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明朝-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
明末清初，中国正面临着崭新的国际环境，客观上，要求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共同抵御殖民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但是，封建统治者尚无战略眼光，应变乏术，甚至将自己封闭起来，导致千百年的文明古国与先进的西方世界拉开了距离。清前期虽说有“康乾盛世”，但与工业交通、轮船火炮迅速发展的殖民列强相比，则明显地落后了。那么，处于社会变革之中的明清之际，有些什么特征呢?这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重要课题，草成斯篇，敬请批评指正。
一
明清易代近半个世纪，社会诸种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各派政治势力纷纷登上历史舞台。当时主要有五大势力，即明朝、农民军、清朝、西北厄鲁特蒙古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明王朝则竭尽全力地巩固“三百年太平锦绣之江山”，防止“金瓯坠地”，其他几派势力皆觊觎中原，施展文韬武略，欲夺取天下。他们之间彼此消长，影响整个时局的发展变化。
明王朝自洪武至宣德王朝，社会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国力大增，对外关系日益扩大。郑和七下西洋，“耀兵异域”1，显示国威。洋洋大国的明王朝从中期起，社会矛盾日益突出，危机四伏。在边疆，呈现了“南倭北虏”的局势；在内地，阶级矛盾激化，从南到北，农民、流民、矿1的起义与暴动，此起彼伏，一浪高于一浪。正德五年至七年1510——1512，在京郊西南霸州文安地区爆发了规模较大的刘六宠、刘七宸起义。他们打出“虎贲三千，直捣幽燕之地；龙飞九王，重开混沌之天”的大旗2，震撼京城。尤其是15世纪中的流民运动，给明代统治秩序造成了紊乱。这也是明朝衰败的前兆。这一时期，多数帝王昏庸无能，宦官操持国柄，太阿倒持，朝野党争激烈。最有代表性的即是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由于土地兼并的迅猛发展，农民大批的破产流亡，赋役制度遭到破坏，国家财政匮乏，入不敷出。万历中期，大量地派出矿监税役，到全国各地大肆掠夺工商业，激起了市民阶层风起云涌的反抗斗争。着名的改革家张居正曾将明王朝比作一座“将圮而未圮”的大厦，“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亟待 “振而举之”。3崇祯初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领导的农民起义，横扫中原。同时早已立国的努尔哈齐不断攻明，辽东形势危急。如何应对这种严峻的局势?朝臣意见不一，兵部尚书杨嗣昌力主“大举平贼”，提出“四面六隅”、“十面张网”镇压农民军的方案，拟议增兵12万，增饷280万，并定因粮、溢地、事例、驿递四项筹饷措施。4而对待辽东的满洲贵族，他则建议开互市，与清议和，以便倾全力一举剿灭农民军。而“以灭贼为己任”的陕西巡抚孙传庭移书朝廷，在《疆事十可商疏》中力禁抽调陕兵充蓟辽边务，认为杨嗣昌“四面六隅”之策不切实际。他指出：“贼将踞全秦为窟穴，而四面六隅几为空张之网”5。并提出一套围剿农民军的方略。在杨嗣昌等人的调唆下，刚愎自用的崇祯帝不分青红皂白反将他投入囹图。而总督宣化、大同、山西军务的卢象升建议与之不同，主张两线作战，既镇压农民军，又阻击清兵6，导致明朝腹背受敌。崇祯十一年1638十二月，卢象升在与清兵战斗中阵亡。十四年1641三月，农民军相继攻占洛阳、襄阳，诛福王等。杨嗣昌围追农民军的计划破产，畏罪自杀军中。而在东北地区，明清之间几次大规模的战争，明军以惨败而告终，明朝元气大丧。后来崇祯帝自刎、京师失守后，江南先后出现了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政权，鲁王朱以海监国，由郑成功支撑的唐王朱聿键的隆武政权，及李定国拥立的桂王朱由榔的永历政权。从历史总体上考察，南明的几个小政权，是明末腐败统治的继续。统治集团内部互相倾轧，党争激烈。镇将“各霸一方，凶横掠夺，商贾凋闭，民不聊生”。7弘光政权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欲借“夷狄”之力，消灭农民军。崇祯十七年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在《复摄政王书》中就明确地指出：“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照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8弘光政权这样作，一方面，失去了同盟者农民军，孤立了自己；另一方面，他们的呼声并没有得到满洲贵族的响应，相反，清军很快将兵锋对准江南。
