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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20世纪是美国对中国全面研究的世纪，也是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世纪。据笔者在美国的调查，发现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有相当年头，有系列的专着和成果。这里，作初步的介绍和分析。
一 20世纪初的职业化进程问题
所谓“职业化进程”，主要针对非职业化进程而言，这是提高学术品位、学术涵量的进程。20世纪以前，美国对中国史学和历史文献已经有研究，但尚不规范。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了解开始于19世纪30-40年代。一开始的工作是由传教士进行的，他们不是职业史学工作者。他们对中国史学的介绍和研究，主要出于对中国历史和传统的了解。当时，美国传教士派遣当局要求传教士到中国，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实际情况，及时向美国国内报告。[1]所以凡　历史、文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都要如实禀报。史学当然成了他们了解的一个　方面。裨治文(B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中国丛报》(China Repository)中，有　不少这方面的文章。如第3卷关于中国文化问题的介绍中，就有关于中国历史文献、中　国历史着作，以及中国神话、早期模糊历史记录、先人的历史解说、历史学原则等方面　的文章。1840年5-12月的《中国丛报》，有关于司马谈、司马迁、司马光、马端临的史　学研究情况的介绍。1841年1月号的《中国丛报》，有关于中国历史记载及其记载方法　的文章。3月号的丛报中，有关于中国纪年方式、纪年内容和纪年特点的文章。11月号　有关于中国历史年表的文章等。《中国丛报》还有关于对魏源史学着作的介绍。第16期　(1850年)3月号载魏源1848年本《海国图志》第12编的译文；5月号有魏源《大清圣武记　》的介绍文章。《中国丛报》还译载过《大清一统志》、《八旗通志》等清代历史典籍。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iams)的《中国总论——中华帝国的地理、政府、教育、　社会生活、艺术、宗教及其居民概观》中，也有关于中国史学的介绍。1883年修订版的　《中国总论》下册第17章的“中国的历史及其年表”就涉及这些内容。这本着作的修订　序言还专门谈到中国史学的编年问题，认为中国史学对有志于对其研究的学者，“是十　分有趣的课题”。20世纪前的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停留于一般介绍上。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职业化道路不是偶然的，它和整个美国的中国学的职业化道路是同步的，和欧洲汉学的职业化进程有大体的类似性。法国的巴黎东方语言学校设立汉学课程是在1844年，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设汉学教授是在1876年。美国汉学的职业　化进程大体开始于19世纪80年代。耶鲁大学开始中国学教学是1876年，哈佛大学1879年　开始聘请中国教师戈鲲化。这都标志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跳出传教士的观察框架。20世　纪前后数10年，欧洲汉学家夏德(Fridrich Hirth)、劳费尔(Berthold Laufer)等重要　学者对美国中国学的职业化进程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美国对中国史学的职业化研究也大体在这时候酝酿，时间在20世纪20-30年代。其突出的代表性作品，是翻译着作。最早的两本着作，一是对宋代赵汝适的《诸藩志》的翻译，一是对班固的《汉书》的翻译。前者是柔克义(William Woodwillm Rockhill)和夏德的合作成果，被认为是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诸蕃志》1911年首次出版，1914年东京　再版。其价值主要在于英文注释，地名、物产的注释量相当大，甚至超过本文，被认为　是西方汉学的重要成果。后者是德效蹇(Homer H.Dubs)的代表成就。他以整三年的时间　，在国会图书馆完成了这一任务。[2]是书翻译严谨，考证也精，标志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的关注进入实质性阶段。
其关键者，是对中国史学和文化史发展状况和资料状况的分析，这是在来自中国的一流史学家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从时间表上看，在美国，涉及中国史学或文献学研究的比较早的学者，是哈佛大学燕京学社的洪业先生。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应邀赴哈佛讲学。由此在哈佛燕京学社主持引得编纂工作20多年，出版引得64种多。[3]洪业的工作，为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奠定了重要的史料学基础和　方法论基础，被誉为“20世纪上半叶研究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参考书之一”。[4]洪业还一直感兴趣于《史通》的研究。他在30年代发表了《史通点烦篇臆补》，以后还撰写关于《史通》的英文译注。他强调《史通》是世界上第一部系统讨论史学体例的着作，要让西方人知道中国史学造诣之深、发展之早。[5]
在美国，对中国史学通史介绍的最早的一本书，是嘉德纳(Charles Gardner)撰写的，叫《中国传统史学》[6](1938)，这是地道的西方人撰写的中国史学史，也可以说是美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有关中国史学通史知识的专着。这本书的出现，可以认为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开始步入专业化的进程。1961年这部着作再版，哈佛大学杨联陞教授作序，充分肯定了这本着作的开拓意义，认为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这本书还将会是一本必读的着作。[7]耶鲁大学芮沃寿(Arthur F.Wright)教授的书评也强调这本着作的开拓价值，认为是　理解中国史学的指南，对青年学者的学术训练有重要影响。[8]诚然，在今天看来，《中国传统史学》有失　于浅简，但并不影响其在美国人对中国史学认识进程中的首创意义，是美国对中国史学　史研究的职业化进程的标志。
