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研究述评
有关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长期以来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真正进入较为深入的研究，还是最近十年的事情。近年来，随着中俄两国档案文献的相继解密公布，[1]特别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中国学者在中苏关系史、国际共运史等方面研究力量的不断增强，带动了该问题的研究，并取得了相应的成果。[2]但客观地看，这些成果不仅良莠不齐，甚至还有“人云亦云”的倾向。[3]以中苏两国1950年2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作为双边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两国关系本应在被当时双方称道的“同志加兄弟”、“牢不可破”、“世代友好”的前提下稳固发展。但事与愿违，中苏关系在保持了近十年的友好之后，两国关系由分歧走向破裂，甚至濒临战争的边缘。本文力求在全面介绍现有研究成果和主要观点的基础上，就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及其结果略谈几点看法。
一
从现有的成果来看，所有研究者都赞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复杂而多方面的，既有双方在国家利益上的冲突，也有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还有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及双方领导人的个人因素。但与此同时，所有研究者又都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认为是最直接或最重要的原因。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所能了解到的至少有以下几种比较典型的观点。
（一）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说
有关苏联在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发展中所表现出“大党主义、大国主义”作风的观点，应当说是中方的一个传统观点。虽然该观点近年来在相关的研究成果中并不占主流地位，但似乎无人否认这样事实的存在。
刘克明指出，中苏关系恶化直至分裂，可以从各方面去探寻原因，但最主要的原因是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也时有表现。刘克明强调，赫鲁晓夫执政初期，由于有其政治需要，对中国党还能平等对待，在“反党集团”被贬黜，赫鲁晓夫的领导地位巩固以后，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以我为主、发号施令那一套，越来越明显暴露出来。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由恶化发展到最后破裂，并走向对抗，其根本原因是由于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对待中国党人的不平等态度。[4]
李捷认为，到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由友好同盟开始走向破裂，两国间共同的战略利益和共同语言越来越少，战略利益上的分歧日益表面化。在这个过程中，由于革命的经历、所处发展阶段和面临的问题不同，中国领导人对苏联领导人缺少足够的沟通和理解。但是，苏联领导人，特别是赫鲁晓夫，对中国采取的大国主义作风，以及在战略分歧发生后采取的高压政策，在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中起了最为关键的作用。[5]
杨爱琴指出，俄罗斯的大国沙文主义在十月革命胜利后并未彻底清理，十月革命后苏联又长期处于世界革命中心的特殊地位，这使苏联领导人养成了指手划脚，发号施令的习惯，如他们在处理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关系时，自觉或不自觉地经常忽视平等原则，粗暴地干涉了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杨爱琴强调，在斯大林时期，中国领导人对苏联一些有损中国主权的做法，不得不咬紧牙关吞下去，但到50年代中后期，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中国领导人再也不能容忍别人干涉中国内政。1958年的共同舰队事件和1959年关于台湾问题的争论就是突出的例子[6]。
孙泽学、唐年新同样认为，苏联的大国主义和以“老子党”自居，使中国被迫为平等而斗争，决定了同盟脆弱的命运。苏联的大国大党主义与中国追求平等的冲突是同盟破裂的根本原因。[7] 王诊愚强调，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领导人大力推行大国沙文主义，严重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利益，违反了基本国际关系准则，伤害了中国人民的感情，也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重要原因之一。[8]
（二）“意识形态分歧”说
新中国成立后，中苏两国以共同的政治信仰和相同的国家安全战略利益为出发点，建立起友好同盟互助关系。但自五十年中后期至六十年代中期，中苏两党在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处理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的关系；如何认识社会发展发展道路等问题上产生了严重的分歧和争论。这场争论不仅没有在两大阵营对峙的情况下，促进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友好与合作关系，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最终走向破裂。
刘克明指出，除了苏共的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是中苏关系破裂最重要的原因之外，意识形态争论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争论，一度非常激烈，在争论中，双方都把争论提高到原则性高度，互扣“帽子”，最后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争论对恶化中苏关系起了非常坏的作用。由于中苏两个大党都是执政党，都有国家力量作后盾，事实上谁也打不倒谁，最后只能走向分裂。刘克明认为，从率先发起意识形态原则争论方面来说，中苏两党分裂，我党事实上也负有很大责任。[9]
孙其明认为，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显然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十分重要的原因，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尽管在苏共二十大以后两年多时间里，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并没有损害双方的关系，但从1958年夏天起，中苏关系还是开始发生逆转，逐渐恶化了。中苏关系的恶化并不能完全归咎于意识形态分歧，但也不可否认，意识形态分歧对加剧中苏关系的恶化起了相当大的作用。1958年夏天之后意识形态分歧之所以开始损害中苏关系，是因为中苏之间出现了其他新的争执，致使意识形态分歧进一步扩大，并和其他争执交织在一起，而双方对分歧和争执又采取了错误的态度。[10]
