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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记明清史学家郭影秋

编纂一部综合创新、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清史，是新世纪的一项宏大的学术文化工程。自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启动以来，依据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制定的编纂计划，编纂工作目前正在有序有效地向前推进，这确实是值得整个学术界欣喜庆幸的一大盛事。此时此刻，不能不使人油然想起，曾为清史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并曾为推动编纂清史而奔走呼号、孜孜以求的老一辈历史学家。已故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着名的明清史学家郭影秋，就是其中令人怀念的一位。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教授在2003年2月21日的《清史编纂体裁体例学术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化大革命’前夕，周总理又委托周扬同志召开中宣部的部长会议，部长会议决定设立清史编纂委员会，由7人组成，郭影秋是主任，当时他是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也是明清史的专家。”戴逸教授又说：“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1]郭影秋的治学与革命经历如何？他在明清史研究方面有哪些成就？为什么说“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由于事经沧桑，年轻的朋友们对上述问题也许不太了解。笔者因协助过郭影秋同志整理回忆录，曾在其晚年与之时相过从，一度甚至朝夕相处。其言传身教，使我受益良多。现仅就个人耳濡目染中所了解的有关情况，记述如下：
一、不平凡的治学与革命道路
郭影秋，原名郭玉昆，又名郭萃章，江苏省铜山县人，1909年出生于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他的祖辈乃一筐一担，从异乡逃荒到苏北，举目无亲，家无片宅尺土，直到其父亲时，还做地主家的“住房户”、“种地户”。住地主家的房、种地主家的地，除缴纳苛重的租税外，还要无偿为东家服各种劳役。到影秋同志四五岁时，家中才少有房屋和土地。
从他本人往上数，家中好几代没有一个读书人。他父亲觉得这也许是被人轻侮的重要原因。因此，下狠心要让这个聪颖的孩子读书。他从七岁起，便在家乡读私塾。在短短几年内，便读完了《四书》《五经》，初步奠定了传统文化基础。这所私塾的老师，会写古体诗词，经常给他们讲些音韵格律方面的知识，并规定年纪大的学生每天写首古诗，致使他日后有可能成为一个诗人。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将历史推向新的阶段。尚处少年时代的影秋，对整天关在私塾里读“子曰”、“诗云”，已感不能满足。于是他又跑到距家往返百余里的大彭（今徐州市）去读高小。1926年北伐军围攻徐州城时，他从自身的苦难遭遇出发，迫切渴望北伐军获胜，以结束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曾与同学少年商议，如何开城迎接北伐军。后来，还曾到云龙山凭吊北伐阵亡将士墓，并写下《吊北伐阵亡将士墓》的诗。
但不久，蒋介石背叛了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影秋目睹了一批批共产党人惨遭杀害，其中有些人还是他平素尊敬的老师，自然引起他对共产党人的同情。1929年初，他正在铜山师范读书时，国民党为安插党羽篡夺铜师的领导权，策划了驱逐原铜师校长的学潮。当时他正担任铜师学生会主席，拒绝了国民党的诱惑和拉拢。因此，后来受到国民党的恫吓和排挤，而被迫离校。