农民军从明天启七年1627三月，陕西白水县农民王二揭竿而起，到崇祯三年1630，延绥、甘肃等西三边发生兵变之时，作为边卒的李自成、张献忠投身起义军。当时王嘉胤、王自用、高迎祥、马守应等几路义军主要在陕西、山西、河北地区同官军作战。崇祯六年1633十一月，为了避开明军由河北、河南、山西的三面围剿，农民军渡过黄河。连克渑池等三县，革命烈火蔓延黄河以南，终成燎原之势。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渑池渡”。9清初着名文人吴伟业在《绥寇纪略》卷一“渑池渡”中作了深刻的概
述：
阃外诸君，并心灭贼，譬如逐鹿园中，探丸囊底，飞走绝路，形屈势穷。乃纵使渡河，鱼烂土崩、不可复故。当事知塞太行之口，而不断黄河之津。君子于六年十一月渑池之事，未尝不抚卷太息，以为此中原之所以溃，国家之所以亡也。
无异承认明军围追农民军计划的破产，农民战争则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八年，义军的“十三家”、“十八寨”、“七十二营”、“三十六营”等大会于河南荥阳，10共商大计。从此，农民军反守为攻，重创官军。
崇祯九年1636七月，农民军首领高迎祥牺牲后，逐渐形成了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两支主力义军。十一年，李自成战败潼关，退入陕南商雒山中，休养生息。11同时，张献忠“假借招安名色”，12养精蓄锐，起义斗争处于低潮。十三年，李自成率兵出商雒山，进入河南。同时，张献忠又起兵谷城。十六年正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自称“倡义大元帅”；置六政府侍郎、郎中、从事等官，13翌年正月，攻下西安，建号“大顺”，年号“永昌”，以朱献策为军师，牛金星为丞相，设六政府，各尚书一人，侍郎二人。14三月初，李自成挥军北上，攻克昌平，居庸关总兵唐通和监军杜之秩投降，大顺军直趋北京城，崇祯帝朱由检自缢煤山，明朝的覆亡标志农民起义达到了高潮。李自成进京时，尚拥兵近百万，15控制地区，东起山东，西至甘肃、北自长城、南达江淮，占全国大半，兵力居各派之首。但是，山海关一战，大顺军竟被明总兵吴三桂与清兵的联军击败。四月三十日，李自成被迫撤离北京。清兵直驱而入，占有北京。
李自成在北京仅存43天，究其原因，除了对关外清朝力量估计不足外，重要的一条就是农民军首领产生了革命到头的思想，骄傲轻敌，不能同心协力，共图大计。李自成派刘宗敏将兵攻打山海关吴三桂，刘宗敏却说：“响马拜响马，谁曰屈膝?”16拒不从命。这一时期，李自成尚提不出新的政治任务和奋斗目标，又听不进不同意见，将相离心，极大地削弱了战斗力。顺治二年1645年，李自成在潼关又被清兵击败。同年五月，他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为地主武装所袭杀。从此，农民军无力与清军单独作战而走上了与南明联合抗清的道路。
尽管农民军“联明抗清”是斗争的变化17，但屡战受挫，实力锐减。明末农民战争前后38年，前仆后继地反对封建统治的斗争，却为清王朝入主中原扫除了障碍。民谣有云：“朱家明面，李家自成磨，蒸了一个大馍馍，送给了对过的赵大哥爱新觉罗氏，冠汉姓为赵姓”18。生动而形象地表述了农民军在“逐鹿中原”时所起的历史作用。
满洲贵族自萨尔浒之战后，努尔哈齐率八旗兵连克开原、铁岭等地。天启七年1621，占据沈阳、辽阳等辽东七十余城。明朝在辽东的防线崩溃了。接着满洲贵族东联蒙古，南制朝鲜，割断其与明朝联系，解除了后顾之忧。所以多次南入长城，饱掠而去，得窥内地虚实。而满洲贵族对农民军的策略是：“如遇流贼，宜云尔等见明紊乱，激而成变。我等来征，亦正为此。以善言抚谕之。申戒士卒，勿误杀彼一二人，致与交恶。彼欲遣使见朕，即携其使来。或有奏朕之书，尔等即许转达，赍书来奏”。19当大顺军急速向北挺进时，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正月二十七日，郑重致书大顺军诸帅，提出：“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区宇，富贵共之矣。”20然而农民军首领并未理睬他们。满洲贵族看出明朝节数已尽，争夺天下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命摄政王多尔衮亲率大兵挺进中原。总兵吴三桂降清，打开了山海关大门，加速了清朝夺取天下的步伐。
满洲贵族一入关，改变了联合义军攻明的策略，在安定社会秩序同时，重点打击农民军，范文程曾言：“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21大顺军西撤后，清兵即分兵两路追击。北路由阿济格为帅，吴三桂、尚可喜等附之，趋大同、过榆林，攻陕北；南路由多铎为帅，孔有德等附之，佯攻江南，从河南渡河，直捣潼关。两军相约会师西安。农民军节节败退。满洲贵族以“天下不能同有二日”为理由，多铎兵急转南下，攻破南明几个小朝廷，展开了全面的民族征服战争。
