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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嘉庆亲政
清仁宗嘉庆帝，名爱新觉罗·颙琰，是清人关后的第五个皇帝。他是高宗弘历第十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初六日，三十八年被乾隆帝密建为太子，五十四年被封为嘉亲王，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被册立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为嗣皇帝嘉庆元年”[1]颙琰受命承继大统后，为表示对弘历的敬重，表面上依然谦让一番。九月初四日，他和请皇子、王公大臣奏请弘历，请其继续秉政，不必改元传位。弘历不愿违背自己初即位时的承诺：在位60年，就传位给嗣子，不敢超皇祖康熙在位61年之数，仍决定传位。但又表示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等事宜，还要亲自处理。
嘉庆元年（179）元旦，在太和殿举行了授受大典，弘历亲将宝玺授予颙琰。颗琰即位，尊弘历为太上皇帝，诏告天下。清廷颁布的时宪书，宫内仍用乾隆年号，各省改用嘉庆年号。弘历退位后，理应移居宁寿宫，让新皇帝住养心殿，但是他却以自己居住养心殿已60年，安全吉祥，且便于召见群臣为由，不愿迁出，而让颙琰居额庆宫，赐名“继德堂”。
弘历归政之后，以太上皇名义训政。正如他对朝鲜使臣所说：“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他还经常御殿受百官朝贺或赐宴，颙琰完全处于陪侍地位，“侍坐太上皇，上皇喜则亦喜，笑则亦笑”，[2]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傀儡皇帝。直至嘉庆四年正月初三日，弘历崩逝于乾清宫，颙琰才移居养心殿亲政。
颙琰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的乾隆朝，亲政时已过而立之年，丰富的阅历，使他对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盛世表象下所潜伏的种种危机有着较深刻的认识，并为此感到忧虑。其中，由秉权20余年之久的军机大臣和神的专横跋扈所导致的皇权下移，就成为颙琰亟须解决的首要问题。
和坤，姓钮枯禄氏，满洲正红旗人，以官学生在銮仪卫充当校尉，后因机灵善辩，仪表俊伟，深得弘历宠信，很快就升为内务府大臣、户部尚书、文华殿大学士，任军机大臣24年，位极人臣，掌握着清廷的内外大权，严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二皇帝”[3]。政治上，他独断专行，飞扬跋扈，曾经行文各省，令凡有奏折先将副本呈交军机处，然后上闻。他还控制官吏铨选大权，任人唯亲，遍置私党，对于不附己者，就在弘历面前进谗言陷害。经济上，和坤是清代中叶贪颙之风的总根源。当时，朝廷内外文臣武将侵亏公努，聚敛行贿，动则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之多，都以和坤为奥援；嘉庆初年，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各路将帅虚报功级，坐冒粮切，也以和砷为靠山。和砷本人也聚敛自丰，当政20余年，搜刮的财富不计其数。 颙淡当皇子时，被弘历选为储君。和砷密知此事，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即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颙淡呈递一柄如意，表示他的即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和砷这种以邀功为名、实欲继续揽权的做法使颙琰十分恼火。及至弘历以太上皇训政，和坤成为左右弘历意旨、出纳帝命之人，其专擅程度更甚。
一次宴席上，他上奏弘历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因此颙琰很不高兴地自语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4]颙淡有事要奏报弘历，也须由和坤代转。他曾打算于嘉庆三年冬举行一次“大阅”典礼，由于和坤的反对，弘历下敕旨停止进行。和坤这种严重削弱皇权的行为，引起了许多朝臣的非议。颙琰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朕方依相国理四海，何可轻也！”[5]实则碍于太上皇弘历，只好强为容忍。从当皇子时就受过严格训练的颙琰，深知“乾纲独断”乃清朝之“家法”，对其父“一切用人听言，大权从无旁假”[6]感触颇深，他同样不会允许臣僚擅权，而自己甘当傀儡，只是等待时机行事。
