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医疗-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医疗史研究中的生态视角刍议

【内容提要】：由于疾病和医疗，特别是其中的传染病与环境间显而易见的密切关系，故而在目前有关环境史的论述中，往往都会将此囊括在内。不过医疗史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并不能简单归于环境史之中，两者之间既自成一体又紧密关联。环境史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虽然近年来随着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其与环境史的交集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生态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在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为。
【关键词】疾病医疗史 环境史 生态意识 文化转向
在当下中国的史学界，特别是其中的社会史学界，医疗史和环境史往往被视为颇具发展潜力的新领域、新方向，【1】以及21世纪新史学的一部分。【2】虽然从国际学术脉络来看，这两种新兴研究无疑是各自独立的研究领域，但两者之间的亲缘关系也显而易见，从当下的研究状况来说，更显如此。不仅众多的环境史论述每每将医疗史(主要是其中的疾病史)包容在内，【3】王利华还将“生命的护卫系统”视为环境史应着重给予关注的对象之一【4】而且一些疾病史的研究者也自觉地将自己的研究归入环境史范畴。【5】对于环境史研究来说，拥有生态或生态学意识，无疑是其题中之义，同时，人们在研究作为环境史一部分的疾病史时，生态意识同样不可或缺。毫无疑问，虽然生态意识是环境史所着力倡导的，但并不是说只有环境史研究需要生态意识，就像夏明方所言，“我们倡导环境史和生态史，并不是要从历史中切出环境这一块，而是以此为视野来透视整个历史”。这就是说，生态史不仅是一个领域，同时也是一种新的视野和方法，拥有生态意识，或者说“辩证的生态史观”，乃是推动当今史学发展，形成史学新范式的重要条件。【6】既然如此，贯彻生态意识对于环境史的近亲医疗史研究来说，无疑重要而且必要。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近年来史学界一些有关中国医疗史或疾病史的综述或理论阐释性的论文，极少对此给予专门的关注和论述。【7】而另一些疾病史的实证性或讨论性的研究，【8】虽然具有自觉的环境史意识，但也基本未能就如何在其研究中贯穿生态意识展开探讨，而且，他们涉及的也仅限于被视为生态史一部分的自然的疾病史，可以说，其只是将疾病史当作环境史的一部分来加以探讨，而未能从整体的医疗史的角度来思考引入生态视野和贯彻生态意识的问题。有鉴于此，笔者将在把医疗史视为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的前提下，对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的意义做一粗浅的探讨，以就教于诸位方家同仁。
一、关于概念
医疗史，若仅从字面看，关注对象应是医疗技艺、观念和行为的演变过程，不过由于医疗不可避免地会关涉疾病、病人和医生，故而广义的医疗史不仅仅关注医生和医疗(包括医学而不仅限于医学)的历史，也包括疾病史和医病关系史。这也是本文所说的医疗史的内涵。疾病、医学和医疗等概念似乎人所共知，毋庸赘言，但实际上，人们对其的理解却未必一致，甚至还颇具差异，当普通人将疾病视为自然现象和生物学事件时，一些医学史家和医学人类学家却更多地看到了它的社会性和文化性，罗森博格在谈到疾病的界定(framing)时说：疾病“并非简单地只是不佳的生理状态”，它“既是一个生物学事件，也是一代际特定的反映医学知识和制度历史的语言建构的全部曲目”。【9】罗伯特•汉则指出：“引起疾病的原因可能是环境因素和病菌、病人的生理状况或他人恶意加害的行为。然后，其界定作用的却并不是病人的身体状况、行为或有害的环境突发事件——这种种可能引起疾病的原因——而是病人自身的主观感受和价值判断。”【10】实际上，现有的一些医学人类学着作业已通过深入而细致的研究，令人信服地揭示了疾病与医疗中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告诉我们，疾病并不只是科学可以测量的生物性事件，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性建构，各种包含病人的体验、科学话语、社会制度和文化观念等诸种因素，医学若无视作为病人体验的病痛(illness)，而只关注所谓科学认识和确认对象疾病(disease)，恐怕无助于真正消弭人类的苦痛。显而易见，疾病与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的意义。【11】故而，本文并不只是将疾病视为某种客观的生理状态，也无意仅仅从自然环境的组成部分的角度来理解疫病，而是希望探究生态视角或生态意识对于完整意义上医疗史的研究的价值和意义。生态意识，现代的辞典是这样解释的：“根据社会和自然相互关系的可能性，最优地解决社会和自然关系问题所反映的两者关系的观点、感情和理论的总和。它是在人们对自然环境整体性规律的认识，以及保持对生命有益的自然状态的其他规律的认识的基础上形成的。