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六朝史学发展与民族史的崛兴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魏书-六朝史学发展与民族史的崛兴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六朝史学发展与民族史的崛兴

历史学是学术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每个历史时期的学术通常是与该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和交互影响的。
一
东汉末年的黄巾大起义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军阀混战，导致了统一的汉帝国迅速瓦解。此后四百年间（189－589年），中国大地长期陷于离乱分裂，与其前后大一统的汉、唐时期不可同日而语。由是，六朝时期遂被世人视为乱世。前辈学者很有些人作了极大努力，如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吕思勉《两晋南北朝史》等等，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终受其研究体制局限，尚难说有重大突破。
当然，不能说六朝史的研究没有进展。特别是陈寅恪先生以其睿智，开拓视野，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发表了一批严谨论着，揭示了六朝社会发展的内在真谛，六朝史研究开始漫入新境界，日趋摆脱了黑暗时代的阴影。新中国建立以来，不少学者在马克思主义学说指引下，纷纷从事六朝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社会史的研究，获得了良好的业绩，六朝史由是旧貌换新颜了。
作为观念形态的六朝时史学，时至今日，也已发生了今非昔比的重大变化。蒙文通先生是这一领域变革的开拓者，今年是蒙老诞辰110周年(1894-2004)，为缅怀他研治六朝史学的业绩，特草此短文以资纪念。
巴蜀书社在不久以前，出版了六卷本《蒙文通文集》。其中第三卷《经史抉原》收有《致柳翼谋先生书》和《中国史学史》，都分别谈到了中国史学发展的阶段性问题，他对六朝史学有很高度的评价，很值得后人重视。
那是1935年，蒙老已很清楚地提示：“中国史学之盛有三时焉。曰晚周，曰六朝，曰两宋。……虽汉、唐盛世，未足比隆”。又说：“六朝精于史体，勤于作史，宋人深于史识，不在作史而在论。”在上引信中，已指出“于六朝史学拟讨其体制”。《中国史学史》分目论述了六朝史学的众多特色。扼要解说了魏晋学术与史学，史学与江左清谈，史学与六朝俪文，史学之民族国家思想，史学之君臣观念，史例之进步，史体之发达，史识之必要以至南北朝史学之差异等等，都很富有新意。
蒙老关于中国古代史学发展三阶段论是发人之所未发，尤其引人注目。他的学说是否符合社会实情，富有说服力，当然有待实践检验。为此择要介绍当代史学界同行若干有代表性的看法，以资佐证。
1940年前后，史学大师陈寅恪说：“中国史学莫盛于宋”。“元、明及清，治史者之学识反不逮宋。”“有清一代经学号称极盛，而史学发达则远不逮宋人。”[1]陈先生所言宋代史学之盛，与蒙老见识相同。宋代史学发达，至今已是世人的共识，毋需再多费口舌。
1944年，金毓黻先生刊印《中国史学史》（1957年，商务重印），全书九章，分述自上古以至清代史学发展演变状况。书中没有明确区分史学发展的阶段。将“魏晋南北朝以迄唐初私家修史始末”列为第四章，非常认真细致地写了这一时期的史学业绩，凸现出六朝时修史的巨大成就，实有异于其它诸章，那是非同反响的。
1985～1990年期间，周一良先生先后发表四篇论述魏晋南北朝史学的重要论文：《魏晋南北朝史学的特点》、《魏晋南北朝史学着作的几个问题》、《略论南朝、北朝史学之异同》、《魏晋南北朝史学与王朝禅代》[2]，从众多角度较为全面地剖析了六朝史学发展的重要特色。谈了不少前人所未涉及的领域，非常实际地解释了六朝时期史学的独特性和重要性。
