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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1910—1911年的东北大鼠疫及朝野应对措施

焦润明
《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内容提要：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鼠疫，给中国北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灾难。面对灾难，清政府及各地方当局、士绅已充分认识到“防则生不防则死”的道理，积极采取各种防疫应对措施，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组建各级防疫组织，颁布各种防疫法规，推行火葬，制定严格的疫情报告制度和查验隔离制度，加强与世界各国的防疫合作，召开国际防疫研究会等。舆论界也积极进行防疫宣传，民间人士还积极筹措防疫款项。这些应对措施在很大程度上有效地避免了鼠疫灾难的进一步蔓延。
关键词 近代东北 鼠疫 应对措施
鼠疫作为一种烈性瘟疫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在中国近代，它也是造成人民生命财产重大损失的自然灾害之一。因此从病理学及预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非常之多①，从历史学和社会学等综合角度所进行的探讨也取得了比较丰硕的成果②。概括地来看，既有研究取得了如下进展：一是探讨了鼠疫的发生和传播机理，科学地论述了应对鼠疫的治疗及防控手段；二是对历史上特别是近代以来鼠疫在中国大地的流行情况进行了比较详尽的描述和学术分析；三是从灾荒史的角度对于鼠疫危害性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将其与社会发展程度和经济生活水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但是，对于近代鼠疫的研究，从地域分布而言，仍不平衡。对于1910—1911年发生在中国东北数省区，波及关内，危害巨大的东北大鼠疫，研究成果还不多，且多停留在对事件的介绍和过程的描述上。尤其是对于当时朝野为应对此次大鼠疫所采取的措施，以及经验教训、社会影响等等考察甚少，大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自己掌握的史料对有关问题加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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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鼠疫作为一种传播性极强的瘟疫，一直受到医学界的重视，从病理学及预防学的角度进行探讨的成果，可谓汗牛充栋。在全国学术期刊网用“鼠疫”关键词进行搜索，仅从1994—2004年底收录的文章即有1458篇之多。
②主要有李祥麟《鼠疫之历史》(《中西医学报》1910年第8期)；李健颐《鼠疫之研究》(《医药卫生月刊》1932年第5期)；伍连德《中国之鼠疫病史》(《中华医学杂志》第22卷第11期，1936年1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微生物学研究所《中国鼠疫流行史》上、下册，1981年内部印行)；于永敏、刘进、王忠云《沈阳万国鼠疫研究会始末》(《中国科技史料》1995年第4期)；陈雁《20世纪初中国对疾疫的应对——略论1910—1911年的东北鼠疫》(《档案与史学》2003年第4期)：田阳《1910年吉林省鼠疫流行简述》(《社会科学战线》2004年第1期)等。
一、东北大鼠疫的发生与蔓延
本文所述的东北大鼠疫，是指1910年10月25日首先发生于满洲里，随后逐渐蔓延于东北全境，波及关内许多地区，止于1911年4月18日，肆虐时间达半年之久，给中国北方地区造成巨大灾难的肺鼠疫型瘟疫。鼠疫作为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也是一种与动物生态循环有关的野生动物病。只不过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病源物不是老鼠，而是旱獭——主要生存于蒙古、俄罗斯贝加尔湖地区和中国东北，穴居于干燥寒冷的草甸中的一种啮齿类小动物。①
20世纪初年旱獭的毛皮在世界市场上十分热销。由于人们发明了一种工艺，只要对旱獭的皮毛进行适当加工，其成色堪与貂皮媲美，一时成为世界皮革市场的宠儿，市场需求激增，旱獭皮的价值猛涨，“1910年，每张早獭皮的售价比1907年猛涨了6倍多，仅从满洲里一地出口的旱獭皮就由1907年的70万张增加到250万张”②。于是，中俄商人及部分官员受经济利益驱使，私自招募华工疯狂捕杀旱獭。由此大量劳工北上闯关东，很多人在毫无狩猎经验的情况下便匆匆加入到了猎獭队伍中。当时材料讲，“俄人见满洲里旱獭之多也，私募华工四处捕取练[炼]制以充豹皮，利甚厚……嗣胪滨府某守艳而贪之，增章程广号召，于是山东直隶两省无业游民相率猎满洲里山中，而川谷流血，原野厌肉，其狼籍实不堪形状。”③自然界动物具有自然形成的防卫本能，旱獭一旦染上鼠疫就会失明、失声、行动迟缓，并被健康的同类逐出巢穴。有经验的猎人都能分辨出染病的旱獭，绝不会轻易将这样的猎物捕获带回。但是在高额利润的刺激下，某些猎人连染病的旱獭也不放过，这样必然会感染鼠疫。④可以说，此次鼠疫灾难正是由于猎取旱獭皮毛，使人类进人了鼠间鼠疫的传播链，导致了鼠间鼠疫向人间的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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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依据当时的研究资料，在此次鼠疫流行期间，老鼠及其他动物、牲畜等都没有成为病源物。传统医学理论普遍认为鼠疫由老鼠传播，所以在当时的几乎所有防疫规章中，都有除灭老鼠这一项。东三省在防疫过程中为达到除灭老鼠的目的，特制定了物质奖励政策，规定每捉一只“活鼠毙鼠”奖励“铜币七枚”(奉天防疫总局：《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1912年印行，辽宁省图书馆馆藏本，第2编第6章，第6页)。仅奉天城内即捕获老鼠25374只。但经过解剖所有在东三省范围内捕捉到的老鼠，没有发现一例带鼠疫菌的。日本医学家北里柴三博士称自己在奉天解剖老鼠3万只，无一例含有百斯笃(鼠疫)病菌，所以“由此可得今日三省所流行之百斯笃疫，非由鼠族传播之证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2章，第37页)。
