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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
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采齐制
——兼论《荀子•王制》与《管子·立政》的关系
樊波成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硕士研究生
摘要：《荀子·王制篇》有《序官》一章，专门论述职官制度，通过对“乘白”“乡师”“州里”“治市”“治田”等条的考证，发现《序官》官制带有明显的齐国色彩。《序官》以及《王制篇》可能是荀子在齐国游学时所写。由于《王制》在齐国成书，当然为齐国学者所看到，《管子·立政》的作者为解决“国之贫”“五事”，所以《省官》一章有选择性地摘抄了《序官》“五官”。
关键词：荀子；官制；齐国；稷下
《荀子·王制篇》“序官”一章，记录了包括“天王”和“辟公”在内的十五种职官，是先秦时期难得一见的比较系统的官制材料。对于该职官制度的归属，学者有许多不同的意见，有说是“古之礼书”，有说“摘自《管子·立政》”。通过对《王制篇》的训读，笔者认为该职官制度是荀子参考了战国时期齐国官制而创作的,既不是古之礼书，也非摘自《管子》。
一、《王制篇•序官》的齐国特征
《王制篇·序官》在陈述职官制度的时候，虽然本着“隆礼”的“王道”思想，但是不可避免地带有其所在时代和环境的影响，也就说，该章节中有不少文字反映了齐国官制的特点。
1.“司马”与“乘白”
《序官》云“司马知师旅、甲兵、乘白之数”。“乘白”的“乘”，旧注基本上没有异议，都解释为车乘。“白”，杨倞和刘台拱解释为“甸徒”“白丁”。[1]杨倞注引“或曰”则认为“白，当为百。”郝懿行以为“白”是“甸”字之讹。[2]王引之以为“白”与“伯”同，百人为伯。[3]于省吾先生则以为“白，指白旗、作白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 [4]
以上这些说法都各存在着问题，比如无论是“乘百”还是“乘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或是其他，这一词其他文献中都没有找到例证，即注疏家所谓的“不成辞”。此外，“白”解释作“百人”或者“白丁”都和作为军队的“师旅”相重复，也是不正确的。
作者认为，“乘白”应该是“乘马”的通假或者是形讹。
白在并纽铎部，马在明纽鱼部，声纽皆属帮组，鱼、铎阴入对转。所以“马”字或从“马”的字与“白”或从“白”的字相通，如《诗·小雅·吉日》“既伯既祷”，伯，《说文·示部》引作“禡”；《周礼·春官·肆师》之“祭表貉”，“貉”，郑玄读为“百”，《尔雅·释天》作“禡”；燕侯载簋之“马母”，卽中山王圆壶之“百每”等等。[5]
从字形上看，早期“马”形多变，但都不离马的形状，都能看到马目、马鬃、马身及四足。只有在战国文字里面“马”字已失马形，突出特点为常见将“马”字在甲骨、金文中“目”这一构型逐渐演变与“白”相近，下部之形简化为“二”形，此古文字繁体简化之典型，[6]如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包山楚简》133）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包山楚简》249）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郭店楚简·穷达以时》8），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古玺文编3770》）。而象马鬃之“二”或“三”形，或又与下部之“二”形合并，直接作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齐，《集成》18.12031），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古玺文编》3811）。除了两画横笔“二”，剩余的部份明显与“白”的常见字形“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或“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兆域图》）相近。[7]刘钊先生曾提出“形变音化”这一概念，卽何琳仪所谓“将象形字、会意字、指事字部份构形因素，改造成可以代表这个字字音的字”。 [8]也就是说“马”字在战国文字中已经部份脱离为象形字，甲骨、金文中“马”字的“目”这一构型变成了“白”，而“马”也演化成从“白”得声的形声字。而在隶定的时候，或将“马”字误看做“白”，或用声音通假写作“白”。
