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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禁烟述评

19世纪30年代末期，一场围剿毒品鸦片的斗争在中国大地上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这场斗争，虽因资本主义英国的武装侵略而归于失败，但中国人民创造的禁毒斗争的业绩，至今犹熠熠生辉，并将永远彪炳于史册。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众志成城、维护民族尊严、共御外侮的坚强意志和力量。而道光皇帝对这场斗争的发动和组织之功也是不可磨灭的。
鸦片毒流在中国泛滥成灾，是新老殖民主义者为填充贪得无厌的欲壑而向中国偷运越来越多的鸦片造成的。16世纪中后期，葡萄牙人开始从他们占据的印度的卧亚和达曼将鸦片贩运到中国。踵其后尘者有西班牙、荷兰。他们还将吸食方法传入中国，为鸦片的大量输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将鸦片毒流推波成澜的是后起的殖民强国英国。18世纪70年代，当整个印度半岛沦为英国的殖民地时，一个对华大量倾销鸦片的罪恶政策也被制定并迅速被付诸实施。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印度，制成的鸦片由东印度公司在国家市场上标价拍卖给投机商人，然后再由这些投机商人转卖给鸦片商人，由他们运往中国。英国向中国大量倾销鸦片的政策，使得鸦片向中国的流入量成倍、成几十倍地翻番，它由最初年输入量的200箱、lOOO箱，至19世纪30年代激增至4万多箱。
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充实了英国和英属印度政府的国库，填满了鸦片商人的私囊，却造成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清政府从雍正七年1729年开始禁烟。这一年，清政府在颁布的上谕中宣布：对兴贩鸦片的人，“照收买违禁货物例，伽号一月，发近边充军”；对私开烟馆的人“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为从杖一百，流三千里”；对借鸦片走私而需索计赃的兵役等人“照枉律治罪”；对疏于纠察的各海口地方文武各官，以及没有负起监察责任的各海关监督“均交部严加议处”1应该说，这份中国最早的查禁鸦片的文件，对涉及鸦片走私的各个方面差不多都已注意到了，并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条例，对有关人员的处罚也是相当严厉的。这份禁令也有疏漏之处，在规定的对各有关人员的处罚中，来及对吸食者的处罚。尤其是对“清源”，即禁止鸦片的入口，没有制定具体措施。更何况，清政府当时虽颁禁令，并未认真执行，故而“开馆应拟绞律，律例早有明条，而历年未闻绞过一人，办过一案2由于煌煌圣谕形同具文，鸦片在国内的买卖、吸食自然是禁而不止。其结果是，“内地嗜食渐众，贩运者积岁而多。3有鉴于此，继位者乾隆再颁禁令，结果仍是“官吏奉行有名无实”，禁令毫无效果。当时，清政府的海关仍对鸦片入口征收关税。鸦片在乾隆朝成为被禁止的合法商品。
鸦片真正成为禁品是在嘉庆朝。嘉庆元年（1796年），朝廷发布禁止鸦片入口的禁令。但是，后来的事实证明，清廷颁布的“禁止入口”的命令只是禁止了鸦片自传统的广州内河入口，装载鸦片的船只改泊澳门。当时，葡萄牙政府允许英船每年运鸦片5000箱入澳门，葡萄牙殖民当局每年因而获得10万两关税，澳门一时成为外来鸦片输入中国内地的集散地。葡萄牙人对运入鸦片5000箱的限制和对鸦片征收关税，使英国鸦片商人大为不满。其后，外国商人遂于正当货物中夹以鸦片，于广州黄埔港“夹带私售”。这样一来，澳门、黄浦成为巨大的鸦片市场。由于鸦片“嗜者日众”“私销如故”，鸦片造成的社会危机益发引起统治者的重视。嘉庆又屡次颁布禁令。综观嘉庆朝禁令，其打击的重点仍然针对内部，即对国内贩卖、吸食者的惩治。嘉庆四年（1799年），有人奏请将贩卖者“拟罪，递加至徒流环首”。4嘉庆十八年1813年，清廷制定颁布了官吏、兵弁及人民吸食鸦片治罪则例。嘉庆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的同时，开始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五年1800年，清政府“采取最后步骤”，“降谕查禁从外洋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5嘉庆十四年1809年，清廷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6嘉庆二十年1815年清廷制定查禁鸦片烟章程，规定凡至澳门的西洋货船，必须“按船盘验”，以“杜其来源”。嘉庆朝的禁烟措施，相对于雍正、乾隆两朝来说，要具体严格的多，然而，实际效果也是微乎其微的。嘉庆未竟的禁烟遗愿只得随同日益破败的王朝一齐交给他的继承者道光皇帝。