离开铜师后，他从苏北流浪到江南，衣食无着，有时竟寄宿寺庙，如其诗云：“乞食吴门闻狗吠，寄居萧寺听鸡啼。”1929年秋，却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无锡国专。无锡国专是经学大师唐文治先生为培养国学专门人材，而设立的一所专科学校。影秋在这里学习时，曾直接听过唐文治、陈柱、钱基博等着名学者的课。当时，国专设立的课程有经学、经学史、宋学（理学）、汉学（考据学）、音韵学、文字学等。无锡国专的学习生活，使他受到严格的学术训练，奠定了坚实的国学基础。如沿着国专的路子发展下去，日后完全有可能成为国学大家。但由于经济困窘，学费无着，又不得不中途辍学。
1930年秋，他转学考取了公费的无锡江苏教育学院。在这里，他学习了教育学、心理学、教育史等课程。当时，教育学院的院长是国民党CC派头目，在学校实行法西斯统治。多年所目睹的国民党政治黑暗与腐败，已使他对现实强烈不满，无心再循规蹈矩地学习学校规定的功课，开始考虑社会实际问题，探索人生应走的道路，大量阅读当时流行的各种新兴的社会科学书籍，苏联的普罗文艺，以及我国“五四”以来的现代文学，如鲁迅、瞿秋白、茅盾、郭沫若等人的作品。特别是在这时，他还秘密阅读过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这些马列主义着作，把他的思想引入新的境界，使他对中国社会和革命开始有所认识了解，对共产主义产生了憧憬和追求。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京、津、沪、杭等地的学生纷纷到南京请愿，敦促蒋介石抗日。江苏教育学院的学生，也冲破了学校当局的控制，有二三百人到南京参加请愿活动，郭影秋是这支请愿队伍的领队。国民党政府调集大批军警特务，强行把请愿学生遣回原地。江苏教育学院当局对郭影秋的行动非常恼火，召开了全院大会，扬言要开除他。在进步教授俞庆棠、雷宾南等人的保护声援下，他才免遭处分。
1932年，影秋因参加进步活动以“丙等”操行评语在教育学院毕业，被分配到徐州民众教育馆，从事民众教育工作。在这里，他结识了薛暮桥（经济学家）、李可染（画家）和陈向平（文学家，原中华书局上海发行所副总编辑）。他们志同道合，畅谈思想，议论形势，并合作利用《徐报》办了《新生》副刊，发表一些进步作品。他们还酝酿再办一个《齿轮》杂志，李可染先生把刊物的封面都设计好了，后因徐州国民党党部的阻挠，未能出版。
1935年，他应邀到江苏沛县中学，任该校教导主任。他在这里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从事抗日救亡的宣传教育活动，使沛县中学成为全县抗日救亡的活动中心。他的革命活动，引起国民党特务的注目。1936年6月的一个深夜，突然被捕。在狱中面对叛徒的诱惑、敌人的拷打，他坚贞不屈，如同其在狱中写的诗句那样：“试把铁锥敲劲骨，铮铮犹自有金声”，“打掉门牙肚里咽，英雄宁死不低头”。
1936年“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再次合作，他受党组织委派，到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部抗日民众总动员委员会工作。1938年5月，徐州沦陷，他又按党的指示，走向农村，深入敌后，组织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在创建和开辟湖西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建有不可磨灭的功勋。但是，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1939年秋冬，湖西地区发生了一桩罕见的冤假错案，他也被诬指为托派，被撤职逮捕，受到残酷的毒打逼供，最后决定枪杀。正值千钧一发之际，当时驻在山东的一一五师政委罗荣桓同志，奉中央指示，赶至湖西制止了事态发展，亲自为影秋同志松绑，挽救了他和大批革命干部。
湖西肃托事件被制止后，他继续担任该地区领导。在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他以丰富渊博的历史知识和娴塾的文艺创作才华，亲自动手创编了《揭竿起义》、《岳飞之死》、《黄天荡》等历史剧，在湖西抗日根据地一带广为演出，教育和鼓舞军民的抗日斗志，以迎接抗战最后胜利的到来。
