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以《篆隶万象名义》印证《说文》一例
冀小军
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引言
《说文·人部》：“侊，小皃（貌）。从人，光声。《春秋国语》曰：‘侊饭不及一食。’”今本《国语·越语下》：“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今岁晚矣，子将奈何？’”三国吴韦昭注：
觥，大也。大饭谓盛馔。盛馔未具，不能以虚待之，不及壶飧之救饥疾。言己欲灭吴，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余力。
一般认为“侊”与“觥”音义同，但许说与韦注义正相反。清吴玉搢《说文引经考》云：“《说文》‘侊’训‘小貌’，而引《国语》，语意相戾，疑误。”这种看法也是自宋代以来多数学者的意见[1]。迄今为止，尚未见有人对韦注提出疑问。
近年来，笔者常翻检日本释空海所编《篆隶万象名义》[2]，无意中发现了可能对许说有利的证据。为疏通相关材料，我们广泛搜集各家之说，并逐一加以检讨。以我们现在的认识来看，许说并不误，而韦注则是不能成立的。今将拙见草成此文，以就正于读者。
一、《说文》“侊”字条校订
从上引材料看，《说文》除释义与韦注不同外，其引文作“一食”，也与《国语》“壶飧”不同。
《诗·伐檀》三章毛传：“孰（熟）食为飧”，陆德明释文：“飧，素门反。《字林》云：‘水浇饭也。’”《古今韵会举要·魂韵》：“飧，《说文》：‘餔也’，谓晡时食也。本从夕食，言人旦则食饭，夕则食飧。”胡吉宣云：“《六书故》：‘飧，夕食也。古者夕则餕朝膳之余，故熟食曰飧。……’案：熟食剩余，至夕而浇水食之，今人晚餐犹然。”[3]“飧”为水浇饭，以壶盛之，故曰“壶飧”。
古书中“壶飧”或作“壶餐”。《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昔赵衰以壶飧从，径[4]，馁而弗食。”“飧”字，阮元《校勘记》云：“闽本、监本、毛本作‘餐’。”《资治通鉴·汉纪五十八》：“今朝廷之议，吏有着新衣、乘好车者，谓之不清；形容不饰、衣裘敝坏者，谓之廉洁。至令士大夫故汙（污）辱其衣，藏其舆服；朝府大吏，或自挈壶飧以入官寺。”胡三省音注：“飧，苏昆翻。熟食曰飧。”《三国志·魏书·和洽传》“壶飧”作“壶餐”。我们讨论的这条谚语，在宋代小学书中也有异文：
侊，公黄、公横二切。《国语》云：“侊饭不及壶沧。”注云：“侊，大也。大饭谓盛馔。”（《玉篇·人部》）
侊，小皃。《春秋国语》曰：“侊饭不及壶湌。”（《广韵·庚韵》古横切觵小韵）
侊，《说文》：“小皃”，引《春秋国语》“侊饮不及一餐”。（《集韵·庚韵》姑横切觵小韵、《类篇·人部》）
案：《玉篇》作“壶沧”，无义可说，“沧”当为“湌”之形近讹字；根据《说文》，“湌”是“餐”字或体，《广韵》作“湌”，《集韵》、《类篇》则作“餐”。此外，《集韵》、《类篇》中“侊饮”之“饮”当为“飰”（俗饭）字之讹[5]；“飰”字手书或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6]”，与“饮”形近。
清代学者对《说文》“侊”字条的意见，可谓众说纷纭[7]。下面择要加以介绍。
（一）关于“侊，小皃”
清代治《说文》者多云许说有误，段玉裁等人更是明确指出“小”当作“大”；独承培元力主许说不误。其《说文引经证例》云：
今《国语》曰：“觥饭不及壶飧”，韦昭注：“觥，大也。大饭，盛馔。饥时不及待，不如得壶飧可以救饥也”，喻欲急取吴之意。今鄦（古许字）云云，似谓细尝不及急食，意同而语异。或谓“侊”当训“大皃”，“小”字盖传写之讹。以次“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案之，“小皃”不误也。
案：以“细尝”来解释“侊饭”，在训诂上缺少根据，其说不足论。不过，承氏可能参考了董增龄的《国语正义》[8]。董氏云：
《说文》引《国语》作“侊饭不及一食”；侊，小貌。龄案：《曲礼》：“小饭而刺之。”“小饭”言进粒少也，粒少则饱迟；“一食”犹言大嚼，言小饭不如大嚼之速得饱也，喻时不能久待。宏嗣训觥为大，与许叔重异义。
案：董氏所引“小饭而刺之”，出自《礼记·少仪》，原文作“小饭而亟之”[9]，郑玄注：“亟，疾也。备哕噎若见问也”，孔颖达疏：“小饭谓小口而饭，亟谓疾速而咽。小饭而备哕噎；速咽之，备见问也。”这种意思的“小饭”，祇是在特定语境中的特殊用法，董氏用它来解释谚语中的“侊饭”，显然是不妥当的。
各家说法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段玉裁《说文注》。段氏云：
“小”当作“大”，字之误也。凡“光”声之字多训“光大”， 无训“小”者。……许所据《国语》作“侊”，“侊”与“觥”音义同。《广韵》十一唐曰：“侊，盛皃”，用韦注；十二庚曰：“侊，小皃”，用《说文》，盖《说文》之讹久矣。
案：所谓“某声之字多训某”，是说某种可能性较大而已，并非说绝对如此。以“侊”字为例，“侊”与“觥”音义同，而“觥”本作“觵”（从角黄声）；“黄”声之字固多训“大”，但亦有训“小”者，如《集韵·庚韵》胡盲切横小韵：“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字林》：‘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小被也’”、“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小瓦谓之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且“侊”既训“大”，如何又讹为“小”，段氏也没有一个合理的解释。王筠《说文句读》云：“此由与‘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连文而讹也”，认为“小”字是涉上条“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小皃”而误。但此说显然不可信，因为承培元就是以同样理由来证明“小”字不误的（看上引承氏语）。由此可见，无论是肯定许说还是否定许说，双方都缺少令人信服的证据。
此外，陈瑑《国语翼解》云：
《说文》：“侊，小貌。《春秋国语》曰：‘侊饭不及壹食。’”今刻本又省“壹”作“一”，“侊”、“觥”同声通假。“觥，大”者，《太玄经》“觥羊之毅”注：“觥羊，大羊也”。许训“小”，此训“大”，亦相反为训。[10]
案：“相反为训”即通常所说的“反训”，指一个词存在着意义相反的两种解释。《尚书·盘庚中》：“臭厥载”，孔颖达疏：“‘臭’是气之别名，古者香气秽气皆名为臭。《易》云：‘其臭如兰’，谓香气为臭也；《晋语》云：‘惠公改葬申生，臭彻于外’，谓秽气为臭也。”“臭”有“香气”、“秽气”二义，这是人们常举的例子。不过，这两种意思是不会出现在同一语境中的。“其臭如兰”之“臭”，不可能既是“香气”，同时又是“秽气”；“臭彻于外”也是如此。就“觥饭不及壶飧”而言，许是则韦非，韦是则许非，没有调和的余地。此说亦不可信。
（二）关于“侊饭”
《说文》中的“侊饭”，《集韵》、《类篇》引作“侊饮”；《国语》中的“觥饭”（公序本），也有异文作“觥饮”（明道本）[11]。对于此类异文，多数学者都认为作“饮”者误，汪远孙则认为“饭”是讹字。《太平御览》卷七百六十一引《国语》曰“觥饮不及壶飧”，又引旧注云：
