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
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
游逸飞
台湾大学历史系博士
包山楚简司法文书记载的大量干支日，是中央司法长官左尹下达命令、审理案件的日期。左尹官署的行政日期是否反映了楚国官署的择日宜忌，参考了某种已亡佚的楚国《日书》？刘信芳与张伯元对包山楚简曆谱的复原，说明《受期》与《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两篇的干支日绝大多数可排入“东周之客许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归胙于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郢之岁”，也就是楚怀王十二年（西元前317年）的曆谱。[1]而《疋狱》的干支日期亦可排入楚怀王十二年的曆谱。根据《受期》、《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与《疋狱》，我们可在一定程度上复原楚怀王十二年的左尹官署行政日期，从中窥测楚国官署的择日宜忌传统的存在。
一 干支规律的发现
（一）《受期》
《受期》61枚简共有118个干支日，[2]可分接受命令的日期与预定执行的日期两种。若据天干十日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受命
4
7
2
0
12
13
0
11
4
7
执行
2
10
2
0
6
8
0
17
3
10
若据十二地支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受命
0
11
6
0
4
8
3
8
5
4
4
7
执行
0
11
1
0
5
13
2
10
3
5
2
6
由上可知，118个日期没有任何一个落在天干的丁日与庚日、地支的子日与卯日，其或然率过低，不宜从偶然的角度加以解释。丁、庚、子、卯日，应是《受期》所见楚国左尹官署不办公之日。
（二）《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
《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35枚简共有170个干支日，[3]陈伟认爲是左尹将案件交付属下办理的日期。[4]若据天干十日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次数
14
22
18
0
27
28
0
26
22
13
若据十二地支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次数
0
21
23
0
19
17
13
16
18
11
8
24
由上可知，《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170个日期同样没有任何一个落在天干的丁日与庚日、地支的子日与卯日。加上《受期》118个日期，我们已有288个案例证实丁、庚、子、卯日，无疑是楚国左尹官署不办公之日。
（三）《疋狱》
《疋狱》23枚简共有24个干支日，[5]大抵爲案件告诉的日期。若据天干十日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甲
乙
丙
丁
戊
己
庚
辛
壬
癸
次数
4
2
0
0
6
2
0
6
2
2
若据十二地支将之分类，可得统计数字如下：
子
丑
寅
卯
辰
巳
午
未
申
酉
戌
亥
次数
0
4
1
0
2
3
2
0
3
4
4
1
由上可知，24个日期没有任何一个落在天干的丙日、丁日与庚日，地支的子日、卯日与未日。考量到《受期》与《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呈现的情况，《疋狱》的丙日、卯日不见记载，应当只是统计样本数不足之故。丁、庚、子、卯，才是楚国左尹官署不办公之日。
（四）小结
上述楚怀王十二年的312个干支日，反映左尹官署的不办公之日只落在丁、庚、子、卯之日。此现象显非偶然，而有其制度性原因。十二地支有子、卯两日，平均每六日有一天不办公。天干十日有丁、庚两日，平均每五日有一天不办公。后者不禁令人联想到《史记》《万石张叔列传》所言“建爲郎中令，每五日洗沐归谒亲。”[6]大庭脩、廖伯源皆曾撰文探讨的汉朝官吏“五日一休沐”之制。[7]然而汉代休沐制度并非所有官员于同日休沐，而是轮流休沐，只是频率爲五日一休。故包山楚简反映的不办公之日不同于汉代官吏“五日一休沐”之制，而是左尹官署整体的不办公之日。
综合天干与地支的规律，六十甲子内符合规律者有丁卯、丁丑、丁亥、丁酉、丁未、丁巳、庚午、庚辰、庚寅、庚子、庚戌、庚申、甲子、丙子、戊子、壬子、己卯、辛卯、癸卯、乙卯，共二十日，平均每三日有一天不办公。当代政府普遍採行周休二日（每七日有两日不办公）之制，战国楚国左尹官署则行每六日有两日不办公之制，两者频率相近，似反映战国楚国官僚制的运作已比较成熟完备。
二 反例及解释
（一）《集箸》、《贷金》、《案卷》所见的反例
《受期》、《所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疋狱》未见反例，但其他包山楚简司法文书可见24个干支日，裏头有六个丁、庚、子、卯之日的办公之例，似与上文提出的不办公规律矛盾，值得深究。
首先指出楚怀王九年《集箸》简4的“丁巳”，事涉地方官吏登记户口；楚怀王七年《贷金》简115的“庚午”，事涉中央令尹、越异之大师下令地方借贷黄金；楚怀王十年《案卷》简120-121的“乙卯”、“丁巳”，事涉下蔡人民向地方官吏提出告诉。[8]以上四例均非楚怀王十二年之事，当天所处理的行政事务又不直接涉及左尹，并非有效反例。
真正的反例是楚怀王十二年《案卷》简126与128背的两个五月“癸卯”。[9]简126-128所叙爲同一案件，两个“癸卯”指同一天，实爲一例，事涉左尹命令地方官吏调查编户的同居情况。该例确切说明楚怀王十二年五月癸卯左尹官署曾经办公，不符上述丁、庚、子、卯日不办公的规律。
然而包山楚简司法文书三百多个干支日里，有效的反例仅此一例，其篇章分类又与正面之例有别，将之视爲特例，并不爲过。目前不宜据此否定楚怀王十二年左尹官署于丁、庚、子、卯日不办公的规律。
（二）《后汉书》与九店《日书》提供的解释