清朝要完成统一全国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自身亦有不利的因素。如兵力不足，清朝入关初之兵只有20万，怎样解决呢?主要采用两个办法：一鼓励将士英勇杀敌，抢掠财物归己；另外，安排好将士家属生活。首先用圈占土地分给将士，使家属生活有保障。这样使将士始终保持旺盛的战斗力；其次，充分利用汉军和绿营，发挥他们的作用，对先后归降的明朝将领封王授官爵，使之率部南下，冲锋陷阵。尔后，明军归降日众，绿营数量扩大，完成统一全国的战争，戍守和维护地方的安宁，主要依靠了绿营兵。从明清之际的局势看，战争是解决政治纷争的一种重要方式，但光凭武力是不够的，还要靠正确的战略与策略。在这些问题上，满洲贵族比农民军首领处理得更聪明一些。
此外，还有两股势力：一股是西北厄鲁特蒙古，即明代的蒙古瓦刺部，他们企图恢复大元的一统天下。明末，漠西厄鲁特蒙古游牧在以伊犁为中心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四部中以准噶尔部最为剽悍。其首领巴图尔珲台窥视中原，只因时机尚未成熟，没有发生直接冲突。到了噶尔丹为汗时，开始直入内地。这就是清初为什么几十年间用兵西北准部的原因。
另一股势力为西方殖民主义者。从16世纪中叶起，西方殖民者相继东来。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殖民者第一个踏上了中国的土地，强占了澳门，又霸占台湾，并声称台湾是澳门的附属地。西班牙、荷兰接踵而至，从葡人手中夺取台湾等地。尔后，沙俄、英国等又陆续东来。而其先遣队为耶稣会士。他们提出“学术传教”，感化中国，认为“中国是能够转移远东局势的国家”，“若是能把中国劝化，周围邻国一定会受中国影响，自动归心天主”。22从万历到康熙，来中国的耶稣会士将近500人。这些来自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法国、日尔曼等国的耶稣会士以传播西方近代较先进的科学文化为手段，首先争取皇帝的信任，其次吸引封建士大夫。同时，又将中国灿烂的传统文化介绍到欧洲等国。应当说，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贡献。但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的活动主要局限于封建士大夫阶层，而其在华的罪恶行径则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
综上所述，前三种政治势力的角逐是主要的，起着主导作用，制约时局的变化；后两股势力亦不能忽视，他们在清初政治舞台上都有自己的充分表演。面对国内外的严峻形势，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这是抵御殖民主义列强肢解中国的首要前提。而历史的重任落在了清王朝的肩上。
二
明清之际是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年代。着名的思想家黄宗义已预感到这场风暴将会给整个社会带来怎样的前景，称这一历史时期是“天崩地解”的时代。23
变革社会的呼声首先出现在思想界，一批进步的思想家，如李贽、傅山、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方以智、李颐、唐甄、颜元、李塨等人，都站在时代的前列，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批判性的历史反思，抨击宋明理学，对变革社会提出了各自的主张。这就是所谓民主思想的萌芽，在社会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抨击君主专制，他们从明末衰亡的教训中，已觉察君主专制是造成社会危机的重要因素。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说：君主“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今也天下之人，怨恶其君，视之如寇仇，名之为独夫，固其所也。”声称：“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24痛击君主专制最为激烈者当属唐甄。他在《潜书》中说：“天子虽尊，亦人也。”25 “天下之尊，非天帝大神也。”26斥责历代君主均为人民的死对头。指出：“凡为帝王者皆贼也。”“大将杀人，非大将杀之，天子实杀之。”“官吏杀人，非官吏杀之，天子实杀之”。“杀人者众手，实天子为大手。”27一言以蔽之，君主专制统治是一切社会祸害之源。