1998～2000年间，台湾学者逯耀东先生出版了两本有关魏晋史学的论着。[3]其中《魏晋史学的时代特质》一文说：“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在魏晋与两宋，而非汉、唐”（3页），又说：“魏晋史学超越两汉，睨视隋唐”（6页）。另一篇《魏晋史学的双层发展》一文说：“无可否认，魏晋是中国史学特别发达的时代，也是中国史学转变的时代”（15页），“魏晋以来的史学范围远超于前代”（19页）。他还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形成的历程》一文中，转引另一位台湾学者沈刚伯的话：“魏晋是中国史学发展过程中的关键时代，更是中国史学的黄金时代”（29页）。台湾的学者很可能没有读过《经史抉原》，而其言却与蒙老所说是多么一致与合拍。
2003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宝国先生《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收录相关论文九篇。全书讨论的核心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他对若干前辈学者谈过的问题发表了一些创新见解。该书第20页引证蒙老在《经史抉原》中谈到《世本》与《史记》关系时所说：“马迁创作纪传，不过因《世本》之体，……纪传之体可贵，而创之者《世本》非马迁也”。胡先生为了究明真相，将清代茆泮林所辑《世本》的文字作了细致考查，得出了“不能判定《世本》一定就有世家、列传”的结论，因而难以据此否定司马迁撰《史记》的划时代重要意义。我也同意《史记》的体例在中国史学中具有里程碑的作用。不过，我又注意到胡先生往年在分析《史记》和《汉书》对籍贯的不同书法中，曾得出相当重要的结论和启示。这就是政治结束战国是在秦代，而观念上的结束战国却在汉代。[4]《汉唐间史学的发展》一书也明确说：“文化上，战国传统仍然顽强地存在着，一直到西汉，社会上仍然洋溢着战国精神。”我认为这同样是讲得很对的。
关于晚周（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学界的认识存在很大的分歧，但尚未看到有人公然否认它处于重大变革时代。凡是看过童书业《春秋史》、杨宽《战国史》的读者，谁也不能否认春秋战国是中国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动的时代。蒙文通先生在他的论着中也同样有过明确的表述。1962年他发表《略论山海经的写作时代及其产生地域》论文，特别提示：“要给予某项史料以恰当的地位，首先是应该分析该史料产生的社会环境。因为任何史料都是一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它必然受到社会的文化、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制约，在考察产生它的社会环境时，首先就是考察产生它的‘时代’和‘地域’。只有在时代和地域明确以后，才能结合该时代该地域的文化、经济、政治作进一步的分析。”[5]正是具有了如此朴素的科学史观，1951年，蒙老发表的《对殷周社会研究提供的材料和问题》论文，内有专节论述“春秋战国的社会剧变及乡遂制度的崩溃”，其中说到，“春秋前期，兵制和田制二者在诸侯国中也开始变化，到战国大概就不存在了”。他列举若干事例后，进一步指出：“这都说明，周初对农民的束缚，春秋以下，已经瓦解了。在人民普遍当兵，任意迁徙，普遍建学以后，同时也就开了布衣卿相之局，世族世卿制度也就崩溃了。”[6]综观众多学者对晚周社会发生深刻变革的论述，参照学术发展的通常规律，思想意识领域的深刻反映往往相对较为迟缓，我们是否可以说，这一重大变异在思想意识领域的最终结束是在汉代盛世的武帝时代，或许换一种说法，汉武帝在位的半个多世纪（55年）是居于承前启后的转折时代。是不是呢？
我们不要忘怀，在儒术独尊时代，儒经是学术的准绳。《汉书·艺文志》中，确是没有史学的重要席位。博通经史的蒙文通先生在他留下的众多论着中反复谈到了经史关系。他说：“传统史学，本于儒家”，“余之撰《经学抉原》，专推明六艺之归。……《经学抉原》所据者制也。《古史甄微》所论者事也。”[7]所作表述是十分清楚的。我很同意司马迁《史记》为划时代重要着作的意见，但就两汉史学整体而言，不能否认，那是尚未摆脱经学束缚而完全独立。与之同时，国内诸胡族更谈不上有自己的史学传世。由是观之，蒙先生推重晚周史学，视为中国史学发展的重要阶段，自有其合理的依据。
没有忘记，距今70年前的旧中国正处于听任列强宰割的困苦状态中，文化领域同样是非常滞后。蒙文通先生在那时却能洞察出中国史学发展的三阶段论，表述简练明白。纵或留下某些可资商榷之处，实无损他那博学通达的智慧光芒。随着当前学术研究的向纵深发展，中国史学的探讨必将日趋周详细密。
