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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论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的时代精神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一个社会动荡、分崩离析的战乱时期。魏、蜀、吴三国鼎立、西晋的八王之乱、南北朝各短暂王朝的频繁更迭，这动荡不已的局势使国家藏书遭到严重损失，学术消沉达于极点。然而对思想而言，由于政治干预的弱化，人们从传统文化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形成了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来又一次思想活跃时期。多民族文化在这里交汇，传统思想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开拓与创新成为顺应时代发展的潮流。揭示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文化典籍情况的官修书目，不但敏感地反映出时代思想文化发展的新特点，更借时代之风，完成了自身在书目史上最具意义的创新与转变，揭开了书目发展史上的新篇章。
这一时期的官修书目，见于记载的有17种（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这17部官修书目现在已无一幸存。我们今天研究当时的官修书目，主要是通过旁证资料：梁代阮孝绪的综合性私撰书目《七录》序及分类表；史书及零星的宗教经书目录中的记载；唐初官修史志书目《隋书·经籍志》（以下简称《隋志》）。这些旁证资料价值最大的首推《隋志》。《隋志》所着录的隋代政府藏书，基本真实地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政府藏书的主要特色。而且，《隋志》编目者特意运用附注法，揭示梁代以前的图书流通情况，这更增加了《隋志》的参考价值。综观这些书目的内容与形式，无一不体现着特定的时代精神。
一、多元文化的凝聚与开放
较之汉代官修书目对汉民族文化成果的整饬，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显示出一种多民族文化成果大融合的新特色。在这一融合中，一方面，代表传统文化的典籍图书，以其旋聚旋散的坎坷命运显示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这股内在的力量，使少数民族征服者在文化上始终处于被征服的地位。另一方面，传统文化又以一种积极开放的姿态去吸纳其他异域文化的精华，从而更增强了传统文化自身的活力。反映时代文化成果的官修书目，正是这一时代多元文化凝聚与开放的结晶。
从当时官修书目编制的过程来看，虽说战乱连年，但各短暂王朝的统治者只要稍有宁日，便立刻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把传统文化中的精神养分，看作他们共同的财富，作为自己建邦立国的支柱与指南。在这一时期，整理图书、编制书目的工作，虽不免草率，却从未因战乱而长期停止过。不仅汉族统治者如此，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不例外。天下三分的魏、蜀、吴时期，“魏氏代汉，采掇遗文，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注：参见汪辟疆《目录学研究·官修书目表》，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第73－74页。）。与曹魏鼎足而立的蜀、吴政权，同样不遗余力，争相设立东观以为国家图书馆，蜀以“博览群书”的谷阝正为秘书郎，掌管东观藏书；吴任韦曜为中书郎和博士祭酒，“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注：《三国志·吴志·韦曜传》，中华书局1965年版。），皆力所能及地对经籍图书进行搜集整理。西晋短暂统一，内部王位之争不息，外部各族反晋斗争不止，西晋政府仍是一方面集中前朝遗书，一方面又令各地献书，使“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着《新簿》”（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整理着录国家藏书达29945卷。到东晋，历经“惠、怀之乱”，经籍图书散失惨重，政府藏书寥寥无几，而东晋王朝仍不放弃努力，以李充为着作郎，整理着录出仅有图书3014卷，编成《晋元帝四部书目》，并且继续不断地搜求整理。