但也研究者对意识态分歧是导致中苏关系分裂的重要原因提出自己不同的看法。骆晓会指出，在“以往的论着中，一般都把中苏矛盾发生发展并导致论战的原因归结为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11]即认为这种分歧从根本上导致了中苏关系的恶化。但是，这种观点在中国国内自1989年5月16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戈尔巴乔夫那段坦率的谈话后，已基本上销声匿迹。[12]骆晓会认为，中苏意识形态的分歧，最早是从1956年苏共二十大开始的。但事实上中苏之间友谊与合作在苏共二十大以后直到1958年和1959年仍在继续发展和加深。这证明意识形态分歧开始并不从根本上影响中苏关系的发展。骆晓会强调，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的恶化，是许多因素（主要有中苏两国领导者个人因素、意识形态分歧、国家利益冲突等）积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下造成的。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因素，那么也不会是意识形态分歧将中苏关系引向了绝境。[13]
杨爱琴认为，苏共二十大后，中苏两国领导人在对待马列主义的认识上产生了一系列分歧。从表面上看，尽管中苏关系的恶化是由意识形态争论开始的，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中苏分裂的根本原因。杨爱琴强调，即使在意识形态论战进入高潮的情况下，在中共先后发表了9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时候，意识形态因素也未成为影响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14]
（三）“国家利益冲突”说
“国家利益冲突”是研究者近年来在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问题时经常涉及话题。但由于研究者对国家利益理解的角度不同，自然也就得出不同的结论。
孙其明认为，即使在中苏关系最好的几年里，双方的国家利益也是有差别和矛盾的，但中苏双方基本上都能从大局着眼，以维护大局，即双方的共同利益为重，求同存异，而不是强调彼此之间的矛盾，尽可能避免因为局部性的矛盾而影响大局的事情发生。然而，从1958年春夏开始，中苏之间在国家利益方面的矛盾和争执也来越多，而且逐渐演变为严重的冲突。这种冲突不仅促使意识形态分歧的扩大和升级，而且与意识形态分歧交织在一起，互相影响，互为因果，造成了双方的严重对立，致使冲突不仅不可能得到解决，甚至连缓和一下也难以实现，从而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15]
孙泽学、唐年新指出，1950年中苏结盟，双方有着共同战略利益和国家利益需要。中苏结盟是两国在冷战格局中从国家利益出发做出的战略抉择。然而，自苏共“三和”理论提出后，赫氏做起了美苏合作、共同主宰世界的美梦。孙泽学、唐年新以中苏两国在对外政策上的严重分歧，以及苏联对华采取高压政策等事实为依据，强调当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一致时，双方就能保持同盟间的友好关系，反之，两国在处理重大国际和区域问题上，各行其是取代了往日的协调一致，相互指责代替了协商对话，同盟者从貌合神离走向分道扬镳。同时，苏联从自身利益出发，把美苏合作主宰世界作为最大的追求，为此不惜损害同盟者的利益，致使美苏关系成为影响中苏同盟的晴雨表。他们认为，中苏两国战略思想及国家利益的对立，是中苏同盟破裂的直接原因。[16]
曲星从50年代中期后中苏共同利益的弱化；不同的战略思考形成不同的理论认识；战略与理论分歧与国家利益矛盾的恶性互动三个方面论述了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曲星认为，50年代中期美苏关系有所缓和以后，苏联面临的战略任务与中国面临的战略任务发生差异，原来被共同利益掩盖的双边关系和民族利益中的矛盾开始显露出来。由于各自战略利益需求以及斗争策略的不同，双方对国际共运的若干理论问题也就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双方按各自的理解，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加以解释并进行论战。实际上分歧不可能在论战中得到弥合，反而越来越大，两党关系的意识形态基础被动摇。两个执政党之间关系的恶化，不可避免地对国家关系产生了消极的，甚至是破坏性影响。中苏从同盟演变为潜在的敌人，正是这种利益冲突与理论分歧恶性互动的结果。[17]
与此同时，骆晓会在同意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恶化原因具有一定道理的前提下认为，过分强调国家利益对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并不符合当时的实际，并对国家利益是中苏关系恶化首要因素提出三点质疑：其一，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对中国国家利益的损害与斯大林在世时相比可谓小巫见大巫，可关系恶化却偏偏发生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骆晓会强调，以往中苏两国的政治家和学者，从苏方领袖个人责任上说，通常也指责是赫鲁晓夫弄坏了中苏关系。“若说国家利益是首要因素的话，这不令人觉得奇怪和自相矛盾吗？”其二，假若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都以国家利益为重的话，那么双方对当时许多理论问题的分歧和局部国家利益的争执，是应该有所克制的，以保证国家利益或以牺牲小一点或局部的国家利益（像斯大林时期中国对苏忍让政策那样）去换取更多更大或更完整的国家利益。但遗憾的是，双方没有做到这点。其三，在相当长的时期中，中国在处理对外关系所奉行的方针和原则，往往未将国家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国际主义高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重于国家利益。骆晓会强调，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关键因素，那么也不应该是两国包括主权问题在内的国家利益的冲突，导致中苏关系由盟友走向了敌对，由兄弟变成了仇人。[18]
（四）“领袖因素”说
有关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在中苏关系破裂中所起到的作用，应当说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国内对此最早提出相关看法的是李丹慧和朱瑞真两位学者。
李丹慧指出，在两极对抗的冷战格局中，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要组成部分的中苏关系，由于双方决策层以各自的执政党为主，就导致中苏两国关系突出地表现为中苏两党关系：党的关系密切，国家关系就友好；党的关系终止，国家关系也即名存实亡。而在中国和苏联当时的政治体制下，领袖作为决策者，高度介入外交活动。