综上所述，蒙老在上世纪30年代提出中国史学发展三阶段盛世的学说，是他通晓古今、纵观全局的科学结论。近几十年来，不少学者从各自研讨的社会实践中得出了与蒙先生殊途同归的论断。我们不得不十分敬佩蒙先生当年作出的科学论断具有发聋振聩的作用，令人叹为观止，是晚生后辈们治学应予认真学习的楷模。
二
六朝的史学有重大发展，今日已无异议。它的具体内涵也已有了多方面的论说，是否还有其他可以置喙的余地呢？在这几百年间，国内诸民族的活动十分频繁，它在史学上应有必要的体现。就我所见，治六朝史学史者似乎对它罕有论及。因拟就此谈点浅见，是否言之有理，敬祈方家教正。
中国自古是多民族的国家。战国至西汉盛世，匈奴长期为患华北，《史记》专设《匈奴传》记述其族人活动及其与中原王朝的和平交往与战争等关系。那时，南方越人与西南夷的活动频繁，因撰夷越传以记其实。随着与西域交往的增加，《汉书》在《史记·大宛传》基点上，增添《西域传》，诸行国、居国皆有记录，明显是在国史中增加了民族史的内容。东汉时，周边诸族的盛衰变异很不少。匈奴的南北分裂，乌桓、鲜卑的崛兴，羌人在西方的骚动，南蛮西南夷的活动超常，东北诸族也很不寂寞。所有这一切，在《后汉书》记事中相应有了较多的体现。然而，这些活动于边境的诸族，都未见它们有主动撰写本族历史的成果。
汉魏以来，边境少数族人入居中原内地者增多，民族矛盾和各种社会政治矛盾相互交织，造成了六朝时期国内政局的长期混乱，汉胡诸族人所建政权交替出现。记录我国几千年古文明的“二十四史”，六朝时四百年间占有十二史。十二史中，只有《隋书》是记载统一了南北朝的隋王朝，其余十一史基本上是记录南北分裂诸国的历史。它既有汉族人所建诸国的历史，也包含少数族人所建北魏、北齐、北周三国历史。从北齐以至唐初所修魏、齐、周史，显示了史学编撰中的新体制，是六朝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当然，上述史学新体制的出现并非偶然的。曾经短暂统一了中国南北方的西晋政府垮台后，中华大地（主要是华北）先后涌现了“五胡十六国”的动荡政局。“五胡”名称最早出于苻坚之口，具见于《晋书》卷一0四《苻坚载记》，这是陈寅恪先生早已揭示了的。[8]十六国称号肇始于崔鸿撰《十六国春秋》。十六国中，前凉（317—376年）、西凉（400—421年）、北燕（407—436年）三国是汉族人所建。其余十三国，包括了匈奴族人所建前赵（304—329年）、北凉（397—439年）、夏（407－431年）三国，鲜卑族人所建前燕（337—370年）、后燕（384—407年）、南燕（398—410年）、西秦（385—431年）、南凉（397—414年）五国，羯族人所建后赵（319—351年），巴氏人所建成汉（304—347年），氐人所建前秦（350—394年）、后凉（386—403年）二国，羌族人所建后秦国（384—417年）。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所有这些国家，包括立国最长的前凉（59年）以及为时短暂的南燕（12年），无一例外都撰有自己的史书传世，那是以往汉代匈奴王国、鲜卑檀石槐帝国等所未有的。唐初，刘知几撰《史通》，本着“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原则，将十六国史附于“古今正史”叙述，实是意味深长的。
《史通》卷十一《史官》云：“伪汉嘉平初（按指刘聪嘉平元年，即311年），公师彧以太中大夫领左国史，撰其国君臣纪传。前凉张骏时（324—346年），刘庆迁儒林郎中常侍，在东苑撰其国书。蜀李与西凉二朝，记事委之门下。南凉主（秃发）乌孤初定霸基，欲造国纪，以其参军郭韶为国纪祭酒，使撰录时事。自余伪主多置着作官，若前赵之和芭、后燕之董统是也。”这些事例表明，胡、汉诸族国都很重视修史。羌人姚和都特意为本族人所建后秦国撰《秦纪》，意向非常明确。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及洛京之末，朝议又以为国史当专任代人，不宜归之汉士”。十足说明少数族人很注意为本族国编撰史书。以往例由汉族人为本朝修撰起居注、实录之类的分法，至六朝时，诸胡族国也在同样照办，实是非同寻常的重要举措。
十六国中，后赵、前燕、前秦诸国都曾短暂统一广大华北地区，并维持统治达30年以上。终因邻国间战争不休，占领区极不稳定，使政权建置、经济恢复工作难以有效进行。如果将它们与北朝末年也是立国短暂的北齐、北周作一比较，很可以看出其处境与命运之异同。前凉立国近60年，地处河西荒漠，建国者罕有作为。那时，唯一在南方四川地区建国的成汉维持了43年，制定政策措施有力，并依赖富饶的成都平原经济供给，政绩较为突出。