抗日战争胜利后，影秋同志又在湖西地区及冀鲁豫大区担任领导职务，直到1948年随刘、邓大军渡江南下。全国解放后，先在川南行署任副主任，后又任云南省省长、省委书记。1957年，他在任云南省领导的职位上，主动请缨，由中央调任南京大学党委书记、校长。在南大工作六年，成为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1963年，周总理应中国人民大学吴玉章校长之请求，又调郭影秋来北京担任人民大学的党委书记、第一副校长。吴玉章校长曾在人民大学1963年秋季的开学典礼上说：“我们人民大学需要一位有能力的领导来主持日常工作，我于是找周总理要人。总理告诉我，他手中有四个人，可以任我选择。当我选中了影秋同志时，总理称赞我有眼力。”可见，周总理和吴老对郭影秋都十分赞赏。无论是在南京大学，或者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对热爱和忠诚于教育事业的郭影秋说，真可谓是如鱼得水。影秋同志在这两所高等学校，为繁荣和发展教育科学事业、为国家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培养人才方面，呕心沥血，做出了重大贡献。南大和人大，又都是研究明清历史的重要的单位，由于他本身热爱和悉心研究明清历史，因此，他为这两所高校明清史学科的建设与发展，也倾注了大量心思和精力。
1965年，“文革”前夕，郭影秋又奉调担任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文革”的狂风恶浪席卷全国后，他迅即遭到康生及“四人邦”的残酷迫害，造成终身残疾。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校后，他又被任命为党委第二书记、副校长，协助成仿吾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他带病坚持工作，终因长期疾劳，于1985年10月29日，因病辞世。
影秋同志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一直担负着繁重的党、政、军、文等领导职务。难能可贵的是，无论是在戎马倥偬的战争年代，或者是在和平时期繁忙的党、政领导工作中，他都始终不废读书治学，学习理论，研究文史，写诗填词，撰写着述。曾先后撰写出版有《诗选》、理论着作和史学专着。他既是教育家、诗人，又是历史学家，是一位“兼资文武、德才兼备”的学者型领导。而其在学术上的主要成就，则突出表现在明清史研究方面。
二、在明清史研究方面的学术成就
如前所述，郭影秋在青少年时代就刻苦攻读过《四书》、《五经》。他尤其喜欢历史，在念私塾、读高小、上师范时，大量阅读了各种史书。曾饶有兴趣地读过各朝各代的历史演义，还曾熟读过《左传》、《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史学名着。为日后深入研究历史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在明清史领域有很深造诣，其代表着作是《李定国纪年》。说起来，他之所以研究明清史，并撰写了《李定国纪年》，则与他的工作经历有一定联系。
新中国成立之初，他在川南工作时，看到听到不少有关张献忠和大西军的史料史迹，感到封建史书对张献忠及其领导的大西军多有污蔑不实之词，如称张献忠“生性嗜杀”，甚至说他在四川“杀男女六万万有奇”，这显系诬蔑之词。明末全国人口也远不足一亿，张献忠焉能在四川一省就屠杀六万万有奇？！影秋同志还看到当时颇为流行的一本小册子的后记中写道：“吾川人何其不幸也，前有张献忠，后有张国焘，皆在吾川屠杀无辜。”他觉得，把不同时期不同性质的历史人物比附在一起，已属不伦不类；又不加分析地指责张献忠“乱杀无辜”，显然是自觉不自觉地受有封建正统史学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言词且出自一位大史学家的手笔。这说明肃清封建史学影响，是史学界的重要任务。这时，他就萌生要编写大西军及其领导人物历史的念头。1952年，他调至云南工作。由于大西军后期的杰出将领李定国，最后曾在云南坚持联明抗清，因而当地保存有大批有关李定国的历史资料和遗迹。他都尽可能地查阅和考察。如他在考察了史载为李定国抗清驻兵的“缅宁”后，即写下缅怀李定国的诗句：“疾风飘雨卷怒江，宁亡徼外耻言降。民族大节农民恨，一代英雄李晋王。”通过阅读有关史料，他认为李定国的一生，是与大西军休戚与共的一生。这位农民军领袖追随和领导大西军战斗了32年，转战秦、晋、豫、楚及川、黔、滇、粤等十五六省，取得辉煌战绩，直至兵败临死之前，还嘱咐其子与部属：“宁死荒外，勿降也！”他考虑如能编写一部李定国的编年史，不仅可以表彰李定国的功绩，而且可以通过这位农民起义领袖艰苦奋斗的历史，反映大西军发生、发展及其败灭的过程。从此，他便开始酝酿编写《李定国纪年》。
1957年他调到南京大学工作后，在担负党政领导工作的同时，自己更是身体力行，深入教学与研究第一线，一方面给本科生讲授《南明史》专题、带研究生指导论文；另方面又进一步搜集有关大西军及李定国的材料，甚至利用节假日，或到北京开会的机会，跑南京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借阅有关图书，与明清史方面的专家学者讨论研究。历时数年，终于在1959年写就、于1960年出版了《李定国纪年》。