要改革君主专制的弊端，他们主张必须协调君臣关系，发挥官吏的作用，君主与群臣共理天下。黄宗羲认为，君臣“名异而实同”，应为平等之“师友”。臣的职责“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28他说：“原夫作君之意，所以治天下也。天下不能一人而治，则设官以治之。是官者，分身之君也。”29顾炎武也明确提出：“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30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亦阐述“不以天下私一人”的“均天下”的论断。31尽管上述的思想并没有挣脱封建的罗网，但是，他们批评君主专制，提出以“众治”取代“独治”，平衡君臣权力的见解，是对长期以来“君为臣纲”传统封建思想的批判，无疑具有民主色彩。
明代中叶起，社会经济有了长足的进展，特别是商品经济繁荣，在江南地区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萌芽。工商业发展迅速，对“以农为本”的封建经济观念产生了冲击。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财计三》中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末，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驳斥了将工商视为“末业”的陈腐论调，响亮地提出“工商皆本”的主张。王夫之认为“大贾富民者，国之司命也”反对官吏对富商的压抑，提出要惩办墨吏，扶植富民，“而后国可得而息也”32唐甄在《潜书》中多次将“农贾”、“耕贾”、“田市”相提并论。他说：“若治国之道，政事修明，农贾乐业，衣食滋殖。”33 “农不安田、贾不安市，其国必贫。”“农安于田、贾安于市，财足用。”34阐明发展工商业也是官府的“为政之道”的重要措施。上述新的经济思想的产生，是明后期商品经济迅速增长及清初农业、手工业、商业恢复发展的产物，反映了市镇手工业者、商人及包括中小地主在内的富民的利益和愿望。
他们还提出“自由私产”和“均田”等主张。李贽说：“夫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若无私则无心矣。如服田者，私有秋之获而治田必力，居家者私积仓之获而后治家必力”。35他揭露了贵族官僚“溺志货财”，“而不使小民有升斗之需”36的严重社会不均。针对当时土地高度集中，他们提出了“均田”的思想。王夫之指出：“王者能天下之人，不能擅天下之土”37。颜元说：“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38；通过“佃户分种”的方式来实现他们的“均田”主张。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均将“均田”视为“第一义”和“第一仁政”39李嫦谓“田不均则教养诸政，俱无措施处”40。必须指出，他们的“均田”是在不触动官僚地主利益的基础上，来调整农民的无地或少地问题，这显然是难以实现的。
明清之际一批进步思想家吸收了中外科学技术的新成果，开阔了眼界，对千百年来封建专制的危害，对商品经济的繁荣有了新的思索。在一定程度上讲，他们的先进思想代表了新兴市民阶层的呼声。
如何估价明清之际思想领域的新变化呢?是一场伟大的“启蒙运动”?可以与欧洲的资产阶级“文艺复兴”相媲美吗?事实表明，这些新思想、新观念只不过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缕淡淡的彩霞。
明清两朝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措施是极严厉的。尤其是清朝，大兴文字狱，禁毁书籍，株连极伙。相反清朝统治者大力提倡理学，使明后期已趋衰落的程朱理学在清初再度复兴。因而进步思想为了避祸，不得不将自己的观点隐讳起来，李贽否定孔子和盛赞秦始皇，名之书《藏书》者，谓“可自怡，不可示人”41，“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42。他的《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亦同。李贽之书遭到明廷两次下令“尽搜烧毁，不许存留”43。直到清初仍被列入“禁毁书目”之中44。黄宗羲较系统地批判封建专制及其反清思想，集中于两部着作，《留书》和《明夷待访录》。《明夷待访录》刊于康熙初年，雍正年间即被列为禁书。而《留书》的抄本直到1983年才在浙江宁波天一阁发现，整理出版。被誉为“五百年无此文”的唐甄《潜书》，初名《衡书》，自云不忧世之不知我、而伤天下之民不遂其生，郁结于中，不可以已而发为言”45，后更名《潜书》， “而不能卒刻”46。另外，如比黄宗羲、顾炎武等小十几岁的唐甄和为《潜书》作序的顾氏弟子潘耒子；与唐甄并“未深交”。正如梁启超所言：“清初几位大师——实即残明遗老——黄梨洲、顾亭林、，朱舜水、王船山……之流，他们许多话，在过去二百多年间，大家熟视无睹”。“读了先辈的书，蓦地把二百年麻木过去的民族意思觉醒转来，……觉得句句都餍心切理”47。因此，我们对明末清初民主思想的产生及其作用应如实评述，不宜估价过高。