二 国际格局变化和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发展
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初，是整个国际局势大变化的时代。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和反法西斯战争殊死搏斗、赢得胜利的时期。美国人看到了中国在远东的重要战略地位。他们也从中国人民的抗战中，看到中国并不是原先一些人所错误想象的那样，意识到必须加强和与这个远东战略同盟联系。而对一个民族和国家的了解，任何情况下，首先是从对这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的了解开始。
二次大战前夕，美国有过一次力度较大的对华基金的投入，主要来自洛克费勒基金会。中国是迄今唯一独立存在的文明古国，优秀知识分子既是东方文化的代表，又是宣传文化的载体。这成为他们中国的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建设的资助原因。[9]当时基金会资助了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翻译、胡适的《中国思想史》的翻译、魏特夫(K.A.Wittfogel)的《辽史》　研究等。这里所贯彻的思想还在于，让美国人了解东方文化是当务之急，推进对于远东　和中国情况的了解。
1928年哈佛燕京学社成立也有同样的历史背景。这个由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联合成立的学术机构，一开始就强调中西文化沟通的宗旨。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确定燕京目的，“在将中西学识，熔于一炉，各采其长，以求多获益　处”。(注：《在燕大师生大会上的讲话》，1935年9月24日。)他促成了与哈佛大学联　合办哈佛燕京学社。1928年1月5日所立章程定下的目标是：“进行及提供关于中国文化，以及(或者)亚洲别处，日本，以及(或者)土耳其与欧洲的巴尔干半岛的文化之研究、　讲习、出版活动”。当时，陈垣等中国学者参与了哈佛燕京学社的组建，陈寅恪等学者　都到哈佛大学访问过[10]。由中国和国际汉学界高手组建的哈佛　燕京学社，很快成为国际汉学重镇。
《哈佛亚洲研究》最初的文章，都和中国史料学、中国文献学的研究有关。这都是研究和了解中国的基础工作。如邓嗣禹与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合着的《中国文献选编题解》(1936)、毕乃德《东华录和实录的某些解释》(1939)等。直接和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关的论文，主要有萨金特(Clyde B.Sargent)《资治史学：班固和前汉历史记录》(1944)、姚善玉《＜图书集成＞和＜清史稿＞中关于水和龙的数据》(1944)、伯儒(RheaC.Blue)《汉、魏、隋史：食货志的争辩》(1948)等。从篇幅看，这些都是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的重头文章。是时，哈佛大学研究中国史学史的好手还有杨联陞。他也是当时很有影响的学者，杨联陞撰写了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学术论文。如《中国传统的编史工作》(1938)、《二十四史称呼之理论》(1947)、《古代中国历史研究之发展》(1952)等。杨联陞的着作，具体介绍了中国历史学，他是继洪业之后，又一位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有很深造诣的学者。
当时燕京培养的着名学者有毕乃德、邓嗣禹、费正清、拉铁摩尔(Owen J.Lattimore)、卜德(Derk Bodde)等，他们后来都成了着名汉学家。有趣的是，二次大战中崛起的哈佛汉学家，很快成为美国现代中国学的重要奠基者。二战前后美国的对华政策有其必然的连贯性，中国在远东重要的战略地位决定了他们要重新审视其所有的对华关系。了解中国成了中美关系建设的基础和前提。所谓的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就是这样的情况下被提出来的。费正清是积极的创导者、奠基者、实践者。这里所提的区域研究，包括对当时苏联、印度等国家和地区的研究，是更专门的、跨学科的、对特定地理区域的研究。1946年哈佛大学还成立了国际与区域研究委员会。而“现代中国学”，是相对欧洲“汉学”而言。费正清倾注一生精力，投身区域研究和现代中国学建设。[11]费正清从对清朝的研究入手，开始其对现代美国中国学的思考和建设。他相信对清代文献的研究　，是清史研究的必要和必须的基础建设。1946年，费正清回到哈佛设立中国问题研讨班　，邀请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楹等几位学者帮助整理清代史料。[12])正是对中国文献学、史料学乃至史学史研究的扎实工作，奠定了费正清现代　中国学的基础，也促进了美国对中国文献学、中国史料学和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就是关注当代中国史学的研究，注意中国　史学发展最新动态。这些论文主要有：芮沃寿的《北京的汉学：1941-1945》(1947)、　邓嗣禹的《最近50年中国史学》(1949)、里昂的(Bayard Lyon)《评＜当代中国史学＞》(　1950)等。芮沃寿的这篇文章十分重要，虽然只写了5年汉学，但内容非常丰富，为后人留下了一段珍贵史料。邓嗣禹的论文，对中国20世纪初50年史学的介绍相当全面。他还　追溯了中国史学的起源。邓嗣禹指出，中国史学有辉煌的过去，其质量和数量，只有欧　洲现代史学可以相匹。其它国家如印度等的哲学、科学和艺术或可称道，但若提史学，没有一个可以声称具有和中国一样悠久、光荣的编纂传统。他强调西方学者应该知道和了解中国史学。里昂的文章，就是评顾颉刚的《当代中国史学》。里昂认为美国学者对中国很不了解，如果他们早看到中国的这些着作，就不会犯那么多的错误了。[13]不过按照当时欧美汉学的　严格界定，这些对当代中国研究的文章已不在汉学范畴之内。但恰恰这些文章，诚如里　昂所言，对西方了解中国有重要作用。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　有很大的发展，研究者相对集中在哈佛大学。
三 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建设
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是美国中国学界一直十分关注的事情，也是西方世界中国学界希望了解的。