《李定国纪年》凡20余万言，主要记述了李定国一生的光辉业绩。是书正文自“庚午（1630）明崇祯三年”（李定国10岁）起，至“壬寅（1662）清康熙元年”（李定国42岁）逝世止，按年月汇录了李定国一生的资料。同时，又简要地记述了明末清初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发展形势的资料。对引用材料，一一注明出处，并对有些资料，加“案”提出自己的看法。此外该书卷首刊有关于李定国事迹的地图、照片及文物拓片；书后又附录了李定国的多篇传记及论述李定国的资料十数则。该书虽名《李定国纪年》，其内容实际上则是大西军的战史编年，是国内外第一部全面、系统地记述关于大西军及其领袖人物的史料性专着，有很高学术价值。
《李定国纪年》问世以来，引起史学界广泛关注，纷纷评价“这是一本新型的历史上农民英雄的年谱”、“确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好书”等。直到前些年，还有评论指出：“一部有价值的着作，贵在经得起时间的考验；虽历经世事沧桑，仍永葆其学术价值，郭影秋同志所着《李定国纪年》就是这样一部值得称道的史学专着。”[2]
《李定国纪年》显着特色是：
1）坚持唯物史观评价历史人物：《李定国纪年》书前冠有作者的长篇序言，论述了他为什么要整理大西军和李定国的史料？怎样评价李定国这个人物？以及关于整理史料的一些意见。在论述这些问题时，作者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基本原理，阐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和方法。另外，作者还一再强调要从零散史料的表面现象中，透过现象，弄清历史事变内在的、本质的联系，揭示历史事变的规律。
2）搜辑宏富，考订精审：此书广征博采，网罗博览的文献典籍多达一百余种，诸凡正史、野获、稗史、文集、笔记、语录、奏议、揭帖、方志、碑铭等，均一一涉猎。从中辑录出史料多至数千条。同时，又删繁就简，审慎取舍，对于许多众说歧异、错综复杂，以讹传讹，乃至封建统治阶级为诋毁农民起义而歪曲的史料，作者均进行了细致的考订，去伪存真，取其精华，弃其糟粕。
3）史论结合，勇于创新：《李定国纪年》作为一部史料性的专着，并非仅仅停留在对史料进行客观的整理编排方面，而是较好地贯彻了史论结合的原则。作者认为“要真正弄清一个历史上的问题，就不能不掌握比较可靠的资料，即所谓‘第一手资料’。但是‘光靠所谓’第一手资料，或‘大量的史料’还不够，如果没有正确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即使搜集到一些资料，也将为芜杂的材料所淹没，而不能用以说明历史事变与历史发展的真相”。另外，书中特别指出：“近来有些人编写明清之际的历史，往往只提大顺军李自成的作用，不提大西军、张献忠的作用，即使提出来也是为了接受教训，……那是不妥当的。”其实“明末农民军开始号称‘十三家’、‘二十四家’、‘三十八家’，到后来却只有两大家，一家是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军，一家是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军”，两支大军相互支持和声援，“这一家的胜利，有时挽救了另一家的危机，另一家牵制明军的兵力多些，也恰恰支持了这一家的大发展。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张献忠一支是明军攻击的主要对象。明军最大的一次‘剿局’，……基本上是被以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彻底粉碎的”，怎么能把一支“转战十六省、浴血奋战十七年（前后三十二年），一度达到百万农民参加的农民起义大军”一笔抹煞呢？这些看法，观点鲜明，分析得当，论证透彻，为日后多数明清史研究者接受和采纳。此外，书中对李定国死难和埋葬的地点，影秋同志也根据历史文献和历史遗迹的考察，在众说纷纭的情况下，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并为史学界所赞同。