生态意识的主要内容有：(一)关于生态系统是有机整体，它的各种因素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意识；(二)人类活动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因而对人类活动自觉地加以限制，以不致造成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的意识；(三)把经济建设与环境保护结合起来，合理开发、利用和保护自然资源的意识；也就是社会一经济一自然协调发展的意识。”【12】其显然是一个现代生态学的概念，出发点和着眼点主要乃是环境保护和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所以人们在讨论时，往往会强调生态意识的忧患性、科学性、价值I生和责任性。【13】近年来，随着环境史研究日渐兴起；历史学者也对环境史中的生态意识做出了自己的阐释，比如侯文惠通过对19世纪以来生态思想的梳理，提出：“环境史学者的生态学意识主要体现在他们研究历史的整体意识和人文情感上。所谓整体意识是指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人和自然是互相作用互相依存的一个整体，它们的发展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的和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人文情感是指对自然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因为只有在认识了自然的价值时，我们才能公正地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14】这一阐释与生态学上的界定，就基本目标和旨趣来说，并无根本差异，并不相对更为突出它的文化性，即强调了生态意识中人对环境的人文情感。笔者对此颇为认同，不过，本文并无意于从终极意义上来理解倡导生态意识的意义，而只是希望从学理的层面来探究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生态意识的价值。故而，本文主要将生态意识视为一种认识论，而非价值观，就是说，主要将其看做具有整体观(即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依存的有机整体)而不会忽略生态因素和对环境的人文情感的分析工具。
二、作为环境史的疾病史：内容抑或意识
20世纪70年代美国出版的两部有关疾病史的着作，克罗斯比的《哥伦布大交换》和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往往被视为美国早期环境史研究的重要着作，特别是前者，还被环境史家视为划时代的着作。【15】如果说，前者主要从疫病人手，展现了人类与环境长远互动的史实，并以生态的观念来重新解读历史的话，后者则主要探究的是由致病微生物造成的人类疫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的重要作用与影响。探究作为自然一部分的致病微生物这一“微寄生”对人类历史的冲击和影响，当然应归人人与自然关系这一议题，故而将其归人环境史之列，并无不妥。不过纵观全书，不难发现，作者似乎很少自觉地将其所谓的微寄生当作“非人类自然”的一部分，以及在此意识上来展开人与环境互动的论述。或许可以说，之所以将《瘟疫与人》归入环境史范畴，主要是因为其探究的主题，而不是其自觉的生态意识。而该着最重要的意义，似乎在于开启了现代疾病史研究的新时代。
行文至此，不由地想起笔者自身的研究，拙着《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16】出版后，一些有关环境史的综述往往将其视为疾病史研究的重要成果而归入环境史研究之列，【17】由于书中有不少有关清代江南疫情分布和瘟疫成因等内容的探讨，也关注到了江南独特的生态因素对江南疫情的影响，并在最后还对清代江南的社会生态系统及其变动做了简要的总结，因此，将其纳入环境史研究，亦当无不可。不过平心而论，我认为拙着只是一部比较纯粹的医疗社会史着作，笔者并无贯穿全书的生态意识，当初并没有有意识地将自己的研究放在环境史研究的脉络中来展开，研究的落脚点主要在于社会的变迁，而非环境的演变，而且在具体探究社会变迁时，也较少自觉地引入生态意识去观察社会变迁背后的环境因子。这一情况，似乎也并不限于拙着，近年出版的另外一些疾病史专着，也多少有些类似。【18】在这些论着中，虽然也不时会谈到环境因素，但其往往作为背景存在，而未能成为历史考察和分析的主角。
不过，在目前的中国疾病史研究中，也不乏具有明确生态意识，从环境史的角度进行探讨的疾病史论着，其中比较有代表性当数曹树基、李玉尚和周琼的着作。【19】曹、李的有关鼠疫的专着，虽然探究的对象和着力点仍为疾病史，但其表现出来的生态意识则是显而易见的，其在谈论该书的思路时指出：“总之，鼠疫是一种自然疫源性疾病，这一本质决定了它是一种环境病。鼠疫又是一种烈性传染病，这一性质决定了它又是一种能够对社会和政治产生巨大影响的疾病。因此，鼠疫史的本质就是生态史，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由此可见，有生态变迁导致的社会变迁，以及由社会变迁而导致的生态变迁，就成为我们理论阐释的中心线索。”并在全书的结尾得出结论说：“1230—1960年的中国鼠疫流行史，给我们以这样的结论：社会变迁的本质即是环境变迁，环境变迁的本质也是社会变迁。”【20】周琼的研究将关注点集中在瘴气与区域生态变迁的互动上，通过对瘴气的考察，对云南各亚区域的生态变动有较为系统而深入的探讨和呈现。似乎更容易让人认为，该着本身就是一部环境史着作。此外，李化成等还有进一步围绕着瘟疫何以肆虐这一问题，提出了“医学环境史”的概念，希望藉此将社会和生态两方面的因素结合起来，更全面地解释瘟疫的成因。【21】更从学理上阐释了引入生态意识对疾病史研究的意义。这些疾病研究者之所以具有较为明确的生态意识，应该与他们所研究的对象鼠疫或瘴气等与环境有直接和明显的关联有关，它们无疑对疾病史乃至医疗史引入生态意识起到了很好的倡导和示范作用，不过这些研究似乎都将疾病当作一种实体概念，一种作为自然组成部分的微生物引起的客观的生理现象，而未意识到，疾病概念和认知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建构和时代的文化产物。故而其倡导和示范具有明显的局限性。