十六国的具体状况彼此互异，各国史书的流传情景也是大不相同。《隋书·经籍志》将史部区分为十三类，有关十六国史的着作大都列入霸史类。今以其所列为主，参考其他史籍，分别疏理和解说于次。
前赵：《前赵记》十卷，和苞撰。 按《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前赵刘聪时，领左国史公师彧撰《高祖本纪》及功臣传二十人，甚得良史之体。凌修谮其讪谤先帝，聪怒而诛之。刘曜时，平舆子和苞撰《汉赵记》十篇，止于当年，不终曜灭”。由此可见，匈奴人刘渊建国未久，已深知修史的重要性，立马派人修撰本国纪传体史书，开创为少数族人撰史的新局面。其后，刘曜又指令和苞修当代史。其书写作精良，存世长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以至《宋史·艺文志》均有记录。
后赵：《赵书》十卷，一曰《二石集》，记石勒事。伪燕太傅长史田融撰。 《二石传》二卷，晋北中郎参军王度撰。 《二石伪治时事》二卷，王度撰。 上引三部后赵史书的作者都不是后赵时人。谨案《晋书》卷一0五《石勒载记》记勒一贯重视历史，曾多次下令修史，且命参军修撰《大单于志》。《史通》卷十二云：“后赵石勒命其臣徐光、宗历、傅畅、郑愔等撰《上党国记》、《起居注》、《赵书》。其后，燕太傅长史田融，宋尚书库部郎郭仲产，北中郎参军王度，追撰二石事，集为《邺都记》、《赵记》等书。”是知石勒时期所修诸史，悉遭石虎毁弃。《隋书》所记后赵诸史出自后人追记。田融所撰《赵书》，《梁高僧传》卷九《佛图澄传》，《水经注》卷九《淇水》所引，均称为《赵记》。两唐志所记与隋志同。《新志》于《二石传》外，别记《二石书》，当是复出。清人汤球有《二石传辑本》（广雅书局丛书）可以略知石勒、石虎事梗概。宋初编撰《太平御览》仍屡引赵书，反映它是流传较为长久。
成（汉）：《汉之书》十卷，常璩撰。 《华阳国志》十二卷，常璩撰。 按《颜氏家训》卷六《书证篇》云：“《蜀李书》，一名《汉之书》”。《史通》卷十二云：“璩为李势（343—347年在位）散骑常侍，撰《汉书》十卷。后入晋祕阁，改为《蜀李书》。璩又撰《华阳国志》，具载李氏兴灭”。两唐志均记《蜀李书》为九卷，疑是去其原序所改。《新志》又别记《汉之书》十卷，则是同书复出也。《华阳国志》至今完整传世，内容不限于记载成汉兴衰，实为研究我国西南地区自上古以至成汉时的重要史地着作。
前燕：《燕书》二十卷，记慕容儁事。伪燕尚书范亨撰。 该书在当代享有盛誉，经隋、唐至宋，长期存世。《史通》卷十二称：“前燕有《起居注》，杜辅全录以为《燕记》”，其书今佚。《魏书》卷五二《崔逞传》，逞仕慕容暐（360—370年在位），“补着作郎，撰《燕记》”。这部前燕史书至隋已无记录，当是早佚。
后燕：《隋志》不记后燕有史传世。《史通》卷七《直书》云：“董统《燕史》，持谄媚以偷荣”。同书卷十二《正史》云：“建兴元年（386年），董统受诏草创《后（燕）书》，着本纪并佐命功臣、王公、列传合三十卷。慕容垂（386—396年在位）称其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但褒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其后，申秀、范亨，各取前后二燕合成一史”。由此可见，董统燕史初受当权派褒扬，因史德不良，迅速受到社会唾弃。唐宋时仍然存世的范亨《燕书》，实是包括了前后燕史事，并非后燕专史。另外，《魏书》卷三二《封懿传》记懿“仕慕容宝（396—398年），位至中书令、民部尚书。宝败，归阙……撰《燕书》，颇行于世”。这部魏齐时仍然存世的后燕史，至隋唐时不见记载，已是散佚不存了。
南燕：《南燕录》五卷，记慕容德（398—405年）事。伪燕尚书郎张诠撰。《南燕书》六卷，记慕容德事，伪燕中书郎王景晖撰。 《南燕录》七卷，游览先生撰。 按，张诠所撰《燕史》，新、旧唐志均作《南燕书》，《新志》且记为十卷。《史通》卷十二云：“南燕有赵郡王景晖，尝事（慕容）德、（慕容）超，撰二主起居注。超亡，仕于冯氏（北燕），官至中书令，仍撰《南燕录》六卷。”新、旧唐志所记相同。但《初学记》卷六渭水引为王景晖《南燕书》，是其书别有异名。另外，《隋书》卷三三记《南燕起居注》一卷，我疑为王景晖所撰。游览先生情况不明，唐代已无记录，当是已佚散亡。
北燕：《燕志》十卷，记冯跋事，魏侍中高闾撰。 谨案《魏书》卷五四《高闾传》记他好为文章，不云撰史或主持修史。同书卷六十《韩显宗传》记他“撰冯氏《燕书》、《孝友传》各十卷，颇传于世”。高、韩二位同为魏孝文帝时人，《燕志》实为韩撰。两唐志均记其书，《旧志》不记作者名，当别有用意。《太平御览》引书目有《高闾燕志》，乃是沿用旧习。