继《李定国纪年》一书之后，他撰写《谈郑成功和李定国的关系》、《论李定国坚持西南抗清斗争的历史作用》等论文，进一步阐述和发挥了《李定国纪年》一书中的思想观点。这些论文都曾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对明末清初史学的研究有重要影响。另外，他还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纂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写了《序言》。这篇《序言》高屋建瓴，言简意赅，既指出研究和编纂清史的重要意义与如何着手，也论述了编年体史书《清史编年》的历史价值与特点，今天读来仍给人以启迪。
郭影秋在学风上，严谨踏实，一丝不苟。他曾以诗句表达自己的治学准则：“出言轻易防空想，遇事艰难怕皱眉。”意即立言必须有据，力戒主观武断，遇到困难不能畏惧，应知难而进，勇于攀登。对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总是抱着谦虚的态度。曾虚怀若谷，向不少明清史专家请益问学。但又决不看风转舵随波逐流。十年动乱期间，《李定国纪年》也成了鼓吹“叛徒”的罪证。对此他说，“有人把李定国当作叛徒，我均一笑置之，原有认识，至死不悔”。表现了一个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实事求是的学风和应有的史德。
郭影秋本来有扎实的文史功底，又有深厚的理论学养，博览群书，思想深邃，但他几十年如一日，主要精力都献身于革命和建设事业，而不能集心思精力于他热爱的学术事业。对此，他也曾在一些诗词中流露出惋惜和遗憾，如说：“学剑不成书误了，脱胎未净神难肖”[3]，又云：“学书学剑两徒劳，语尚牙牙鬓已焦” [4]。当他转入高等教育部门工作后，特别是在中国人民大学后，本想用更多精力投入清史研究，不料“文革”中又遭“四人帮”残酷迫害，晚年不得不久卧病床，难以从事正常工作与研究，这使他的才学与睿智未能充分施展与发挥。
三、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清史编纂创造条件
郭影秋对明清史的贡献，不仅表现在他个人在这一领域的学术成就方面。作为一个学者型的高层领导干部，一位深孚重望的大学校长，加之本身又是明清史专家，凭藉这样的身分，他对明清史特别是对于清史的贡献，还突出表现在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努力为编纂大型清史奠定基础和创造各种条件方面。
早在1957－1963年，他在主政南京大学期间，在个人致力于明清史研究，孜孜不倦地搜集资料，撰写专着的同时，还约请组织了一些着名的明清史专家，组成《晚明史籍丛书》编委会，亲自牵头，制订选题，编辑整理晚明史籍。此事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度中断。前些年则又恢复了这套丛书的编校工作，计划编校70余种，将陆续出版。此举必将推动晚明史研究的资料建设，他对此事则有首倡和草创之功。
1963年，他调来中国人民大学工作后，由于该校在清史研究方面有较雄厚的基础，人才济济，有进一步开展清史研究的条件和潜力。加之，老一代中央领导人又重视清史，屡屡建议编纂清史。郭影秋也因势利导，以其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为基础，在推动和组织清史研究，为最终实现编纂清史，呕心沥血，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贯彻中央要纂修清史的决定，积极组建清史研究机构：
1965年10月，中共中央宣传部遵照周恩来总理和董必武副主席要修清史的倡议，决定成立清史编纂委员会，并拟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当时议定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由7人组成，他们是郭影秋、关山复、尹达、刘大年、刘导生、佟冬、戴逸，并由郭影秋任编委会主任，这也反映了郭影秋的学术地位和威信。他积极贯彻中央这一决定，及时与学校党委研究布署，着手筹建清史研究所，曾考虑由戴逸主持领导清史研究所的研究工作，因授意戴逸草拟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始料未及的是，不久即爆发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正在着手进行的清史编纂工作及成立清史研究所的规划，不仅化为泡影，反成为郭影秋抵制“文革”的一大罪状。