言志在觥饮，虑不至壶飧。喻己用德小不能远图。
汪氏以此为东汉贾逵注。其《三君注辑存》[12]云：
案：此与韦解相反。《说文》：“侊，小皃”，引《春秋国语》“侊饭不及一食”，“饭”与“饮”、“壹食”与“壶飧”形近而误。叔重多用师说，当是贾侍中注。从“光”之字皆训“大”，而云“小”，此“以徂为存”、“以乱为治”之例。
案：所谓“与韦解相反”，是说此注与《说文》相同亦训“觥”为“小”。其实，这是汪氏的误解。注曰“志在觥饮”，等于说祇想着饮酒，故下文云“喻己德小”，“觥”字显然是指饮器（《国语》上文又有“肆与大夫觞饮，无忘国常”之语，与“觞饮”比较，亦可证“觥饮”的用法）。此外，汉晋之间为《国语》注者，尚有郑众、杨终、王肃、孙炎、虞翻、唐固、孔晁等人，还可能有过一些后世失传的佚名旧注[13]，而汪氏仅凭“叔重多用师说”，就断言此“当是贾侍中注”，理由也是不充分的。
下面简单讨论一下这条旧注。
对于“壶飧”，人们并不陌生，但很少有人了解其真正的用途。黄金贵指出：“壶飧”主要用作人们外出或田间劳作时携带的简易熟食[14]。此说极精闢，为以往言“壶飧”者所未及。在注者看来，“觥饮”言居家，为近；“壶飧”言出行，为远，故“志在觥饮，虑不至壶飧”，是比喻自己因德小而不能远图。不过，按照这样的理解，不仅改变了谚语原有的结构，还须添加若干不可省略的成分（后者也是包括韦注在内一些学者的通病），这是很不合理的。
（三）关于“一食”
多数学者认为“一”当作“壶”；“壶”因形近讹为“壹”，又省作“一”。其中又分两派：惠栋《读说文记》、桂馥《说文义证》、王煦《说文五翼》等根据《国语》，认为“一食”当作“壶飧”；钮树玉《说文解字校录》、苗夔《说文繫传校勘记》、段玉裁《说文注》等则根据《玉篇》、《广韵》、《集韵》，认为“一食”当作“壶湌”。前者如王氏《五翼》云：
《越语》：“侊饭不及壶飧”，韦注：“侊饭，盛馔也”。《说文》本似误“壶飧”为“壹食”，传写又误“壹”为“一”也；《玉篇》引《国语》作“侊饭不及壶沧”，“沧”字亦误，俱宜依《国语》改正。
后者如《段注》云：
“壶湌”，各本作“一食”。“一”由“壶”、“壹”递讹，“食”夺偏旁，今依《玉篇》、《广韵》所引《说文》正。“湌”者，《食部》：“或餐字也”，《集韵》正作“餐”。“壶湌”犹《左传》赵衰之“壶飧”。
案：由段氏云“‘壶湌’犹《左传》赵衰之‘壶飧’”，可知两派之别祇是文字不同，并不涉及文义的理解。比较而言，段氏等人根据《玉篇》、《广韵》校正《说文》，要更合理一些。因为《广韵》、《集韵》庚韵所云全本《说文》，其字作“湌”、“餐”，并不作“飧”；《玉篇》释义虽从韦注，但引《国语》用“侊”则是根据《说文》，其字作“沧”，显然也是“湌”之讹字；而古书中“壶飧”或作“壶餐”，亦可作为旁证。故段氏等人“一食”当作“壶湌（餐）”之说是可信的。不过我们认为，“壶湌（餐）”仍应读为“壶飧”。
在今本《说文》中，“湌”是“餐”字或体，《食部》：“湌，餐或从水”。桂馥、俞樾均对此提出过质疑[15]。桂氏《义证》云：
“餐或从水”者，“餐”当为“飧”，本“飧”之或字也，……今错属“餐”下。
俞氏《儿笘录》云：
《释名·释饮食》曰：“餐，乾也，乾入口也。”从水作“湌”，似为无理。今按：“湌”者，“飧”篆之重文也。《说文》曰：“飧，餔也。从夕、食。”《诗·伐檀》篇正义引《说文》曰：“飧，水浇饭也。从夕、食。”今《说文》无此文，然“水浇饭”为“飧”则古有此义，故《伐檀》篇释文引《字林》曰：“飧，水浇饭也”，《玉篇·食部》曰：“飧，水和饭也”，《释名·释饮食》曰：“飧，散也，投水于中解散也”，皆其证也。疑古本《说文》当曰：“飧，餔也。一曰：水浇饭也。从夕、食”，又出重文“湌”，曰：“飧或从水”，正合“水浇饭”之义。因“飧”、“餐”二篆相近，传写者误移“飧”下之重文为“餐”下之重文。
清朝末年，黎庶昌等人在日本发现了原本《玉篇》残卷，《食部》作（原文为连续排列）[16]：
飧，苏昆反。……《说文》：“飧，餔也。”……
湌，《说文》今<亦>[17]湌<飧>字也。
餔，补湖反。……《说文》：“[餔，]日加申时也。”……
餐，旦<且>舟<丹>反。……《说文》：“食<餐>，吞也。”……
案：“飧”、“餔”、“餐”三字顺序与《说文》同，“湌”则次于“飧”字之下，正与桂、俞二家说相合。《集韵·魂韵》苏昆切孙小韵：“蕵、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尔雅》：‘须，蕵芜’，郭璞曰：‘似羊蹄，叶细。’或从湌。”亦可证“飧”、“湌”二字同音。“湌”本为“飧”字或体，这应该是《说文》引《国语》而作“壶湌”的最合理的解释。
原本《玉篇》成书于梁大同九年（543年）[18]，野王所见《说文》，“湌”字尚在“飧”下。然而，在人们的日常书写中，情况却很不一样。根据笔者的考察，以“湌”为“餐”的用法在新莽初期已经出现，且至迟在东汉末年已成为文字书写的主流，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唐代初期，后始为减笔之“飡”字所取代[19]。另一方面，五代以来古书多以板本行世[20]，其俗字或体亦往往被刊印者改为正字。而在改“湌”为“餐”的同时，一些原本用作“飧”的“湌”字，也由于误解而被误改，如古书中“壶飧”、“盘飧”、“饔飧”、“飧泄”（中医名词）等普遍存在的“餐”字异文，实际上就是这种误改的产物（与通假或同义替换无关）。在宋代小学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湌”、“餐”二字的两种用法以及相应的两种读音，如《集韵》（《类篇》略同）：
飧、餐，《说文》：“餔也”，谓晡时食。或作餐，通作湌。（魂韵苏昆切孙小韵）
湌，水沃饭曰湌。（同上）
餐、湌，千安切。《说文》：“吞也，或从水。”俗作飡[21]，非是。（寒韵）
“飧”、“餐”二字音义均不同，由于本是“飧”字或体的“湌”被用作“餐”，所以“餐”字有作“湌”的或体；又由于古书中一些原本用作“飧”的“湌”字，因为误解被改成“餐”，所以“飧”字也有作“餐”的或体；不过“飧”字祇有“苏昆切”之音，则表明它并不直接与“餐”字发生关係[22]。这正是古书中“飧”、“湌”、“餐”三字使用情况的客观反映。因此，把“壶湌（餐）”读为“壶飧”是没有问题的。
在有关“一食”的讨论中，比较特殊的是姚文田的意见。他不仅认为《说文》的“一”字不误，而且还认为《国语》的“壶”字也应该是“壹”。姚氏云：
“食”乃“飧”之烂文，“壶”乃“壹”之讹字。“壹飧”见《梁孝王世家》，“一飧”见《三国志·贾诩传》注，“壹”、“一”同字。《史记·淮阴侯列传》注：“如淳曰：小饭曰飧。”[23]
王筠《句读》从之，并进一步解释说：
“侊饭不及壹飧”者，盛馔非一时可具，不及小饭之疗饥也。
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后亦改从此说：
《越语》：“觥饭不及壶湌”，言盛馔难具，不如壶湌之疗饥速也。【补遗】按：“壶”疑“壹”之误。“壹飧”见《史记·梁孝王世家》，“一飧”见《三国志·贾诩传》注。
为便于讨论，我们先将姚氏提到的《史记·淮阴侯列传》注、《梁孝王世家》及《三国志·贾诩传》注引在下面（所据均为中华书局本）：