弘历去世后第二天，颙琰就命和坤和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擅自出人，借机剥夺了和神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之衔。接着又下了一道谕旨，若有所指地声称，由于内外文武大臣通同为弊，因此在“剿办” 白莲教的过程中丧师辱国，殃及良民，均“赖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7]，命令各部院大臣要着实查办。给事中王念孙等秉承这一旨意，首先上书弹劾和冲。于是，颙琰下令将和冲革职，逮捕人狱，宣布和冲20大罪状。上谕称：“苫块之中，每思《论语》所云‘三年无改’之义。……皇考所简用之臣，朕断不肯轻为更易，即有获罪者，若稍有可原，犹未尝不思保全。今和砷情罪重大，并经科道诸臣列款参奏，实有难以刻贷者。……即将和砷革职拿问。”[8]颙谈起初要将和坤凌迟处死，但由于下嫁和神之子的皇妹和孝公主再三涕泣求情，加之大臣董浩、刘塘的劝阻，最后决定照康熙诛鳌拜、雍正诛年羹尧例，赐令和砷狱中自尽，并将没收的和神家产分给皇室成员，如将和砷的住宅赏给了庆郡王永磷，花园赏给了成亲王永理，赐给各公主的物件竟累日携运不尽。故民间流传谚语说：“和坤跌倒，嘉庆吃饱。”
和坤被处决之后，朝廷的政治、军事及用人大权皆归颙琰，皇权从此得以加强。然而，自乾隆中期以后，随着清朝国力的日趋强盛，社会财富不断增长，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阶级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使官僚统治机构日趋腐朽，吏治败坏，贪污盛行，土地兼并激烈，赋税摇役苛重，大批农民流离失所，无以为生，于是爆发了以白莲教为旗帜的反清武装起义。为了挽救弘历留下的这种内创累累、积重难返的衰败局面，扶正将倾之大厦，颙琰以诛和坤为契机，打出了“成与维新”[9]的旗号，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稳定政局，安定民心，表现出一个中年帝王的睿智。
一、勤于政事 广开言路
颙琰晚年在总结他的为政之道时说：“朕图治维殷……所谓为政不在多言，顾力行何如耳！”[10]事实确实如此。亲政后，事无巨细，颙琰均躬自总揽。每日天未明即秉烛批阅奏章，早膳后召见臣工多至十余人，披览奏疏多达数十件，真可谓“日宴忘食，夜分始寝”[11]。遇有巡幸日期，他必于当日早起数刻办事。颗谈不仅身体力行，而且严惩那些惟知恋位食禄、办事拖拉、不以政务为重的王公大臣。嘉庆四年六月，京师天气炎蒸，管理宗人府之睿亲王淳颖，恐颙琰劳累过度，私自将宗人府递有引见官八员的奏折撤去。颙淡得知此事，异常恼怒，当面斥责说：“朕日理万几，年甫四旬，从不以此为劳。而八员之引见，本亦不足为劳。”淳颖所为，“殊属胆大”，下令将其交宗人府严加议处。
同时警告诸臣说：“嗣后内外衙门，凡有陈奏事件，一经接受，皆应直达朕前，听朕批示，毋得捺搁擅撤。傥有仍蹈前辙者，一经察出，必当从重治罪，决不宽贷也。”[14]
颙琰在勤谨治理政事的同时，仍“惧政事或有阙失”，下诏旨求言：“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伸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15]，为了表示诚意，颙琰亲自为乾隆朝因参奏和坤家人刘全倚势营私而获咎的已故御史曹锡宝平反昭雪，指出：当和砷声势薰灼、举朝并无一人敢于参劾他时，曹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殊为可嘉，不愧净臣之职”，“自宜加之优奖，以旌真言”，追赠曹为副都御史衔，同时又将其子照加赠官衔，给予荫生。[16]
二、更迭要员 惩办贪吏
甄别中枢要员和惩治贪官污吏，是清代前期帝王整饬吏治的主要内容，颗淡也不例外。他在诛灭和坤的同时，就对中央六部的要员进行了甄别和选用：罢免了和死党福长安、苏凌阿的户部、刑部尚书之职，以仪亲王永璇总理吏部、成亲王永腥总理户部，调兵部尚书庆桂为刑部尚书，以工部右侍郎盛住署理工部尚书，不久又以乾隆朝重臣、和神的对手阿桂之孙那彦成为工部尚书，调乌鲁木齐都统书麟、驻藏大臣松筠、镶蓝旗都统富锐分别任吏、户、兵部尚书，调安徽巡抚朱硅为吏部汉尚书。颗淡还一反各部院机要之任皆以满人居之、汉人不过备员的旧法，任用受和砷迫害的刘塘、王杰、董浩为军机大臣，从而保证了自己“维新”措施的实行。正如史载，“（颙琰）初政之美，多出（朱挂）赞助”[17]。他还对自己身边御史的选用十分重视，指出：“从前和坤诸事专擅，虑人指摘，往往令各部将年老平庸之司员保送御史，件其缄默不言，免于纠劾。节次各衙门保送御史，引见时朕即党所保人员多有年已就衰者”，要求各部院切实保送能实心办事之司员为御史，“如实在衰庸，不能胜任，即当于京察时照例休致，以重职守”[18]。这说明颙琰既重视人才，又审慎用人。