从道光元年1821年至道光十九年1839年，是清代真正实行禁烟的时期。道光元年1821年，道光颁布的第一道禁烟的命令就采取了“源流并治”的方针。为了清源，他规定：“凡洋船至粤，先令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忍，事后查出，加等治罪。”为了扼流，他规定，对“开馆者议绞，贩卖者充军，吸食者杖徒”。7道光继位伊始颁布的这道禁令，要比前代历次的禁令更为森严。更重要的是，道光不仪颁布了严禁令，而且立即以实际行动表明了他“言出法随”的决心。根据道光的指示，广东地方当局封锁了黄埔和澳门的鸦片市场，将四艘夹带鸦片烟的外国船只驱逐回国，令其永远不得再来粤。道光还将对外商夹带鸦片故意隐瞒的广州十三行总商伍敦元摘去了三品顶戴，囚禁了居于澳门的鸦片贩卖大户叶恒树。对于各地官员的贪污自肥行为，道光采取措施，力图加以制止。道光二年1822年，贵州道监察御吏黄中模奏请道光密访广东海关监督有无因利其鸦片重税而至“隐忍不发”之事。道光立即命两广总督嵩孚密查。但是，嵩孚以一纸“实无其事”的谎言将皇帝严密查拿的强硬命令搪塞了过去。道光三年1823年，清政府专门为此颁布了《失察鸦片烟条例》，规定地方官吏如对私种罂粟、夹带鸦片进口、煎熬烟膏、开设烟馆等情况失察，将按因失察而致鸦片流入的多少予以相应的处分。道光制定并颁布了《失察鸦片烟条例》，但在以后的几年中，并没有一个官员因失察而受到处分，这个条例，再一次成为一纸具文。
从道光十年1830年开始，清政府在全国进行了种卖鸦片情况的调查。这个调查是根据江南道监察御史邵正笏提出的不仅要严禁贩卖鸦片，还要严禁种植鸦片的要求进行的。道光命令各地方官员在对鸦片的种卖情况查证确实的后，立即加以惩办，并令各地方官将如何严禁所在地种卖鸦片，妥议章程具奏。同年十二月，清政府制定了严禁种卖鸦片章程，规定种卖煎熬鸦片烟者，“即照兴贩鸦片烟之例，为首发近边充军，为从杖一百，徒三年。”“所种烟苗拔毁，田地入官。”8此后，道光根据各地方官员查办各地种卖鸦片烟的汇报情况，连续发布上谕，责成各省督抚“各就地方情形，设立章程，严行查禁”。但是，各省官员没有按照皇帝的号令积极行动，大多数省份只是把本省有无栽种罂粟情况汇报了事，其中也有一些省份既制定了严惩章程，还采取了实际行动。如山东历城暨胶州府拿获兴贩鸦片烟贩22名，还起获烟土4600余两。他们的行动得到道光的大力褒扬。道光十一年1831年五月，根据获得的广东海口鸦片走私情况的详细奏报，道光对严禁鸦片的主攻方向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他得出了“鸦片烟多系来自外洋，实聚于广东，若不杜绝来源，是不揣本而齐末，虽内地严定章程，于事究无稗益”的正确结论，并谕令两广总督李鸿宾“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净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9同六年月，道光还根据给事中刘光三的奏请，规定军民人等“买食鸦片烟者，杖一百，枷号两个月”，还要令其指出贩卖之人，如不将贩卖之人指出，即将食烟之人照贩卖为从例，杖一百，徒三年，职官及在官人役买食者俱加等治罪。
然而，道光的一系列禁令和措施并没有能遏止住鸦片毒流。它的实际结果是，使鸦片由公开、半公开的贩运变为完全的走私，外国鸦片烟商与中国内地烟贩之问的鸦片交易也由公开、半公开的陆上交易变为水上交易。外国鸦片烟商在虎门附近的伶仃洋面上，设立了专储鸦片的趸船，载运鸦片的外商船只，将鸦片卸上趸船，然后装运合法商品及少许鸦片样品入口。口内那些“勾通土棍，以开设钱店为名，其实暗中包售烟土”的“大窑口”不法奸商凭样与外商议价、付款，并获得领取提单，然后雇用名为“快蟹”、“扒龙”的走私船，将鸦片从趸船运进口内，分发分立各地的“小窑口”进行分销。由于有这样一条严密的售销系统，外国鸦片烟商仍然得以将大量鸦片运进中国。特别是到了道光十四年1834年，当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垄断权被废除后，对华鸦片贸易开始向私人企业开放。解除了束缚的英国商人争先恐后拥向中国，干起了当时在对华贸易中赚钱最多的鸦片走私勾当，从而开始了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疯狂的鸦片走私阶段。在此后的几年中，他们不仅在广东沿海偷运鸦片，还将偷运的范围由广东扩大到东南沿海，甚至深入到中国北部沿海。为了适应大规模偷运的需要，他们建立起专营鸦片走私的船队，并配置了武器，使鸦片由偷运变为公开的强运。英国私人企业对华猖狂的鸦片走私获得的巨大利益令其它国家的私人企业眼红，他们竞相加入鸦片走私的行列。鸦片，形成一股斩不断、遏不住的毒流，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涌进中国，泛滥成灾。鸦片的泛滥还因清政府的各级官员，尤其是各海口地方文武官员从鸦片的偷运中获取贿赂所造成。官员收受贿赂在广东尤为严重。当时广东的情形是：“水师有费，巡船有费，营讯有费，差保有费，窑口有费，自总督衙门以及关口司事者，无不有费。”10收受贿赂的文武官员、水师员弁，“得赃纵放”，“放私入口”。有的以查禁鸦片为名，将查获的鸦片“私卖分赃，”“变卖分肥”。各级官员的贪污受贿，直接破坏了清政府颁布制定的一系列禁令，还给外国鸦片烟贩子破坏中国禁烟以口实。