三
探讨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对明末清初阶级关系新变化的探讨，也不例外。从明中叶起，社会经济有了显着变化，一是土地兼并日趋激烈；二是商品经济持续增长。土地兼并迅猛发展。据正德十二年统计，王公勋戚通过“赐田”、“请乞”、“投献”和强占等手段，仅在顺天府及直隶地区占田就达20万顷之多。江浙地区，官田颇多，但豪绅地主亦相互争夺田产，连沿太湖沿江的芦洲地，退潮地也被吞并了。“有心计之家，乘机广收，遂一户而连数万亩48。故“士大夫又多田产，而小民有田无几”49。豪强兼并使明初以来的自耕农、半自耕农逐渐破产，本来数量不大的佃农、雇农队伍在迅速扩大。相当数量的丧失土地、饥馑逃亡的农民成为流民，大量涌入豫、陕、川、鄂四省交界的郧阳山区和浙、闽、赣山区，开荒采矿，维持艰苦生计。在陨阳山区爆发的刘通、李原领导的两次流民起义被镇压后，在荆襄山区，“流民复业者一百四十余万人”。足见流民队伍规模之大，人数之众。
明代中期，农业生产有了很大提高，新的农业品种番薯和玉米等的引进与推广，对农业发展起了积极作用。农业经济作物，如棉花、烟草、花生等移植，茶、麻、桑、蓝靛、甘蔗等作物的栽培，逐渐改变了我国农业生产单一的经营方式，同时也促进了手工业中棉纺业和丝纺业的快速发展。“买不尽松江布，收不尽魏塘纱”50。棉纺、丝纺成为明代手工业中的两个突出部门。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市场的兴旺。从16世纪起，全国一批着名工商业城镇兴起，如丝纺业有苏州盛泽镇、震泽镇、嘉兴的濮皖镇、王家泾镇、湖州的双林镇、菱湖镇；棉纺业有淞江朱家角镇、洙泾、枫泾镇。此外，榨油业有嘉兴石门镇，造纸业有铅山镇，铸铁业有佛山镇，及制瓷业有景德镇等等。在江南丝织业中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相依为命”51的一种新型的生产方式，作坊主、机户与机工之间这种雇佣关系，即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商品货币经济的长足发展，使不少的人口与农业相分离，农村人口向城镇流动，而土地兼并加速了这种流向。除皇店、官店外，一般地主也进入市镇，开设各种店铺和作坊。而破产的农民为工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如景德镇雇佣的工人就有数万人之多。在苏州城内有数千机工和数千染工。“染坊罢而染工散者数千人，机坊罢而机工散者又数千人”。52工人，“计日算给”，“日取分金、为饔飧计”53。他们“什百成群，延颈相望”，每日黎明在桥头等待“行头分遣。”54钱塘一织工自述：“吾业虽贱，日佣为工钱百缗。吾衣食于主人。而以日之所入，养我父母妻子”55这些浮食奇民“一日不就人织则腹枵”。在市镇的百工技艺之人与生产资料完全脱离，可谓一无所有，只是按天出卖自己的劳动力，是“自由的雇工”。随着丝织业的发展，市场的扩大，机户之间竞争激烈，实力较强的机户成为大作坊主，以机房织手致富，用廉价的劳动力，获取较大利润。明季阶级关系变化的这一新特点，是以往封建社会所没有的。
“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56所谓“经济解放”就是社会生产力的解放，也是阶级关系的再调整。从
明中期开始。，“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主要表现在规模越来越大的农民起义和佃农抗租斗争上。叶宗留领导的浙闽山区矿工起义，邓茂七领导的福建佃农抗租斗争，刘通、李原领导的荆襄流民起义，刘六、刘七领导的京畿地区的农民起义，以及李自成、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特别是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横扫中原大地，“屠杀绅衿富民犹故”，“焚烧官舍富室犹故”57。“凡有身家者莫不破碎。”他们发出了“纲常法纪，扫地无余，贫几陡成富室，贱隶远昌华家”的哀鸣。再则是农民反封建统治的斗争促进了人身依附关系的解脱。康熙《麻城县志》卷十六艺文收录了梅之唤的《与洪（承畴）制台书》，书中说：农民军“所到之处，逆奴、惯盗及游手游食之徒，从者如市，良民无不呼千岁，间呼万岁”。并指出：“抚之一字已无望”。“而剿亦何容易言”。说明农民的革命斗争得到社会各阶层广泛的响应与支持。康熙年间在清丈土地时遇到麻烦，“势豪侵占，迭告不休，屡请变价，难于清核”58。清廷无奈只得承认田地占有现状，将前明废薄田产“给与原种之人，改为民户，号为更名地，承为世业”。“与民用一例输粮，免纳租银”59。这不能不说是农民战争所起的作用。
