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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
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
(首发)
侯乃峰
曲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论语·尧曰》篇中有段文字云：
子张问于孔子曰：“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子张曰：“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
孔子对于“四恶”的解释，其中最后的“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一句，明显与上文不协调：首先，前三“恶”都是用一个字来概括，而此句“有司”却是两个字；其次，“有司”二字从文义上看也显然与“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不合，实不可通。
前人在注释这句话时，多迂曲以解之。如朱熹《论语集注》云：
犹之，犹言均之也。均之以物与人，而于其出纳之际，乃或吝而不果。则是有司之事，而非为政之体。所与虽多，人亦不怀其惠矣。项羽使人，有功当封，刻印刓，忍弗能予，卒以取败，亦其验也。[1]
由于文义不可通，注解亦多穿凿，故前人早已有怀疑此处文字或有脱误者。如元代陈天祥所撰《四书辨疑》中就曾指出：
又“出纳之吝”与上三恶亦不相类。若以项羽之事论之，虽有司亦不当如此。经中或有脱误，阙之不讲，似亦无妨。[2]
前人在注解中还曾指出，与此段文字极为类似的话又见于《韩诗外传》卷三：
子贡曰：“……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3]
在这段话中，“暴、虐、贼”三者与《论语·尧曰》篇完全对应，而唯独其中的“责”字与“有司”对应。从传统的校勘学角度讲，如果说“谓之有司”与“谓之责”这两种说法必有一误的话，虽然“以身胜人谓之责”同样文义难通，但显然是《韩诗外传》中使用一个字概括的“责”更为符合古书的行文体例，而非《论语》中使用两个字概括的“有司”。这种现象同时也提醒我们，《论语》中的“有司”二字很可能原本当是一个字而被误分为两个字。
在以简帛为书写载体的手工抄写时代，一个字被误分成两个字，或者两个字被误合为一个字的现象据情理推测应该是常见的。钱玄先生编着的《校勘学》一书专门列有“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对此种现象加以讨论，其说云：
今见秦汉间竹简、帛书以及敦煌写卷等，其字体款行，有工整划一的，但大都是大小不匀，疏密相间。后人誊抄者，如不谙字句内容，仅是依样葫芦，就产生将一字误分为二字，二字误合为一字的情况。[4]
同时，钱先生综合前人的校勘成果举了一些例证，大都切实可信。可见，先秦秦汉时期简帛古书中“一字误为二字、二字误为一字”的现象是确实存在的。
自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地下出土的简帛文献为校读传世古籍提供了大量的材料。我们发现，根据新出楚简，《论语·尧曰》篇中的所谓“有司”也可以得到校正。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篇简甲15与甲5连读，有如下一段话：
毋暴、毋虐、毋恻（贼）、毋念（贪）。不攸（修）不武〈戒〉，胃（谓）之必城（成），则暴；不教而杀，则虐；命亡（无）时，事必又（有）期，则恻（贼）；为利枉事，则贪。[5]
陈剑、周凤五、陈伟等先生都指出，此段简文可与上引《论语·尧曰》篇中的文字对读。陈剑先生还考证指出：
《荀子·宥坐》云：“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说……孔子慨然叹曰：‘……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章：“子贡曰：‘……赐闻之，托法而治谓之暴，不戒致期谓之虐，不教而诛谓之贼，以身胜人谓之责。责者失身，贼者失臣，虐者失政，暴者失民。’”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据此云：“荀子所言四恶缺其一，韩婴所言有‘责’而无‘有司’，亦与夫子所言不同，而大致本此（指前引《论语·尧曰》文）。”又《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二章云：“孔子曰：‘不戒责成，害也。慢令致期，暴也。不教而诛，贼也。君子为政，避此三者。’”亦为所谓“四恶缺其一”者。简文所云，亦当系本自《论语》，而“暴”、“虐”、“贼”三者之后是“贪”，跟《论语》和《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章都不相同。按上引《论语》“四恶”的最末一项“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文意颇为晦涩，推测起来，大概正因为此，后来的着述遂或者去掉这一项，或者以意改之。《韩诗外传》卷三第二十四章改为“责”，此处简文则改为了“贪”。[6]
周凤五先生对此段简文亦有申说：
