍翰林组成部分一并进行研究，对加深我们对有清一代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具有促进作用。
2．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研究的价值。第一，对清代满蒙翰林群体的前身——关外书房、文馆、内三院系统中十分活跃的巴克什群体进行梳理和研究，有助于理清清廷入关伊始翰林院制度扑朔迷离和清初满蒙翰林群体鱼龙混杂状况的根源，有助于加深对清代统治者与满蒙翰林之间主仆关系的理解。第二，对清代初期满蒙翰林群体知识层次和文化素质的变化过程进行研究，有助于学术界对清廷一贯坚持的“参汉酌金”既定国策的具体内涵的认识。正可谓“清承明制”，只是一种表象，而内容却多所损益。而解剖满蒙翰林群体之构成，便可透过该领域的诸多典型个案，折射出不同文化体系撞击磨合的清晰脉络。第三，对满蒙翰林群体的作为进行研究，有助于对清廷“以武功戡祸乱，以文治佐太平”的二者并重、相辅相成关系的认识，加深对满蒙两大民族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的感悟。第四，对满蒙翰林与汉族翰林之间地位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清代“首崇满洲”基本国策的理解。第五，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在科举制度的过程中，形成了相当数量的翰林世家和科举世家。汉族的翰林世家和科举世家自不必言，满蒙翰林世家和科举世家中，不乏四世翰林、三世翰林，祖孙父子叔侄兄弟翰林者，皆为一时士林佳话，为举世所钦羡，对引领当时满蒙两大民族形成崇文尊师、敦儒重教的浓厚文化氛围和一以贯之的家学传统起到过重要的推动作用。
关于我国传统社会中士人即知识分子的境遇和作用等问题，国内外学人亦不乏问津者。但对少数民族中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群体的研究，则受史料等方面的限制，至今无专着问世。而在清代，因由少数民族行使最高统治权，加之有持续实行了260余年的翰林院制度作保障，从而形成了数百人的满蒙翰林群体。在他们中间，成为高级官员（督抚、卿贰、将军、都统、总兵等）或着名学者的人占1/3以上，许多人在《清史稿》、《清史列传》、《八旗通志》、《碑传集》中有传记可查，其活动在《实录》、《东华录》、《起居注》中亦不乏详细记载；不少人有着述、笔记、诗文等作品传世。这就为我们对该群体进行全面深入研究提供了宏富的资料支持。且由于相去不远，其不少家族世系清晰，其后人不乏各行各业之翘楚人物，这也为运用采访调查等新型方式收集资料成为可能。这对上述课题研究的深化无疑也具有促进作用。
（资料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