夜半传发，选轻骑二千人，人持一赤帜，从间道萆山而望赵军，诫曰：“赵见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赵壁，拔赵帜，立汉赤帜。”令其裨将传飱，集解：“徐广曰：‘音湌也。’服虔曰：‘立驻传湌食也。’”曰：“今日破赵会食！”集解：“如淳曰：‘小饭曰湌[24]，言破赵后乃当共饱食也。’”（《史记·淮阴侯列传》）
及闻梁王薨，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曰：“帝果杀吾子！”景帝哀惧，不知所为。与长公主计之，乃分梁为五国，尽立孝王男五人为王，女五人皆食汤沐邑。于是奏之太后，太后乃说，为帝加壹湌[25]。（《史记·梁孝王世家》）
昔韩信不忍一餐之遇[26]，而弃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跱之势，利剑已揣其喉，乃歎息而悔，所以见烹于儿女也。（《三国志·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阎忠语）
案：《淮阴侯列传》于“夜半传发”后，分叙二事：一是“选轻骑二千人……”，一是“令其裨将传飱”。由于此时并非饭时，所谓“飱”不过点饥而已，故如淳曰“小饭曰湌，言破赵后乃当共饱食也”。《梁孝王世家》“太后乃说（悦），为帝加壹湌”，则是说太后为嘉许景帝而稍进饮食（比较上文“窦太后哭极哀，不食……景帝哀惧，不知所为”）。此“壹湌”不可省称“湌”（《汉书》作“为帝壹餐”），而“小饭曰湌”之“湌”亦不可称“壹湌”，故知二者不同。《三国志》裴注引《九州春秋》所言韩信事，见《史记·淮阴侯列传》，时蒯通劝韩信与刘、项“参分天下，鼎足而居”，信不肯，曰：“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阎氏所谓“韩信不忍一餐之遇”，即据此而言；“一餐”犹言一顿饭，然亦非如淳曰之“小饭”。姚氏将三者混为一谈，实属不当。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将《说文》“侊”字条重新写出：
侊，小皃。从人，光声。《春秋国语》曰：“侊饭不及一<壶>食<湌（飧）>。”
二、“觥，大也”及相关训释讨论
在唐以前古书中，训“觥”为“大”者仅有两例：一是三国吴韦昭《国语》注，一是晋范望《太玄》注。后人援引韦注时，亦往往以范注作为旁证。我们可以通过对范注的讨论，来看看训“觥”为“大”的问题。扬雄《太玄·毅》：
觥羊之毅，鸣不类。测曰：觥羊之毅，言不法也。
司马光集注：“范曰：‘觥羊，大羊也。’光谓：羊，很物也；类，善也。……小人刚很，言无所择，不顾法度也。”
案：“羊，很物也”谓羊性执拗，古书中多见此类说法。《史记·项羽本纪》：“（宋义）因下令军中曰：‘猛如虎，很如羊，贪如狼，强不可使者，皆斩之。’”《说文·彳部》：“很，不听从也”，徐锴繫传：“宋义曰：‘很如羊。’羊之性，愈牵愈不进。”梁萧绎《金楼子·立言上》载卞彬《禽兽决录》云：“羊淫而狠，猪卑而孪。” [27] 据上引司马注，可知扬雄是以“觥羊”来比喻“刚很”之小人；而由宋义、卞彬等均称“羊”，又可知古人作此类表述时，无须强调其为“大”羊[28]。因此，范注“觥羊，大羊也”等于说“觥”字无义，这恐怕不是扬氏的本意。
《说文·角部》：“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从角，黄声。其状觵觵，故谓之觵。觥，觵俗从光”，徐锴繫传：“觥，曲起之皃。”所谓“其状觵觵，故谓之觵”，是对饮器“觵”得名缘由的说明。依小徐说，“觵觵”所言为兕角“曲起之皃”，但古书中形容角弯曲时多言“觓（觩）”，如《说文·角部》：“觓，角皃。《诗》曰：‘兕觵其觓’”，今本《诗·小雅·桑扈》作“兕觥其觩”，陆德明释文：“觩，音虬。本或作觓”，朱熹集传：“觩，角上曲貌”；字亦作“捄”，《周颂·良耜》：“有捄其角”，郑玄笺：“捄，角貌”，朱熹集传：“捄，曲貌”；或重言“球球”，《穀梁传·成公七年》：“郊牛日，展觓[29]角而知伤”，范甯集解：“觓，球球然角貌”，陆德明释文：“觓，其樛反，一音求。角貌”，均是其证，而言“觵觵”者则未曾一见，故世人不信小徐之说。下面是清儒的意见：
“觵觵”，壮皃，犹“僙僙”也。《后汉书》曰：“关东觥觥郭子横。”（段玉裁《说文注》）
“其状觵觵，故谓之觵”者，“觵觵”当为“横横”，“觵”、“横”声相近，《后汉书·郭宪传》：“关东觥觥郭子横。”本书之例，凡“故谓之”云者，皆取声同之字以为训也。“横”谓充满强大，……《太玄》：“觥羊之毅”，注云：“觥羊，大羊也”；本书：“桄，充也”。觵，大爵，故曰“其状觵觵”。（桂馥《义证》）
“觵觵”者，充满壮大之皃也。《释言》：“桄，充也”；汉之“横门”，亦曰“桄门”。凡从“黄”声、“光”声之字，皆有“大”意。……《后汉书·郭宪传》：“关东觥觥郭子横。”《太玄经》注：“觥羊，大羊也。”（王筠《句读》）
“觵”，……【叚借】为“侊”[30]。《越语》：“觥饭不及壶飧”，注：“大也”；《太玄·毅》：“觥羊之毅”，注：“大羊也”。又重言形况字。《后汉书·郭宪传》：“关东觥觥郭子横”，注：“刚直之貌”。【声训】《说文》：“其状觵觵，故谓之觵。”（朱骏声《通训定声》）
案：以上四家可分为两类：段、桂、王三家说大同小异，他们把“其状觵觵”、“觥觥郭子横”及“觥羊”看作同一词的不同用法，并试图给出一个一贯的解释。朱氏则将“觥羊”、“觥觥郭子横”看作意义不同的“叚借”；此外，他虽指出“其状觵觵，故谓之觵”是“声训”，但并未说明“觵觵”应该如何理解？它与“觥觥郭子横”又是什么关係？从原则上说，我们倾向于段氏等人的做法，因为很难想像“觥”字的用法会如朱氏所言是一盘散沙。
我们认为，“觵觵”应从段氏读为“僙僙”；但“僙僙”并不是“壮皃”，而是“武皃”，《广韵·唐韵》古黄切光小韵：“僙，僙僙，武皃”。亦作“洸洸”，《诗·大雅·江汉》：“武夫洸洸”，毛传：“洸洸，武貌”。《尔雅·释训》：“洸洸，武也”，郝懿行义疏：“洸者，声借之字，古无正体。《释文》云：‘洸，舍人本作僙。’然‘僙’亦或体，《盐铁论·徭役篇》引《诗》作‘武夫潢潢’，《玉篇》作‘趪’，云‘……趪趪，武皃’。”兕角硕大坚实，孔武有力，故古人以“觵觵”状之，而以兕角为之的饮器亦因此得名为“觵”。
“武皃”是古书常训，实为三家说所本。但段氏等人囿于“凡从‘黄’声、‘光’声之字，皆有‘大’意”的成见，不仅深信韦、范之说，还试图以“大”来贯穿“觥”字诸义，故改训为“壮”，为“充”，为“强”。[31]“壮”与“武”义相近[32]，用来解释“武夫洸洸”及兕角“觵觵”之状，尙无大碍；但对于“觥觥郭子横”来说，就有点儿扞格不通了。《后汉书·郭宪传》云：
时匈奴数犯塞，帝患之，乃召百僚廷议。宪以为天下疲敝，不宜动众。谏争不合，乃伏地称眩瞀，不复言。帝令两郎扶下殿，宪亦不拜。帝曰：“常闻‘关东觥觥郭子横’，竟不虚也。”李贤注：“觥觥，刚直之貌。音古横反。”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
从“帝令两郎扶下殿”及“宪遂以病辞退，卒于家”等语来看，此时的郭宪已是老迈之人，与“壮皃”、“充满强大”毫不相干。而光武之所以感慨“觥觥郭子横”不为虚语者，当是因其刚强不屈，“谏争不合，乃伏地不复言，下殿亦不拜”之故。《传》又云：
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召仲子，仲子欲往。宪谏曰：“礼有来学，无有往教之义。今君贱道畏贵，窃所不取。”仲子曰：“王公至重，不敢违之。”宪曰：“今正临讲业，且当讫事。”仲子从之，日晏乃往。莽问：“君来何迟？”仲子具以宪言对，莽阴奇之。及后篡位，拜宪郎中，赐以衣服。宪受衣焚之，逃于东海之滨。莽深忿恚，讨逐不知所在。