令人钦敬的是影秋同志虽横遭迫害，却矢志不移，不改初衷，坚持重修清史，对成立清史研究所的事也始终铭记在心。197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被撤消，他个人也是刚刚解除“文革”中被拘押审查的情况下，又向北京市和中央有关部门报告，提出建立清史研究机构，着手编修清史的建议。所幸这一建议被领导部门采纳，批准成立清史研究小组，且由郭影秋亲自兼任研究组组长，直接领导该组制订研究规划，确定研究方向。由于当时中国人民大学已被撤消，清史研究小组挂靠在北京师范大学。虽然名为清史研究小组，却被批准可有40个人员的编制，是国内首家清史研究建置，也是此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前身。在“文革”尚未结束时，清史研究小组经郭影秋建言能以建立，确为编修清史集蓄了有生力量。清史研究小组的建立，足以反映了郭影秋的远见卓识。
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重新复办，在原来清史研究小组的基础上，正式建立了清史研究所。时任学校主要领导的郭影秋曾架扶双拐到清史研究所，代表校党委宣布研究所的领导班子，勉励全所研究人员，为早日编出大型清史而努力奋斗！清史研究所的工作始终受到他的关怀和指导。他为扶植浇灌清史研究所倾注了大量心血。戴逸教授曾详细地记述了他对清史研究所工作上的关心和指导。他说：“影秋同志非常关心清史研究所的工作，人大复校，清史研究所成立，他抱病前来出席会议，勉励全所同志努力钻研。以后，我们的工作一直得到他的指导与关怀。只要他住在北京而病体又许可的话，他总是乐于听取我们的工作汇报，并就研究所的方针、方向和具体工作进行指示，为我们排除干扰，解决困难”，“他对我们的帮助具体、细微、切实。例如，我所的重点科研项目《清史编年》，就是在他的倡议、帮助下编写的，他为此书的编写体例和内容多次和我们谈话，并亲自写了《序言》。”[5]
从清史研究所产生、发展的历史，可清楚地看到，郭影秋可谓是清史研究所的实际倡办人和奠基者。
2．强调纂修清史的意义，指导和确立清史研究项目
郭影秋作为中央最早拟议中的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深知编纂清史的重大意义。他在各种场合都反复强调纂修清史的重要性，如他在《清史编年·序言》中所说：“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清史有关的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深刻的认识。”[6]
作为一校之长、清史研究所的创建者和奠基人，郭影秋当然十分明白中央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设立清史研究所的目的，就是为了纂修大型清史。在建所之初，他在指导研究所确定建所方向、方针，以及研究项目、研究规划等问题的确立上，都有意识地与编纂清史联系起来。有关这方面的具体内容，当时的研究所领导、学术带头人戴逸同志在不少讲话与文章中均有提及。我个人在这方面也有直接了解。记得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曾在病房中，主动约见了我和王思治教授，就如何进行清史研究，做了长时间的谈话和指示。其谈话要点是：（1）清史研究意义重大，而前人的研究成果甚少，许多领域还是未开垦的处女地，而清史的研究资料又浩如烟海，需要有坐冷板凳的精神，广为搜集阅读。在清史领域进行研究耕耘，大有用武之地，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2）清史研究所刚刚成立，一定要埋头苦干，少说多做，要有决心在几年内出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切忌在尚无建树的情况下喋喋不休，以免让人引为笑柄。（3）研究工作应从基础入手，基础一定要深厚扎实。为此，可先编写《清史编年》，要在搜集丰富材料的基础上整理编纂，使其既是一部“学术”工具书，又是一部资料书。这是项基本建设，既编书，又练人。（4）清史所的长远目标是编纂大型清史，为了摸清楚有清一代268年的历史过程，可以先写一个简本，这个简本可以看作是大型清史的研究提纲。影秋同志这次关于清史研究的谈话和指示，可以说是他经过深思熟虑而后发，切中肯綮，抓住了深入开展清史研究的关键，实际上成为清史所日后开展研究工作所遵循的依据。此后戴逸教授主编的《简明清史》，以及集体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就是按影秋同志的指示，经过深入研究后推出的研究成果。