北方农民起义极大地推动了江南地区佃农抗租和奴婢索契的斗争，封建人身依附关系进一步松弛。从万历到崇祯年间，福建、江西、浙江、广东、湖广、南直隶等地，佃农抗租斗争如火如荼、并提出“用得输租田主”，“永佃成业”等要求。崇祯十一年1638苏州吴县数千佃农“抢掠其居”60。乾隆《泉州府志》卷二十转引《温陵纪事》记载，十五年1642，福建泉州佃农“一日而杀田主数人”，“均无输租者”。在江南地区奴婢展开了索契斗争，崇祯时松江各地奴婢成千上万，“各至主门，立逼身契”61。松江地方富室大户“不敢蓄农”，徽州豪强地主“不敢自言为衣冠之族”。雍正时，下令将部分“伴当世仆”，“开豁为良”及“释贱为良”，使那些贱民部分地获得同平民一样的地位，对清初局势的相对稳定和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是有利的。
满洲贵族入关后，又将明末已经混乱的阶级关系进行了重新组合，建立起新的等级制度。满蒙联盟开始向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体制转变。从努尔哈齐到胤禛的后妃联姻和公主的下嫁，可以看出这种关系的演变。兹依唐邦治《清皇室四谱》列表如下：
努尔哈齐
皇太极
福 临
玄 烨
胤 禛
后妃数量
14
17
19
41
9
蒙古女子
2
9
6
2
0
汉族女子
0
0
5
17
7
公主数
8
14
65早逝
2012早逝
73养女
下嫁蒙古数
l
10
0
7
3
上表说明，皇太极、顺治时期满蒙关系密切。皇太极的“五宫”后妃皆为蒙古女子62。福监两个皇后也来自蒙古。玄烨后妃颇众，而蒙古女子只占二位，且为庶妃。胤禛以后，蒙古女子为后妃的没有了。相对来说，后妃中汉女汉军女为多数量日增。皇室的固伦公主，和硕公主下嫁蒙古王公，从皇太极到胤禛也呈现日减的趋势。这种“政治婚姻”的淡化，反映了满蒙政治联系的日益减弱，而满汉联系合作的日益增强。
清朝迁都燕京以后，在虚幌“满汉一家”的思想鼓吹下，竭力笼络汉族官僚与地主。多尔衮入京次日，颁谕令故明“各衙门官员俱照旧录用”。“避贼回籍、隐居山林者”，“仍以复官录用”63。第三天，便决定为崇祯帝服丧三日。对较早薙发归顺的官吏“各升一级”，而有影响的明朝官僚如文渊阁大学士兼户部尚书冯铨等人则官复原职。这些政策和策略的施行，争取了汉族地主阶级，缓和了满汉之间的矛盾，扩大了满洲贵族统治的社会基础，对稳定全国局势有积极意义。
康熙三年1664，茅麓山战役结束了。清朝民族征服战争告一段落，全国进入了相对稳定发展时期。满洲贵族承袭了明代中央集权制度，同时又有自身的民族特点。重建了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等级制，皇族中有“宗室”和“觉罗”之分。凡努尔哈齐之父塔克世的直系子孙皆为宗室，系金黄色腰带；塔克世叔伯兄弟旁系子孙称觉罗，系红色腰带为别；革退宗室系红色腰带，革退觉罗系紫色腰带。宗室封爵共十四等；和硕亲王、世子、多罗郡王、长子、多罗贝勒、固山贝子、奉恩镇国公、奉恩辅国公、不入八分镇国公、不入八分辅国公、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奉恩将军64。清代还有“世袭罔替”的八大铁帽子王。早年降清的明将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吴三桂等均被封为王，满汉臣僚的封爵始称世职，到乾降初年方定为九等，即公、侯、伯、子、男、轻车都尉、骑都尉、云骑都尉、恩骑尉，亦可世袭。清廷实行“首崇满洲”的政策，满洲贵族把持国柄，衙署中以满官为上。在法律上也保护满洲贵族的利益。《大清律》的阶级性是很鲜明的，通过“八议”65可以减免旗人的罪行。
清初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佃户、手工业者、商人及没有封建特权的地主，均顺向国家纳税和服役，官府还利用宗族制度来统治广大农民。阶级关系的调整和封建等级的重新确立使清廷的统治又纳入封建社会正常运转的轨道。
清朝以努尔哈齐立国到末代皇帝溥仪逊位，历时295年，跨越了三个世纪。前期有两大发展，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发展，奠定了我国的疆域和版图。制定了“因俗而治”、“各行其道”的民族政策。清圣祖玄烨尊孔推崇理学，在第一次康熙二十三年，1684南巡回銮途中，专程到曲阜，拜祭孔子，特书“万世师表”匾额，纂成《幸鲁盛典》一书66。同时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羁縻蒙古、西藏、新疆等边区少数民族，使各族人民增强向心力，边疆安定，有利于国家巩固。圣祖说得好：“昔秦兴土石之功修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蒙古使之防备朔方，较之长城更为巩固”67清朝将几十个民族纳入一个统一的国家，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二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高度发展。例如清朝之设南书房、军机处等，有力地加强了皇权。前期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但是与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不可同日而语了。