简文的“毋暴、毋虐、毋贼、毋贪”，既然出自《论语》的“屏四恶”，则上文简五论“从政”，与《论语》“何如斯可以从政”应当颇有关系。……换言之，《论语·尧曰》“子张问从政”章可能是《从政》甲、乙篇的蓝本，《从政》可能是由《论语·尧曰》这一章展开的。[7]
陈伟先生考证云：
后者的“有司”对应前者的“贪”，……简书“四毋”“贪”与“暴”、“虐”、“贼”都是单字词，辞义也彼此相关。《论语》用了一个“有司”，与其它三事不协，语义也很费解。作为另一种可能，简书也许属于今传《论语》的祖本系统，或者是与之幷行的另外一系。[8]
这样的话，对于“四恶”，目前我们可总共以看到三种说法，且其中“暴、虐、贼”三项完全一致，仅最后一项各不相同：《论语》作“有司”；《韩诗外传》作“责”；《从政》作“贪”。作为地下新出土的战国楚简，《从政》篇没有经过后代的辗转传抄过程，在文字上显然更为可信。由此可以断言，《论语》的“有司”和《韩诗外传》的“责”都应当是《从政》篇中的“贪”字之误。
“贪”字误写成“责”很容易理解，两个字下部皆从“贝”作，上部形体的笔势也近似。《韩诗外传》中的文句改成“以身胜人谓之贪”也不好理解，大概是如上引陈剑先生文中所说的那样，这句话经过后人改动。
“贪”字误成“有司”二字，需要进行一些解释。乍一看，“贪”字与“有司”二字形体不类，似乎无由致误，其实不然。如果将“有司”二字还原成古文字形，则“贪”字误分成“有司”二字就极有可能了。
在《从政》篇中，用为“贪”的字在第15简中写作“念”，暂不论；在第5简中写作“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上从“含”下从“贝”。战国楚简中标准的“贪”字形，如郭店楚墓竹简《语丛三》第19简作“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上从“今”下从“贝”。在战国楚简文字中，“有司”的“有”字常写作“又”，如下列楚简中的“又（有）司”二字竖行书写的字形（二字之间的距离有所减少）：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上博三《仲弓》简8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上博四《曹沫之陈》简23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上博五《季庚子问于孔子》简1
由此可见，“贪”字上部的“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今）”与“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又）”、下部的“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贝）”与“
论语-侯乃峰：据新出楚简校读《论语》一则（司）”从笔势写法上看都有类似之处，故“贪”字误写成“又（有）司”二字是极有可能的。
综上所述，根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从政》篇简文可知，《韩诗外传》中的“责”当是“贪”字之误；《论语》中的“有司”二字，原本当是“贪”字，在传抄过程中被误分成“今贝”，又讹写作“又司”，后被读为“有司”[9]，致使文义难解。若将《论语》中的文句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从政》篇简文校读为“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贪”，不仅在行文体例上与前三“恶”一致，而且从文义上说更是文从字顺，这也可以证明以上的校读意见是可信的。
附记：初稿承蒙裘锡圭、刘钊、陈剑等先生审阅指正，谨致谢忱。文中若有不当及谬误之处，责任概由笔者自负。
[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194-195页。
[2] 陈天祥《四书辨疑》，《摛藻堂四库全书荟要》经部第七六册“四书类”，世界书局，1988年，第114-115页。
[3] 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90年，第768页。
[4] 钱玄《校勘学》，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20-21页。
[5] 马承源主编《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28-229、219页。
[6] 陈剑《上博简〈子羔〉、〈从政〉篇的拼合与编连问题小议》，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8日。
[7] 周凤五：《读上博楚竹书〈从政（甲篇）〉札记》，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0日。
[8] 陈伟：《上海博物馆藏楚竹书〈从政〉校读》，简帛研究网，2003年1月10日。
[9] 按：定州汉墓竹简本《论语》已作“有司”，可知此处误文的形成时间比较早，很可能在西汉之前就已经误写。参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定州汉墓竹简整理小组《定州汉墓竹简·论语》，文物出版社，1997年，第9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