“乘白”即“乘马”，“乘马”一词见于《管子》和《司马法》。《司马法》（《毛诗正义·小雅·信南山》引）曰：“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出长毂一乘，马四匹，牛十二头，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戈楯具备，谓之乘马。” 《汉书·刑法志》也引到这句话，并且说“立司马之官，设六军之众，因井田而制军赋”，则“乘马”为军赋之单位，这一点，李学勤先生在解释《管子》“乘马”的时候已经说过。[9]“乘马”为军赋，故由司马所掌，[10]和《序官》说“司马知乘白之数”相符。“乘马”一词，是由齐文献《司马法》所定义，又见齐国文献《管子》，可知荀子参考了齐国制度。而在其他文献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楚蒍掩为司马，子木使庀赋，数甲兵。……量入修赋，赋车籍马，赋车兵、徒卒、甲楯之数”，楚国用“赋车籍马”来表达军赋的内容，和齐国文献稍有不同。
2、乡师·顺州里
《序官》云：“顺州里，定廛宅，养六畜，闲树艺，劝教化，趋孝弟，以时顺修，使百姓顺命，安乐处乡，乡师之事也。”
乡师无疑是乡遂制度下“乡”一级的行政长官。乡遂制度是西周和春秋时期部份列国的地方行政制度，但是到了战国时期，仅齐国有部份残余。此外，列国或不同文献对于其地方行政各级的称呼和顺序也不尽相同。《周礼·地官·大司马》是“乡-州-党-族”，《地官·乡师》则又云“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于州里”，与《大司马》和《周礼·地官·序官》不一致，而与《荀子》“顺州里”吻合。“里”作为地方行政区划，由于方音的关系，在燕国古陶中被称作“倈”。 [11]
齐国在桓公时代，地方行政各级分为“轨-里-连-乡”（《国语·齐语》），而到了战国时代，《管子·立政》云“分国以为五乡，乡为之师；分乡以为五州，州为之长；分州以为十里，里为之尉”，朱凤瀚先生认为：“乡、州、里为地方行政各级，此见于战国时之齐国。”[12]而银雀山汉简的出土，也能印证这一点。在被认为是战国时齐人所作的《<守法><守令>等十三篇》中的《田法》中，有“十里而为州，十乡（当为州）而为州（当为乡）”一语，正好能说明战国齐国地方行政制度确实是“乡-州-里”的形态；而《王制篇·序官》的乡师“顺州里”，说明荀子参考了齐国当时的制度。
此外，“乡”一级行政长官的称呼，《左传·襄公九年》有宋国“乡正”。齐国则称为“乡帅”（《国语·齐语》），“师”“帅”古今字，《管子·立政》云“乡为之师”，即战国时齐称乡行政长官为“乡师”。这也能说明《王制篇·序官》和齐国的关系。
3、治田
《王制篇·序官》有“治田”一职，是农官。
《国语·周语上》记载了虢文公劝谏周宣王的话，其中提及的农官有“农师”、有“农正”、有“后稷”[13]。“后稷”应该也是农官的名字，“后”可能是“司”的反书，即《国语·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左传·昭公九年》载周天子语“我自夏以后稷”、《尚书·尧典》载“汝后稷”等。那么在西周时期，负责农业的最高长官可能是“后稷”或“农师”，而非“治田”。
文献中“治田”一职未见，但是《管子·小匡》有“尽地之利，臣不如宁戚，请立为大司田”一语，说明齐国有“司田”。于省吾先生《双剑誃荀子新证》曾经根据“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司”通用提出“治田”卽“司田”。所以“治田”应该就是“司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只是后来隶定的方式或者是古音流传、写定的方式不同而已。由此可见《序官》的“治田”正是源于齐国的职官“司田”。
宁戚的职官，《吕氏春秋·勿躬》《韩非子·外储说左下》谓之为“大田”，如果吕不韦的门客和韩非子都是根据所在列国制度出发进行写作，那么秦的农官应该是“大田”。
4. 治市
《王制篇·序官》云：“修采清，易道路，谨盗贼，平室律，以时顺修，使宾旅安而货财通，治市之事也。” 杨注谓“治市”即《周礼·秋官》之野庐氏，显然不正确。荻生徂徕及于省吾先生认为应该是《周礼·地官》的“司市”。 [14] “治”“司”音通形近，说见上则。
目前从宣王时期的《兮甲盘》铭文看，其“市”还是物物交换的军市，而非专门的市场。看来《银雀山汉简》所说的“王者无市”，可能部份具有史实的意味。在《左传》中，具有“市官”性质的是宋、卫、郑等国的“褚师” （《左传·昭公二十年、哀公十五年、哀公二十五年、哀公二十六年、昭公二年》），杜预注：“褚师，市官也。”[15]“褚”“贮” 皆在知纽、鱼部，常相通假，而从杨树达《积微居金文说•格伯簋跋》以来，就不断有学者揭示“贮”和“贾”的同源关系，也就是说“褚师”即《左传·昭公二十五年》郈国的“贾正”。