目前虽无直接证据可以解释上述规律，却有后世史料如《后汉书》《王充列传》可资参考：
明帝时，公车以反支日不受章奏。[10]
东汉朝廷曾因反支日的禁忌，于当日不接受臣民上奏。该记载反映中国古代择日宜忌传统对官僚制的影响，已体现于法制规定之上，并非只限于文化、社会层面。[11]虽然战国与东汉时代悬隔，包山楚简所反映的行政现象仍可能与《后汉书》相似，都是受择日传统影响而产生。[12]
但包山楚简反映的择日宜忌传统应与反支无关。睡虎地秦简《日书》清楚说明反支日是依据朔日干支计算出的兇日，每月不同。[13]上述丁、庚、子、卯日不办公的现象，几乎见于楚怀王十二年整年，故丁、庚、子、卯日并非据秦汉反支推算而得。
九店楚简《日书》《五子、五卯和五亥日禁忌》篇记载：
凡五子，不可以作大事，不城（成），必毁，其身又（有）大咎；非贰其身，伥（长）子受其咎。……凡五卯，不可以作大事。[14]
该《日书》随葬于九店56号墓，考古断代爲战国晚期，[15]是现有的时代与地域最近似包山楚简的择日资料。九店《日书》记载子、卯日不得作大事，或与楚怀王十二年左尹官署于子、卯之日不办公有一定关联。[16]
三 余论
上文揭示了楚怀王十二年左尹官署于丁、庚、子、卯日不办公的规律，并推测此规律是一种时日禁忌，反映了战国中期楚国的行政择日现象。然而上述楚怀王七年至十年其他官署的反例，却暗示了丁、庚、子、卯日的择日宜忌可能只适用于楚怀王十二年。倘若真的如此，丁、庚、子、卯日的挑选，来源可能有二：第一是长期沿用的择日文本，但日期宜忌虽固定，但随年份而变。第二是每年年初进行的巫祝占卜，日期宜忌的不固定性较强。期待未来有更丰富的新资料出土，使楚国官署的择日宜忌传统问题得以解决。
* 本文初稿曾报告于“包山楚简研读会”、“中国古代史讨论会”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主办“古文字学青年论坛”（2013.11.25-26），后刊于王沛编《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二辑）》（上海：上海人民，2013），页202-208。今稿又略有修订，写作过程得到周凤五、张伯元、刘增贵、来国龙、许学仁、邢义田老师，郭永秉、林宏佳、高震寰等学友的指教，在此致谢。唯一切文责仍由我自行负责。
[1] 参刘信芳，《战国楚曆谱复原研究》，收于氏着，《包山楚简解诂》（台北：艺文印书馆，2003），页325-339；张伯元，《包山〈受期〉简中的错简》，将刊于《出土文献与法律史研究（第二辑）》。
[2],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北京：经济科学，2009），页15-19。唯陈伟认为简58、77的格式与其他《受期》简不同，应该剔出。刘信芳则据复原的曆谱，将简77繫于“大司马卲阳败晋师于襄陵之岁”（西元前322年）。张伯元则指出简77的“
游逸飞：丁、庚、子、卯日不办公──从包山楚简论战国楚国左尹行政的择日宜忌（爨）月辛未之日”亦见于简67，唯其复原的曆谱与刘信芳不同，故将两简归入“宋客盛公边聘于楚之岁”（西元前318年）。此外尚可指出简63的格式也较不完整。但因以上说法尚非定论，且以上四简的干支规律与他简并无不同，故仍将之列入统计。参陈伟，《包山楚简初探》（武汉：武汉大学，1996），页49；刘信芳，《战国楚曆谱复原研究》，收于氏着，《包山楚简解诂》，页333；张伯元，《包山〈受期〉简中的错简》。
[3]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页78-81。
[4] 参陈伟，《包山楚简初探》，页65。
[5]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页36-38。
[6] 见司马迁，《史记》（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2765。
[7] 参大庭脩着，林剑鸣等译，《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收于氏着，《秦汉法制史研究》（上海：上海人民，1991），第四篇第七章，页458-474；廖伯源，《汉官休假杂考》、《汉代官吏之休假及宿舍若干问题之辨析》、《评大庭脩着<汉代官吏的勤务与休假>及其中文译本》，收于氏着，《秦汉史论丛》（台北：五南，2003），页307-391。
[8]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页3、48、53。
[9]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页54。
[10] 见《后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59），页1640。
[11] 《二年律令．田律》简250规定“毋以戊己日兴土功。”暗示这一现象可能已见于汉初，甚至更早。见彭浩、陈伟、工藤元男编，《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上海：上海古籍，2007），页191。
[12] 我曾主张只要条件一致，时代悬隔的史料亦可互证。参游逸飞，《汉代法制史新取径──以<二年律令>与<名公书判清明集>的禁赌为例》，《史原》复刊第2期（总第23期，2011，台北），页179-203。
[13] 参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研究》（台北：文津，1994），页300-307。
[14] 见陈伟等，《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十四种］》，页315。引用此资料承张伯元老师提示。
[15] 参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江陵九店东周墓》（北京：科学，1995）。
[16] 九店《日书》没有丁、庚日不办公的相关记载，似说明左尹行政不完全依据九店《日书》。左尹行政的依据或许是当时更高级的择日方式，但其择日原理与九店《日书》有一定的同质性，故其结果亦有一定的雷同。发掘者推测九店56号墓为庶人墓。上述现象或许反映战国中晚期楚国贵族与庶人文化传统的交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