前秦：《秦书》八卷，何仲熙撰。记苻健事。 《秦纪》十一卷，宋殿中将军裴景仁撰，[9]梁雍州主簿席惠明注。 谨案新、旧唐志均记《秦纪》作注人为杜惠明。《太平御览》称裴景仁撰《前秦纪》。《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前秦史官，初有赵渊、车敬、梁熙、韦谭，相继着述。苻坚尝取而观之，见苟太后幸李威事，怒而焚灭其本。后着作郎董谊追录旧语，十不一存。及宋武帝入关，曾访秦国事。又命凉州刺史吉翰问诸仇池，并无所获。先是，秦秘书郎赵整参撰国史，值秦灭，隐于商洛山，着书不辍。有冯翊车频助其经费。整卒，翰乃启频纂成其书。以元嘉九年（432年）起，至二十八年（451年）方罢，定为三卷。而年月失次，首尾不伦。河东裴景仁又正其讹僻，删为《秦纪》十一篇”。如此看来，修撰前秦史是屡经磨难。车频《秦书》既已被改编入《秦纪》，理应不再存世。可是，清代汤球辑《三十国春秋》（丛书集成初编本），从类书所辑裴景仁《秦纪》仅有十四条，而所辑车频《秦书》却多达33条。逐条查核，没有讹误。因而推知，车频《秦书》虽经改编，原书仍然存世。
后秦：《秦纪》十卷，记姚苌事，魏左民尚书姚和都撰。 谨案《史通》卷十二云：“后秦，扶风马僧虔、河东卫隆景并着秦史。及姚氏之灭，残缺者多。（姚）泓从弟和都仕魏为左民尚书，又追撰《秦纪》十卷。”[10]可知后秦史编修存毁历程颇为复杂。新、旧唐志已不记《秦纪》，当是已散佚。宋初《太平御览》引书目列有《后秦纪》，很可能是转引《修文殿御览》之文。南宋郑樵《通志略》记《秦纪》与《隋志》全同，自是咄咄怪事。
前凉：《凉纪》八卷，记张轨事。伪燕右仆射张谘撰。 《凉书》十卷，记张轨事。伪凉大将军从事中郎刘景撰。 《西河记》二卷，记张重华事，晋侍御史喻归撰。 谨案《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前凉张骏十五年（338年），命其西曹边浏集内外事，以付秀才索绥，作《凉国春秋》五十卷。又张重华护军参军刘庆在东苑专修国史20余年，着《凉纪》十二卷。建康太守索晖、从事中郎刘昞，又各着《凉书》。”就是说，前凉史书除上引《隋志》开列三种外，还有《凉国春秋》及其他二种《凉书》。张谘《凉纪》两唐志均为十卷，原书今已不存，不明其卷帙差异的原因。刘昞《凉书》、喻归《西河记》只见于《新唐志》。唐《元和姓纂》卷八引“《姓苑》云：东晋有喻归，撰《西河记》三卷”。所记卷数颇疑有误。
西凉：《敦煌实录》十卷，刘景撰。 按，《魏书》卷五二《刘昞传》称，敦煌人，隐居酒泉，“着《凉书》十卷，《敦煌实录》二十卷……并行于世”。《新唐志》记二书卷帙与《魏书》同。西凉撰有《凉书》，为隋志所未载，《敦煌实录》也仅记十卷，其故今已难明。《宋书》卷九八《沮渠蒙逊传》记蒙逊死于宋元嘉十年（433年），第三子酒泉太守茂虔袭位。十四年，表献方物，馈赠《十三州志》十卷[11]、《敦煌实录》十卷、《凉书》十卷。同时，请求宋返馈晋赵《起居注》诸杂书数十件，获得了满意的回赠。由此可知，各自国家的史乘可以作为礼物互相赠送交流。
后凉：《凉纪》十卷，记吕光事。伪梁着作佐郎段龟龙撰。 按，《史通》卷十二《正史》云：“段龟龙记吕氏”，而未记其它。《新唐志》文如《隋志》。隋虞世南《北堂书钞》、宋李昉《太平御览》屡加引用，称为《凉州记》，今存张澍辑本。《隋志》另记《段业传》一卷，亡。谨按段业是后凉建康太守，旋称凉王，被蒙逊所杀。事见《晋书》卷十《安帝纪》，又卷一二九《沮渠蒙逊载记》。
北凉：《凉书》十卷，沮渠国史。 《凉书》十卷，高道让撰。[12]按，两部北凉史，今皆不传。《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宗钦记沮渠氏”，记事不明。《魏书》卷五二《宗钦传》，金城人，仕蒙逊为中书郎。凉州平，入魏，拜着作郎。“崔浩之诛也，钦亦赐死。钦在河西，撰《蒙逊记》十卷，无足可称”。这部被人瞧不起的《蒙逊记》，应即上述沮渠国史。
南凉：《拓跋凉录》十卷，佚名。 按，《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失名记秃发氏”，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四，“拓跋凉录，当是纪南凉事，秃发即拓跋声之转也”，因此，隋志所云，应即本书。传抄至唐代仍然存世，新、旧唐志所记相同。
夏：《隋志》不记有夏国史书。《史通》卷十二《正史》云：“夏：天水赵思群、北地张渊于真兴、承光之世（419—426年），并受命着其国书。及统万之亡，多见焚烧。”说明以极端残暴着称的赫连氏也是同样注意修史。《魏书》卷五二《赵逸传》：“逸字思群，天水人……父昌，石勒黄门侍郎。逸仕姚兴，历中书侍郎，……（征夏），为屈丐所虏，拜着作郎。世祖平统万，见逸所着曰：……其速推之。司徒崔浩进曰：彼之谬述……固宜容之。世祖乃止，拜中书侍郎，……年踰七十,手不释卷。”他所撰的夏国史，伴随其夏国的灭亡而被悉数焚毁。