南北朝时期，相对稳定的南朝，书目编制更为频繁。刘宋王朝，先有殷淳的《四部书目》，整理着录图书14000余卷。 稍后又有阮孝绪的《元嘉八年秘阁四部目录》，着录图书14580卷。 随着图书数量的不断增长，又令秘书郎王俭编制《元徽元年四部书目》，着录图书15074 卷。享国仅23年的南齐政府，也令王亮、谢胐编制出《齐永明元年秘阁四部目录》，着录图书18010卷。萧梁时期，是南朝图书整理编目工作的顶峰时期。“梁初，秘书监任昉，躬加部集，又于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豫焉”。在此基础上，编制出《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数术书目录》、《梁天监六年四部书目》。发展到梁元帝，萧梁藏书多达十几万卷。然而江陵失陷，元帝将所藏图书全部付之一炬。陈朝虽也屡编书目，可考者有四部，但终因国力日衰，在藏书规模上再也没有赶上前朝。
令人瞩目的是，少数民族统治的北部地区，“战争相寻，干戈是务”，战乱更甚于南方，然而无论哪个少数民族的首领短暂登基，其上层人物都纷纷仿效南朝秘书监制度，置官定员对经籍图书进行搜求整理。如后赵首领羯人石虎，派国子博士到洛阳抄写石经，“校中经于秘书”（注：《晋书·石季龙载记》，中华书局1965年版。）。前秦首领氐族人苻坚不仅在宫中置博士传授儒家经典，还派人编抄书籍，以充书库。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拓跋氏，更是积极推行汉化，先后三次进行图书搜集，并编制出《魏阙书目录》，以此为依据到南朝借书，卢昶的《甲乙新簿》就是当时图书整理的成果。北魏分裂以后，后齐统治者“颇更搜聚，迄于天统、武平，校写不辍”（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后周时期，其初仅有图书八千余卷，后不断搜寻，最终达到一万五千余卷。
在这样一个分裂动荡的时代，编目之频繁，仅见于记载的官修书目就有17种。其数量之多，不亚于任何一个太平盛世。从这些书目所着录的图书数量来看， 可说是参差起伏。 西晋的《晋中经簿》着录图书29945卷，是这一时期官府藏书的最高峰， 比班固所记的西汉藏书之盛的《汉志》多出一倍多。但这一高峰在不到半个世纪后的《晋元帝四部书目》中猛然跌落到3014卷，十不存一。又历经一百多年的聚散辗转，到梁代《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中， 藏书数量又迅速回升到23106卷，接近于《晋中经簿》高峰时的藏书水平，在《晋元帝四部书目》的3014卷基础上增长了七倍多。如此猛跌猛增，其速度之快，在我国书目史上实属罕见。这些书目，不仅在着录图书数量上起伏较大，在编目质量上也差参不一。北方少数民族统治区，他们对汉文化典籍的整理毫无根基，因而编目工作远逊于南方各朝，今可考见的书目仅两部：一部是为搜寻图书而编制的《魏阙书目录》，另一部是类目不全的《甲乙新簿》。南方各朝则以西晋及梁朝成绩最为显着，他们分别编纂的《晋中经簿》及《文德殿四部目录及术数书目录》，是这一时期书目编纂水平与特色的代表，前者开书目四分法之先，又首附佛经于四部之后。后者将数术书单独立类，创书目五部分类法。魏晋南北朝官修书目中图书数量与编目质量的起落悬殊，不仅体现出这一战乱时期图书整理的艰难与执着，更体现出传统文化强大的向心力。
从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着录的图书对象而言，较之于汉代官修书目，政府收藏图书的范围明显扩大。在传统图书的基础上，更将注意力投注到外域文化成果的吸收与介绍，并将它们容纳到传统图书类目之中。以《隋志》为据，经部小学类，着录有鲜卑语五卷、鲜卑语十卷、鲜卑号令一卷（周武帝撰）、婆罗门书一卷（附注梁有扶南胡书一卷）、国语十五卷、国语杂物名三卷、国语御歌十一卷、外国书四卷。编目者在小序中对它们进行解释道：“自后汉佛法行于中国，又得西域胡书，能经十四字贯一切音，文省而义广，谓之婆罗门书。”“又后魏初定中原，军容号令，皆以夷语。后染华俗，多不能通，故录其本言，相传教习，谓之国语。”这些图书的内容都是对外域语言文字的介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流，最大的障碍当然是语言，因此对不同语言的沟通，是开放的时代最迫切的要求。又史部地理类，着录有佛国记一卷、游行外国传一卷、张骞出关志一卷、外国传五卷、北荒风俗记二卷、诸番风俗记二卷、突厥所出风俗事一卷。其足迹远涉中国西北部陆路所及之地。这些西行见闻，记载了那一时代人们对西方的了解与社会的开放。子部则着录了许多外域有关科学技术方面的书籍。