当然，提出这两方面的对比，并不是要否认前面那些没有明确生态意识论着的价值和意义，也完全不是说我们认为具有明确生态意识的疾病史研究一定就好，或只有这样的研究才是好的研究，实际上，生态意识的强弱，明显与研究对象有关，另一些从社会文化史角度探究疾病史的着作，尽管对生态意识没有有意强调，但并不妨碍其成为典范性的着作。【22】这里之所以做这样的省思，乃是因为笔者在多年的医疗史研究中，渐渐地体会到，既然生态意识的引入对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和理解历史极具意义，而且疾病史还往往需要从环境史的角度来加以探讨，那么，若将其引入疾病史乃至医疗史的研究，无疑会更有利于在整体上推动这一研究的深入开展。
三、医疗史中的文化视角与生态意识
美国着名环境史家约翰•麦克尼尔在最近的一篇环境史研究的综述性论文中没有像通常的论着那样将疾病史包括在内，为此，他特意做了解释，称：“尽管该领域的一些历史学家数十年来一直用生态学方法来研究疾病史，但最近他们中的大多数已经开始转向，转而从文化方面来对疾病进行阐释。该领域的研究不仅引人人胜而且发展迅速，因此应该对此加以专门的论述。”【23】从这一解释中，不难看出，在麦克尼尔看来，疾病史显然既跟环境史密切相关有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而且随着该研究文化转向的日渐盛行，其与环境史的关系也渐趋拉大。这样的趋势并不限于疾病史，而是体现在整个医疗史研究中。前面已经谈到，无论是疾病还是医疗，都深深地具有文化意义。故在国际医学史研究中，随着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文化转向的出现，以技术和医家为中心的传统医学史研究开始越来越多的批评，疾病体验、身体感觉、医患关系以及非精英医疗者等议题日益引起研究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其研究也越益以意义为中心来展开。在新近西方编纂的一部在整体上回顾西方医学史研究并思考医学史理论与方法的论着中，虽然编者对目前学界对传统医学史的过度批评持有异议，并倡言医学史研究的多元主义，但从该书的前言、编排体例以及具体的论述中，还是可以非常清楚地体会到这种文化转向的不可逆转。【24】而且近年来这一取向也在中国医疗史研究中，特别是在美国和台湾表现得十分明显，而对大陆来说，也已有所展现，并被一些研究者视为推动中国医疗史乃是中国史研究不断深入发展的重要的源泉。【25】文化史的探讨，无疑是以人为中心，关注的乃是人的思想观念、精神状态和行为习俗等，与环境史特别注意非人类自然明显不同。而在医疗史研究中，上面所说的那些内容，以及对疾病的文化认知、应对疾病的文化习俗等等，都与环境并不直接相干。那么是不是说，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只是适用于作为生态史的疾病史研究，而从文化史视角展开的疾病史乃至医疗史研究，这一点就不再重要了呢?我想答案是否定的。这是因为：
首先，既然人无时无刻不处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故而环境的影响也必然会在人类历史的演进中无孔不入、无远弗届。美国着名环境史家克罗农在探讨环境史的功用时，正是基于环境影响的无处不在，而提出了环境史思维这一概念，其具体内涵是：(1)人类历史皆存在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2)无论自然还是文化均非静止不变；(3)环境知识皆属文化建构并具历史偶然性；(4)历史智慧通常以寓言而非政策建议或确定事实之形式出现。【26】从中我们不难体会到，环境史的功用不仅在于学术，更在于人与环境的和谐共处，而环境史思维也并不仅仅适用于环境史研究本身，也对其他方面的历史研究具有意义。因为不仅人类历史皆存于某种自然环境之中，而且包括环境知识在内的文化也均具有历史性。这就是说，生态意识，或者说环境史思维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具有很广泛的适用性，既适用于与人相关的自然议题(比如疫病)，也适用于文化议题。
其次，自人类社会出现以后，人类视野中的自然已决不可能是纯粹的自然，很大程度上，自然也早已成了人类文化的建构。【27】与此同时，人类所处的环境更不可能全然是“自然”的环境。故而人们在认识环境时，也不再拘泥于它的自然性，同时也关注其文化性。比如一篇题为《人类生态学和健康》的文章就此指出：
公共卫生一直关注人类和环境，从后者的角度而言，是以人类生态为导向的，虽然在开始阶段有些不足。然而，今天的环境一词拥有了崭新的意义和内涵。当然，这里的环境不仅包括人类世界的物质和空间环境，而且也包括所谓的文化这种深刻影响人类状态的社会关系等非物质网络。【28】
既然环境本身也是文化的、人为的，那么，其对人类疾病、健康乃至医疗等的影响就不可能仅止于自然生态方面，也必然有文化生态方面的内容，从而使得医疗史中的文化内容具有更为复杂的环境因素，故而在医疗文化史研究引入生态意识，也就更显必要了。