清王朝在雍正七年至道光十一年的一百余年间，颁布了无数道禁烟令，尤其是在道光即位后，禁令愈颁愈多，处罚愈来愈重，但结果却和统治者的愿望相反。例禁愈严，鸦片流入愈多，吸食者愈众，上自王公、贵族、官僚、士大夫，下至衙役胥吏、贩夫走卒，“群而趋之，靡然而不返。”11鸦片禁而不止的原因，除了上述外国侵略者的破坏和清政府地方官吏员弁的贪污受贿的原因而外，从清政府本身检讨起来，在禁烟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方面也存在问题。清朝的禁烟历史虽逾百年，但禁烟政策缺乏连贯性，禁令时断时续，甚至一方面颁布禁令，另一方面又作为合法商品让其纳税进关。另外，清政府在制定禁烟政策时，长期以来只是把着眼点放在禁止国内种卖吸食方面，对禁止鸦片的输入的重要性缺乏认识。更重要的是，清政府对鸦片的输入及吸食、种卖，只是屡颁禁令而缺乏切实的检查落实措施，这样，就使得禁烟成为只是皇帝的禁烟，而没有能战为上下一致的行动。鉴于上述原因，清政府的禁烟长期以来只不过是官样文章而已。
19世纪3O年代初，鸦片大最涌入所造成的严重社会危机，终于引起了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广泛重视，禁烟势在必行，一个深入、广泛的禁烟运动终于在中国大地上开展起来。
从道光十六年1836年开始的关于对鸦片是“弛禁”还是“严禁”的争论，揭开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序幕。道光十六年1836年，太常寺卿许乃济以《鸦片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上疏道光，对当时许多人主张的严禁鸦片入口，严禁鸦片的种卖吸食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乾隆以前鸦片入关纳税后，交付洋行兑换茶叶等货，今以功令禁严，不敢公然易货，皆用银私售，……岁耗银总在一千万两以上。”“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在许乃济看来，鸦片之所以愈来愈多，吸食者之所以愈来愈众，白银的外流之所以愈来愈严重，一切流弊“皆自严禁以后。”12据此，许乃济提出弛禁主张，其要点有三：（1）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解决的方法只能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2）“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3）“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13许乃济提出的弛禁主张，其前提是非颠倒姑且不论，其具体办法也是荒谬绝伦、矛盾百出的。按照许乃济的办法只能为鸦片流毒推波助澜。道光将许乃济之折发交各省督抚，要他们就此发表意见。在各省督抚中，身居烟毒渊薮之地的两广总督邓廷桢竟支持许乃济的主张，认为“鸦片流传内地，以致纹银日耗，今欲力塞弊源，惟杜绝纹银出洋最为要着”。14他因而主张：“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应请旨准照原奏。”15除邓廷桢外，没有人支持许乃济，以至“举朝无继言者”。而反对者的奏折却纷纷上达。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部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鳞的三篇奏折，充分揭示了许乃济主张的荒谬，对道光产生了明显的影响。道光仍持严禁态度，不断谕令广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各省督抚并各海口监督，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防止纹银偷漏出洋和鸦片走私入口，驱逐趸船，拿办窑口。道光十八年1838年闰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在着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中，提出严禁主张。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提出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其具体做法是，对鸦片吸食者准给一年期限戒烟，若一年之后仍然吸食，即为不奉法乱民，即将其治以死罪；对于吸食鸦片的文武官员，如若逾限吸食，即“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16对鸦片吸食者罪以死论，是历年来有关禁烟条奏中的第一次。道光立即将其发交各省督抚对此各抒所见，迅速具凑。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从各省督抚的章奏内容来看，对黄爵滋以死刑来重治吸食者的主张反对者居多。他们有的是从“圣朝宽大，不事竣法严刑”的角度来反对的；有的则认为，严禁鸦片必须从“清其源”“扼其流”人手，主张重治囤贩。支持黄爵滋主张的为数甚少。两江总督陶澍、湖广总督林则徐是黄爵滋的支持者。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并且已在湖广总督任上身体力行，大有成效。