李丹慧认为，1954至1960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与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李丹慧强调，当双方的探索和为此而制定的政策趋同，双方的基本利益一致，双方之间还以信任为主时，中苏关系就表现的亲密无间，或可以在求同存异中发展；而当双方的探索及政策发生背离时，双方基本利益背离，相互猜疑、戒备胜过信任时，中苏关系也即转为冷淡，乃至趋向分裂。[19]
朱瑞真在总结中苏两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与国家利益的冲突；中苏两国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方针冲突；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政策与中国独立自主方针的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历史因素；两国领导人的个人因素等六大因素基础上强调，在导致中苏分裂的上述六大因素中，领导人的人因素是最主要的。朱瑞真认为，当时，中苏两国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最高领导人都是对外政策的决策者。赫鲁晓夫本人对中国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决定了苏联对中国政策；同样，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发展与变化，事实上也决定了中国对苏联的政策。因此，这两位领导人对对方的认识，甚至感情用事，或一时冲动，都能左右中苏关系发展的方向。况且，他们当时都缺乏处理社会主义国家、各国共产党之间相互关系的成熟经验。[20]
牛军指出，斯大林逝世以后，中苏关系进入了重要的调整时期，在斯大林时期积累的矛盾和怨愤终于有了化解的可能，而且在赫鲁晓夫执政初期，中苏关系确实一度向更符合毛泽东愿望的方向调整。不过在经历了短暂的密切后，中苏关系便开始出现裂痕，其原因直接涉及到毛泽东那独特的危机感，即对外部军事威胁的敏感和对国际形势能否缓和的深刻怀疑。
牛军认为，自1957－1959间，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中苏关系经常涉及到的三类问题，即：中国的安全利益；毛泽东当时全力以赴推动的“大跃进”运动，以及他本人的威望和领导地位。在牛军看来，三类问题比较而言，毛泽东更重视的是他全力以赴推动中国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事业和这项事业的成败。当“大跃进”运动在1959年夏季已经露出败象后，毛泽东对任何批评显得极为敏感，苏联领导人的讲话被他断定为是对“大跃进”的攻击或对人民公社的映射，特别是这些攻击和映射与中共党内的反对意见同时发生，使毛泽东更不能容忍。牛军强调，实际上毛泽东在此期间感到自己的威望与威望相联系的领导地位受到严重的挑战和威胁。这种危机感与中苏在对外政策、安全战略等方面的一些分歧结合在一起，终于使毛泽东与苏联决裂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21]
骆晓会在撰写了《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两篇论文的基础上，最后提出“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是领袖的因素”。
骆晓会指出，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由友好亲密到恶化成仇，这是由多方面的因素，如中苏国家利益冲突，意识形态分歧及领导者之间的矛盾等积累并相互促进、交互影响造成的。如果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关键或根本因素的话，那么这无疑应是两国主要领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个人之间的矛盾或利害冲突导致了那种恶果。可这却又是中国许多外交家和学者所历来忌讳的或不愿意承认的。骆晓会强调，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因素是两国领袖个人之间的各种矛盾、差异与利害冲突。而这种矛盾、差异和冲突，表现最突出的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各自国内斗争的利益需要，完全是相互背离的。而且，这种背离促使他们既不顾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大局，也不去考虑什么国家利益，从而造成两个社会主义大国关系破裂，并导致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22]
蒲国良认为，毛泽东与赫鲁晓夫是中苏大论战对立双方的主角，中苏大论战带有他们明显的个性化印记。探讨中苏大论战的发生与发展不能不涉及两个人的性格冲突。如果说苏联和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任何一方从一开始就希望把双方的关系彻底搞坏，那显然有悖于史实的。事实上，双方领导人都曾为相互关系的日益恶化而感到焦虑不安，并为阻止这一趋势进行过艰苦努力。但大多数的时候，努力的结果却往往相反。这种情况的出现，除了有当时客观的因素作用之外，两人鲜明的个性因素也是不能忽视的。[23]
王鑫强调，在20世纪50年代中苏两国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两国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对两国、两党关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不同的经历和性格造成了两人间沟通交流的困难，使两人都无法正确理解对方发出的信息，同时也激发了两人性格间的冲突，而这种最高领导人之间的矛盾又在当时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影响和决定了两国关系的走向。王鑫认为，毛泽东在性格上是一个很易于激动和情绪化的人，在处理中苏关系中往往依靠自己的经验和主观臆断而不是客观分析。而赫鲁晓夫也缺乏化解矛盾的能力，只能用简单粗暴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结果加深双方的矛盾。如果双方都能少些偏见，多些宽容，中苏关系就不会恶化到后来的地步。[24]
五、“范式”说及其他
近年来，随着中苏关系史研究的深入，许多学者在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中苏双方对社会主义认识的分歧，以及苏联模式等角度对中关系破裂的原因进行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沈志华指出，从逻辑上讲，分歧并不一定会导致同盟分裂。但问题的实质在于当时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或者说是这种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政治范式先天存在不足：一是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主义追求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国家利益的差异；二是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力的准则之间的矛盾，把党际关系等同或混淆于国家关系。在中苏关系的变化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普遍性矛盾外，还有其特殊性，即隐含着争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以及为此而产生的证明其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斗争。