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一点，这里不妨略举一二医疗史中的案例来做进一步的具体论述。比如，关于瘟疫，从环境史角度的探讨，往往将注意力集中在瘟疫的布局、流行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联，及其疫病模式背后的生态变迁。在这类研究中，生态意识是显而易见的，也是十分必要的。而现有从文化史的角度展开的探讨，则比较多地关注于不同社会中人们对瘟疫的认识及其演变，以及这些认识演变背后的文化因素与权力关系等。笔者等曾对古人的瘟疫认知做了一定的探讨，在古人的认识中，疫病既是“沿门合户，众人均等”的流行病，同时又是由外邪引起的外感性疾病(即伤寒)。关于引发疫病的外邪，古人常常用“六气”、“四时不正之气”、“时气”、“异气”、“杂气”和“戾气”等等不同的概念名之，而且不同时期认识也不尽一致，但总体上主要都是将其置于“气”的框架下来认识的。较早时期，关注点多集中于反常之气，如“六气”、“四时不正之气”等，而宋元以后，“气”中的污浊与病邪的关系开始日渐受到关注和重视，特别是在晚明吴有性的《瘟疫论》出现以后，随着温病学的日渐发展，清代的医界已逐渐形成了疫病成因比较系统的认知，即，戾气或者说疫气主要是由暑湿燥火寒热等四时不正之气混入尸气、病气以及其它秽浊之气而产生的，疫气与“毒”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29】笔者虽然在探讨瘟疫的成因时，考虑到了环境因素，但一旦进入文化领域的探讨，则显然已不再有自觉的生态意识，故而对这一问题的探讨也就到此为止。但若我们能进一步贯彻生态意识，那么以下的问题自然就产生，宋以来瘟疫成因认识的演变和清代较为成熟的疫病认识的形成，背后是否具有环境变动方面的因素?同时，这样的认识的形成，又会在何种意义和程度上对人们应对环境的行为以及环境本身产生影响?等。对这些问题的探究，无疑有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传统疫病认知以及环境演变。
又如，对于气味的适应程度，不仅具有个体上的差异，也存在文化上的区别，现有的研究已充分表明了“臭味”既是文化的，也是历史的。【30】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若只是从文化史的角度出发，关注点往往多会集中在不同社群、不同时期，人们对臭味的不同感知和体验，乃至这种不同背后的文化权力关系等。但若引入生态意识，则似乎还可以进一步观察这些认知背后的环境基础以及环境的人文情感问题。如，晚清河北的一位士人记下了他初到北京后的环境感受：“余初入都，颇觉气味参商，苦出门者，累月。后亦安之，殊不觉矣。”【31】咸丰时浙江海宁的王士雄到上海后，感到此地，“室庐稠密，秽气愈盛，附郭之河，藏垢纳污，水皆恶浊不堪。”【32】从这些感受中，大概不难体会到，当时都市环境状况的不良，至少大有不如中小城镇与农村之处。而且似乎还能进一步思考他们对乡村和城市环境不同的人文情感。而对后一方面，若能将生态意识引入到中国传统医学中众多有关疾病地理学的论述【33】以及有关“水土不服”一类的通俗说法考察中，亦可给予进一步探究。
四、结语
当今社会日渐严重的环境问题，让环境史研究拥有了不断凸显的正当性和迫切性，但环境史研究的价值和目标，显然并不限于环境保护，我们需要环境史，也是为了可以更全面而深刻地认识和理解人类历史和文化的复杂性——仅仅以人类为中心所无法体认到的复杂性。【34】环境史展现的不仅仅是一种新的研究领域，也是一种新的视角、新的意识，一种时时处处将生态纳入考量的生态意识。故而，医疗史与环境史的关联，不单是研究对象的部分交集，还有理念和视角上的相通。
当今的医疗史研究，早已不再是医学研究者的专利，而成为医学、历史乃至人类学和社会学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学术领域，上个世纪70、80代以降，随着学术界“文化转向”兴起，医疗文化史的研究日渐兴盛。从文化史角度的探究，对推动现代医疗史研究的深入发展，意义重大，特别是对当今中国大陆的医疗史研究来说，还亟待倡导和推进。而随着该领域中文化研究的盛行，其与环境史的交集，也渐趋减弱。然而，环境因子并没有在我们探究的疾病、医疗的文化范畴中消失，环境史倡导的环境意识的适用性，也不曾因为我们研究的旨趣转向文化而减弱。故而，在这样的情形下，无疑有必要积极倡言在医疗史研究中引入和贯彻生态意识。这不仅有利于我们发现在关乎人类疾病、健康和医疗的文化内容的环境因子，更真切地体认到历史的复杂性，而且也可以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历史上种种的医疗观念和行为。
参考文献：
【1】参阅王先明：《新时期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评析》，《史学月刊}2008年第12期；行龙、胡英泽：《三十而立：社会史研究在中国的实践》，《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2】参阅王利华：《作为新史学的环境史》，载氏着《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天津古籍出版社，2012年，43—48页；余新忠：《清以来的疾病、医疗和卫生：以社会文化史为视角的探索•前言》，三联书店，2008年，第1—6页。