1，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的不断加强，包括明清在内的大一统的封建帝国、高度集权，不利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因素，特别是清朝的中后期，统治集团的保守、腐朽，对新的经济因素的增长、新的思想观念，像前面所述民主思想的出现，不能兼容并蓄，而是采取措施进行扼杀。
2，明清封建社会的生产方式，仍然是建筑在一家一户个体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还没有走到它的尽头。康熙年间，资本主义萌芽表现在商品经济活跃，社会分工扩大，手工业作坊与1场无论数量、规模、行业、区域分工等方面都超过前代，包买商穿梭于手工业生产之中，“账房”也出现了。但它受到官府通过“行会”来约束和限制手工业的发展。而官营手工业从各方面也严重地排挤民营手工业。因此，尽管清代资本主义萌芽还在缓慢地滋长，但还不足以引起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
3，传统的封建文化和封建宗法思想，尤其是孔孟的儒家思想，及由此发展而来的程朱理学，长期禁锢着人们的思想。致使封建士人循规蹈矩，墨守陈规。不敢冲破封建思想的藩篱。明清时期，将科举挑选人才纳入了程朱理学的轨道，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为准绳，用八股文的方式考核。使得一大批士人追逐功名，使人的思想僵化，无所作为。顾炎武揭露说：“自宋元以来，理学兴起”，“百余年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而茫乎不可得其解”，“置四海之穷困不言，而终习讲卷，微精一说是从”68。据《清史稿·畴人传》统计，有天文、历法、算学家共47人，由科举中进士、举人的占28％；未中举的占72％。而清初的着名算学家梅文鼎，王锡阐等均非科举出身。
4，明末清初统治者的闭关锁国政策，割断了中外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影响了国家的进步和发展。在长达两个半世纪中，闭关大体可分成三个阶段：1嘉靖、隆庆时期。针对倭寇大肆侵扰东南海疆，明政府下令施行海禁。倭寇侵略活动被荡平后，海禁渐开。万历、天启、崇祯时期海关基本上是开放的，“通番获利十倍，人舍死而趋之”69。外国商船也纷至沓来。不过崇祯后期，农民军与明廷之间战争不断扩大，中外交往日趋减少，而海上私人贸易颇活跃。 2顺治初至康熙前期。清廷颁布“海禁令”、“迁海令”，是防止台湾郑家抗清势力与内地联系，片帆不准下海，严重影响了对外贸易和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康熙中叶至雍正初期，海禁又开。在澳门、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外贸港口“每年造船出海贸易者，多至数千”70 3雍正中期至乾隆年间，限制广州一地对外交往，增加港口税额，颁布对外国商船人等条例，严格管理对外贸易。顺治、康熙、雍正时期，从耶稣会士汤若望、南怀仁、白晋军注意学习西方近代科学。乾隆五十八年1793八月，高宗弘历驳英国使者玛噶尔尼等请在北京留人管理中英贸易事务时，指出：“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藉外夷货物，以通有无。”71闭关对维护国家主权有一定作用。但从当时特殊的国际环境看，闭关则利小而弊大。
总之，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特别是明末清初，是由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因素综合积累造成的，不能单纯地归结于某个王朝，或某几个帝王身上。这样才能对清王朝前期的历史作用作出比较公允的评价。
注释：
1、《明史》卷340《郑和传》。
2、谢蒉：《后鉴录》卷上《赵鐩供词》。郎瑛：《七修类稿》卷13《霸州贼》。
3、张居正：《张太岳文集》卷9《京师重建贡院记》。
4、《明史》卷252《杨嗣昌传》。
5、孙传庭：《孙传庭疏牍》卷1，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6、《明史》卷26l《卢象升传》。
7、应喜臣：《青磷屑》。
8、张纯修辑《史可法集》卷3《复摄政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蒋良骐：《东华录》卷4亦收录此书。
9、《明季北略》卷9“河南诸贼”记述：农民渡河为十一月二十六日。彭孙贻《平寇志》。以及《怀陵流寇始终录》、《绥寇纪略》等则记为十一月二十四日，相差两日。