对建国初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探讨，主要集中于对翦伯赞主编的《中国近代史研究资料》汇编的研究和批评。当时的一些重要学者如费正清、刘广京、芮玛丽(MaryC.Wright)、邓嗣禹、房兆楹等都撰写了文章，评论翦伯赞主编的文献集如“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中法战争”、“义和团”等。这是美国中国学界对当代中国史学的最早的系列评论，集中发表于1957年的《亚洲研究杂志》。费正清和芮玛丽为这套文集出版的研究写了总的引论。这篇引论很值得关注和研究。可以认为，这代表了当时以费正清为代表的中国问题专家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本立场和基本看法。
当时推进了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召开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理论研讨会。这是由英国的《中国季刊》出面组织的学术会议。麦克法夸尔(Roderick MacFarquhar)是当时这份杂志的主要负责人。据笔者从哈佛档案馆的了解，麦克法夸尔和当时在哈佛的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教授详细讨论了这次会议的筹备问题。会议在接近牛津的迪启莱·曼诺(Ditchley Manor)举行。时间是1964年9月6日　至12日。不过史华慈没有出席这次会议。当时代表美国哈佛大学参加并主持会议的是费维剀(Albert Feuerwerker)教授。会议有论文集。[14]参加这次会议的，很多是美国学者。会议的论文，除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外，还　有对毛泽东的史学研究。当时美国的中国学家已注意到作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　其思想和方法对中国史学发展的影响。
在此之前，费维剀已经出版了他主编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论文集，题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1961)。他还主编了一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情况的选编文集——《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近代史研究》(1961)。这是油印本，二百五十八页，一看就知道化了相当大的工夫。像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尚钺、华岗、胡绳、何干之、胡乔木、胡华、吴晗、刘大年、白寿彝等学者的着作，都有详细介绍。但这部讲义所介绍的着作决不只限于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成果。此后，在1968年，费维剀又主编了论文集《共产党中国的史学》。这篇论文集收集了包括中国刘大年　在内的英国、荷兰、苏联、澳大利亚、美国等多国学者在内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研究的学术论文。
笔者曾专门就此访问了费维剀教授，了解当时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背景。费维剀强调两个问题：一是美国学术界为什么会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他说，主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站住了，我们就应该研究：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是怎么回事?马克思主义如何研究史学?还有就是，费维剀说，研究艰难。主要是材料极少。“我们不得不通过香港来搜集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史料”，他说，这些资料是好不容易凑起来的，“哪有象现在这样铺天盖地的史料”。[15]
美国中国学界还出版过两本重要的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专着。一本是詹姆斯·P·哈里森(James P.Harrison)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和农民战争》(1971)，一本是杜克大学阿尔夫·德里克(Arif Dirlik)的《革命和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起源，1919-1937》(1978)。哈里森的着作主要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农民战争问题的理论进行研究。其研究具体到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中对农民战争的领导和组织、口号和意识形态、作用和进展、特点和失败原因等具体理论问题的探讨。英国学者巴勒克拉夫(Geoffrey Barraclough)在其《当代史学主要趋势》的论着中，在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上，引用了哈里森的意见。德里克的着作主要对30年代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初步形成进行了研究，尤其注意探讨当时中国历史分期问题。两本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着作，是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比较有影响的成果。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十分重视历史观的研究，强调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在其进程中，出现一些诸如“五朵金花”的讨论[16]，也出现像“文革”影射史学、阴谋史学这样的历史事件。这在美国对中国的史学研究中都有反映。约翰·麦思基尔(John Meskill)主编的《中国历史的模式：循环、发展、停滞》，就是对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历史观模式的探讨。[17]这部文集收的文章很广泛，有司马迁、刘知几、马端临、郑樵、顾炎武的，也有黑格尔、斯宾格勒、汤因比以及魏特夫的等。作者认为，为理解中国历史的发展的模式，不妨看看古代和近现代、东方和西方学者对此问题的见解。当时，针对“文革”的情况，还出现了研究吴晗的专着，出现了研究“文革”史学及其影响的专着。总的讲，在美国中国学界，对中国“文革”史学的研究还不能说太多。