“安民首在任贤，移弊必先去贪。”“去一贪吏，万姓蒙福；进一贤臣，一方受惠。”[19]颙琰亲政，于百务丛脞之间，对惩贪奖廉时有注意。其中比较重要的是，他亲自处理了胡齐苍贪污军响案。
胡齐者，浙江长兴人，湖北安襄郧道台。他在镇压白莲教起义过程中，利用其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银420万两的机会，一次即从中私扣3万两，贿赂总督毕沉等人[19]，据说他总共“侵炯在数十万”[20]两以上。胡齐香贪污军晌案被揭发后，颙琰非常重视，不仅查抄了他的家赀，立即将其处绞，而且大骂毕沉是此案的“始作涌”者。当时毕沉已故，颙淡下令，其子孙中“所有承袭毕沅轻车都尉世职之长孙毕兰庆，及承袭毕沉荫生之次子毕嵩珠，俱着革去，不准承袭。”[21]
在惩贪的同时，颗淡极力奖赏清廉官吏。如以“青天”之名闻于天下的南充知县刘清，素得民心，“政声为（四川）一省之冠”。嘉庆四年，颙珍诏令其“补忠州，加知府衔”，[22]“用示风励”民
二、明理务实 体察民情
三、
颙琰注重明理务实的作风，实源于其父弘历。他做皇子期间，不断受到弘历“崇实黜华”的教育。乾隆三十一年（1766），一次颙琰因所执成亲王题画扇头有“兄镜泉”三字，受到弘历的斥责。弘历在谕旨中指出，以别号“镜泉”为美称，“非皇子所宜’，“皇子读书，惟当讲求大义，期有神于立身行己。至于寻章摘句，已为末务，蚓以虚名相尚耶！颙琰受此教导，“凛遵弗忘”[23]。即位后，他励精图治，希望有一番作为，以期上不负列祖列宗，下无愧于臣民百姓。为此，颙淡针对当时阶级矛盾极为尖锐的社会现实，及朝廷大臣、地方官吏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的恶习，再三告诫说：“民为邦本，百姓足，君孰与不足？
培养元气，胜于仓库实贮奚啻万倍”[24]。一再表白说：“朕勤求治理，宵吁兢兢，惟以时和年丰为上瑞，从不敢铺陈符应，粉饰太平。”[25]
事实确实如此。嘉庆四年正月，浙江巡抚玉德奏报说：“（浙江）甘雨普沾，粮价平减。”颙琰对此十分厌烦，说：“此等奏报，不可粉饰，朕总要真知小民疾苦，以为教养。”不久，四川布政使林携奏报四川得雪，民情安贴。颙琰对这种含糊其辞、一味粉饰太平的奏报十分不满，指出四川连年战火，民不堪命，民情岂能安贴？“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以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阎阎疾苦，从何而知？”并警告说：“嗣后不许说假话，俱以实告。慎话毋忘。”[26]
颙琰还随时注意了解民情、民隐，以便及时制定利民措施。嘉庆四年，他即位不久后就了解到直隶的一些州县发生了蝗灾，并得到直隶总督胡季堂的奏报说：“蝗虫黄色者则能害稼，黑色者并不为害。”对此颙琰半信半疑。这年九月，他在护送弘历样宫去遵化安葬的途中，特别命令扈从侍卫捕捉蝗虫，亲自阅看，并下谕旨说：“（捕捉的蝗虫中）虽黑色者较多，而黄色者甚少，但既有飞蝗，庄稼岂能全无伤损？”指出胡季堂的奏报，又是地方官的粉饰太平之语。命令胡季堂重新查明灾情奏报，“候朕加恩外，其大兴、通州、三河、蓟州、遵化五州县，着加恩再蠲免来年应征钱粮十分之三，以示锡惠推思，旁敷间泽至意。”[27]颙琰对于不体恤民情、扰累百姓的官吏十分痛恨，一经发现，即予严惩。嘉庆四年六月，当他得知江苏常州府知府胡观澜借兴修广福寺之名，“在城乡劝募，出差催缴”，招致民怨沸腾时，大骂其“卑鄙无耻”[28]，下令将胡观澜革职，永不录用。由此看出，颙琰用心可谓良苦。
四、诏罢贡献 崇俭黜奢
乾隆中后期，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统治阶级过着穷奢极欲、一掷千金的豪华生活。颙琰亲政后，一再提倡俭朴，以期转移日益衰败的社会风气。
嘉庆四年正月，颙琰在查处和神时就知谕内阁说，每年外省督抚所进的贡物，内廷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皆入和坤腰包。他质问道：试想外省所备办的玉、铜、瓷、书画、插屏、挂屏等物，无一不是取之州县，州县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腹削，民何以堪？”他告诫大臣说：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直若粪土一般，怎能当奇货对待呢？为此郑重宣布：“经朕此次严谕之后，诸臣等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29]不久，他又获知上年底从叶尔羌采解的大块玉石正在运送途中，立即命令各地方官，一接此谕，不论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他还下令新疆和阗四处产玉处停止开采，从而绝了“所禁之物呈进”之路。这年七月，颙琰又下令，“嗣后中秋节贡，着永远停止”[30]。