如子部医方类，着录有龙树菩萨药方四卷、西域诸仙所说药方二十三卷、西域波罗仙人方三卷、西域名医所集要方四卷、婆罗门仙药方二十卷、婆罗门药方五卷、耆婆所述仙人命论方二卷、乾陀利治鬼方十卷、新录乾陀利治鬼方四卷、龙树菩萨和香法二卷、龙树菩萨养性方一卷，等等医书。热爱生命的中国古人，很早便累积了丰富的中医经验，然而他们并不囿于传统经验，而是积极地吸取外域医学的精华，以此来完善传统中医科学。又子部天文类，着录有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婆罗门天文一卷、婆罗门羯伽仙人天文说三十卷、摩登伽经论星图一卷；子部历数类，着录有婆罗门算法三卷、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婆罗门算经三卷；子部兵书类，着录有杂匈奴占一卷，等等。这些不同类型的有关外域科技文化成果的介绍，皆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与完善了传统书目的内容。特别是对西域佛教经典的着录与介绍，更将外域的宗教思想推向中国内地，并使它很快在这片宽松开放的沃土之中扎下根来。《隋志》统计的佛经总数多达1950部、6198卷，大有喧宾夺主、欲与传统儒家经书争一高低的架势。《隋志》中所反映的这些外域文化成果，正是民族融合时期文化开放的必然结果。

二、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剧烈动荡，人们思想产生极大的变化，传统儒学遭到全面的挑战与冲击。官修书目，则由于官方意识的渗透，极力维护儒学独尊的统治地位，而儒学失落的事实又不可避免地在官修书目中同时反映出来，传统儒学独尊的因袭与偏离，构成了这一时期官修书目的又一时代特色。
就儒学自身的发展而言，频繁的战争，带来了人口数量的锐减，这促发了人们对人生问题的重新思考。据公元263年与280年的两次人口统计， 曹魏人口数为4432881 ， 蜀汉人口数为940000 ， 孙吴人口数为2300000，三国人口总数只有7672881。晋武帝统一全国后，人口总数也只有16163863（注：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页。）， 这是中国历史上人口最小的一个统计数。人生短促，朝不保夕，传统儒学无法回答许多诸如此类的现实问题，而各朝统治者又好恶不同，如魏武好法术、魏文慕通达等，儒学获取名利的致用功能完全丧失。儒学自身的发展，更走进了层层相因、步步抄袭的死胡同，正如皮锡瑞在《经学历史》中所言：“汉人最重师法。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7页。）。《汉志》斥之为“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记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儒学自内而外已完全丧失了原有的活力与吸引力，文人学士们纷纷抛弃儒学，转而玄谈。而佛、道二教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正好迎合了世人的心理，并得到统治者上层的支持，很快兴盛起来。思想观念的变化，导致学术研究重心的转移。佛、道经书的数量很快赶上并超过传统儒家经书，对历史经验的重视，又使史书迅速发达起来，而原有的儒家经书却在这失宠与战乱中不断散失。“永嘉之乱，《易》亡梁丘、施氏、高氏，《书》亡欧阳、大小夏侯，《齐诗》在魏已亡，《鲁诗》不过江东，《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孟、京、费《易》亦无传人，《公》、《谷》虽在若亡。”（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60页。）儒家经书在各类图书中的领先地位已不复存在。
面对现实图书的变化，揭示时代文化主流现象的官修书目，在客观记载时代文化成果的同时，不顾学术重心的转移，极力挽回日渐失落的儒学的统治地位，一如既往地将儒家经典首列在各类图书之先，并且这一影响波及到私撰书目的编制，使当时所有的书目无一例外地成为传统儒学的捍卫者。创始于汉代官修书目的尊儒模式，已不再包含图书本身的主次，而纯粹成为一种观念的宣扬。当时现实图书各类数量的对比，我们可以从仅存的《七录》分类表与《隋志》中的统计数看出。《七录》虽为私撰书目，但广采博收，力求全备，其着录的图书，可作为当时现实图书情况的重要参考。
《七录》着录图书的顺序及总数分别是：
经典录 591种 710帙 4716卷
纪传录 1020种 2248帙 14888卷
子兵录 290种 553帙 3849卷
文集录 1042种 1375帙 10755卷
术技录 505种 606帙 3746卷
佛法录 2410种 2595帙 5400卷
仙道录 425种 459帙 1138卷
《隋志》着录图书的顺序与总数分别为：
经部 627部 5371卷 集部 554部 6622卷