3．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为编纂清史组织队伍、集蓄力量
要编第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体现时代精神、内容完整翔实并能反映当代中国学术水平的高质量的大型清史，任务是艰巨而繁重的。完成这一艰巨的光荣任务，必须有一支业务素质高、责任心强，能为清史事业而献身的编写队伍。对此，郭影秋同志也非常明白。他的工作作风平易近人，深入实际，密切联系群众。尊重和爱护知识分子，关心和培养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更是他有口皆碑的美德。他这种工作作风和美德，也充分体现在他关心和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方面。
郭影秋同志在关心爱护清史研究工作者方面有许多动人的事绩，与他接触较多的戴逸老师有很多感受与体会。据戴老师回忆，早在1963年初夏郭影秋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就曾听过他对有关工作的汇报，给他留下的印象是：“这位新校长既是久经锻炼、饱受风霜的老革命，又带着浓重的书卷气；在他亲切、温文的言谈举止中透露出英毅果断之风”。又说，此后“同影秋同志见面的机会多了，他缠绵病床，不能行动，但精神很好，思路清晰，能大量读书，谈话内容大多是有关清史研究。影秋同志非常熟悉明末清初的历史，和我谈过李自成、张献忠、崇祯、史可法、郑成功、李定国、孙可望、多尔衮、洪承畴等人，他都有独到见解。他读的史料极为丰富，不少稀见的稿本、抄本，是我闻所未闻的。影秋同志的记忆力特别好，给我介绍书籍的作者、卷数、版本、收藏单位、内容梗概以及他的评论，娓娓而谈，如数家珍，使我深受教益。”至于他与戴老师谈清史研究所的方向、规划等就更多了，而且：“他非常尊重下级的意见，总是用商量的口吻和我们谈论工作，从来不用简单的命令。”正是通过这样的交谈，一方面指导了工作，使与之交谈的对象，于润物细无声中受到教益。同时，也使得郭影秋同志对与之谈话者有更多的了解。他果断选择戴逸主持清史研究所的工作，草拟清史研究所成立的规划，可谓知人善任。当1985年10月，郭影秋校长逝世时，戴逸曾沉痛地说：“郭校长和我们永诀了。清史研究所永远失去了一位亲切可敬的导师，这是难以补偿的损失。”[7]足以表达了清史界对郭校长的敬仰之情。
清史研究所另一位着名教授王思治也是与郭校长接触交往，受到其关心爱护的一位。王教授曾撰文回忆说，由于他写过几篇农民战争史的文章，1963年刚到人民大学工作不久的影秋同志，就要求有关教研室将王思治教授已发表的文章报送他，并要与之面谈。这些举止使思治同志深有感触，“一位上任伊始的校长，工作头绪纷繁，然而所关心的却是教学与学术，能抽时间深入了解一般教师的研究工作，这是我没有想到的，敬佩之情油然而生。”[8]郭校长后来有病住院，思治同志也常去病房看他，留给他的印象是：“病榻床头，一桌横陈，桌上所放的不是病房中常见的鲜花或食用物品，而是满桌盈尺的书籍和书写台灯，倘若只是病房这一隅，俨然像是书斋”，由于“影秋同志白天没有时间读书，因为探望的人很多。每当夜阑人静，一盏孤灯照亮床头，常常阅读到深夜”。“这对我来说，既感钦佩，也是无声的策励。”此外，郭校长还通过谈话与书信多次与思治同志研究切磋有关学术问题。当思治同志在参与撰写的《承德避暑山庄》一书编写提纲拟成后，首送请郭校长提意见。他认真阅读后，竟给思治同志写了一封长达4页的信，提出了许多十分中肯的意见。对此，思治同志感触良深地说：“当有问题向影秋同志请教时，他又是何等认真对待，特别是这些信都是在病床上写于夜晚，其诲人不倦的拳拳之心，感人至深。”因此，思治同志曾满怀深情地说，“他（郭影秋）虽然不是我的业师，而我却是他的私淑弟子，是他的学生。”[9]
郭校长不仅与学有专长、有成就的教授、学者接触交往，与一般教师也保持联系，尤其关心爱护青年研究人员的进步与成长。1978年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宣布成立时，当时与会的所内30多位研究人员，他大都能叫上名字。正如戴逸同志所说：“他认识所内许多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经常和他们谈话，关心他们的成长，指导他们前进。”如英年早逝才思敏捷的吴廷嘉，还有对晚清史研究卓有成就的孔祥吉等，都与郭校长有密切的交往，受到过他的亲切关怀和指导。我个人也是受到郭校长关怀教诲较多的一个。