可见郭宪不畏强御由来已久，其得“觥觥”之名盖与此事有关，《传》因详载始末。“觥觥”之义，自以李贤注最为确当。
《逸周书·谥法》（《四部备要》所收抱经堂校刊本）：“刚彊理直曰武”，孔晁注：“刚，无欲；彊，不挠；理，忠恕；直，无曲也”。黄怀信等集注引潘振云：“刚以体言，彊兼用言，惟刚故能彊，循理故常直，此大勇也，故曰武。”[33] 约言之，“刚彊理直”则为“刚直”。《魏书·于忠传》：“忠薨，……太常少卿元端议：忠刚直猛暴，专戆好杀，案《谥法》：‘刚彊理直曰武’，‘怙威肆行曰丑’，宜谥‘武丑公’。”郭宪以“刚直”被称为“觥觥”，于忠因“刚直”被议谥为“武”，名虽有异，实则相同。
“觥觥”指人性刚直，“觥羊”之“觥”指羊性执拗，二者当为一词（单複无别，用有褒贬）。“觥觥郭子横”为褒义，称其“刚直”；“觥羊”则为贬义，喻小人之“刚很”。据《汉书·扬雄传》，“哀帝时（前6-前1年）……雄方草《太玄》”；而郭宪得“觥觥”之名，则在成帝绥和年间（前8-前7年）或稍后[34]，二者基本同时。就这一点而言，把“觥羊”之“觥”与“觥觥”看作同一个词也是很合理的。
经过以上讨论，训“觥”为“大”已是孤证单行，难以成立。在第四节中，我们还将结合史实来讨论韦注的合理性，这里就不多说了。
三、“兕觥”及相关问题讨论
觥是一种饮酒器，相传以兕角製成，故又称兕觥。《说文》：“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觥，觵俗从光。”敦煌写本P.2011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庚韵》（宋跋本同）：“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35]，古横反。以兕角为酒器。亦作觵，通俗作觥。”《诗·豳风·七月》：“称彼兕觥，万寿无疆”，犹如今人举杯上寿（称，举也）。觥主要行于商代（说详下文），后人由于闻其名未见其物，所以对觥的形制多有误解。其中，以王国维《说觥》（1915[36]）一文最为着名，今人编纂的各类大型工具书所说之觥（参附图一），都是根据他的意见。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对于王氏之说，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1941）中提出质疑：守宫作父辛觥腹内有一勺（附图一中可见勺柄），说明它是盛酒器而非饮酒器，这与《七月》所说“称彼兕觥”不合；《西清续鉴》（甲编12：17）曾将一角形器（附图二右）定为兕觥，而中央研究院发掘安阳西北冈时，也得到一件与之相似的角形器（有盖，附图二左），故王氏“所定觥之名或须更定”。 [37] 1964年，台湾学者孔德成作《说兕觥》，进一步指出：《诗》言“兕觥其觩”者，乃“状兕觥之觩然而曲也。兕之体不能曲，其角乃曲，则由其状之之词，可知兕觥非雕兕形，而为兕角所製。兕角觩然，觥亦如之也。《说文》：‘觵，兕牛角，可以饮者也。……觥，觵俗从光。’……《三礼图》云：‘以兕角为之。’《西清续鉴》以角形铜器名觥。中央研究院在安阳发掘，亦得与《礼图》、《续鉴》同形之铜器。盖觥本以兕角为之，故曰兕觥。以铜仿製，其形不改，……故仍以兕觥名之也。”[38] 1971年，屈万里又撰《兕觥问题重探》[39]，申论容、孔之说，并逐一反驳了王氏所举六证。屈氏还指出：
常用的器物，往往是最初用实物，后来纔仿照实物的形状，製成陶器或铜器；譬如最初用葫芦盛水或盛酒，后来就仿照葫芦的形状，製成陶质或铜质的壶，便是一例。兕觥在最初，可能是用真正兕牛的角，后来才有青铜製品。
经过容、孔、屈三家的讨论，兕觥是一种像兕角形的饮器应该说已成定论。下面，我们再补充说明几个问题。
（一）关于兕觥的材料
旧说多以兕为犀牛（在大陆学界，此说至今仍是主流观点[40]）。1983年，法国雷焕章神父撰《兕试释》[41]一文，从古文字学、古生物学、古文献学等角度，充分论证了兕不是犀牛，而是野生水牛。其主要结论有如下几点：
1．殷墟甲骨文兕字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它的角不是立在鼻子前端，而是从头后伸出，这一特徵与犀牛不符，但与水牛相合；角上常见表示纹理的刻画，也与水牛角的特徵吻合。
2．殷墟发现的刻有“获白兕”的大兽头骨，经古生物学家鉴定，属于水牛。
3．在记事刻辞中，有一次狩猎捕获多头兕的记载（最多时达40头）。犀牛不成群活动，因此这种事情不可能发生在犀牛身上；但如果兕是野牛，就极有这种可能。
4．从先秦到东晋的绝大多数文献，并无兕是一角的记录（先秦时期的《山海经》是唯一的例外，后来有少数学者受到它的影响）；兕在文献记载中的特徵，与水牛最为接近。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雷氏还转述了丁骕的意见：在甲骨文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字中，角的体形巨大，与某些古代文献所言人们用来喝酒的兽角非常吻合；但要适合做酒杯的话，角必须是中空的，因此它不应该是实心的犀牛角，而应该是空心的牛角[42]。雷氏等人的研究，使我们对兕觥的认识又进一步：最初的兕觥应该是用水牛角（参附图三）製成的。
（二）关于兕觥的用途
旧说以兕觥为“罚爵”。《诗·周南·卷耳》：“我姑酌彼兕觥”，毛传：“兕觥，角爵也”；郑玄笺：“觥，罚爵也。飨燕所以有之者，礼自立司正之后，旅酬必有醉而失礼者，罚之亦所以为乐”；孔颖达疏：
《传》云“兕觥，角爵”，言其体；此言“觥，罚爵”，解其用。言“兕”表用角，言“觥”显其罚，二者相接也。《异义》：“《韩诗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觯，……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飨也。觥亦五升，所以罚不敬。……非所以飨，不得名觞。’《诗》毛说：‘觥大七升。’许慎谨案：觥罚有过，一饮而尽，七升为过多。”由此言之，则觥是觚、觯、角、散之外别有此器，故《礼器》曰：“宗庙之祭，贵者献以爵，贱者献以散，尊者举觯，卑者举角。”《特牲》二爵、二觚、四觯、一角、一散，不言觥之所用，是正礼无觥，不在五爵之例。《礼图》云：“觥大七升，以兕角为之。”……知觥必以罚者，《地官·闾胥》：“掌其比、觵挞罚之事”，注云：“觵挞者，失礼之罚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为之”；《春官·小胥》职亦云：“觵其不敬者”，是以觥罚人之义也。
对于觥为“罚爵”这种说法的可信性，屈万里表示怀疑。他说：
从先秦典籍中说到兕觥的资料看来，没有一处可以证明用兕觥作罚爵的。《周南·卷耳》，是描写家人怀念征夫、想像着征夫借酒消愁的情形。《豳风·七月》，是叙述农民们共饮于豳公之堂，为豳公祝寿的情形。《桑扈》是颂美天子之诗，《丝衣》是绎祭宾尸的乐歌。在这些诗中，绝没有把兕觥当作罚爵的。……
又《春秋》昭公元年《左传》：“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小国赖子知免于戾矣。’”这是在燕礼的场合用兕爵，自然也没有惩罚的意思。……