春秋中叶之后到战国时期，才有专门的“市”区出现。如《国语·齐语》齐桓公要求“市立三乡”。钱穆先生认为战国时“封建贵族渐渐崩溃，而自由经商者乃渐渐兴起”，[16]郭沫若先生又将工商私营与繁盛之时提至春秋中叶后。俞伟超先生在考察先秦城市规划的时候，也认为“市”是《左传》中才出现，金属铸币也正出现在东周时期。[17]所以不仅是齐国，楚国也有了专门的市官“市令”（《史记·循吏列传》）。
战国有齐印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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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鉨”，即
荀子-樊波成：论《荀子王制篇序官》官制多採齐制地的市师，《周礼·地官·司市》叙述“司市”职官时候说：“市师莅焉，而听大治大讼。”《周礼》《司市》一职之内，“司市”“市师”互作，可见“市师”就是“司市”，郑玄注此“市师”的时候也认为就是“司市”。齐印“市师”就是司市，荀子“治（司）市”正好与齐国“市”的行政长官官名相应。
以上所举的一些例子，不过是目前所能发现的《序官》官制和齐国制度关系的一部份，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文物、文献的不断出土，相信会有更多的证据证明《王制篇·序官》和齐国的关系。《序官》一章既然吸收了不少战国时期齐国的制度，那么显然不少学人认为是“古之礼书”的看法是有问题的。
其实不仅仅是《王制篇·序官》所体现的职官制度，该章文献本身也与齐地文献有关。《序官》的部份文字在《管子·立政篇》中另为《省官》一章。《管子》是齐国文献的汇编，这一点基本上可以被视作是学界的共识，而《管子·立政篇》的部份文字又与银雀山汉简《田法》相近，则《立政篇》为齐人所作更无可置疑。
二、《管子·立政·省官》是有目的地摘抄《荀子·王制·序官》
《序官》对虞师、司空、司田、乡师与工师五官的描述也见于《管子•立政•省官》（下简称《省官》），虽然在表述上有很细微的差异，但两者的渊源关系是很明显的。只是《序官》抄袭自《省官》或是《省官》摘抄《序官》，学者有不同意见：罗根泽先生认为《省官》摘抄《序官》，[18]张固也先生则认为是《序官》抄袭《省官》，张氏说：“《省官》此五职虽亦为连属之文，无甚序次之理，而《立政》实以火、水、土、木、金五行相胜之倒序为次，此义殆自荀子至于今日，无人知之矣。”[19]
我们认为罗氏的说法是对的，张先生的《省官》五官五行“次序”的说法有不周延之处。如《省官》在述虞师说：“修火宪，养山林薮泽，草木、鱼鳖、百索，以时禁发，使国家足用而财物不屈，虞师之事也。”张先生认为虞师“修火宪”说明虞师属“火”，但是从文献和史实看，虞师也涉及草木，完全可以属于木。又如因为乡师“行乡里、视宫室”，认为乡师属“土”，但是《序官》叙述乡师的时候又说“观树蓺”，则乡师又可属木。所以张先生所谓《省官》“五官”的“五行相胜”不能成立。其实《省官》的“五官”犹如他章如“三本”“四固”“五事”“七观”“九败”，都是以数为纪，以方便陈述，并非和五行相关。而张先生据《序官》无“序次之理”而《省官》自有次序，从而认定《序官》抄录《省官》，也难以立论。古代文献中整齐划一的篇章，反而常常令人生疑，宫崎市定也认为《序官》“这些名称不加修饰，不以顺序的排在一起反倒值得信赖。”[20]
《省官》摘抄《序官》有以下几则证据。
1. 较之《省官》，《序官》更完整。《立政篇》的作者论述国之贫富，有《五事》一章云：
君之所务者五：
一曰山泽不救于火，草木不植成，国之贫也。
二曰沟渎不遂于隘，鄣水不安其藏，国之贫也。
三曰桑麻不植于野，五谷不宜其地，国之贫也。
四曰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
五曰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国之贫也。
如何解决这些导致国家贫穷的“五事”？《管子·立政篇》作者摘抄了《王制篇·序官》相对应的文献：
修火宪，敬山泽林薮积草，夫财之所出，以时禁发焉，使民于宫室之用，薪蒸之所积，虞师之事也。
决水潦，通沟渎，修障防，安水藏，使时水虽过度，无害于五谷，岁虽凶旱，有所秎获，司空之事也。
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均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
行乡里，视宫室，观树艺，简六畜，以时钧修焉，劝勉百姓，使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乡师之事也。
