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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锡厚：解析《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奖之争
解析《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将之争
李锡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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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通史》（彩图版）获奖一事，媒体上炒得沸沸扬扬。《文汇读书周报》7月8日以头版头条刊出对《通史》主编戴逸教授的独家专访，说“在翻阅了《中国通史》（彩图版）宋代部分后，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硬伤”。凭这区区“七处硬伤”，就下结论说这部洋洋洒洒的巨着是“学术垃圾”，确实有点耸人听闻。然而，一算“细帐”，则发现“七处”云云，有点不大对劲。《北京科技报》7月6日第2版中间以《王曾瑜为中国通史“挑错”》为题，摘登了他的意见，关于岳飞，他是这样说的：“第94至97页岳飞事迹多半是传说，岳母刺字、风波亭之类，全不见于宋代史籍。他书写的出师表、还我河山之类，又属于后人伪托。大闹朱仙镇，竟全抄《说岳全传》的虚构故事，竟将八大锤作画，又按《说岳》称完颜兀术为金兀术。须知历史上的金朝都元帅兀术从来也不姓金。此书既印有南宋的中兴四将图，图上有真实的岳飞脸相，却又在作画时将他画成京戏中的生，自相矛盾。”如果我的计算无误，仅这四页当中关于岳飞者，王曾瑜即认定有“硬伤”八处（至于是不是“硬伤”以及是否还有其他“硬伤”，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那么，“王曾瑜认为至少有七处”之说又是从何而来呢？或许他真的数学不灵，说了八处之后，回头一看，又将“岳母刺字”后面的顿号误看成小数点了，而且以为“风波亭”之类无甚要紧，于是“四舍五入”，一舍了之。然后再对其他“硬伤”进行“化简”，这样，大约一算，就是“至少七处”。然而，这样的误算，误导一般人还可以，却绝对误导不了戴逸教授。须知当年戴逸教授曾以优异成绩考取名牌工科大学，他的数学水平，自然是不容置疑的。不知为什么，这一次竟然也被误导。
经过一番运算，“硬伤”总和只剩区区七处，而且还有两处被告知再看《宋史》。王曾瑜看没看，我不知道。出于好奇和对自己记忆力的不自信，我果真查找一通。《宋史》卷三八○《何铸传》确实记载岳飞背有旧刺“尽忠报国”四大字，但是“这四个大字，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刺写在岳飞背上的，是什么人为他刺写上的，史无明文可考。”（邓广铭《岳飞传》第398页，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至于韩世忠夫人梁氏名“红玉”，如果真的见于《宋史》，当年戴逸教授何不告诉邓先生，也免得他老人家在作《韩世忠年谱》时煞费周折地进行考证了。反复琢磨，我终于明白了，或许戴逸教授指示要看的并不是脱脱主持编纂的《宋史》。元朝末年风雨飘摇的乱世期间修成的《宋史》，岂能作为根据。那么，除此之外，又应当在哪一部《宋史》或《通史》中寻得答案呢？
戴逸教授认为，七处硬伤不仅不是什么硬伤，而且其中还有一条始作俑者正是王曾瑜本人：“至于恩荫制度始于何时，可以查一下《历史大辞典》，其中也说恩荫制度始于北宋初，而且写这部分的编委中王曾瑜恰恰在其中，王先生是否意识到他也给自己扣上了学术垃圾的帽子？”辞典有错，编委自然难辞其咎。不过，说别人有错在先，我就错得有理，这不等于说“你制造垃圾在先，我就有权随地抛撒在后”吗？这也未免太缺乏环保意识了！
这部《通史》获图书奖，实在是小事一桩。该书副主编龚书铎教授说得好：“人无完人，书无完书。”而且获奖之后，人家又有二十多位断代史专家参与了修订，务期“精益求精”而后已。不过在下读报至此，感佩之余还是不禁要为这部好书扼腕痛惜者再三：“精益求精的好书还有人反对评奖，天理何在？”这样提出问题，似乎底气不足。为什么？原来是程序出了问题。按照正常程序，本应“精益求精”在先，然后水到渠成，捧回大奖。不料忘了“游戏规则”，抢先一步拿大奖，过了好一阵子，然后才想起要“精益求精”，这不全乱套了吗！“不要着急，慢慢来。”毛主席他老人家说得多么好！操之过急，程序错位，今后读者就会面对两个内容大相径庭的版本，而且同样具有权威性：一个获奖版，一个“精益版”，岂不是让读者无所适从。
至于戴逸教授说有人要“封杀”此书，确实是言重了。其实，不论是关心这场争论的广大读者，还是“挑错”的王先生，对二十多位专家参与修订的“精益版”都必然是翘首以盼。新版出来之后，两相对照，一切都会清楚明白。而且经过这场争论，本书知名度大增，任何人也休想封杀。可以预测，新版发行，再印上15万册也不够卖。谓予不信，就请拭目以待。到时候，“海燕”财源滚滚，“干饭”（见7月6日《北京科技报》）会大大的有。只是不要忘了王先生“挑错”引发争论也是功不可没。当学生时，听向觉明先生在“史料目录学”课堂上讲过，当年“中华”编印《四部备要》曾公开征求“挑错”，发现一个错字，重奖大洋一块。“海燕”如也能学习这种高风亮节，王先生的“至少七处”哪怕能落实半条，也足够他在珠市口“丰泽园”摆上一桌了。
（资料来源：学术批评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0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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