②夏明方、康沛竹主编：《20世纪中国灾变图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福建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8—19页。
③《东省獭疫种种之来因》，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④《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3编第3章，第17页。
导致此次东北大鼠疫的疫源地在俄罗斯境内。随着染疫劳工的回国，才使鼠疫由俄境向中国东北境内传播开来。早在1910年的春夏之交，在俄境西伯利亚的斯列坚克斯即已发生鼠疫，接着俄属黑龙江下游的尼克拉耶夫斯克城也发生了鼠疫。但因俄属远东地区人烟稀少，居住分散，加之俄国方面控制严密，使疫情未得肆虐。不过，当时的俄方出于自身防疫要求，将有染疫嫌疑的中国人驱逐出境，从而直接导致了东北鼠疫的发生。1910年10月25日中国境内首先死于鼠疫的患者，即是由俄境刚刚归国之人。“满洲鼠疫确源于捕旱獭者，该患者于潜伏期间必与达乌利亚华工棚内之人相接触，故九月中旬忽有七人之暴死。俄人知该病之可恐，遂将该棚内华工一律逐出。满洲里与达乌里亚问传染之媒介，实即被逐之华工，遂酿成此三省最惨最烈之疫症!” ①胪滨府当局的报告也称：“有华人在俄界大乌拉站务工，宣统二年九月初工棚内有七人暴毙，俄人知其为疫，遂驱逐华人并将棚屋、衣服行李等尽行烧毁。其中有二人于九月十七日(阳历10月19日)由乌拉站来满洲里寓居，九月二十三日(10月25日)疫发相继死亡，同院居住的房东、客人等亦染疫身亡，是为满洲里发现鼠疫疫症之起始。”②
闯关东的苦力往往寄宿于简陋的客栈，在冰天雪地中门窗紧闭，几十个人拥挤在一个大炕上，一旦有人感染鼠疫，自然会快速传播。加上此疫具有极强的传染性，“染疫病人，先发烧，次咳嗽，继以吐血，不敷日即身死，死后皮肤呈紫红色”。在当时，传统治疗手段对此根本无效，所以死亡率极高，达90％以上。③
1910年10月25日，满洲里首发鼠疫，11月8日即传至北满中心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之后疫情发展之猖獗正如当时的东三省总督锡良所形容的那样，“如水泻地，似火燎原”，不仅横扫东北平原，而且波及河北、山东等地。从北部中国各地鼠疫流行的时间上看，呈现出明显的由北向南的传播态势。流行方向和路线大多是沿着铁路交通线呈爆发状流行。从满洲里而哈尔滨而长春而吉林省城吉林。“凡延近铁路区城，逐渐波及”。双城知府报告说“距车站铁轨近，疫盛时疫毙最多”。鼠疫沿铁路沿线迅速向内地蔓延，一时“疫气蔓延，人心危惧”，有如江河决堤，不可遏止。④“死尸所在枕藉，形状尤极惨然”⑤，从城市到乡村都笼罩在死亡的威胁之中。此次流行鼠疫的范围为北中国五省区，仅鼠疫流行中心东北三省被疫地就有69处，其中辽宁省29处(含金州厅)，吉林省24处，黑龙江省16处。疫死5000人以上3处，为滨江府厅(哈尔滨)、长春厅、呼兰府；疫死4000人以上2处，为双阳县、双城府；疫死3000人以上1处，为长春府；疫死2000人以上2处，为海伦府、奉天府；疫死1000人以上6处，为龙江府、绥化府、巴彦州、宾州府、榆树厅、阿城县；疫死500人以上9处，为胪滨府、兰西县、余庆县、新城府、榆树厅、吉林府、新民府、昌图府、怀德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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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3编第2章，第9页。
②《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第6页。
③中国医学科学院流行病学微生物学研究所编：《中国鼠疫流行史》，1973年内部修订本，第1680页。
④《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311页。
⑤《罹疫祸者计已四千余人》，宣统三年正月十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
哈尔滨、长春厅、榆树厅等地都是重灾区。“哈尔滨居全省极北，为三省发疫之第一之重心点，故吉省疫祸酷于三省，而吉省北部疫祸尤酷于全省。双城、宾州、新城、阿城、榆树等处，地无完土，人死如麻，生民未有之浩劫，未有甚于此者。”①在鼠疫传播之前，哈尔滨全市人口总计约7万人。从1910年11月9日有3人死于鼠疫开始，到1911年3月11日最后一名死于鼠疫者止，4个月时间，共疫死5693人。1910年12月10日以后，每天的死亡人数都超过100人，直到翌年的1月6日后，才降至百人以内。
长春厅当时人口数为599901人，疫死数为5827人，占人口的1％，但其酷烈程度不亚于哈尔滨。奉天(今沈阳)当时人口数为657034人，疫死数为2579人。此外，个别乡村人口大量减员，甚至全家死绝者亦不在少数，“宣统二年腊月末，大岭区大岭村前红石砬屯郭老十，在大岭街开‘魁升元’旅店，有两名哈尔滨来的客商死于店内。紧接着一名店员病死。郭老十回家过年，除夕病死，停尸5天，致使全家53口人，死亡32口，随后殃及全屯。老胡家7口人病死6口，全屯死亡近百人，至正月二十日终熄。”②有人形容道：“一家十口或半死于疫，一家数口或尽死于疫。子或朝痛其父之疫死，及暮并其子而疫死者有之；弟或朝痛其兄之疫死，及暮并其弟而疫死者有之；妻或朝痛其夫之疫死，及暮并其妻而疫死者又有之。”③据统计，死于此次鼠疫的人数达6万余名，仅东北地区死亡人数即达51155名。④由于当时死亡的人数太多，以至于“棺木销售一空，许多人家不得不实行蒿葬”⑤。
