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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清史编年》序言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我们中华民族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就是每个朝代的更迭,都要尽快地为前朝修史,使我们祖国的悠久历史,得以世世代代地用文字记载下来,为我们今天研究祖国的历史提供丰富的史料。
汉代伟大的史学家、文学家司马迁的不朽着作《史记》,为“二十四史”之冠首。它详近略远,求真考信,记述了汉武帝以前中华民族的历史。全书“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史记》无论从史学角度或是从文学角度,都给后人树立起一个治学的典范。史记是一部传记体通史,而断代史应该从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开始,以后又有范哗的《后汉书》,陈寿的《三国志》。至唐朝初年,唐太宗李世民召集名流学者,设馆撰修《晋书》等前朝历史,辅臣房玄龄、褚遂良以及名宿令狐德棻、李延寿等,均参与其事。唐太宗还亲自为晋宣帝司马懿、武帝司马炎之二纪及陆机、王羲之的两传写了“制曰”,故《晋书》开卷即题“太宗文皇帝御撰”。这样,给前朝修史便成为历代开国的成规,开始了官修前朝史的先例。此后,宋修唐、五代史,元修宋、辽、金史,明修元史,清修明史,一朝接一朝,前后相续,修成了现存的“二十四史”,总括了我国有文字记载的三千多年的历史,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史料和经验。在我国伟大文化遗产宝库中,“二十四史”是一部相互接续、自成体系,具有重要价值的历史巨着。但是,以往各朝官修断代史,都受着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在这些史书中,贯穿着宿命论、循环论、英雄史观等唯心主义思想,在处理国内民族关系和对外关系上也有不少缺点和错误,甚至在体例和取材上还有很多可议之处。诚然,它们不可能发现和阐明中国历史的客观规律,正确地揭示历史发展的全部进程。因此,我们必须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有分析有批判地继承这一历史遗产。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1914年,当时的北洋政府开设清史馆,着手编纂《清史》,至1927年编成初稿,命名《清史稿》。《清史稿》虽然搜辑排比了有清一代史事,具有一定参考价值,但此书错误缺漏甚多,有的观点也极荒谬。作为民国的官修史书,仍把武昌起义称为“谋乱”,将革命党人失败牺牲谓之“伏诛”等等,根本违背了已经改变的社会现实。所以,《清史稿》刊行不久,即遭到舆论的猛烈抨击,始终没有得到社会公认,未能进入“正史”的行列。
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是重视历史研究的,正如恩格斯所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但是,我们研究历史,为前朝修史,其目的和方法同历代修史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我们是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去研究社会历史,使历史研究成为科学。历史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要发现和阐明历史发展过程的规律,用历史知识和历史经验提高人们的认识,充实和丰富人们的思想,为社会主义服务。四十年前,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号召时,明确地把研究历史,即“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当作了解中国国情,追溯渊源,正确把握现实的重要基础。
近几年来,史学界注意了对清代历史的研究,无论从论文专着的发表出版,档案文献的整理汇编,或者研究机构的建立和专业队伍的加强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这不仅因为编写一部内容完整充实、具有较高水平的《清史》,填补为前朝修史的空白,完成老一辈革命家的遗愿,是历史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光荣职责。更重要的是,大家对清史研究的重要意义,对清史研究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清朝历史年代遐长,前后近三百年,各种类的典籍、档案、文献、资料等浩如烟海,在整理、归纳、编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其深入研究,当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而这项任务,决不是少数人和某些单位所能单独胜任完成的。如果动员起全国的清史研究力量,在统一领导下通力合作,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研究,我确信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是能够完成编写《清史》这一光荣任务的。
清史研究所编写的多卷本《清史编年》,开始陆续出版。它为清史研究提供不易搜集的资料和比较系统的线索,为高等学校文史专业和历史爱好者提供参考用书,无疑是一项有意义的工作。我国传统的史书,有各种不同的体裁,如纪传体、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等等。所有这些体裁,优缺点俱备,各有千秋,它们都以自己的特点立足于历史典籍的宝库。例如纪传体的《史记》、《汉书》,编年体的《左传》、《资治通鉴》,纪事本末体的《通鉴纪事本末》等,都是我国史籍中的辉煌篇章。
《清史编年》实际上是一部编年体的清史长编,但它与旧的编年史书有所区别,主要在于它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方法,整理、分析、扬弃和归纳繁杂的清代史料;坚持实事求是,力求准确地揭示清王朝兴起、发展、衰落和覆灭的全部历史进程。当然。这项工作还仅仅是一种尝试和摸索,明显地取得上述的这种效果,还须加倍努力。锲而不舍地做许多艰苦细致的工作。
《清史编年》依据之史料主要采自官书。清代官书汗牛充栋。卷帙浩繁,仅一部《清实录》即多达四千三百卷。官书对统治者通常是隐恶扬善,忌讳直言,因此或者删节要害,或者粉饰真相,所以不能完全反映历史的本来面目。但官书史料齐备完整.时间较为准确,来源于档案文件,大事一般不漏,比私家着述更为系统。《清史编年》取材以官书为主,兼采文集、笔记、稗史、碑传、谱牒、档案等,以便互相印证补充,借以辨别历史真象,充实丰富编年内容,这种方法还是可取的。
无论如何《清史编年》毕竟是历史科学这个百花园中的一棵幼苗,我祝愿它茁壮成长,为实现伟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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