那么，兕觥这种酒器，可以用在许多场合里；它不但不专门用作罚爵，甚至它是否作罚爵之用，也成问题。
案：屈氏所举的例子中，确实“没有一处可以证明用兕觥作罚爵的”。不过，仅凭这一点，尚不足以否定“觥为罚爵”的旧说。比如《说文》：“自，鼻也。象形”，此说已为殷墟甲骨文所证实，可使用这个本义的例子，在传世古书中就是一个也找不到的。
据《韩诗说》，诸酒器“总名曰爵，其实曰觞。觞者，飨也”，而觥“非所以飨，不得名觞”；孔疏也说觥“不在五爵之例”，可见在古人眼中，用作罚爵的兕觥并不属于常规酒器。既然现有材料不能证明兕觥是否“用作罚爵”，我们不妨换个角度讨论，看看它有没有理由“不用作罚爵”。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在考古发掘中，商代墓葬所出酒器以觚、爵二器（参附图四）为最多，“富者铜觚铜爵，贫者陶觚陶爵，二者出必相连”[43]，这表明觚与爵的组合应是商人最常用的饮酒方式。那么，兕觥作为一种饮器，有没有可能加入这一组合呢？应该没有。我们很难设想，在这些製作精美的酒器旁边，古人会放上一只硕大的原生态水牛角；但如果兕觥是用作罚爵的话，它的原生态就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罚之亦所以为乐”（郑玄语），可见罚爵的设置本身就带有恶作剧的性质。此外，由于形状上的特点，兕觥自身无法直立，这也决定了它不能像一般酒器那样正常使用[44]；但如果用作罚爵，斟满之后即须“一饮而尽”，能否直立也就不成问题了。由此看来，如果兕觥“不用作罚爵”，那倒是让人难以理解的。
那么，为什么先秦典籍中的兕觥，没有一例是用作罚爵的呢？我们认为可能有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觥主要流行于商代，以觥为罚爵并非后世制度。
关于兕觥盛行的年代，一般认为是商代和西周初期，但此说实际上根据的是王国维对兕觥的看法。我们对兕觥的形制已有了新的认识，自然不必受此局限。从考古材料看，兕觥出于商代晚期遗址，周代墓葬中则未见其蹤影；而且商代晚期的兕觥已是青铜製品，并非原始形态。这些情况似乎提示我们，兕觥的历史应该由此向前去追溯。我们推测，兕觥的流行可能主要在商代，对于后人而言，兕觥以及有关兕觥的一切，都祇是传说而已。
屈氏在批评汉人旧说时曾指出：“他们所以把兕觥说成罚爵，大概都是根据《周礼》。”由于他的提示，我们注意到如下两条材料：
《地官·闾胥》：“凡事，掌其比觵挞罚之事。”郑玄注：“觵挞者，失礼之罚也。觵用酒，其爵以兕角为之。”贾公彦疏：“言‘凡’，非一，则是乡饮酒及乡射饮酒有失礼者须罚之，故云凡事。云‘掌其比’者，人聚则有校比之法，皆掌之。云‘觵挞罚之事’者，凡有失礼者，轻者以觵酒罚之，重者以楚挞之，故双言觵挞罚之事。郑知‘觵用酒’者，以其古者失礼之罚，罚用酒。又知‘其爵以兕角为之’者，见《诗》云‘兕觵其觩’，故知用兕牛角为觵爵也。”
《春官·小胥》：“小胥掌学士之征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挞其怠慢者。”郑玄注：“比犹校也。不敬，谓慢期不时至也。觵，罚爵也。《诗》云‘兕觵其觩’。”贾公彦疏：“大胥掌学士之版，以待召聚舞者，小胥赞大胥为征令校比之，知其在不，仍觥其不敬者也。引《诗》者，是《周颂·丝衣》之篇，祭未饮酒，恐有过失，故设罚爵。其时无犯非礼，用爵觥然陈设而已。引之者，证觥是罚爵也。”
案：郑注以为“觵”有“罚”义，可从。既然作为酒器的觵曾用为罚爵，那么在语言中“觵”引申而有“罚”义，是很正常的；《小胥》中，“觵其不敬者”与“挞其怠慢者”结构相同，“觵”与“挞”用法也应相同。不过，“罚”的具体内容是什么，从原文中我们看不出来；郑云“觵用酒”，除了古有“失礼之罚，罚用酒”之说外，并没有其他证据。小胥所掌者，亦为“比觵挞罚之事”，其“学士”则是“卿大夫诸子学舞者”（《大胥》郑注引郑司农云）。对迟到（“慢期不时至”）的学生加以责罚，是可以理解的；可按照郑注的说法，所谓责罚竟是要他们喝酒，这就让人匪夷所思了。因此我们认为，汉人所谓“觥罚有过”、“觵用酒”云云，不过传说中如是而已，并不是真正的周代制度。
其二，周人所称之觥并非实指，而是精美酒器的代称。
下面是屈氏举过的几个例子：
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周南·卷耳》）
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豳风·七月》）
兕觥其觩，旨酒思柔。彼交匪敖，万福来求。（《小雅·桑扈》）
夏四月，赵孟、叔孙豹、曹大夫入于郑，郑伯兼享之。……礼终乃宴。……穆叔赋《鹊巢》，……又赋《采蘩》，……子皮赋《野有死麕》之卒章，赵孟赋《常棣》，……穆叔、子皮及曹大夫兴，拜，举兕爵曰……（《左传·昭公元年》）
案：《卷耳》是征夫思念家人[45]，借酒消愁；《七月》是农民饮于公堂，为豳公祝寿；《桑扈》是诸侯为天子颂德祝福；《左传》是人们在酒宴上赋诗敬酒，而旧说均将兕觥解释为罚爵。屈氏指出：在这些场合中，“绝没有把兕觥当作罚爵的”，这是完全正确的。但他又据此来质疑兕觥曾作罚爵之用，则可谓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我们认为，随着商代的灭亡，兕觥也已经成为历史，周人所谓“觥”或“兕觥”均非实指，而是精美酒器的代称（与后世用法相同）。汉人之解、屈氏之疑，其失壹也，都是把兕觥看得太实了。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三）关于兕觥的容量
关于兕觥的容量，汉人有“五升”和“七升”两说，大致相当于现在的1升和1.4升（汉代一升约为200毫升[46]）。参照现代水牛角（看附图五）的大小，容量为五升（今之1升）的兕觥可能比较常见；而1升酒对于普通人来说，如果勉强为之，也还是可以“一饮而尽”的（上古时无烈性酒[47]）。不过，“罚之亦所以为乐”，人们在为罚爵选材时，可能会特意去挑选那些体形硕大者，以此来增加饮酒的难度。所以，儘管“一饮而尽，七升为过多”（许慎语），但七升（今之1.4升）的兕觥也还是有可能存在的。王国维曾说，觥“于饮器中为最大”，这话本身没错，祇不过不是他所说的觥罢了。
（四）兕觥小结
兕觥是流行于商代的一种饮酒器，初用天然兕（水牛）角做成，后又有青铜仿製品。兕角硕大坚实，孔武有力，故古人以“觥觥”状之，而以兕角为之的饮器亦因此得名为“觥”。兕觥容量较大，常见者为1升，最大者可达1.4升。由于形状上的特点，兕觥自身无法直立，故使用时有别于常规酒器，相传在酒宴中被用作罚爵，斟满后即须一饮而尽。兕觥主要流行于商代，商亡，兕觥亦亡。自周代始，兕觥已成为传说，在一般人心目中，兕觥是一种精美的酒器，故“觥”与“兕觥”均被用作酒器的代称。此外，由于作为酒器的觥曾用为罚爵，语言中“觥”遂引申而有“罚”义。
四、“觥饭不及壶飧”新解
《篆隶万象名义·人部》（以下简称《名义》）：
侊，公横反。小也，小器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大物。