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异乎寻常地热闹起来。突出的有三方面：一是注意对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在中国农民战争研究方面，有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历史系刘广京的长篇论文，研究中国农民战争中的理论问题，题目《世界观和农民反抗：后毛时代史学反思》(1981)，这是着力很深的学术论文；亚细亚生产方式方面的研究也颇多，1989年，卜正明(Timothy Brook)主编了题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在中国》的论文集。[18]这部论文集收入的论文总共有12篇，引言是卜正明本人撰写，其它刊登的主要是吴大坤、赵俪生、王敦书、胡钟达等中国学者的文章。还收有中国学者1978-1988年间的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文目录。在此之前，英国伦敦出版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科学和政治》(1981)一书。此书是文献集，A.M.Bailey J.R.Llobera主编。这本书在美国颇受重视。阿尔夫·德里克教授在书评中强调了这本着作的文献价值，认为主编和翻译工作者作了重要的工作。[19]二是加强实地考察。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魏克曼(Frederic E.J.Wakeman)教授率领的美国中国明清访问团，满中国地跑，深入大学、科研机关、档案馆，了解新时期中国历史学的走向。他们强调对中国的实地目击，了解中国史学、史学家、史学机构的具体状况。魏克曼主编明清访问团文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明清研究》(1980)很详细记载了代表团所见所闻。这是对当时中国史学界队伍、资料、现状的十分详尽的文献记录。三是高度关注中国《史学情报》和《中国历史学年鉴》的出版，评论其意义。《亚洲研究杂志》等学术刊物都有这样的评论文章。1978年，魏克曼还撰写了《粉碎“四人帮”以后的中国历史学》，对中国史学的趋势做了分析和展望。魏克曼引用了列文森(Joseph R.Levenson　)在中国“文革”发生初期说的一句话：“在世界发展的大潮中，中国将会再次加入”。[20]魏克曼　接着列文森的话说，对于中国历史学家来说，这个转折已经来到。这是美国中国学家的期待，也是他们充满信心的展望。
美国对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是美国对中国史学研究的重头戏。近半个世纪的情况表明，他们做的工作主要有：(1)弄清家底，究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基本现状，学术带头人、着作和理论；(2)着重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历史观点探讨，包括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农民战争问题理论等，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及其影响；(3)关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走向，尤其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
四 对中国史学的全方位研究问题
可以认为，整个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的研究是全方位的。所谓“全方位”，主要指对中国史学的全面研究：对古代和现代中国史学进行全面研究。
毋庸讳言，华人学者有很关键的影响和作用。对中国史学通史的研究。一本是华人撰写的，叫《中国史学纲要》，作者韩玉珊，1955年出版，洛杉玑加州大学历史系教授。这本着作介绍了中国史学家的角色和地位，谈了中国历史编撰学存在的问题，对中国史学的若干问题如史评、金石学等相关学科作了分析，并对中国史学的分类状况作了介绍。韩玉珊在1954年10月10日作的序中道：美国的第一本英语的中国史学史的出版已经有17年了，现在看来“基本的陈述方面还要增加些东西”。[21]韩玉珊解释说，他希望在嘉德纳着作基础上做新补充。韩玉珊的书，现在看来大概太简　单了，但在50年代，确实属于重要的入门之书。
比较而言，普林斯顿大学的余英时教授，在中国史学史和史学理论方面研究的成果突出。余英时关于思想史、史学史和史学理论的着作主要有《戴震和章学诚：清代中期学术思想史研究》(1976)、《历史和思想》(1976)等。《戴震和章学诚》是他认可的着作，着重提出应从“内在理路”来理解明清之际的思想转变。他认为这是对理解这段思想史增加一个理解的层面，不排斥任何持之有故的外援解释。他说，“内在理路”可以解释为儒学从“尊德性”向“道问学”的转变，学术思想的变迁应该有其自主性，但也非　绝对。《戴震与章学诚》1976年在香港出版了中文本，1996年增订。他的着作还有《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1984)、《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1991)等。
中国史学史研究不是轻易可以掌握的，需要对中国史籍、史料状况的全面把握，需要对其蕴函的史学思想有深刻理解。这不是西方民族所能轻易做到的。在对中国史学长河的理解和认识中，华人学者的工作始终是关键的、不可忽缺的。洪业、杨联陞、余英时等学者，对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深入和发展，起了中坚和骨干的作用。我们知道，在50年代，杨联陞对《汉书》、《史记》的翻译都有及时的书评，对翻译内容及其正确性提出看法或商榷意见，[22]这些书评很见其中国史学史研究扎实　功底。1949年，日本内藤虎次郎出版了《中国史学史》。杨联陞也及时做了学术反馈，他认为金毓黻的《中国史学史》属于经典性着作，嘉德纳的《中国传统史学》是唯一英文本中国史学史，内藤的《中国史学史》则是“近代学者撰写的部头最大　的一部”[23]。50年代，洪业还撰写了《公元719年唐朝廷的关于着书目录的辩论》(1957)等重要学术论文。洪业60年代撰写的论文主要有《公元708年前的唐代史学编纂署》(1960-1961)[24]、《唐代史官的　辞职信》(1969)等。