沈志华认为，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地位逐渐发生了变化。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对于世界形势及其发展趋势的不同认知开始显露，他们所制定的发展路线和和方针也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直接影响到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以及如何领导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世界斗争的问题。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导权的重要体现是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在共产党的理念中，只有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大旗，也即拥有意识形态正统地位的党，才具备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资格。于是中苏之间在具体对内对外政策上的分歧就逐步上升为思想政治路线的斗争、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
沈志华强调，单纯的利益之争可以让步，因为还有最大的利益和根本利益；但领导权之争不在于实力大小、利益多少，而在于思想路线的正确与否，因此在原则上是不可调和的。在沈志华看来，中苏双方并非没有意识到他们之间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从本意讲，中苏双方谁也无意分家，问题是由谁来“当家”。“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不共戴天，“列宁主义”与“教条主义”水火不容，所以中苏同盟的结局只能是分裂。[25]
林蕴晖认为，中苏关系的恶化，其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在这一过程中，中方始终站在维护苏联模式的立场上来。苏方当年所做的某些改革，虽然并没有摆脱斯大林模式的“巢穴”，但却被戴上“修正主义”的帽子。中苏论战对中国国内的影响巨大而深远，它引发一场“反修防修”为主题、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拖向了绝境。中国共产党人真正认识到要从苏联模式解放出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而这正是总结1956年后二十年坚持维护苏联模式的深刻教训的结果。[26]
张宏毅认为，我国学者在研究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中也有涉及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批评的，但一般不把这作为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一个因素，对于这一点的深远意义似乎也未作进一步探讨。张宏毅强调，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27]
有必要说明的是，除上述五种比较典型的观点外，还有学者还认为，中苏关系发展的事实表明，正是中国发展原子弹、导弹以及核潜艇等先进武器等问题，以及在这些问题上同苏联关系的演进，成为导致中苏关系紧张直至破裂的重要起因之一。 [28]另外，一些刊物还相继发表了《中苏分裂原因探析》[29]、《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30]、《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31]、《中苏同盟关系破裂之浅见》[32]，及有关中苏从结盟到对抗、中苏论战的起因、焦点与经验教训等文章，恕不在此逐一介绍。
二
与以往有关中苏关系破裂原因学术综述[33]有所不同的是，我们之所以用如此的篇幅，介绍研究者的各种观点，其根本目的就是希望对这些看法进行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尽可能做出较为合理的判断。
在首先认同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由一个综合因素导致的前提下，我们首先要提出一个问题，究竟是否存在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原因，它又是什么？
从矛盾的主要和次要两个方面来讲，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毫无疑问有最重要和最直接原因，它是客观存在而不容否认的，也绝非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是我们“非要从这些矛盾中找出一种首要的或根本的、关键因素”。[34] 或许，“比较能使我们找到理解历史现象的钥匙”，并进而“分析现象，抓住本质，解释历史发展的规律”。[35]
（一）在中苏两党两国交往中，苏联所表现出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作风的确存在。正如刘克明等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苏共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不仅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就是在两国友好时期，也时有表现。”[36]1989年5月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期间，邓小平在总结中苏关系破裂的经验教训，与到访的苏共中央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会谈时就曾明确指出：两国的关系恶化“不只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得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屈辱。”[37]，况且，曾长为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担任翻译工作的阎明复，在时隔30余年后，仍坚持认为中苏分歧的主要原因，在于赫鲁晓夫奉行的大国沙文主义，它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民族利益。[38]但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就真能导致两国关系的破裂么？