西秦：《隋志》亦不记修有西秦史。《史通》卷十二《正史》云：“西凉（李氏）与西秦（乞伏氏），其史或当代所书，或他邦所录。”西凉自有《凉书》，已具见于前。为他邦所录的西秦史书今已难明。但唐人是知它具有国史的。西秦立国皋兰、秦陇间，屡受东西诸国夹击，终为夏国所灭，史籍毁而罕存。
上述诸国以外，其时华北大地尚有冉魏、西燕、仇池、拓跋代、翟辽，都未列入十六国行列，也未见他们自身有修史记录。唐修《晋书·载纪》便没有为它们分置专篇。《隋书》卷三十三记梁国有《诸国略记》二卷，亡。未知其中有否记诸国部分史实。
《史通》卷五《因习》云：“当晋宅江淮，实膺正朔，嫉彼群雄，称为僭盗。故阮氏（孝绪）《七录》，以田、范、裴、段诸记，刘、石、苻、姚等书，别为一名，题为伪史。及隋氏受命，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而世有撰《隋书·经籍志》者，其流别群书，还依《阮录》，……何止取东晋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东晋南朝政府一贯视华北诸政权为僭盗。阮孝绪撰《七录》，例将北方诸国史称为“伪史”。隋统一南北后，政治对立格局已经彻底改观。观念上也应“事须矫正”（刘知几语），但要认真兑现仍是很不容易。唐初参加修撰《隋志》者难以摆脱旧观念，将十六国列为“霸史”，不与正史等列。其后刘知几撰《史通》，对它是有所变更。但随着盛唐国力转衰，思想领域争夺正统观念日隆，兢相标树，改写历史。《旧唐志》的作者将上述十六国史还原称“伪史”，还将汉末三国鼎立中的蜀、吴二志也改称“伪史”。赵宋初，编撰《太平御览》，为适应当时政治需要，将十六国、三国的蜀、吴、北朝的北齐以及南朝宋、齐、梁、陈诸国一律改编入偏霸部。称谓名号的迭相变换，并非对十六国存在民族歧视，而是与当代所争正统密切相关。
此外，六朝时长期生活于青海高原地区的吐谷浑，与南北朝诸国都有不少交往，与南朝诸国关系尤为密切。刘宋新亭侯段国撰《吐谷浑记》二卷，《隋志》也以之纳入霸史，亦是沿旧习使然也。
《史通》卷三《表历》称：“当晋氏播迁，南据杨越，魏宗勃起，北雄燕代。其间诸伪十有六家，不附正朔，自相君长。崔鸿着表，颇有甄明。”所云崔鸿着表，《魏书》卷六七《崔鸿传》记录甚详。“以刘渊、石勒、慕容儁、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孑、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世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勒成百卷。因其旧记，时有增损贬褒焉。”由此可知，《十六国春秋》是将那时存世的诸国别史统一加工而成。崔鸿在魏宣武帝时上表称：“自晋（惠帝）永宁（301年）以后，所在称兵，兢自尊树，而能建邦命氏成为战国者十有六家。”他锁定目标十六国，积年撰成十五国九十五卷书稿。鉴于立国南方的成汉史在分裂混战年代，很难在华北获得，他只好“辍笔私求，七载于今”。正光三年（522年），他购置了成汉史书，才终于撰成《十六国春秋》。
《史通》卷七《探赜》云：“自二京板荡，五胡称制，崔鸿鸠诸伪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同书卷十二《正史》称：“魏世黄门侍郎崔鸿乃考覈众家，辨其同异，除烦补阙，错综纲纪。易其国书曰录，主纪曰传，都谓之《十六国春秋》，……勒为一百二卷。……由是伪史宣布，大行于时。”由此看来，《十六国春秋》完全不是将十六家国别史简单拼合，而是经历了细密考辨和增损褒贬的改写，它将分裂的汉胡诸族国史综合统编成一部记述诸族人建国及其兴衰的历史，这是“审正不同，定为一书”的史无前例有重大意义的工作。
《隋志》记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卷。另记《纂录》十卷，不记作者名，有可能是叙录及其目录。《太平御览》卷一一九至一二七《偏霸部》，备引崔鸿《前赵录》、《后赵录》以至《蜀录》、《夏录》等等，正是《十六国春秋》传录的若干节文。赵宋时，崔氏原着已逐步散佚，现存三种《十六国春秋》，有《汉魏丛书》收录的十六卷本，明屠乔孙所编百卷本，清汤球《十六国春秋辑本》，皆已非崔氏原作面貌。