美国学者十分关注历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特点问题的研究。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一次重要学术会议是在耶鲁大学举行的。芮沃寿教授具体筹备了这次会议。1970年6月发出的会议文件显示，他们很想对中国史学和比较历史学的问题做深入探讨。文件提出讨论的第一项目就是关于中国和其他地区的历史学家的社会角色问题。文件写道：“我们将着重于这样一些关键任务，即从汉代到宋代的史学，探讨他们的社会背景，史料的支持，动机及其政治联系”，“我们但愿在尽可能的理解下，看到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的复杂性。”[25]文件还提出探讨中国史学的史学观等诸多问题。据笔者在哈佛的调查，耶鲁方面对这次会议十分重视，芮沃寿曾经和哈佛的史华慈教授切磋商量多次，史华慈赴耶鲁做了学术报告。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十分重视史学名着的翻译。德效蹇的《汉书》后，又有方志彤对司马光《资治通鉴》的翻译、华兹生(Burton Watson)对司马迁《史记》的翻译，徐中约对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的翻译、J.I.克伦坡(J.I.Crump)对《战国策》的翻译。《资治通鉴》的这套译本共两册，为选译本，洛克费勒基金会资助了这一项目，开始是在中国，日本侵略中国后，由方志彤带到美国继续进行，1952年燕京学社出版铅字打印稿本。华兹生曾执教于哥伦比亚大学。在对《史记》翻译前，撰写过一本关于司马迁的专着，由1958年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对司马迁的生平、思想、史学思想及《史记》做了比较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1961年，他的《史记选译》(两册)由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狄百瑞(Wm Theodore de Bary)撰写了序言，强调《史记》是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最重要的历史学文献。《史记选译》的出版是当时美国中国学界有影响的学术事件，包括德效蹇在内的一些学者撰写了书评；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由徐中约翻译，史华慈写了序言，1959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
诚然，美国学者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表现在撰写了一批关于中国史学家研究的专着。着名者有尼维森(David S.Nivison)的《章学诚之生平和思想，1738-1801》(1966)、余英时的《戴震和章学诚》(1975)、邓嗣禹的《王夫之对历史和历史学的研究》(1968)、毕德生(Willard J.Peterson)的《顾炎武的生活》(1968)、施豪德(Laurence A.Schneider)的《顾颉刚和中国新史学——民族主义和对传统的追求》(1971)、波纳(Joey Bonner)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1986)、丹纳里(Jerry Dennerline)的钱穆研　究(1988)。对当代史学家吴晗的研究的着作也有，如《吴晗以及以古讽今》(1969)等。
美国中国学界对人物传的研究也颇重视。资料表明，60年代初，有过一次专门学术研讨。商量中国传统史学的人物传研究、近代史学的人物传研究、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人物传研究等。这场讨论是由着名传记家包华德教授发起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还表现在撰写一些断代的中国史学发展史，如元代史学研究、金代史学，这些研究成果要早于中国大陆。在美国学术界，还比较早地出现对中国佛教史学史的研究论文[26]。此外，专题研究如辛亥革命史学、义和团史学、中国劳工　运动史学、地方志、哈尔滨城市史学的研究专着也有。
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已发展到培养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生。一些博士生以中国着名史学家或史学现象作为自己博士论文的选题。迄今发现的比较早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朱士嘉的博士论文《章学诚对中国地方历史编撰的贡献》(1950年)，他后来回国了。密西根大学司徒琳(Lynn Ann Struve)的博士论文也是比较早的，题目是《历史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的作用：清代史学中的南明》。这篇论文答辩于1974年，获密歇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她的导师小组中有费维剀教授。波纳的《王国维：一个学术传记》也是博士学位论文。作者是哈佛的博士生，导师是史华慈教授。据笔者了解知，史华慈对波纳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对于象王国维这样的历史专家的研究，需要深厚的学术功力和才华，以及对中国近代史的丰富知识和对欧洲近代哲学思潮的把握，包括对中国古典诗词和诗词理论的深刻理解，他说，波纳的研究，显示了这种“高水平的研究能力”。史华慈对波纳的评价，与其说是对这位博士的肯定，不如说是他对史学史博士生培养的标准和要求。
美国培养过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博士生的大学，主要有哈佛大学、密西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几篇重要的博士论文出自这样几所大学。在美国，很难说有什么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专职学者，也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教师。但是，几乎每个重要大学，都安排有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课。
五 90年代以来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特点问题