10、荥阳大会见于《绥寇纪略》、《明史?李自成传》等文献。方福仁《农民军荥阳大会质疑》1962年7月4日《光明日报》、顾诚《明末农民战争史》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皆否定荥阳大会的存在。按《明史记事本末》卷75记载，荥阳大会同年，农民军又召开“龙门大会”。九年又有“兰阳大会”，及“滁州大会”。可见联合斗争是当时农民起义的发展趋势。
11、乾隆《雒南县志》卷10引《延绥镇志》。
12、佚名：《蜀记》，见《痛史》，商务印书馆版。
13、谈迁：《国榷》卷99。《明季北略》卷19《李自成擅号设宫》。
14、《明季北略》卷l0，李自成僭号。
15、《明史》卷309，《李自成传》。
16、无名氏：《燕都日记》。
17、《明季北略》卷23，李过降何腾蛟，仍桀骜甚。文秉：《烈皇小识》卷8亦略记其事。
18、引自金启孮《试论清代满蒙汉关系》，载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19、《清太宗实录》卷63，崇德七年十月壬子。
20、《顺治元年致西援明地诸帅书稿》，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一本第89页。
21、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元年四月辛酉。
22、《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
23、黄宗羲，《留别海昌同学序》。
24、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原君》。
25、唐甄；《潜书》下篇《善游》。
26、同上，上篇下《抑尊》。
27、同上，下篇下《室语》。
28、《明夷待访录?原臣》。
29、同上，《置相》。
30、顾炎武：《日知录》卷6《爱百姓故刑罚中》。
31、王夫之，《读通鉴论》卷末叙论。
32、《黄书?大正》第6。
33、《潜书》下篇下《厚本》。
34、同上、上篇下《善施》。
35、《藏书》卷33《德业儒臣后论》。
36、《明史》卷232《李三才传》。
37、《噩梦》。
38、《四存篇?存活编》。
39、李塨；《拟太平策》卷2，王崑绳：《平书订》卷7。
40、《习斋先生言行录?三代》卷9。
41、《藏书?世纪列传总目前论》。
42、《藏书》、《梅国桢序》。
43、《明神宗实录》卷369。
44、参阅雷梦辰《清代各省禁书汇考》。
45、《潜书》下篇下《潜存》。
46、杨宾：《唐铸万<潜书>序》，见《潜书注》附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47、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四《清代学术变迁与政治的影响》下。
48、叶梦珠：《阅世篇》卷l，《田土》。
49、《明史》卷203《欧阳铎传》。
50、万历《嘉善县志》。引自雍正《浙江通志》卷102。
51、《明神宗实录》卷361。
52、《明神宗实录》卷361。
53、蒋从化：《两台漫记》卷4。
54、《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676。
55、徐一夔：《始平稿》卷1。
56、恩格斯：《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初《马恩全集》第21卷。
57、《明末农民起义史料·兵部行稿》第430页。
58、《明清史料丙编?户部题奉》第653页。
59、《清朝通典》卷l，《食货?田制》。
60、 崇祯《吴县志》卷11《灾祥》。
61、皇甫氏，《胜国纪闻》转引自谢国祯《晚明奴变考》。
62、《清太宗实录》卷28，崇德元年四月丁亥。
63、《清世祖实录》卷5，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64、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2，宗人府。
65、除犯“十恶”罪不赦外，可通过“议亲、议故、议功、议劝、议能，议勤、议贵、议宾”得减免处罚。
66、《清圣祖实录》卷107，康熙二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67、《大清圣祖仁皇帝圣训》卷7。
68、顾炎武：《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
69、《明季北略》卷5，《张延登请申海禁》。
70、《清朝文献通考》卷33《市籴》。
71、《清高宗实录》卷1435、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己卯。
（资料来源：《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