史部 817部 13264卷 道经 377部 1216卷
子部 853部 6437卷 佛经 1950部 6198卷
这一对比清楚地表明，虽然儒家经典首列书目第一，但儒家经典数目仅为佛教经书的四分之一，并大大落后于史部、子部图书，与集部图书不相上下。这无疑反映了儒家学说在现实生活中的失落，而官修书目对儒家经书的极力抬举，只能证明，对历代统治者而言，儒家思想作为加强统治的工具，其政治功能始终无以取代。以梁武帝为例，梁武帝佞佛到屡次舍身佛寺，有菩萨皇帝之称，但谈到治国经天下，他则另有所见，他曾下诏：“建国君民，立教（儒教）为首。……宜大启痒斅，博延胄子，务彼十伦，弘此三德，使陶钧远被，微言载表。”又说：“朕思阐治纲，每敦儒术，轼闾辟馆，选次以之。”（注：《梁书·武帝纪》，中华书局1965年。）
魏晋南北朝统治阶层在书目编制上极力树立儒学的权威形象，并且不辞辛劳，以帝王之威，亲自对儒家经典进行阐释与宣扬。仅考于《隋志》，这样的着述就多达十多种。易类：周易大义二十一卷，梁武帝撰；周易义疏十九卷，宋明帝集群臣讲；周易讲疏三十五卷，梁武帝撰；周易系辞义疏一卷，梁武帝撰；书类：尚书大义二十八卷，梁武帝撰；诗类：毛诗发题序义一卷，梁武帝撰；毛诗大义十一卷，梁武帝撰；礼类：礼记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中庸讲疏一卷，梁武帝撰；制旨革牲大义三卷，梁武帝撰；乐类：乐社大义十卷，梁武帝撰；乐论三卷，梁武帝撰；春秋类：春秋序义疏卷，梁简文帝撰；孝经类：孝经义疏十八卷，梁武帝撰；孝经义疏五卷，梁简文帝撰；论语类：孔子正言二十卷，梁武帝撰；长春义记一百卷，梁简文帝撰。帝王的表率行为，对社会上层文人产生广泛的影响。皮锡瑞《经学历史》记载：“世传十三经注，除《孝经》为唐明皇御注外，汉人与魏、晋人各居其半。郑君笺《毛诗》，注《周礼》、《仪礼》、《礼记》；何休注《公羊传》；赵歧注《孟子》；凡六经，皆汉人注。孔安国《尚书传》，王肃伪作；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解》；凡三经，皆魏人注。杜预《左传集解》；范宁《谷梁集解》；郭璞《尔雅注》；凡三经，皆晋人注。以注而论，魏、晋似不让汉人矣。”（注：皮锡瑞：《经学历史》，中华书局1989 年版，第163页。）与经学大盛的汉代相比，魏晋人对儒家经典的阐释，在数量及质量上皆不亚于前朝，《隋志》所着录的经部书籍六百多部，五千多卷，百分之九十五以上为当时文人所作，可见其用力之勤。
然而，在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就图书总体而言，儒家经学的失落已是难以挽回的事实。西汉时期，儒家经典是文人学士们研究阐发的唯一对象，东汉虽稍有改变，但范围极小，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一局面便完全打破，对各家学说的研究雨后春笋般兴盛起来，仅见于《隋志》所载，对儒家以外文献的阐发就有一百三十余种。史部不仅有正史，也注及杂史、专史，如郭璞的《穆天子传注》，《山海经注》，挚虞的《三辅决录注》；子部的注释涉及了儒家、道家、纵横家、兵家、医学、小说家、天文家、历算家等，如王肃《太玄经注》、王弼《老子道德经注》、向秀《庄子注》、乐一《鬼谷子注》、曹操《孙子兵法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史崇《天文注》、郦道元《水经注》、徐岳《九章算经注》、全元起《皇帝素问注》；集部则涉及了楚辞类、别集类、单篇作品的注释，如释道骞《楚辞音》、刘杳《离骚草木疏》、裴津《山涛集注》、郭璞《子虚、上林赋注》、薛综《二京赋注》（注：参见董洪利《古籍的阐释》，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此外，还涌现了大量佛经注释。历来被儒家等级观念压在社会最底层的妇女作品，《隋志》也进行了着录与揭示，仅集部所载，便有汉武帝班婕妤集一卷、梁班昭集三卷、妇人集二十卷、妇人集钞二卷、杂文十六卷（为妇人作）、晋江洲刺史王凝之妻谢道韫集二卷等等，较之《汉志》，其数量大有扩展。
各学科的兴盛，又产生出各专门学科的专科书目，以数量而论，佛经专科书目最多，今可考见的就有四十多种（注：参见乔好勤：《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15页。）。 文学专科书目其次，仅《隋志》所载就有五部，还有道经书目与书画书目。然而却没有一部专门的儒家经书书目。
纵观魏晋南北朝现实图书情况，儒家经典的主导地位已极大动摇，但在统治者主持的官修书目中，其独尊地位却摇而不倒，并自始至终处于书目编制的首位。

三、官修书目的开新与主导地位的失落
官修书目以“官修”的优越性，在各种类型的书目中理应处于主导开新的领导地位，然而在这一秩序紊乱的特定历史时期，官修书目虽然照例开创书目编制潮流，却失却了原有的主导地位，影响力反在私撰书目之下，形成了书目史上官修书目发展的第一次低谷。