中国史学中，究竟有那些值得西方史学研究和取鉴的东西呢?多少年来，西方学者都认为中国是有史料而无史学，中国传统史学是“剪刀加浆糊”。1995年，哈佛大学史华慈教授在题为《中国文化之历史观：若干比较性的思考》的论文中，就着重地分析了中国史学的研究特色问题。他比较了中国和欧洲的古代史学，认为中国史学最关注的是人的历史与非人的历史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中国古代史学主要研究人与道的关系。他认为：“天或道的看法显示出中国人还是相信历史中存在着一些非个人的形式或力量，而且我认为象中国的势、时、自然这类的词汇，会令人联想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有关自然发生、非个人的过程的观念。”[27]这是他在1995年3月德国海德堡大学　组织的“中国史学之比较观”的会议中提出的观点。史华慈是美国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　究前辈。他1985年出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一书，被认为是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　思想解释最好的着作之一。他在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提法的基础上，阐发了自己“超越的时代”的观点，所谓“超越的时代”，就是主张孔子和苏格拉底对话、荀子和柏拉图对话、墨子和霍布士对话。[28]他强调包括中国古代文化在内的人类先知文明起源的同步性，反对所谓的“西方中心”取向。史　华慈对整个中国古代哲学、史学和传统文化的研究都建立于这样的认知基础上。史华慈　的分析给人们留下了想象和思考的空间，他独有的视角、理论分析促使人们进一步理解中国史学的发展特征及其对西方史学的意义。
关于史华慈的《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认为，史华慈所讲的故事中，表明中国思想家正在不断地和摩西、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对话，“史华慈将他所钟爱的地方性知识小心翼翼地转化成全球意义的话题”。[29]1994年2月，伊米拉学院的学者葛朗特·哈代(Grant Hardy)在美国的一份着名史学理论刊物《历史和理论》发表的题为《司马迁的多重叙述：中国古代史学能否对现代西方史学有现实贡献》的长篇论文，就是这样的鲜明例子。哈代将司马迁的观点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等西方史学家的观点做了比较。哈代认为，司马迁的历史研究方法提供了连贯的历史方法的画图，为西方史家摆脱传统历史编纂模式提供了思路。此外，70至90年代弗吉尼亚州大学教授汪荣祖对中国传统史学与近代史学研究也取得了不少成果。
90年代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又一重要特点，就是对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中国史学的研究。其中的有影响的着作有费特勒(Demerie Paula Faitler)的《儒家史学和司马光思想》(1991)、吴佩宜(Pei-yi Wu)的《儒学的影响：传统中国的自传》(1993)、斯泰芬·W·德朗特(Stephen W.Durrant)的《司马迁之镜》(1995)[30]等。费特勒的着作，主要研究司马光的“礼”和“　名分”观，并对司马光着作中的“道”和历史阐释模式进行探讨。作者分析司马光及其　着作中的儒家思想及其变化，注意这些思想对整个编撰体系的影响。费特勒认为“礼”　和“名分”观，在司马光的着作中得到了更大的强调。吴佩宜的着作是对中国自传写作　的研究，其研究跨度从汉至清，包括年谱、家谱都在研究之列。作者的核心问题是对中西个人传记的比较研究，指出研究旨趣和记载内容的极大差异性。美国学术界认为此书　是对中国自传体研究的开拓性研究，其影响会跨越传统学科的藩篱，文学史、思想史、宗教史、社会史的学者都应该读一下。此外，哈佛大学包弼德(Peter Bol)教授的《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1992)，虽然主要不是讲史学史，但涉及对欧阳修、司马光等历史观点的看法。[31]
现在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历史系工作的斯卡伯格(David C.Schaberg)教授的《过去的模式：中国古代史学的模式和思想》，是近些年涌现的最有影响的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着作，2001年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在他1995年博士论文《中国历史学的创立：<左传>、<国语>中的语言表述》的基础上完成的专着。主要研究中国古代着作——《左传》、《国语》。作者试图通过对这两本古代文本的探讨，寻找中国史学的起源。斯卡伯格认为《左传》和《国语》构成了古代中国历史叙述的基本架构。他并认为，公元前的这两本着作，以孔子的观点解释过去并为现实的人提供训诫，显示聪明的中国人知道如何来写历史；高教养的贵族利用语言形成记忆，寻求规范社会的准则。斯卡伯格在撰写这本着作的时候，特别注意和西方史学尤其古代希腊史学传统做比较的研究。斯卡伯格的着作获得2003年美国亚洲协会的列文森奖，这是美国中国学研究的最高褒奖。这是列文森奖项所颁发的第一本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着。为20世纪美国中国史学史研究划了个大句号。
9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主要特征可以用这样两个字概括：“比较”。专家们期待从中国史学内部寻找有价值的、可以和西方史学互补的思想、方法和理论。斯卡伯格说过，研究中国早期史学有利于认识今天中国的理念，“中国越来越变得重要”，他在获大奖后如是说。[32]
六 简短的结语
笔者对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研究提出几个问题，抛砖引玉，期待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意见。
关于这一个世纪的情况，笔者以为，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是认真的，自始至终的，成果也是系列的，值得中国史学史研究工作者关注。从队伍看，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骨干学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美国的“土生土长”的学者，一是来自中国的学者或华人学者[33]。这两支力量都在发挥作用。但很显然，两支力量所起的作用是不一样的；在不同历史阶段的学术成就和学术影响也不一样。有一点可以肯定，华人学者在美国的中国史学史研究开始的进程中起了重要作用，恐怕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华人专家和华人研究成果的影响会有那么大。由于燕京学社的独特性，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及其研究，始终存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奇特现象。包括中国五四以来的历史学的发展，有些方面也要和美国这块领域的骨干和成果联系地加以考察。