【3】参阅[美]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梅雪芹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5页；包茂红：《环境史学的起源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l页；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19—134页；刘翠溶：《中国环境史研究刍议》，《南开学报)2006年第2期。
【4】王利华：《徘徊在人与自然之间——中国生态环境史探索》，第69页。
【5】如周琼：《环境史多学科研究法探微——以瘴气研究为例》，《思想战线》2012年第2期。
【6】参阅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_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载氏主编：《新史学》第六卷，中华书局，2012年，第2l一43页。
【7】比如笔者就在一系列论述中忽略这方面的问题，参阅拙稿：《回到人间聚焦健康——新世纪中国医疗史研究刍议》，《历史教学12012年第11期下；《中国疾病、医疗史探索的过去、现实与可能》，《历史研究)2003年第4期。其他作者的一些讨论，似乎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比如Vivienne Lo，“But is it [History of] Medicine?Twenty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Healing Arts of China，”Social History of Medicine，v01．22，no．2，2009，PP．283—303；王小军：《中国史学界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史学月刊》2011年第8期；苏全有、邹宝刚：《中国近代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反思》，《辽宁医学院学报)2011年第2期；叶宗宝：《中国疾病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年第6期。
【8】相关的实证性研究详见下文，具有一定理论性的讨论，参阅毛利霞：《环境史领域的疾病史研究及其意义》，《学术研究>>2009年第6期；李化成、沈琦：《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2012年第3辑。
【9】Charles Rosenberg，Explaining Epidemics and O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Medicine，Cambridge and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P．305．
【10】[美]罗伯特•汉：《疾病与治疗：人类学怎么看》，禾木译，东方出版中心，2010年，第6页。
【11】对此，可参阅[美]拜伦-古德：《医学、理性与经验：一个人类学者的视角》，吕文江、余晓燕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凯博文：《苦痛和疾病的社会根源：现代中国的抑郁、神经衰落和病痛》，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疾痛的故事：苦难、治愈与人的境况》，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年。
【12】汝信主编：《社会科学新词典》，重庆出版社，19鹤年，第811页。
【13】参阅张奇：《生态意识研究概述》，《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3期。
【14】侯文惠：《环境史与环境史研究的生态学意识》，《世界历史》2004年第3期。
【15】[美]唐纳德•休斯：《什么是环境史》，第40-41页。对于这两部着作在环境史上地位，从近期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国际环境译丛•第一辑”将它们首先收入并出版亦可见一斑。([美]艾尔弗雷德•w．克罗斯比：《哥伦布大交换——1492年以后的生物影响与文化冲击》，郑明萱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美]威廉•H．麦克尼尔：《瘟疫与人》，余新忠、毕会成译，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10年。)
【16】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17】比如佳宏伟：《近十年来生态环境变迁史研究综述》，《史学月刊>>2004年第6期；高凯：(20世纪以来国内环境史研究的述评》，《历史教学)2006年第11期。
【18】比如，Carol Benedict，Bubonic Plague in Nineteenth—Century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f弋灭h匕近代中国：衢生の制度化j匕社会变容』、东京：研文出版、2000；赖文、李永宸：《岭南瘟疫史》，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张大庆：《中国近代疾病社会史(1912～1937)》，山东教育出版社，2006年；李洪河：《新中国的疫病流行与社会应对(1949—1959)》，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张泰山：《民国时期的传染病与社会——以传染病防治与公共卫生为中心》，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王小军：《疾病、社会与国家：20世纪长江中游地区的血吸虫病灾害与应对》，江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等。