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在中苏两党两国的交往中确有其具体的表现。对此，许多研究论着均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描述，但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应该说在某种程更是中方的一种心理感受。这不仅有中苏双方思维方式与行为模式的不同，更有中俄两个民族在文化上的差异。中苏论战期间，当中方以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对其进行指责批判时，苏方却以中国的“大汉族主义”对中国进行还击。[39]应当说，苏联的“大国主义、大党主义”作风确实在中苏分歧、分裂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影响中苏关系从分歧到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将其认定为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的原因”，无论从哪个方面而言，离接近客观事实，都具有相当的差距，甚至带有某些“论战”的色彩。
（二）无庸置疑，中苏两党两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是导致双方关系恶化、甚至走向破裂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否就像有些研究者所说的那样：“即使不是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40]？何为意识形态？当研究者在广泛使用这样一个术语的同时，我们认为非常有必要对这一被概念化、教条化术语的内涵进行再次学习。
根据现代汉语字词典的解释，“意识形态”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41]
事实证明，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不仅存在于中国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苏两国结盟的友好时期，更不要说是在中苏关系恶化的情况下。
许多研究者都承认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那就是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在意识形态方面已经出现了分歧[42]，或并非原则性的分歧，[43]相反，这些分歧非但没有导致中苏关系的破裂，而且还促使了中苏之间的密切合作。当然，这里有中苏双方共同利益的需求，同时更证明了意识形态分歧，并不是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直至破裂的根本理由。从逻辑上讲，没有分歧当然不会有分裂。相反，有了分歧同样也未必就会分裂。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刻意强调“意识形态分歧”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因素，显然不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
（三）“领袖因素”在中苏关系破裂中的确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但绝非像有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在中苏两国政治体制均处于高度集权的背景下，“个人意志和决策很容易强加到党和人民的意志和利益之上”；“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国际国内利益上的冲突和背离以及两人政治品质和性格上形同差异，导致中苏关系恶化。”[44]
如果说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各自国内还有什么个人的政治上私利，但在国际上所代表的则完全是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况且，仅凭两位领袖政治品质和性格上的差异，就断定会导致中苏关系的恶化与破裂，不仅说明这些论述中所使用的材料具有感情化色彩，而得出的结论更具情绪化，所坚持的并不是唯物史观。
应当说，“中苏关系由亲密向分裂的发展变化，主要与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以及中苏两党从本国立场和利益出发，对各自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估计以及对对方探索方式相联系。这种估计和认识构成了中苏两党两国制定国内政治经济政策及对外方针政策的基础，而这一系列政策的趋同或分歧又反过来造成了国家利益的一致或对立”的结论[45]，或许更符合实际。
（四）从中苏同盟的内在逻辑、苏联模式等角度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方法是应当肯定的。但在我们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同盟关系中存在某些固有的结构性弊病同时，无法否认，矛盾的对立与统一原理。如果说社会主义阵营中国家的结盟，其结构存在弊病，那么帝国主义阵营中国家结盟的结构难道就不存在问题？他们之间的关系为何并未破裂？因此，仅从结盟的内在逻辑来断定中苏同盟必然破裂，显然同样不符合逻辑。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毛泽东对苏联模式的认同与否问题可以进行探讨。但过于强调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苏双方对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的不同认识”，[46]以及“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47]所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观点，让我们明显感觉到，某些研究者对中苏关系发展的历史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苏联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与中苏关系的建立与发展确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中苏关系史，首先是两个主权国家的双边关系史。
的确如此，中苏之间的争论，表面上似乎是中方在站在维护“斯大林模式”的立场上。但事实上，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就已经开始对照搬苏联的经验进行了反思。毛泽东及中共在五十年代后期所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错误，难道也是毛泽东维护苏联模式的结果？更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将毛泽东及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认定为是中苏关系恶化重要原因的话；我们同样可以认为，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对中国“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的指责与批评，同样也是中苏关系恶化的重要原因。
那么，究竟哪种因素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重要因素？在笔者看来，最有可能接近历史事实真相的只有中苏之间的国家利益冲突。但需要说明的是，国家利益这一概念近年来同样被概念化、教条化，以至于当研究者在使用“国家利益”这一概念时，常被人误认为是“大话”、“空话”。