东北大鼠疫不仅造成了当时人民的大量死亡，而且还带来了生存压力及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特别由于交通断绝而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对此，当时有大量的报道。在奉天，因鼠疫引发了人们的挤兑风潮：“省城自疫症发现以来，谣言四起，人心惶恐。近日商民等，均执大清银行及官银号纸币换取银元，络绎不绝。该行大有应付不暇之势。”⑥在辽阳，“虽届新年市面颇形冷落”⑦。在铁岭，由于鼠疫流行，交通断绝，使商业大受影响，“各商铺已倒闭不少矣”⑧。而当时的燃料“秫秸每百捆由九角涨至一元三四角，而木柴亦因之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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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第1编第1章，第13页。
②榆树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榆树文史资料》第2辑，1988年12月印行，第105页。
③南海崔羡元：《为防疫事敬告同胞之业西医者》，宣统三年正月十五日《大公报》，第3版。
④晚清奉天防疫总局编纂之《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提供的东北三省的疫死人数为50927人。该报告书为三省各府厅州县防疫机关防疫报告的汇编，撰写者都是当时实际从事防疫工作的地方官员，因此该资料十分珍贵可信。但经笔者考证，《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中所列人数中缺金州厅疫死人数，因奉天省金州厅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沦为日本殖民地，日本设金州民政署属关东州厅，清政府仅保留金州厅建制。因当时清政府行政权力已不迭此地，故在附表中未予统计。查日本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总裁室地方部残务整理委员会编《满洲附属地经营沿革全史》上卷(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1939年9月25日内部印行，第83页)及《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十年史》(满洲日日新闻社1919年5月印行，第809页)可知，此地亦疫毙228名(内含附属地)，所以笔者认为，在此次鼠疫中，东北地区实际疫死51155名。此数为鼠疫中心地东北三省在此次鼠疫中疫死的总人数，不包括关内河北、山东、北京、天津等被波及之地。许多着述都称此次鼠疫共疫死“六万余人”(参见冼维逊编着《鼠疫流行史》，第110页；《鼠疫预防法》，东北医学图书出版社1952年版，第2页)。日本学者宇留野胜弥在其所着《满洲の地方病匕传染病》一书中，也称“在1910年满洲有六万人患肺百斯笃死亡”(东京，海南书房1943年版，第116页)。曹树基、李玉尚合着的《历史时期中国的鼠疫自然疫源地——兼论传统时代的“天人合一”观》(《中国经济史上的天人关系》，中国农业出版社2002年版)一文认为1910—1911年内蒙古东部满洲里地区肺鼠疫大流行，死亡60468人。这是我目前看到的有关此次东北大鼠疫死亡人数最精确的数字。
⑤《锡良遗稿奏稿》第2册，第1311页。
⑥《金融界将因疫而起恐慌矣》，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四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⑦《新正街市之冷落》，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⑧《商家倒闭之多》，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矣”①。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关税的征收：“哈尔滨自办防疫以来，每月花费皆在一二万元上下，每次皆由关税拨给。惟现在满洲各处税关无可抽收出入口货物。”②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柴米价值日益昂贵”③，居民苦不堪言。此外，在锦州、营口、安东等城市也都出现了商铺倒闭、粮食涨价、生活必需品匮乏、人民生活窘迫的情况。④学校因鼠疫流行而停课，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这些歇业教师和歇业工人的生活也陷入了极度贫困之中。
总之，此次东北鼠疫影响是巨大的，不仅造成了数万人民的死亡，还直接导致了市井萧条，各行歇业，商业不振，清王朝脆弱的经济更是雪上加霜，它给后人留下的教训是深重的，但也有很多经验值得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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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柴草昂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②《税关无税可收》，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③《柴米市颇现交通》，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
④《商铺之荒闭者累累》，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大豆价涨》，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鼠疫之影响于商业》，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
（储着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