【19】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周琼：《清代云南瘴气与生态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另外也有些相关的论文，可以参阅佳宏伟和高凯的前揭论文。
【20】曹树基、李玉尚：《鼠疫：战争与和平——中国的环境与社会变迁(1230—1960)》，第17、444页。
【21】李化成、沈琦：《瘟疫何以肆虐?——一项医疗环境史的研究》，《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辑。
【22】Angela Ki Che Leung ，Leprosy in China：A Histo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8．该着出版后，引起了国际学界广泛地关注和好评，具体情况，可以参阅杨璐玮、余新忠：《评梁其姿(从疠风到麻风：一种疾病的社会文化史)》，《历史研究》2012年第4期。
【23】[美]约翰•麦克尼尔：《环境史研究现状与回顾》，王晓辉译，载刘新成主编：《全球史评论》第四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4页。
【24】Frank Huisman and John Harley Warner eds，Locating Medicine History：the Stories and Their Meanings，特别是PP．1-30，167—193，309—337．同时亦可参阅[美]约翰•伯纳姆：《什么是医学史》，颜宜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5—137页。
【25】参阅余新忠：《新世纪中国医疗社会文化史刍议》，载余新忠、杜丽红主编：《医疗、社会与文化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一XlI页；蒋竹山：《当代史学研究的趋势、方法与实践：从新文化史到全球史》，台北：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第85—108页。
【26】William Cronon，“The Uses of Environmental History，”Environmental History Review，v01．17，no．3，1993，PP，12一18．转引自梅雪芹：《环境史研究叙论》，第78页。
【27】参阅夏明方：《历史的生态学解释——21世纪中国史学的新革命》，第39—4l页。
【28】E．S．Rogers，Human Ecology and Health：An Introduction for Administrators，New York：Macmillan，1960，P．vii．转引自[美]詹姆斯•A•特罗斯特：《流行病与文化》，刘新建、刘新义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8年，第37页。
【29】参阅余新忠：《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一项医疗社会史的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5一11、120—158页；梁其姿：《疾病与方士之关系：元至清间医界的看法》，黄克武主编：《中央研究院第三届国际汉学会议论文集历史组•性别与医疗》，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2年，第185—194页。
【30】Alain Corbin，The Foul and the Fragrant：Odor and the French Social Imagina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31】阙名：《燕京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114页。
【32】王士雄：《随息居霍乱论》卷上，见曹炳章校刊：《中国医学大成》，中国中医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4册，第654页
【33】关于传统医学疾病地理学的探讨，可参阅Marta E．，Han．son：Speaking of Epidemics in Chinese Medicine：Disease and the Geographic imagination in Late Imperial China，London，New York：Routledge，2010，PP．25—68。
【34】参阅[美]唐纳德•沃斯特：《自然的经济体现：生态思想史》，侯文惠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特别是“中译本序”和第十七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