就文化环境而言，魏晋南北朝是一个由紊乱走向秩序、由探索走向成熟的建设性时期。随着社会的巨大变迁，传统思想与学术都有了新的发展，现实图书情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西汉开创的书目编纂方法，不但六类的划分与现实图书难以吻合，其序、提要的纂写，在这一特定的动荡时期，既无物力的保障，更无时间的许可。面对这些具体的现实情况，官修书目率先摆脱传统，尝试新的书目编制方法。考虑到史部图书的激剧增长、诸子之书的逐渐散亡、佛道经书的大量出现，一方面对图书的分类进行重新调整，以适应现实图书情况的四分法加附录的形式代替原有的图书六分法，一方面又对图书的评介进行简化，突出其工具性、账簿性功能。这一尝试始于魏《中经》，因其顺应潮流，为各朝官修书目相沿不改。这一时期可考的17部官修书目，除专科书目外，全部都是四部分类书目。《隋志》记载当时改革的情形：“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勗又因《中经》，更着《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记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佛、道经书则以附录形式收录于四部图书之后。《晋中经簿》首附佛经，梁阮孝绪《七录叙》后《古今书最》记载：“《晋中经簿》，四部书一千八百八十五部，二万九百三十五卷。其中十六卷佛经书簿少二卷，不详所载多少。”到《隋志》，这一着录方法完全定型。先列经史子集四部，后附道佛经书，成为这一时期书目编制的主要方法。魏晋官修书目开创的仅记书名卷数，“至于作者之意，无所论辩”的简明四部分类法，不再以探本求源、考辨学术为目的，而致力于对图书本身的登记与着录，以揭示与检索图书为首要任务，虽然学术品味有所降低，但书目的基本职能，工具作用却大大加强，这无疑是对传统书目功能的一次冲击，并开创了书目史上与学术性书目并行发展的账簿性书目编制的潮流。
官修书目对书目编制从分类到着录形式的开新，虽然“秘阁以为永制”，但私撰书目却并不响应。一方面传统《七略》的分类方法影响犹在，另一方面“官修”的影响力在这一特定时期不免力所难及。成书于刘宋年间的私撰书目王俭的《七志》和梁代私撰书目阮孝绪的《七录》，从内容到形式都紧步西汉《七略》，掀起一股与官修四部书目相抗衡的复古高潮。分类上，他们将《七略》之“七”模式化、神圣化，有意忽略《七略》实乃六分图书的事实，极力宣扬“七”的形式。《七录序》谈《七志》分类：“以向、歆虽云《七略》，实有六条，故别立图谱一志，以全七限。”从而构成经典、诸子、文翰、军书、阴阳、艺术、图谱七大类别。阮孝绪的《七录》，实际上也只是五大类，即经典、纪传、子兵、文集、术技，为了达到“七”的目标，强将当时作为附录的佛经与道经图书算作二类，从而凑成七大类别。在图书着录上，他们一反官修书目简单账薄性着录方法，对与图书相关的内容进行适当阐发。《七志》评述各类图书的内容及分类意义，“作九篇（外加附录佛、道经书）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又受当时品评人物之风的影响，“于书名之下，每立一传”（注：《隋志·大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以下未见出处的引文均见《隋志》大序。）。《七录》同样“总括群书四万余卷，皆讨论研核，标判宗旨”（注：阮孝绪：《七录叙》。），对记录图书形式和内容的重要情况进行揭示，并且成就更在《七志》之上。
在中国古代，“官方”总是代表着权威，其行为当然就是人们遵循的准则。王俭、阮孝绪的私撰书目，却置官修书目的编制方法于不顾，一味追求复古，以个人之力，在收书数量、着录方式、分类组合上别具一格，取得了完全压倒官修书目的学术成就，成为当时读书人参考使用的重要工具，影响远在官修书目之上。
【参考文献】
[1] 汪辟疆着：《目录学研究》，文史哲出版社1983年版。
[2] 乔好勤着：《中国目录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3]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65年版。

（资料来源：《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9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0955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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