我是1972年清史研究小组成立时，组内研究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郭校长对我政治上、业务上的关心和爱护，令我终生难忘。1976年，我实现了多年的追求加入党组织。他闻讯后，竟在医院的病床上亲笔写来贺信说：“欣闻你光荣加入党组织，特致祝贺。入党只是继续革命的新起点，而不是革命的终结。望你继续努力，不断前进，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好党员。”1978年，清史研究所成立不久，他又在医院小病房中，约见了我和王思治同志，鼓励我们“要有志于把清史研究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1981年，我带领清史所1979级研究生到江浙一带实习考察，看望了当时正在上海治病的影秋同志，也请他能接见研究生给予教导和勉励。虽然他那时已久病在身，仍亲切会见了我们师生一行，并谆谆教导我们：一要有坚实的理论基础；二要有系统的专业知识；三要掌握语言工具，要学好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及汉语；四要勤写多练，提高写作能力。当时，参加会见的那些研究生中如郭成康、房德邻等，现在都已是清史研究领域着名的教授了。他们在读研究生时受到郭校长那些有针对性的言传身教，对日后的成长与发展必有一定的影响。尤使我们永远难忘的是，1985年10月末，在影秋校长弥留之际，我急忙赶往医院看望他时，他还十分吃力而关切地问我：“你最近在研究什么清史课题？”其拳拳教诲之心，殷切期望之情，实沁人肺腑，催人泪下。
除中国人民大学的清史研究工作者外，郭校长与全国各地史学界的学者也有广泛联系。记得1975年秋，我陪同厦门大学的明清史大家傅衣凌先生去看望他时，两位老历史学家一见如故，相互就明清史问题倾心交谈，十分欢愉。事后，傅先生对我说：“郭校长真是学识渊博，名不虚传，又是那样礼贤下士，虚怀其谷，令人钦敬。”
在上述零星片断记述中提及的，当年受到郭影秋同志关心爱护、扶植培育的众多中青年学者乃至莘莘学子，如今大都已是学术界特别是清史领域的柱石和中坚，正在国家清史编纂工程中发挥和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并薪火相传，带动一批一批的新生力量。
郭影秋在世时为推动清史研究事业，呕心沥血筹建清史研究机构，关心和培植清史研究人员，为编纂清史集蓄力量，尽力创造各种条件，已得到应有的回报。就此而论，戴逸先生所说的：“郭影秋同志始终坚持搞清史，他对清史编纂功不可没”，确乃中肯之论。

[1] 《清史编纂体裁体例讨论集》（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0页。
[2] 《读〈李定国纪年〉》，《思想战线》1982年第3期。
[3] 《郭影秋诗选·满江红·四十初度有寄》，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1页。
[4] 《郭影秋诗选·病中答赠郭子化同志》，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73页。
[5]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繁露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8页。
[6] 郭影秋：《清史编年·序言》，《清史编年》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5页。
[7] 戴逸：《悼念郭影秋同志》，《繁露集》第237－239页。
[8] 《难忘的教诲——怀念良师郭影秋同志》，《清史研究》1986年第1期。
[9] 《难忘的教诲——怀念良师郭影秋同志》，《清史研究》1986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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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王俊义，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总编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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