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
务山泽早木则求虞师、务沟渠、障水则求司空之类，务桑麻五谷则求由田，也就是《省官》五官的次序。只是不是五行的次序，而是为了求合于《立政》“五事”的次序。
2.李学勤先生曾经指出《管子·小匡》在抄说《国语·齐语》的时候出现的文字差异会反映出“学者的时代及其局限性”。[21]这种情况在《立政篇·省官》中同样存在。
如“工师”一职，《荀子·王制》云：“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备用，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工师之事也。”《管子•立政》作：“论百工，审时事，辨功苦，上完利，监壹五乡，以时钧修焉，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工师之事也。”工师“监壹五乡”一语，《序官》无而《管子·立政》有。五乡，《管子·立政》载“立国为五乡”，异于《国语·齐语》的“三国二十一乡”。 “三国二十一乡”是春秋时代的齐国制度，而“立国五乡”则是战国时代的齐国制度，这一点朱凤瀚先生已有论述。这里《立政篇》提到“五乡”，是《立政篇》的作者依据当时的情况增加的。因为其余列国即便有分国为乡的制度，也未必刚好分作五乡。
又如《序官》言工师“使雕琢文采不敢专造于家”，“专”字，杨倞训作“私”，是说由制造手工业由官方统筹而不由个人私造，荀子深谙旧礼，知道工商食官的传统；在《省官》这里变成“使刻镂文采毋敢造于乡”，应该是漏了“专”字造成的，由于不了解旧时制度，又要解决《五事》中的“工事竞于刻镂，女事繁于文章”，便认为是要节俭，不能让各乡人民过于讲究刻镂文采。在《省官》这里，工师的主要职责就是要反对社会的奢靡风气。
同理，在叙述乡师的时候，《序官》说“顺州里”，即《周礼•夏官•乡师》有“受州里之役要”“出田法于州里”，是和顺所辖范围政务。而《省官》说“行乡里”，是说去人民所居的地方巡行，“乡里”意为乡党之间，如《国语·齐语》“于子之乡，有居处好学、慈孝于父母、聪慧质仁、发闻于乡里者，有则以告”，《周礼•地官•遗人》郑玄注也说：“乡里，乡所居也。”而《序官》又云“定廛宅”，杨倞、郝懿行都认为“廛在市，宅在邑”，《周礼·地官》有廛人，定海黄先生曰：“此以司市、质人、廛人、胥师、贾师类叙，则廛为市廛无疑。”[22]《序官》冠以动词“定”，是说划定市场与民居。而《立政篇·省官》说“视宫室”，却是视察地方的意思，和乡师的职守并非一一对应，卽任何人都可以“行乡里，视宫室”，如《管子·八观篇》云：“入国邑，视宫室，观车马衣服，而侈俭之国可知也。”要之，《序官》云“顺州里，定廛宅”。是说和顺州里行政、分清楚市区和住宅区，侧重叙述职官制度，以侧重政治思想的构建；而《省官》一方面摘抄《序官》，一方面又要兼顾解决“六畜不育于家，瓜瓠荤菜百果不备具，国之贫也”的问题，所以说“行乡里，视宫室”，意为视察民间的风气，看看人民是不是“力作毋偷，怀乐家室，重去乡里”。
3.《省官》中的一些错误，尤其是一些添足之处，都是在记叙或者摘抄《序官》的时候造成的。
如《序官》云“相高下，视肥硗，序五种，省农功，谨蓄臧，以时顺修，使农夫朴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省官》作“相高下，视肥硗，观地宜，明诏期前后，农夫以时钧修焉，使五谷桑麻皆安其处，由田之事也”。“明诏期前后”一语，是《省官》自己加的。不过“明”字已定“诏期”，而“前后”二字与“明”字抵牾。又“以时钧修”的主语应该是“司田”而不是农夫，“农夫”应该是《省官》作者记忆时候的差错或者摘抄时候的错简。
又如叙“工师”职一段，《省官》一边说“审时事”，一边又说“以时钧修焉”，意义重复。而《序官》只有“审时事”，并没有“以时钧修焉”这句话。《序官》在叙述官员职能的时候，有时候会加“以时顺修”，有时候不加。而《立政篇·省官》的作者则全部加上了“以时钧修焉”，大概是摘抄时候的习惯性思维。
其实 《管子》各篇的着者割裂原文献凑成一篇，并不仅限于《立政》《小匡》等篇，比如《管子》的《参患》《七法》《兵法》《地图》等篇“是割裂、增益、拼凑《王兵》而成”。[23]
从荀子的行年看，《管子》摘抄《荀子·王制篇》是有可能的。关于荀子在齐国的时代，《史记·列传》载
“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邹衍之术迂大而宏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有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