淡本人素习俭朴。早在乾隆四十年前，即他当皇子时，上书房中每遇年节，与师傅、诸昆弟互相魄赠，不过如意、荷包。食物，“从未有以陈设玩器相持赠者”[31]亲政后，他又多次表示：“朕躬行节俭为天下先。”[32]把节俭看做遏制奢侈之风，使国家元气日复的重要措施之一。他再三嘱咐官吏要“廉以御下”。
嘉庆四年六月，颗琰接到上任不久的广东巡抚陆有仁的奏报后，即下诏旨说：广东东部俗尚奢华，物力涌贵，“汝初到任，当躬行节俭，廉以御下，不可踵事增华，作威作福。虽七千里之外，朕观之如目前也。一切慎勉为之，毋忽。”[33]四年五月，颗谈得知各省督抚两司署内“教养优人，及宴会酒食之费，并不自出己资，多系首县承办，首县复敛之于各州县，率皆胶小民之脂膏，供大吏之娱乐。辗转苛派，受害仍在吾民。”[34]为此下令，嗣后各省督抚司道署内俱不准再自养戏班。颙琰还针对京师八旗子弟“征逐歌场，消耗囊囊，习俗日流于浮荡，生计日见其桔据”[35]，下令除城外戏园仍准照旧开设外，城内戏园一概永远停止。希图以此扭转八旗子弟日益奢侈腐化的风气，解决八旗生计问题。
五、悉行宽免 稍苏民团
颙琰与其父弘历一样，比较注意减轻人民负担，并采取了一些有力措施。亲政后，他就对江苏、安徽、山东的受灾难民实行赈济，贷给口粮。之后，他又下令对河南、陕西、四川、山东等省数百个州县的新旧额赋实行全部或部分的蠲免。嘉庆四年二月，颙琰得知直隶大城、文安二县被水淹浸，低洼处所积水未消，灾民生活拈据，立即指令，将查抄和神家人呼什图米麦谷豆杂粮11065石，以八成拨给文安县，以二成拨给大城县，作为灾民的口粮。对二县内无力耕作的贫苦农民借给种子，“均俟丰收年份，再行免息交仓。伸冬作之际，早资耕种，民力得就宽舒”[36]。他还普免积年民欠。嘉庆四年十一月，他在一道谕旨中说：“现届长至圄丘大祀，高宗纯皇帝升配礼成后，自应仰推皇考恩慈，用敷惠阎。因思乾隆六十年以前，各省积欠缓征地了耗羡，及民欠籽种、口粮、潜粮银两，并积欠缓征民借米谷、草束等项，现在应征者尚复不少。着该部通行各省，详悉查明。”同时宣布，“将以上各款，自乾隆六十年以前，普行豁免”。至于乾隆年间速欠的银米等项，也“永免追呼”。[37]诚然，这些细小不捐之举，虽不及于根本，但多少反映了颗淡亲政后体邮民间疾苦之意，这对稍苏民困、缓和日趋尖锐的阶级矛盾起到了一些积极作用。
为避免储位之争，颙琰学其祖、父之法，也秘密建储。他亲政三个月后，即朱笔亲书“嘉庆四年四月初十卯初立皇太子（曼宁）”[38]御书，“镭置秘棱”[39]。直至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二十五日，颗淡自知将不久于人世时，才颁诏宣布立皇次子智亲王曼宁为皇太子，继承帝位。这种密建太子的制度，不仅避免了清朝历史上自太祖努尔哈赤至圣祖玄烨年间多次发生的储位之争，而且对于稳定清代中叶政局，巩固皇权具有重要意义。因为和砷被处决之后，清宫廷内部局势依然不十分稳定，秘密建储就可避免引起一些意想不到的波折。
颙琰亲政前后，正值白莲教起义在四川、陕西、湖北迅速蔓延之际。嘉庆四年前，一切“剿捕”事宜均由太上皇弘历亲自指示，颐淡惟有点头称善。颙琰亲政后，面对劳师数年、糜晌数千万、起义者有增无已的严峻局势，在行政、用人和战略战术方面均作了一些重要的调整。首先，在诛灭和砷后，严厉警告各统兵将领务当实心实力，迅速完成剿“贼”大业。第二，以勒保为经略大臣，节制川、陕、楚、甘、豫五省军务，从此，军事指挥大权得到统一。第三，令勒保会同各省督抚，晓谕州县，建立地主武装团练，并在各地推行“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起义军和广大农民的联系，削弱了起义军的战斗力。第四，对起义军实行剿抚兼施的政策。颙琰对起义军一方面实行严厉镇压，将被捕的义军首领王三槐、罗其清等“正法”，另一方面又鉴于起义军声势浩大，难以迅速剿灭，决定剿抚兼施，但告诫各统兵将领，要以剿灭为主，只抚其胁从者，企图以此瓦解起义军。但是这一切并未能马上奏效。起义军采用流动作战方式，打得清军狼狈不堪。颗琰恼羞成怒，撤了勒保的五省经略大臣之职，由明亮代理。不久，又任命副都统额勒登保为五省经略大臣。亲政后的一年间，三易清军统帅，充分反映了颙琰镇压农民起义的急切心情。
这里还应该指出的是，颙琰与其父弘历一样，都强调要遵循“祖宗成法”，以维系封建统治的延续性。嘉庆四年正月，即他亲政之初，就宣称：“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40]该年十二月，他又针对国子监祭酒法式善奏书中“亲政维新”之语批道：“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41]这种自食其言，对自己亲政之初提出的“咸与维新”的否定，反映了他思想上的矛盾。也就是说，颙琰一方面确实想通过革新挽救清朝日趋衰败的统治，但另一方面又害怕在朝野上下有关消除弊政的议论中失去控制，危及自己的统治。