国际大格局的变化、美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动、中国国内政治和社会变动，以及国际学术思潮尤其史学思潮的变迁，都会影响美国中国学。由于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的差异，不难注意到，他们关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研究，也有很独特的研究定位。
世纪回顾也使我们发现，近数10年来，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出现一些新的思路和成果。有的研究选题和方法，我们不一定注意到，尤其中外史学比较研究这块。东西方史学的比较研究，需要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东西方两方面的学术素养都强。美国的同行们，因为方法和视角的不同，已经做了一些迄今我们尚未涉及的课题，作为中国史学工作者，应及时地关注和把握。[34]
据笔者调查，不仅美国，日本[35]、韩国[36]、英国[37]、德国[38]、法国[39]、荷兰[40]、俄国[41]、澳大利亚[42]、加拿大[43]等很多国家，都对中国史学史有研究，有的国家还颇有些成果。史学史是历史学科发展的基础。国际上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的发展是必然的，我们就此与国际学术界同行的交流和对话的发展也是必然的。所有这些，目的为了更好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注释：
[1]Jonathan Goldstein:American Views China,AmericanImages of China Then and Now,Bethlehem:Lehigh University Press,p.69.
[2]The History of The Former Han Dynasty:ACritical Translation with Annotations,Introduction Note.P.3,Waverly Press.Inc,1938.
[3]编纂处整理了《二十四史》里的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还出版了《二十四史》综合艺文志(书目)及综合食货志(经济)的引得，以及《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等。
[4](美国)陈毓贤：《洪业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1月出版。
[5]余英时：《顾颉刚、洪业与中国现代史学》，《中国史研究动态》1981年8月号。
[6]嘉德纳是哈佛大学博士，他的中国学基础特别是文献学基础很强。曾经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中国研究资料和搜集检查主任，先后执教于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耶鲁大学，家里收藏有一批珍贵中国典籍，临终全部捐赠布朗大学东亚图书馆。
[7]Lien-sheng Yang:Foreword to the Second Printing,ChineseTraditional Historiography,by Charles S.Gardner,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1.
[8]Journal of AsianStudies,Volume 21,Issue 3(May,1962).
[9]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资中筠先生曾有专篇学术论文《洛克费勒基金会与中国》，载陶文钊《美国与近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10]当时在哈佛和燕京学习和工作过的还有齐思和、林耀华、周　一良、陈观胜、蒙思明、王伊同、王钟翰等。
[11]关于这方面的情况，费正清本人的自传和加拿大学者保罗·伊文斯的着作《费正清看中国》中　，都有详细介绍。这两本着作都已经有中文本：费正清《费正清自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保罗·埃文斯《费正清看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12]费正清与邓嗣禹、孙任以都、房兆颖等人合编《中国对西方的反应(1839—1923)》(China''sResponse to the West)的。这部文献是其中的一部，其贯彻的突出思想就是“西方冲击”论。
[13]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0,Issue 1(Nov.,1950).
[14]1964年在英国召开的这次中国共产主义历史学编撰会议是西方的一次重要的关于中国现代史学的研究会议。会议论文有：《传统中国历史学和在共产主义下的改变》、《前中国历史之发现》、《中国共产主义者对太平天国的解释》、《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佛学对中国文化贡献之评估》、《共产主义者对中国农民战争之处理》、《共产党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共产主义者历史学中的唐代》、《共产主义中国的历史教学》、《作为历史家的毛泽东》、《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中华帝国创建的研究》、《中国共产主义者对19世纪中国外交关系的评估》等。
[15]笔者曾于2000年夏专门造访密西根大学中国中心和费维恺教授，了解当时美国开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具体背景。费维剀向笔者具体介绍了有关情况。
[16]所谓“五朵金花”，即建国初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封建所有制形式问题讨论、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讨论、汉民族形成问题和民族关系问题讨论。
[17]1973年，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艾尔文(Mark Elvin)《中国过去的模式》，也对中国历史发展的模式问题作了探讨。
[18]Timothy Brook:The Asiantic Mode of Production in China,(M.E.Sharoe,Inc.1989.