案：“器”下一字，吕浩疑为“壶”，臧克和释为“沸”，[48] 当以吕说为是。《壶部》：“壶，户徒反。酒器”，其字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与此形异；但部内字所从偏旁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与此形近；而“部首总目”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则与此形完全相同。“壶”字的类似写法亦见于唐代俗字，如《杨行祎墓誌》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49]，敦煌写本S.2832《愿文等範本》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50]，可证吕说不误。《名义》释义多採自顾野王《玉篇》，“小器壶大物”，应是野王在“《说文》：‘侊，小也。《春秋国语》曰：侊饭不及壶湌’”之后的按语，原文当作“侊，小器；壶，大物”，《名义》抄脱或误省“侊”字。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上古时期，壶（参附图六）主要用于盛酒，亦可盛其它流质、半流质物，又常用作外出时携带饮食的容器[51]。《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越绝书》卷一：“渔者渡于于斧之津，乃发其箪饭，清其壶浆而食之[52]。”不过，贵族们用的是青铜壶；而农夫渔父所用，则祇能是陶壶或瓠壶（瓠即葫芦）。《盐铁论·散不足》：“古者……庶人器用即竹柳陶匏而已。”《汉书·郊祀志下》：“其器陶匏”，师古曰：“陶，瓦器。匏，瓠也。”《鹖冠子·学问》：“中河失船，一壶千金”，陆佃注：“壶，瓠也。佩之可以济涉，南人谓之腰舟。”今海南黎族尚有此物（参附图七）。“瓠”可用于渡水，亦可用于盛物。《韩非子·外储说左上》：“夫瓠所贵者，谓（为[53]）其可以盛也。”“觥饭不及壶飧”本是民间俗谚（韦注：“谚，俗之善语”），“壶”自然也是百姓日常所用之物。在这条谚语中，“觥”指精美的酒器，取其贵而小；“壶”则指陶壶或瓠壶，取其贱而大，故《名义》曰“侊（觥），小器；壶，大物”。对饥者而言，“觥饭”自然“不及壶飧”。《方言》卷五：“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桮（杯）也。吴越之间曰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太平御览》卷八百五十引《风俗通》：“吴郡名酒杯为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言大饿人得一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饭无所益也。”是吴越之间至汉时犹有此语，正可为“觥饭”作注脚。
汉代流行“觥为罚爵”之说，但作为罚爵的觥，其容量通常是比较大的（五升或七升），许氏恐人误解，故特意指出此谚之“侊（觥）”实为“小皃”。从词彙学的角度看，“小皃”应是“侊（觥）”的一个比较特殊的用法义[54]。
《国语·越语下》载句践伐吴始末如下（公元纪年为笔者所加）：
四年，韦注：“四年，反国四年，鲁哀九年（前486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吴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韦注：“那，于也。甚焉，言见困苦。”吾欲与子谋之，其可乎？”对曰：“未可也。……”王曰：“诺。”
又一年，韦注：“反国五年，鲁哀十年（前485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对曰：“……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韦注：“反国六年，鲁哀十一年（前484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对曰：“……王姑待之。”王曰：“诺。”
又一年，韦注：“反国七年，鲁哀十二年（前483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对曰：“……王姑待之。”韦注：“且待时也。自此后四年，乃遂伐吴。”
至于玄月，韦注：“《尔雅》曰：‘九月为玄。’谓鲁哀十六年（前479年）九月也，至十七年（前478年）三月，越伐吴。”王召范蠡而问焉，曰：“谚有之曰：‘觥饭不及壶飧。’韦注：“觥，大也。大饭，谓盛馔。盛馔未具，不能以虚待之，不及壶飧之救饥疾。言己欲灭吴，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余力。”今岁晚矣，子将奈何？”对曰：……遂兴师伐吴，至于五湖。……居军三年，吴师自溃。韦注：“鲁哀二十年（前475年）冬十一月，越围吴。二十二年（前473年）冬十一月丁卯，灭吴。”
其中，鲁哀十三至十五年（前482-前480年）是一段空白，似乎这三年中无大事可记；而韦氏于前483年“王姑待之”下注云：“且待时也。自此后四年，乃遂伐吴”，更是加深了人们的这种印象。据此所述，句践引谚在鲁哀公十六年（前479年），其始作伐吴之谋则是鲁哀公九年（前486年）；在经过七年的漫长等待后，句践以“盛馔未具，不能以虚待之”来表达“己欲灭吴，取快意得之而已，不能待有余力”的焦虑，可以说是合情合理。长期以来，学者们之所以对韦注深信不疑，这应该是一个主要的原因。然而，当我们以此与古书中相关记载进行比较时，却发现《越语下》在叙事上存在着重大疏漏，而句践在七年中也并非如韦注所言是“以虚待之”。《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公元纪年为笔者所加）：
吴王北会诸侯于黄池，索隐：“在哀十三年（前482年）。”吴国精兵从王，惟独老弱与太子留守。句践复问范蠡，蠡曰：“可矣。”乃发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伐吴。吴师败，遂杀吴太子。吴告急于王，王方会诸侯于黄池，惧天下闻之，乃秘之。吴王已盟黄池，乃使人厚礼以请成越。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其后四年（前478年），越复伐吴。
《国语·吴语》亦云（公元纪年为笔者所加）：
吴王夫差既杀申胥，不稔于岁，韦注：“夫差以哀十一年（前484年）杀子胥。”乃起师北征。……以会晋公午于黄池。韦注：“黄池会在鲁哀十三年（前482年）。”于是越王句践乃命范蠡、舌庸，率师沿海泝淮以绝吴路。败王子友于姑熊夷。韦注：“王子友，夫差太子也。夫差未及反，越伐吴，吴拒之，获太子友。”越王句践乃率中军泝江以袭吴，入其郛，焚其姑苏……
吴王夫差还自黄池，息民不戒。越……乃大戒师，将伐吴。
由此可知，鲁哀公十三年（前482年），越国趁吴王北上争霸国内空虚之机，曾经大举伐吴，“杀吴太子”，并“入其郛（外城），焚其姑苏”，后因吴人“厚礼以请成”，而“越自度亦未能灭吴，乃与吴平”。现在回过头再看韦注，所谓“不能以虚待之”就明显地与事实不符了。
句践自反国以后，卧薪嚐胆，数年间念兹在兹者唯灭吴而已。对他来说，伐吴小胜不过是“大饿人得一觥饭，无所益也”，故而有此“觥饭不及壶飧”之喻。
五、“侊”字形义试说