《隋志》在《十六国春秋》外，另记有梁湘东王世子肖方等（528—549年）撰《三十国春秋》三十一卷，列入编年史中而不入霸史类。其书，《梁书》卷四四，《南史》卷五四，均有记录，但不书卷数。《太平御览》引书目误题为崔鸿撰。《通志略》除肖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外，还记《三十国春秋钞》二卷，《宋史·艺文志》作一卷，极有可能是北宋人的节抄本。至于本书内容，《通志略》云：“肖方等《三十国春秋》，起汉建安，迄晋元熙，凡一百五十六年事，以晋为主，包吴孙、刘渊等三十国事”，此南宋初人的介绍。王应麟《困学纪闻》云：“肖方等《三十国春秋》，以晋为主，附列刘渊以下二十九国”，此南宋晚期人之说。由南朝人编纂的这部编年体春秋是不同于分国纪事的《十六国春秋》，两位南宋人对它的介绍内涵不尽一致。因其书已佚，实情难明。可以肯定，它是六朝时诸族国关系的编年史。
《隋志》还记有（北齐）李概《战国春秋》二十卷。[13]其书史源不明，两唐志对它既收入编年史，又编入霸史。应是记述包括十六国在内诸族国间战事的专着。
另外，唐人武敏之撰《三十国春秋》一百卷，两唐志均有收录。武敏之即是贺兰敏之。《旧唐书》卷一九一《李嗣真传》记唐高宗时，嗣真受命于弘文馆参赞贺兰敏之修撰。《新唐书》卷二0六《武士彠传》亦记其事。南朝人已有同名着作，未知唐初何以又重修撰。卷帙且多达百卷，远比南朝旧作增多。名为《三十国春秋》，自必与十六国史相关。汤球辑《三十国春秋》所收内容不多，且将它与肖方等所着混同辑录，颇难明辨其真实面貌。
《隋志》记霸史后序云：“自晋永嘉之乱，皇纲失驳，九州君长，据有中原者甚众。……而当时臣子亦各记录。后魏克平诸国，始命崔鸿博采旧闻，缀述国史，诸国记注，尽集祕阁。尔朱之乱，并皆散亡。”由此亦可证明，崔鸿修撰《十六国春秋》时，各族国的史料相当齐全。经历魏末尔朱氏之乱（528年），史册多散亡。但在《隋志》所收六朝诸胡汉族人的国别史在隋代仍很可观。自此以至唐代盛世，官府收藏十六国史依旧不少。《唐六典》卷十记祕书郎所掌四部图书，乙部史书中，“四曰霸史，以纪伪朝国史”。原注云：“《赵书》等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旧唐书》记“杂伪国史二十家”。《新唐书》记“伪史类一十七家、二十七部，五百四十二卷”，具体开列了从《华阳国志》以至武敏之《三十国春秋》，都存于世。
自西晋覆亡以至北魏统一华北的百余年间，在分裂的中华大地上有着诸族国的存亡相继，这是不能无视的客观存在。逼真记录诸族国活动的《十六国春秋》等史册有力地填补了历史混乱中的空白，实是功不可没。
隋唐之际，依旧存在的众多历史资料为唐代官撰史书提供了良好素材。《史通》卷十二记唐太宗勅史官更加纂录，“兼引伪史十六国书，为载记三十”。在那胡汉一家的开明民族政策指引下，注意吸收历史经验，将西晋末出现的十六国史统一改编入晋史。汉人张氏、李氏所建前凉与西凉，一一编入列传。对胡化很深的汉人冯氏所建北燕，以之与诸胡族人的立国同样列为载记。这种列传、载记的格式，原是东汉班固用于区别记述西汉末年诸武装集团的分划，唐人却把它用于西晋末诸胡族人的建国，非常恰当地表明载记是六朝时民族史兴起的重要表征。
需要说明，中国自古即是多民族的国家。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族发展虽有兴衰升降，始终只是国内民族间的沉浮，彼此递系相连，并没有被外国侵略者灭亡过。《十六国春秋》等相关史策的记述乃是国内民族史兴起的朕兆。它与魏、齐、周书以及辽、金、元史有别，以国别史为基础的十六国史和《晋书·载记》正是体现了民族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宋以后，由于记述十六国史的原始素材日趋散佚，后人只能从《晋书·载记》获得较多的十六国史讯息了。
末了，再就十六国史事补充说几句。《十六国春秋》撰成，已有效地摒弃了某些质量太次的国别史。经历尔朱之乱，诸史又复散亡不少。直到隋唐之际，《十六国春秋》和相当数量一批国别史仍然存世。随着《晋书·载记》的完成，用为底本的《十六国春秋》逐渐走向了衰落的命运。在那尚未广泛使用印刷术的宋代，人们常沿用摘抄方式保存某些书籍的流传。[14]宋代流行的《十六国春秋》节抄本，司马光《通鉴考异》曾多次引用。再经历一段时期，节抄本和正本不复传世。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已不见《十六国春秋》、《三十国春秋》等书，有可能其时已不再存世。至《宋史·艺文志》，也是一字不提及了。