他在给道光的奏折中，旗帜鲜明地支持黄爵滋：“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去怵心之法。”17林则徐还在同年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霞禁吃烟以断弊源片》中，再次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18各省督抚尽管对重治吸食有不同意见，但是，从各省督抚的奏折中也可看出，严禁鸦片这个大的前提，是各省督抚都赞成的，分歧只是在严禁的方法上。各省督抚的态度使道光进一步坚定了立场。这一年年底，道光毅然将不听禁令，吸食鸦片的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的王爵、公爵革除，又给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他在上谕向中外明确宣布：“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19道光为了实现“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的目的，将林则徐召到北京，颁给钦差大臣关防，令其“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道光将“清源”的艰巨任务交给了林则徐。道光的上谕和林则徐的赴广东禁烟，正式拉开了中国禁烟运动的帏幕。在广东，林则徐在道光的全力支持下，义无反顾地大力开展禁烟。林则徐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终于迫使那些曾经心存观望、拒不缴烟的外国商人缴出鸦片200多万斤。林则徐遵从道光旨意，将缴获的鸦片于广州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就连鸦片烟渣，也随大海的波浪，消逝得无影无踪；贮存着大量鸦片的趸船被驱逐；外国商船被令出具不再夹带鸦片的甘结。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鸦片烟被缴获、销毁。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膏、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种卖吸食者被处以刑罚。当道光十九年上半年，全国禁烟运动迅速开展起来时，道光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将各项严禁主张法律化。它明确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栽种罂粟、制造烟土、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候”；“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候”；“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候。”20道光将这个章程以《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名义，颁发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章程“纂入则例，永远遵行”。《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是清代百余年间颁布的鸦片禁令中最严厉最周密的禁令。对兴贩、栽种、吸食鸦片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幸免，这充分说明道光企图一举永除积习，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它对当时全国正在展开的禁烟运动是一个有力的推动。
清政府于19世纪30年代展开的禁烟运动，其效果是显着的。当时，广州鸦片市场“已完全停顿，也没有一艘走私船能够往来行驶”，一些鸦片走私船艇，因遭到广东水师的有力攻击，“不得不折回伶仃根据地，连一箱烟土都没有卖出去。”21据此，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如果没有后来英国资产阶级武力的破坏，鸦片流毒在中国是可以清除的。
[1]李圭《鸦片事略》。
[2][18]《林文忠公政书》乙集。
[3][11]梁廷楠：《夷氛闻记》。
[4][13][15][16][17][19]《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
[5][6]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
[7]《鸦片战争》（6）。
[8][9][14]《清宣宗实录》卷一八一、一九九、二九二。
[10]《七经楼文钞》卷四。
[12][20]《鸦片战争》（1）。
[21][英]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
（资料来源：《辽宁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