上文指出，“小皃”是“侊（觥）”的用法义。那么，“侊”的本义是什么？字形又该如何分析？我们有些不成熟的想法，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对于“侊”、“觥”二字的关係，旧有三说：
“侊”与“觥”音义同（段玉裁《说文注》）
“侊”、“觥”同声通假（陈瑑《国语翼解》，此谓借“侊”为“觥”）
“觥”叚借为“侊”（朱骏声《通训定声》）
案：“觥”是个常见字，“侊”则极为罕见。在“觥饭不及壶飧”中，就其所指而言，与他书并无不同（均为精美酒器之代称），但由于用法特殊，故易被人误解。这样一个“觥”，古人不太可能用借字来表示（陈氏以为“觥”有“大”义，亦非）。因此我们赞成段氏的意见，“侊”当为“觥”之异体。
“侊”字从人光声，无义可说，疑“光”为“觥”省，盖字从光（觥）、从人会意，光（觥）亦声。因汉代流行“觥为罚爵”之说，故有此“从光（觥）、人”之俗字。“觥人”者，谓罚人也（前引《小胥》“觵其不敬者”，“觵”也是罚义）。人们用“侊”来替换《国语》的“觥”字（许见本如此），许氏则特别指出“侊”为“小皃”，目的都是在提醒读者，不能按“觥”的常用义来理解这条谚语。
[1] 唐代韵书中尚未见韦注，如敦煌写本P.2011王仁昫《刊谬补缺切韵·庚韵》（宋跋本同）：“侊，小壶。”裴务齐正字本《刊谬补缺切韵·庚韵》：“侊，小皃。”（周祖谟编《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376、463、551页，中华书局，1983年。）至宋代《广韵》、《集韵》，始于许说（见庚韵）外兼存韦注（见唐韵），宋本《玉篇》“侊”字释义则弃许说而从韦注。
[2] [日]释空海编《篆隶万象名义》，中华书局据日本《崇文丛书》本缩印，1995年。
[3] 胡吉宣着《玉篇校释》第二册19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据胡氏稿本影印，1989年。许嘉璐云：“现在晋、冀、豫几省交界的山区还保留着这种每日两餐、晚餐吃剩饭而不另做的习惯，且多为稀饭。”（许嘉璐着《中国古代衣食住行》83页，北京出版社，1988年。）
[4] 旧以“径”字属上，今从杨伯峻说改为一字读。杨氏曰：“《韩非子·外储说左下》云：‘晋文公出亡，箕郑挈壶飧而从，迷而失道，与公相失，饥而道泣，寝饿而不敢食。’虽误以赵衰为箕郑，然所谓‘迷而失道，与公相失’足证《左传》‘径’字为一句，独行小路也。”（杨伯峻编着《春秋左传注》436页，中华书局，1990年第2版。）
[5] 四部丛刊影印乌程张氏适园藏述古堂景宋写本《说文解字繫传》“侊饭”作“侊飰”。
[6] 黄征着《敦煌俗字典》108页，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
[7] 看丁福保编纂《说文解字诂林》第九册8137-8140页，中华书局影印，1988年。
[8] [清]董增龄撰《国语正义》，巴蜀书社影印清光绪庚辰章氏式训堂刻本，1985年。
[9] 此句上文有“毋放饭，毋流歠”，六字亦见于《曲礼上》，董氏盖以此而误记出处。
[10] 转引自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583页，中华书局，2002年。
[11]《士礼居丛书》本《国语》（后附黄丕烈《校勘明道本韦氏解国语札记》）、汪远孙《明道本考异》卷四（汪氏《国语校注本三种》，清道光丙午闰五月振绮堂刻本）。
[12] 汪氏《国语校注本三种》之一。三君，指东汉贾逵及三国吴虞翻、唐固。
[13] 此处参考了戎辉兵对《国语》旧注的介绍（见戎辉兵《国语集解订补》13页，南京师範大学博士论文，2007年）。
[14] 黄金贵着《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796页，上海教育出版社，1995年。
[16] [梁]顾野王编撰《原本玉篇残卷》84-85页，中华书局影印，1985年。
[17] 草书“亦”（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今”（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形相似。参看刘风、刘甫丰编《草书查真大字典》，湖南教育出版社，1990年。
[18] 看朱葆华《原本玉篇文字研究》第二章《玉篇》写作及成书年代考，齐鲁书社，2004年。
[19] 说详拙文《从考古材料看汉唐时期的“餐”、“湌”、“飡”、“飱”诸字》，待刊。
[20] 沈括《梦溪笔谈·技艺》：“板印书籍，唐人尚未盛为之。自冯瀛王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雕本肇自隋时，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
[21] 此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据上海图书馆藏述古堂影宋钞本影印）。北京市中国书店1983年据扬州使院重刻本影印之《集韵》误为“俗作湌”。
[22] 清代学者如段玉裁、王念孙等人误以为《集韵》谓“飧”、“餐”一字，故对此颇有微词。段氏云：“‘飧’与‘餐’其义异，其音异，其形则‘飧’或作‘飱’，‘餐’或作‘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郑风》、《释言》音义误认‘餐’为‘飧’字耳，而《集韵》、《类篇》竟谓‘飧’、‘餐’一字。”（《说文》“餐”字下注）王氏云：“‘飧’、‘餐’二字皆异音异义，古音‘餐’属寒部，‘飧’属魂部，……两字判然不同。自《尔雅》释文始误以‘餐’为‘飧’，而《集韵》遂合‘餐’、‘飧’为一字矣。”（《读书杂誌·荀子·劝学》“不道”条）
[23] 转引自王筠《说文释例》。据王氏说，此为严可均《说文校议》“今《越语》作‘觥饭不及壶飧’……”之书眉所录姚氏校语。
[24] 武英殿本《史记》如淳曰作“小饭曰飱”，清人多以“飱”为“飧”字，故姚氏径引作“飧”。案：今人亦多从清人之说，如“令其裨将传飱”一句，《汉语大词典》引在“飧1（sūn）”字之下（缩印本7326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王利器主编《史记注译》给“飱”字注sūn音（第三册2044页，三秦出版社，1988年）；仓修良主编《史记辞典》以【传飱（sūn孙）】作词条（607页，山东教育出版社，1991年）。还有人将此字直接写作“飧”，如韩兆琦评注本《史记》下册1280页（岳麓书社，2004年）、许嘉璐主编《二十四史全译·史记》第二册1159页（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年），可见其影响之大。实际上，古书中“飱”字或用为“飧”，或用为“餐”，情况比较複杂，不能一概而论。即以本句为例，《集解》引徐广曰：“音湌也。”由于自东汉以来，“湌”字已普遍被用为“餐”，而徐广乃东晋人，可知这个“音湌”的“飱”应是“餐”字；《集解》又引服虔曰：“立驻传湌食也。”“湌食”即“餐食”，为两汉魏晋人常语，“飧食”则未闻，也说明此“飱”应为“餐”字；又，如淳并未注过《史记》，《集解》所谓“如淳曰”，乃出自如氏《汉书注》（《广韵·鱼韵》：“如，又姓。《晋中经簿》：魏有陈郡丞冯翊如淳注《汉书》”），裴氏既引之为注，说明《史》、《汉》用字相同，而《汉书·韩信传》作：“令其裨将传餐，曰：‘今日破赵会食！’”（服虔曰：“立驻传餐食也。”如淳曰：“小饭曰餐，破赵后乃当共饱食也。”师古曰：“餐，古飡字，音千安反。”）凡此，均可证《史记》传文之“飱”及“如淳曰”之“飱／湌”当为“餐”字。由于此类异读并不影响对文义的理解，为方便起见，我们姑就中华本进行讨论。