[19]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49,Issue 3(Aug.,1990).阿尔夫·德里克的书评结尾道，主编和翻译这本着作的专家是应该祝贺的，他们把这样重要的问题带到了海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的面前。
[20]注：Joseph R.Levenson,Revolution and Csmopolitanism:The Western Stage andChinese Stages (Berkley:University of Carlifornia Press,1971),p.55.
[21]Han Yu-shan:Elements　 of Chinese Historiogtaphy,Preface,W.M.Hawley Hollywood 46,California 1955.
[22]：LSY，The History of theFormer Han Dynasty by Pan Ku,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19,Issue 3/4(Dec.,1956);Records of The Grand Historian of China,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
[23](注：Lien-Shen Yang,History of Early Modern China;History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Volume 12,Issue 2(Feb.1953),208-210.
[24]Harvar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ume 23(1960-1961).
[25]耶鲁大学和芮沃寿教授的这个文件，也可以在哈佛大学的档案馆查到。
[26]Tanya Storch:Chinese Buddist Historiography and Orality,Sino-Platonic Papers　,Number 37,March,1993.
[27]史华慈文收入《中国史学史研讨会——从比较观点出发论文集》，稻香出版社(台湾)，1999年12月。
[28]关于这个问题的解释，林毓生、林同奇先生的看法比较深入，可参见两位发表在《世界汉学》2期(2003年)上的文章《以仁心说，以学心听，以公心辩》、《他给我们留下了什么——史华慈史学思想初探》等。
[29]《史华慈叙事的人文主义视界》，《世界汉学》2期(2003年)。
[30]此书作者现在是美国奥尔冈大学的教授，这本着作1995年由纽约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书名：The Cloudy Mirror:Tension and Conflict in the Writings of Sima Qian，本文的中文名字是笔者根据着作的内容确定的。
[31]包弼德教授的这本着作的中文版已经问世，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另外，美国华裔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如《中国革命的诠释：中美学者论中国农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国史学中的时间视角》(History of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史学》(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32]关于这方面情况，可以参考加州大学洛杉玑分校历史系网页。
[33]这里暂且不对“华人学者”概念作具体的界定，需要斟酌和进一步研究。
[34]美国华裔史学家王晴佳教授在90年代发表多篇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的论文。如《中国革命的诠释：中美学者论中国农民造反》(Asian Thought and Society,20:60),Sept.-Dec.1995,221-240)、《古代中国史学中的时间视角》(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1949年以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史学》(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28/1995,69-86)等。
[35]日本关于中国史学史研究着作比较多，如内藤虎次郎的《中国史学史》(1949)等。
[36]韩国学者关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专着也颇有，目前已经翻译过来的着作主要有李润和《中韩近代史学的比较研究》(1994)。
[37]英国的着作也颇有。英国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的专家就撰有关于司马迁的《报任安书》的研究专着。
[38]如已经翻译过来的罗梅君的《政治与科学之间的历史编撰——30和40年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山东教育出版社，1997年。又如法郎克·A·科蒙的关于司马迁历史编撰态度的研究专着等。
[39]据笔者了解，法国有学者专门研究司马迁，并且和希罗多德做比较的研究。法国的一些中国学专家曾有专门论文探讨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对中国历史编撰学的研究。
[40]如曼斯费尔德·贝克90年代初撰有关于后汉文献的研究专着，研究其资料、作者、内容及其在中国史学中的地位。
[41]俄国有学者对中国史学史做专门的研究。1984年，苏联社会科学院历史部.维特金(R.V.Viatkin)教授组织人员将《史记》翻译成俄文本。这个事情在美国也有比较大的影响。宾州大学卜德(Derk Bodde)教授专门写书评，发表在美国的《亚洲研究杂志》。
[42]澳大利亚对当代中国史学研究这块也比较强，有专门的研究成果。
[43]加拿大学者詹尼弗(Jennifer W.Jay)着有《纪念和官方的阐释：宋代忠君者的史学》(1990)，这是其专着《王朝之变：十三世纪中国的忠义问题》中的一章。作者从当时社会背景，分析了宋代忠义观及其史学，以及对后世史学的深刻影响。作者认为文天祥的文集是这一特色史学的发端。
（资料来源：《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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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中国学者-20世纪美国对中国史学史的研究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