如果我们不谈国家利益的抽象概念，仅从国家利益的构成来看，我们就会知道，国家利益是由国家领土、国家安全、国家主权、国家发展、国家稳定、国家尊严等六大部分组成。同时，国家利益还包含了政治性、民族性、多样性、层次性、至上性、补偿性等六大特征。[48]因此，国家利益在主权国家间交往的实践中不仅就有其理论性，同时更有现实性，并表现的十分具体。
某些研究者之所以对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的说法提出质疑，[49]在我们看来，是其概念化地理解了国家利益的内涵和外延，简单地认为国家利益就是国家的领土、国家的主权，忽略了国家利益的政治性、民族性、以及国家利益至上性等六大特性，其结果自然对国家利益在中苏关系破裂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相反的观点。
几乎所有的研究成果都承认中苏之间最具明显的冲突肇始于1958年春夏之际，主要表现为中苏双方就共同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问题产生的激烈争论。但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苏联在这两个问题上本意并无损害中国的主权，更准确地说，是双方对军事同盟运作方式的理解差异导致了这场冲突。[50]毛泽东对赫鲁晓夫及苏方的提议之所以如此敏感，并非像有些研究者认为的那样，是毛泽东“以虚幻的主权代替了实在的国家利益损失。”[51]毛泽东所最为担心的是，在中苏军事同盟中建立“联合舰队”、“长波电台”等“合作社”，对中国未来国家安全利益的损害。正因如此，所谓的中苏冲突，也就在双方经过几番交涉之后，而告结束，如毛泽东所说的那样“烟消云散”。
应当说，中苏之间的真正冲突是爆发在1959年。这里有以下几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一是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为迎合美国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为由，与当年6月间单方面宣布暂时终止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核技术资料，事实上放弃了中苏在军事上的结盟；二是在同年9月间发生的中印边境冲突中，苏联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发表了明显偏袒印度的塔斯社声明，将中苏分歧向全世界公开化，让同为社会主义阵营的中国难以接受。特别是当赫鲁晓夫9月下旬结束对美国访问，途径北京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期间，要求中国加入其国际战略同盟，遭到了中方的彻底拒绝后，都充分表明了中苏两国在对外路线上的严重分歧，不仅不可能得到弥合，相反有可能继续扩大。
与此同时，中国正在进行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冒进运动，让赫鲁晓夫及苏共领导人找到了对中国横加指责的缘由。但此时的毛泽东，对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所奉行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对外路线的结果感到担忧。虽然毛泽东此时还是坚持认为中苏的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但他已清醒地识到，敌人的策略就是用“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的方法消灭社会主义”；以“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52]毛泽东甚至大胆的预言：“赫鲁晓夫将在未来八年后下台。”[53]然而，赫鲁晓夫的下台，比毛泽东的预测还提前了三年。
随着中苏两党两国在对外路线上分歧的不断扩大，赫鲁晓夫最终决定采取俄国人惯用的“力量型”方式，来解决中苏之间的纷争。1960年7月16日，苏联以自己专家在中国得不到信任，中方不尊重苏联专家，并使其卷入中苏两党分歧的讨论为借口，单方面从中国召回在华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1390名专家，对中国的经济建设，特别是国防工业建设带来严重困难，造成巨大损失。[54]
至于1960年期间，中苏两党在布加勒斯特会议、莫斯科会议上所发生的激烈冲突，以及到1963年7月14日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之间的“中苏论战”，双方也就很自然开始说些大话、空话了。正如邓小平所说的那样，在意识形态问题上争论的那些问题，“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55]或许，中苏关系的亲历者、中苏论战的参加者库里克教授一句总结性的语言更能说明问题，那就是“中苏纷争在被披上意识形态分歧的外衣后，影响了判断其真正原因中的原因。[56]
因篇幅所限，笔者在本篇述评中不可能详细论证“国家利益冲突”是导致中苏关系破裂的最主要原因。但要强调的是，中苏之间国家利益冲突的核心问题是，中苏双方在国家政治利益上的冲突。而在出现分歧，发生冲突的情况下，赫鲁晓夫以及苏方所采取的撤走专家、撕毁合同，对所中国采取高压的政策，不仅没有化解双方的矛盾，反而导致两国关系更加恶化。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中苏关系破裂的时间问题。笔者认为，按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在苏联专家从中国撤离后，虽然中苏两党两国仍然保持着既有的联系，但事实上两国关系已经破裂。至于真正的论战，实际上已经是发生在两国关系破裂以后的事情。
三
在我们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同时，不可能不关注其结果。对此，在所有涉及中苏关系的着述中均有提及。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一）中苏分裂的直接结果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导致以苏美为首的两大阵营在对抗中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变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进行国际斗争的实力明显减弱，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前景已黯然无光。（二）中苏走向敌对、中美联合抗苏的态势，促使苏联不断向苏中边界地区增兵，乃至陈兵百万。由此苏联在不得不分散力量对付中国威胁，不仅增加了本来已不堪重负的国力消耗，而且还大大削弱了自身对抗美国和控制东欧的能力，因此中苏分裂是促进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之一。[57]
根据笔者所能了解到情况，第一种观点主要来自中国从事国际共运史、苏联史的研究者；而第二种观点，则首先缘起于中苏关系由同盟走向破裂的俄方亲历者。应当说，两种观点从各自的角度出发，均有“自圆其说”的道理，[58]但是否符合中苏关系发展的客观状况？
在此，我们需要特别强调是，中苏分裂是中苏两党两国在对外政治路线发生严重冲突的情况下，苏联企图将自己的对外政策和路线强加于中方情况下发生的。中苏分裂，虽然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分裂和社会主义阵营的瓦解，但促使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更加坚定地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方针和路线。尽管这种路线在当时情况下还有许多不完善之处，甚至表现的有些偏“左”，但维护了中国长远的国家安全及政治利益，更彻底打破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企图对社会主义阵营进行和平演变，分散瓦解的战略。