从荀子的游离来看，他有很长的时间在齐国。而《管子》不少篇目与战国之时稷下学者相关。[24]《管子》各篇的成篇时间有不少和荀子在齐国的时间相近。如《心术上》《白心》，裘锡圭先生认为是慎子、田骈之弟子所作[25]；（慎到、田骈、邹奭与淳于髡同时，故稍先于荀子至稷。）李学勤先生认为《心术》《内业》《白心》等篇系宋钘、尹文所作。（宋钘、尹文亦尝游学稷下，荀子也曾辩驳过宋钘之徒的言论）。所以荀子的一些文字为《管子》的作者所采取也在情理之中，
《序官》以外，《王制篇》在论述王、霸、强之道的时候，在霸道之末有“闵王毁于五国，桓公劫于鲁庄，无它故焉，非其道而虑之以王也”一句。结合以上论述，荀子正是“在其国述其政”，专取齐国的例子，而且用的是“桓公”而非“齐桓”，也能说明《王制篇》与齐国的关系。要之，荀子在写作《序官》一章或者《王制篇》的时候受到了齐国的影响，但是又反过来影响《管子·立政篇》这样的齐国文献。
[1] 王先谦:荀子集解M.中华书局.1988.167.
[2] 郝懿行:荀子补注卷上M.东路厅署刊郝氏遗书本.44.
[3] 王念孙:读书杂志卷十一M.中国书店.1985.9.
[4] 于省吾:双剑誃诸子新证M.中华书局.1964.204.
[5] 何琳仪:战国古文字典·战国文字声系M.北京：中华书局.1998.607.
[6] 刘钊:古文字构形学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 342.
[7] 战国文字“马”的形变，可参许学仁《楚文字考释》，《中国文字》，美国艺文印书馆，1983，第138页。
[8] 何琳仪:战国文字通论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3.240.
[9] 李学勤：管子“乘马”释义A.古文献丛论C.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69-175.
[10] 宫崎市定以为“司马”爲“司赋（武）”，军赋爲司马官所掌，说参氏着《古代中国赋税制度》，东洋史研究会《アジア史研究》一，1959年，第94页。
[11] 何琳仪:古陶杂识J.考古与文物.1992（4）.
[12] 朱凤瀚: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行政组织与居民状况的变化A.管子与齐文化C.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453-465.
[13] 《周语上》“农大夫咸戒农用”，韦注“田畯也”，似“农大夫”亦为某职。谨案：由“咸”字可知农大夫当为农官之总名，而非某职。“大夫”系爵称而非官名。
[14] 荻生徂徕:读荀子卷二.M.宝历十四京师水玉堂. 5.
[15] 杜预注.孔颖达疏：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M.中华书局.1980.2030.
[16] 钱穆:国史大纲M.重庆：商务印书馆.1940.60.
[17] 俞伟超：中国古代都城规划的发展阶段性A.先秦两汉考古学论集C.文物出版社.1985.40.
[18] 罗根泽：管子探源A.诸子考索.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433-434.
[19] 张固也:管子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2006.90-91.
[20] 宫崎市定:关于中国聚落形体的变迁A.刘俊文编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着选译·上古秦汉卷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28.
[21] 李学勤：《齐语》与《小匡》A.古文献丛论C. 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179.
[22] 黄以周:礼书通故M.中华书局.2007.1469.
[23] 银雀山汉墓竹简整理小组:银雀山汉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137.
[24] 顾颉刚先生在《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册等处皆有说。
[25] 裘锡圭:马王堆老子甲乙本卷前后佚书与道法家——兼论心术上、白心为慎到、田骈学派作品A.古代文史研究新探C.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570.
本文原载《管子学刊》2011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