[25] 汲古阁本、武英殿本、百衲本均作“为帝加壹飡”。《汉书·梁孝王刘武传》作“为帝壹餐”，师古曰：“餐，古飡字。”姚氏引作“壹飧”，未详所据为何本。
[26] 武英殿本《三国志》“一餐”作“一飱”。又，《九州春秋》为晋司马彪撰，原书已佚，今存清人黄奭辑本一卷，收入《黄氏逸书考》“子史钩沉”，其“阎忠”条“一餐”作“一飧”。案：此条辑自《三国志》裴注，“飧”字当为黄氏所误改（参看上文“小饭曰湌”注）。
[27]“狠”，同“很”。“孪”，《玉篇·子部》：“变也”。《南齐书·卞彬传》引此语作“羊性淫而佷，猪性卑而率”（《南史》同）。“佷”亦同“很”，“率”则疑为“孪”之形近讹字。
[28]《后汉书·王涣传》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小者曰羔，大者曰羊。”是通常所谓“羊”即指大羊。
[29]“觓”字原讹作“斛”（《集解》、《释文》同）。阮元《校勘记》云：“石经、闽、毛本‘斛’作‘觓’，是也。”今从阮校改。
[30]《说文》：“侊，小皃。”朱氏云：“按：当训‘大皃’。”
[31]“壮”、“充”、“强”皆有“大”义。前者古书常见，后二者如《淮南子·说山》：“钟之与磬也，近之则钟音充，远之则磬音章”，高诱注：“充，大也”；《太玄·逃》：“阴气章彊（强）”，司马光集注：“彊，大。”
[32]《老子》三十章“物壮则老”，王弼注：“壮，武力暴兴，喻以兵强于天下者也。”《江汉》孔疏释“武夫洸洸”为“勇武将帅之夫洸洸然武壮者”，以“武壮”连文。
[33]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撰，李学勤审定《逸周书彙校集注》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34]《后汉书·郭宪传》：“时匈奴数犯塞，帝召百僚廷议。宪……谏争不合，……遂以病辞退，卒于家。”《南匈奴列传》：“匈奴数与卢芳共侵北边。（建武）九年，遣大司马吴汉等击之，经岁无功。”郭宪盖卒于此年（公元33年）。又据《汉书·王莽传》，莽前后两任大司马，一在成帝绥和元年至二年（前8-前7年），一在哀帝元寿二年（前1年）至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而《郭宪传》谓宪“少师事东海王仲子，时王莽为大司马”，则其谏仲子事当在莽首任大司马期间。
[35] 周祖谟《唐五代韵书集存》上册376、463页。案：此字从“兕”、“角”会意，为“觵”之异体。后人误以为“兕”字，《汉语大字典》、《中华字海》从之，非是。
[36] 王国维《说觥》，《观堂集林》卷三，147-151页，中华书局，1959年。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乙卯三十九岁。……编年文：……《古礼器略说》（九月，见《雪堂丛刻》，后别出《说斝》、《说觥》、《说彝》、《说俎》上下六篇，入《观堂集林》）。”案：乙卯为民国四年（1915）。又，据《观堂集林》，《说觥》后应补《说盉》，方足“六篇”之数。赵谱撰于1927年，原载《国学论丛》第一卷三号，后影印收入王云五主编《新编中国名人年谱集成》第二辑，台北：商务印书馆，1978年。
[37] 参看容庚、张维持《殷周青铜器通论》44、51页，文物出版社1984年新1版。
[38] 转引自季旭昇《说文新证》上册361页，台北：艺文印书馆，2002年。
[39] 屈万里《兕觥问题重探》，《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四十三本四分，1971年；又收入《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论文类编（语言文字编·文字卷）》1737-1746页，中华书局，2009年。
[40] 如《汉语大字典》缩印本：“兕，古代犀牛一类的兽名；一说即雌犀。”（四川辞书出版社、湖北辞书出版社，1993年。）《现代汉语词典》：“兕，古代指犀牛（一说雌性犀牛）。”（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5版。）
[41] 此文有两个中文版本：1．雷焕章《兕试释》，《中国文字》新八期，84-110页，1983年。2．[法]雷焕章撰、葛人译《商代晚期黄河以北地区的犀牛和水牛——从甲骨文中的
冀小军：“觥饭不及壶飧”旧说辨正和兕字谈起》，《南方文物》2007年4期，150-160页（原注：译自Monumenta Serica,Vo1,XXXIX,1990-1991,pp.131-157）。本文所据为后者。
[42] 案：丁氏所谓“牛角”，是指野生黄牛的角，这是丁氏意见中须要修正的地方。雷氏说：“有些学者比如丁骕，考虑到晚商小屯地区的水牛是家养的，相信兕是野生黄牛。但是，一些古生物学家鉴定出大兽头骨就是水牛头骨。”（160页）
[43] 郭宝钧着《中国青铜器时代》115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
[44]《韩诗说》：“总名曰爵，其实曰觞”，是酒器以满者为觞。兕觥因不能直立，未满先溢，故而“不得名觞”。
[45] 此诗旧说不一。钱锺书谓首章托为思妇之词，“我”，思妇自称也；二、三、四章托为劳人之词，“我”，劳人自称也（钱锺书着《管锥篇》第一册67页，中华书局，1979年）。今从其说。
[46] 丘光明编《中国历代度量衡考》245页，科学出版社，1992年。
[47] 许嘉璐曰：“烈性酒在我国出现得较晚，至早不过南宋。”（《中国古代衣食住行》71页）
[48] 吕浩着《篆隶万象名义校释》30页，学林出版社，2007年。臧克和着《中古汉字流变》159页，华东师範大学出版社，2008年。
[49] 秦公辑《碑别字新编》195页，文物出版社，1985年。
[50] 黄征《敦煌俗字典》157页。
[51] 黄金贵《古代文化词义集类辨考》796、930页。
[52]《广雅·释诂二》：“清，盝也”，王念孙疏证：“清者，漉酒而清出其汁也。”《周礼·天官·酒正》：“辨四饮之物：一曰清，二曰医，三曰浆，四曰酏”，孙诒让正义：“（浆，）盖亦酿糟为之，但味微酢耳。”“之”字原脱，据或本补（参看李步嘉撰《越绝书校释》22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
[53] 陈奇猷曰：“‘谓’、‘为（去声）’同，详《经传释词》。”（陈奇猷着《韩非子新校注》68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54] 赵克勤曰：“词的用法义是指词在特殊的场合或语言环境中临时产生的含义，它是特殊的，不稳定的，如果离开了这个特殊场合和语言环境，这个意义就不存在了。”（赵克勤着《古代汉语词彙学》272页，商务印书馆，1994年。）
本文原刊《中国文字》新三十八期(台北：艺文印书馆 2012年12月),第23-4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