如果中国当时仅从维护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团结的目的出发，继续保持所谓步调一致的“同盟”与“友好”关系，我们很难想象今天的中国，是否就是第二个解体的苏联？苏联解体的重要原因并非是中苏分裂的结果。相反，是自赫鲁晓夫执政以来，苏共未能强化党的领导，处理好改革与发展关系的结果；是苏共长期以来没有认清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军事力量抗衡无果的情况下，采取和平演变手段的本质。
中苏关系破裂的结果，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但客观上是必然的，对中国来讲是利大于弊。它让中国共产党人从思想上彻底放弃了“苏联模式”，寻求一条更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发展道路。虽然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引发了一场以“反修防修”为主题、持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把中国的社会主义拖向了绝境，[59]但中国共产党人毕竟在总结以往的历史经验教训基础上，对其错误进行了修正，并由此开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路。
在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过程中，我们不主张对任何一方对另一方进行不切合实际的指责或批评，同时更反对某些中方学者对毛泽东的过多、且脱离实际的批评。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情况下，中苏双方因文化的差异，社会发展程度的不同，对客观事物的看法难免存在偏差。但面对俄国人固有的传统思维方式，对中方来讲，只有两种选择：要么是跟随苏联走一条自己反对的所谓和平路线；要么只能走向分裂。
或许，经常被当代俄罗斯政治家、外交家所引用的俄罗斯哲学家索罗维耶夫的一句名言，更能说明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那就是在国家间，“只有永恒的利益，而没有永远的友谊”。
[作者简介] 栾景河，历史学博士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100006。
[1] 中方公布的主要档案文献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毛泽东外交文选》、《周恩来外交文选》、《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刘少奇年谱》、《邓小平文选》、《邓小平年谱》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中共中央文献选编等。虽然中国外交部档案馆近年来已部分开放50年代档案，但到目前为止，因技术原因还未被广泛征引使用。俄罗斯方面主要有：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俄罗斯联邦对外政策档案馆、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俄罗斯当代文献保管中心等档案部门解密的档案文献。其中，相当数量的俄方档案文献已经被中国部分研究者所利用。
[2] 着作类研究成果主要有：刘志青：《恩怨历尽后的反思》，黄河出版社1998年版；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江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孙其明：《中苏关系始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该书虽为毛泽东传，但包含了大量中苏关系史的内容——作者）；孔寒冰：《中苏关系及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4年版；刘德喜：《从同盟到伙伴——中俄（苏）关系50年》，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献》，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沈志华等：《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李华：《北京与莫斯科：结盟•对抗•合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需要指出的是，上述部分研究成果是在充分利用中俄双方档案文献基础上完成的；但也有部分成果在中俄档案已经公布或解密的情况下并未很好利用，有的甚至完全是拼凑之作。另外，近年来还有部分所谓的研究成果问世，或为教材；或为“哗众取宠”的述实；或为抄袭之作，恕不列出。因本文所讨论的中苏关系破裂原因主要集中在相关的专题论文上，考虑文章篇幅，上述着作中的观点故不再进行征引。
[3] 笔者通过Google搜索引擎，以及“中知网”调阅了75篇与中苏关系破裂原因有关的文章，并下载打印，但经仔细阅读后发现，雷同之作颇多，令笔者无法引用。更令人遗憾的是，笔者所引用的杨爱琴文章：《试论中苏分裂的原因》，《丝路学坛》，1998年第3期的内容，竟然是原文照抄朱瑞真先生1997年发表在《战后中苏关系走向》论文集中的《中苏分裂的根源》一文。
[4]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5] 李捷：《中苏论战与中苏关系》，《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1999年第5期。
[6] 杨爱琴：《试论中苏分裂的原因》，《丝路学坛》，1998年第3期。
[7] 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5期。
[8] 王诊愚：《试析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安徽史学》，2004年第3期。
[9]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10] 孙其明：《意思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11] 薛钰：《对60年代中苏论战中若干问题的再思考》，《中共党史研究》1996年第3期，转引骆文。
[12] 需要指出的是，自1989年5月邓小平与戈尔巴乔夫举行中苏最高级别会晤后，有关中苏关系破裂中的“意识形态”问题仍在讨论，并未销声匿迹，但当前讨论重点更是对此段历史的总结与反思。
[13] 骆晓会：《论意思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14] 杨爱琴：《试论中苏分裂的原因》，《丝路学坛》，1998年第3期。
[15] 孙其明：《国家利益冲突与中苏关系的破裂》，《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16] 孙泽学、唐年新：《中苏同盟破裂根源探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5期。