颇为奇特的是郑樵《通志·艺文略三》记霸史三十四部、五百十四卷。所列书目除《桓玄伪事》二卷外，其余诸书都是记十六国史事书名。《隋志》记霸史二十七部、三百三十五卷，加上亡佚者，总共三十三部、三百四十六卷。五百多年后的两宋之际，有关十六国文献史料竟比南北朝晚年还多，哪有这种可能呢？郑樵记崔鸿《十六国春秋》一百二十卷、《十六国春秋略》二卷、肖方等《三十国春秋》三十卷、武敏之《三十国春秋》一百卷、《三十国春秋钞》二卷，如此等等。如果《十六国春秋》至南宋仍然存世，比郑樵早一百多年的司马光，受命置局修《通鉴》，“穷竭所有，徧阅旧史，抉擿幽隐，校计毫厘”，他竟然放弃完整的《十六国春秋》不用，反复去使用《十六国春秋钞》呢？《通志总序》自称，“臣二十略皆臣自有所得，不用旧史之文”。就其史部霸史类所列书目观之，这位如此自负的郑渔仲先生，能够说他所讲完全是真话吗？

[1]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0页，238页。
[2] 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论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67～115页。
[3]逯耀东：《魏晋史学及其他》，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台北东大图书公司，2000年。
[4] 胡宝国：《史记汉书籍贯书法与区域观念变动》，刊《周一良先生八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25页。
[5] 《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古学甄微》，36页，巴蜀书社1987年。
[6] 《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古史甄微》，167页，170页，巴蜀书社1999年。
[7] 《蒙文通文集》第三卷《经史抉原》，241页，巴蜀书社1995年。《蒙文通文集》第五卷《古史甄微》，14－15页，巴蜀书社1999年。
[8] 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黄山书社1987年，第23页。
[9] 按《宋书》卷五四《沈昙庆传》记宋孝武帝大明元年（457年）为徐州刺史，“时殿中员外将军裴景仁助戍彭城，本伧人，多悉戍荒事。昙庆使撰《秦纪》十卷，叙苻氏僭伪本末，其书传于世”。
[10] 参看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晋书札记·羌人以都为名条》，中华书局，1985年，第115页。
[11] 《十三州志》，敦煌人阚骃撰，事见《魏书》卷五二《阚骃传》，《隋志》记其书十卷，新、旧唐志均作十四卷，《史通》卷十《杂述》云：“地里书者……阚骃所书，殚于四国……言皆雅正，事无偏党者矣”，对它评介很高。其书早佚，今存清人张澍辑本（丛书集成初编本）是研究我国古代西北史地的重要着作。
[12] 《魏书》卷七七《高谦之传》云：“谦之字道让。……以父舅氏沮渠蒙逊曾据凉土，国书漏阙，谦之乃修《凉书》十卷行于世”。《北史》卷五O《高谦之传》文同。
[13] 《隋志》书李概《战国春秋》，而不记年代。按《北史》卷三三《李概传》，概为“齐文襄大将军府行参军，后卒于并州功曹参军，撰《战国春秋》及《音谱》并行于世”。因知李概为北齐人。
[14] 《隋书·经籍志》称：“自汉以来，学者多节抄撮旧史自为一书，……而体例不经。”说明史书节抄本出现很早。《隋志》记《汉书钞》三十卷，晋散骑常侍葛洪撰“《晋书抄》三十卷，梁豫章内史张缅撰。”“《史要》十卷，汉桂阳太守卫飒撰，得《史记》要言。”“《史汉要集》二卷，晋祠部郎王蔑撰，抄《史记》。入春秋者不录。”新、旧唐志也记有某些史书的钞本。北宋出现的《十六国春秋钞》即属此类。《宋史》卷二0三《艺文志》史钞类，已不见《隋志》所列诸史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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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张泽咸，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责任编辑：李尚英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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