以上所举，皆是颙琰亲政一年的政绩，涉及政治、经济、宫廷诸方面。可以看出，这位40岁的中年皇帝，面对政情错综纷繁的复杂局面，效法其父弘历“乾纲独断”，大权独揽，对民情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处理政务能分别轻重缓急，分寸得当，充分显示出其独自走向政治舞台的才能，为自己22年君临天下奠定了基础。虽然弘历所留下的内创累累、积重难返的衰败局面绝非他的一纸命令所能挽救的，但他那种施政注重务实，除旧布新，力图有成的作为，还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1]《清高宗宾剥》卷一四八六，乾隆六十年九月庚戌。
[2]上引文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12、4918页。
[3]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0页。
[4]《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4991页。
[5]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
[6]《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三，乾隆十三年八月辛亥。
[7]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
[8]《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庚午。
[9]《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戊寅。
[10]《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十四。
[11]《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册，第5011页。
[12]《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嘉庆四年六月甲辰。
[13]《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子。
[14]《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丁亥。
[15]《清史稿》卷三四ο，《朱硅传》。
[16]《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六，嘉庆四年十二月丙戌。
[17]《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五，嘉庆四年五月。
[18]《清仁宗实利》卷五十三，嘉庆四年十月丁酉。
[19]《清史稿》卷三五六，《谷际岐传》。
[20]《清仁宗实剥》卷五十二，嘉庆四年九月辛巳。
[21]《清史稿》卷三六一，《刘清传》。
[22]《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九，嘉庆四年七月辛巳。
[23]《清仁宗实录》卷一二六，嘉庆九年二月了卯。
[24]《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一，嘉庆四年三月。
[25]《清仁宗实录》卷四十，嘉庆四年三月辛酉。
[26]《清仁宗实录》卷三十八，嘉庆四年正月。
[27]《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一，嘉庆四年九月庆申。
[28]《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嘉庆四年六月己西。
[29]《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甲戌。
[30]《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九，嘉庆四年七月辛巳。
[31]《清宫史续编》卷六。
[32]《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十二。
[33]《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七，嘉庆四年六月。
[34][35]《清仁宗实录》卷四十五，嘉庆四年五月丁丑；卷四十二，嘉庆四年四月庚寅。
[36]《清仁宗实录》卷三十九，嘉庆四年二月戊午。
[37]《清仁宗实录》卷五十五，嘉庆四年十一月癸酉。
[3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嘉庆）。
[39]《清仁宗实录》卷三七四，嘉庆二十五年七月己卯。
[40]《清仁宗实剥》卷三十七，嘉庆四年正月壬戌。
[41]《清仁宗实录》卷五十六，嘉庆四年十二月甲申。
（原载《故宫博物院刊》1992年第2期，中华文史网整理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