[17] 曲星：《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的战略、理论与利益背景》，《外交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18] 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19]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61、90页。
[20] 朱瑞真：《中苏分裂的根源》，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97年版，第91－101页。
[21] 牛军：《毛泽东与中苏同盟破裂的缘起》，《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2期。
[22] 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是领袖个人因素》，《曲靖师范学院院报》，2002年第2期。
[23] 蒲国良：《赫鲁晓夫于毛泽东的性格冲突与中苏大论战》，《当代世界社会主义》，2003年第5期。
[24] 王鑫：《毛泽东、赫鲁晓夫与中苏关系的恶化》，http://www.xslx.com/htm/shgc/sxzh/2006-10-28-20703.htm
[25]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26] 林蕴晖：《对社会主义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27] 张宏毅：《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28] 戴超武：《中国核武器的发展与与中苏关系的破裂》，http://www.coldwarchina.com/slyj/jbhw/000817.html
[29] 唐勇：《中苏分裂原因探析》，《四川党史》，1999年第1期。
[30] 时应梅：《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简析》，《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4年第2期。
[31] 冯春龙：《论中苏同盟关系的破裂》，《求索》，2003年第2期。
[32] 代素娟、陈德省：《中苏同盟关系破裂原因之浅见》，《绥化学院报》，2007年第2期。
[33] 在笔者所了解的范围内，近年来公开发表的有关中苏关系恶化、破裂、冲突原因的学术综述共计3篇，分别为：李明斌：《中苏论战和中苏关系恶化的原因研究综述》，《信阳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赵艳霞：《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对中苏关系恶化原因研究综述》，《株洲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3年第6期；庄斌、李桂峰：《近是年来中苏冲突原因研究综述》，《世纪桥》，2007年第5期。这些综述只是简单地介绍了研究者的相关论点。
[34] 骆晓会：《论意识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之恶化》，《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5期。
[35] 黎澍、蒋大椿主编：《马克思、恩格斯论历史科学》，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72、428页。
[36] 刘克明：《中苏关系40年的历史教训》，《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00年第1期。
[37]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295页。
[38] 丁明：《回顾与思考：中苏关系亲历者的对话》，《当代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2期。
[39] 关于中国的“大汉族主义”说，在中苏关系恶化期间苏联出版的学术或非学术论着比比皆是。
[40] 孙其明：《意思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41]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495页。
[42] 孙其明：《意思形态分歧与中苏关系的恶化》，《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3期。
[43]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44] 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的关键是领袖个人因素》，《曲靖师范学院院报》，2002年第2期。
[45] 李丹慧：《毛泽东对苏认识与中苏关系的演变》，中国中俄关系史研究会编：《战后中苏关系的走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61、90页。
[46] 林蕴晖：《对社会主义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
[47] 张宏毅：《导致中苏关系恶化的一个重要因素——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苏联模式的怀疑和批评》，《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2年第7期。
[48] 参见洪兵：《国家利益论》军事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0－48页。
[49] 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50]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1] 骆晓会：《中苏关系恶化之首要因素为国家利益说质疑》，《株洲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1999年第4期。
[52]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599页。
[53] 毛泽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8册，第601页。
[54] 栾景河：《<苏联从中国召回苏联专家的原因及其后果>评介》，《中共党史研究资料》2003年第1期。
[55] 邓小平：《结束过去、开辟未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94页。
[56] 库里克：《苏中分裂原因与后果》，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出版，莫斯科2000年，第607页。
[57] 沈志华：《中苏同盟破裂的原因和结果》，《中共党史研究》，2007年第2期。
[58] 前苏共中央国际部参事，现俄中友协主席、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院士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的学术报告中就曾提出上述观点。另外，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相当数量的中国问题专家支持这一观点。
[59] 林蕴晖：《对社会主义的分歧与中苏关系恶化》，《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