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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苏卫东：东瀛网络购书叙记

东瀛网络购书叙记
苏卫东
国人东瀛访书，清末民初最盛。宋庆森先生《清末民初中国学者东瀛访书纪事》（《中华读书报》2001年5月16日）记述甚详。近二三十年来，国人赴日公干、旅游增多，访书、蒐书、购书之事见于报刊或网络的，有《严绍璗东瀛访书记》（《中华读书报》 2007年3月16日）、赵前先生《东瀛访书散记》、贺东方先生《在日本买书》等（赵、贺的文章均见于网络）。近年来，因为工作之便，多次前往日本，同时借助网络便利，也有一些颇为有趣的买书经历，写出来，为有意在日本购书的古文字学界的朋友提供一点门径。
东京神田的古本街久负盛名。中文称 “旧书”，日文称“古本”。2008年2月，第一次造访神田古本街，眼花缭乱，时间又紧，空手而归。近来常在孔夫子网蒐书、购书，猜想日本应该也有类似网站。上网一蒐，果然发现“日本の古本屋トップページ”网站（www.kosho.or.jp）。网站由日本旧书商业协会(日语称作“全古书连（JADOB）”)主办，东京都旧书商业协会（日语称作“东京古书组合（TADOB）”）管理，是日本的“孔网”。JADOB是日本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旧书店联合组织，所属旧书店 2200多家。网站经东京都公安委员会许可，安全可靠，业绩和信誉颇佳。
海外网上购书，难题一是支付，二是运费。因工作之便，两个难题都被我绕开了。我的做法是先在网上蒐书，确定书名、书店和价格后，交给日本的同事代为蒐求，并请同事带回国内，书款则向同事结算。一年多来，买到近20箱古文字类的书籍，收穫颇丰。
东瀛蒐书，首先蒐的是日本研究中国古文字的大家名着，如梅原末治、白川静、林巳奈夫、岛邦男、伊藤道治、大庭脩、贝冢茂树、松丸道雄等。
一、梅原末治（1893－1983）
梅原末治先生1939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并出任该校文学部教授。1956年由京都大学退休，获该校名誉教授称号。60年代中期开始主持东洋文库研究部秦汉考古研究室。撰有专着120种，论文950篇。收集日本、朝鲜、中国东北、蒙古和其他地区的考古资料数万件，图书约2500部，其考古资料由东洋文库东亚考古委员会负责整理。梅原先生对中国商周青铜器，战国、汉代、魏晋南北朝的铜镜，以及汉代漆器等，都有相当精深的研究，编辑、撰写、刊印了大量考古图录和研究报告。
梅原先生编着的中国青铜器图录以收器宏富、形制特殊着称。《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七册，大阪山中商会， 1933－1935年）的彝器部分採用器形学分析青铜器，收录早年流人欧美的青铜器250件。《日本蒐储支那古铜精华》（全六册，大阪山中商会，1959－1962年）收集早年流人日本的青铜器400件。《洛阳金村古墓聚英》（京都小林出版部，1937年）、《增订洛阳金村古墓聚英》（1944年）收录金村出土的文物328件，其中镶嵌青铜鼎、簋、敦的青铜器达85件。《河南安阳遗宝》（《东方学报》（京都）第七册，1936年12月；京都小林写真製版所，1940年）除收录青铜器及其他器物，还着录甲骨 149片。193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胡厚宣先生翻译的梅原末治《中国青铜时代考》，即《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第7册卷末的一篇概述文章。
梅原先生有关中国青铜器和其他商周遗物的研究着作还有《铜铎研究》（1927年）、《柉禁的考古学考察》（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3年）、《战国式铜器研究》（东京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东方文化研究所，1940年）、《河南安阳遗物之研究》（京都桑名文星堂，1941年）、《支那古玉图说》（京都大学文学部考古学教室，1955年）、《殷墟》（东京朝日新闻社，1964年）、《殷墟出土白色土器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年）等。
梅原先生初始致力于古坟研究，后来为判断古坟年代而研究出土铜镜。铜镜图录和研究论着有《鑒镜研究》（1927年）、《汉以前古镜研究》（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1936年）、《绍兴古镜聚英》（桑名文星堂，1939年）、《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同朋社，1942年）、《唐镜大观》（同朋社，1984年）。汉代漆器方面的着作有《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桑名文星堂，1943年）。此外，梅原先生有关东亚考古方面的着作还有《东亚考古学论考》（星野书店，1944年）、《支那考古学论考》（弘文堂书房，1944年）、《东亚考古学概论》（星野书店，1947年）等。
梅原先生的两部《支那古铜精华》是我蒐求的重点。这两部书都曾出现于国内的拍卖会，成交价高达3到5万元，非我财力能及，时间也不允许。“日本古本屋”网上仅蒐到《欧美蒐储支那古铜精华》的四、五两册，即镜鉴部的一、二册，非全套，且大多铜镜已经收入梅原先生的其他着作，故而放弃。日本同朋社1989年曾翻印梅原先生的有关考古图录，似乎也没有收入这两部巨着。日本印刷技术发达，翻印效果不输原版。上举图录、论着基本购全。图录多为同朋社翻印本，但也购得不少原版，如《柉禁的考古学考察》、《战国式铜器研究》等。
日本泉屋博古馆所藏商周铜器极富盛名，着名的虎食人卣、陈介祺十钟山房十钟即收藏于此，曾先后出版铜器图录多部，梅原先生曾参与其事。我购得《泉屋清赏》（全六册）、《泉屋清赏续编》（两册）、《陈氏旧藏十钟——泉屋清赏别集》（一册）的第二版，大约在1919－1922年前后印刷，珂罗版，綫装，蓝布函套，极爲精美典雅。梅原先生后来还参与编辑《删定泉屋清赏》（1934年）、《泉屋清赏新收编》（1961年）、《新修泉屋清赏》（解说、图版各一册，1971年）。这批后来编印的图录皆为精装，但仍为珂罗版精印，且单面印刷，不会有墨蹟重叠汙损图片之虞。2003年，泉屋博古馆出版《泉屋博古——中国古铜器编》，改为彩色图版，泉屋博古馆馆长樋口隆康先生主编，解说由广川守执笔。
梅原先生还编有《冠斝楼吉金图》四册（小林写真製版所，1947年），亦为珂罗版，綫装，淡蓝色函套。该书着录荣厚藏器169件，卷上、卷中和补遗大部分为商周铜器，卷下多为秦汉以后铜器。荣厚，满州镶蓝旗人，北洋政府时期历任奉天省内务司司长、辽沈道道尹、黑吉两省财政厅厅长，后附逆出任伪满洲国中央银行第一任总裁。我购得的此书函套内侧题有“羽田先生惠存 昭和廿二年九月 编者”，不知是否梅原先生手迹。
梅原先生在中国青铜器形态研究方面，有别于传统的分类法，划分青铜器类别主要以器形为主，他把古铜器分为：皿钵形器（盘、簋、盒、豆、簠等）、壶形器（尊、觯、觚等）、壶形器（罍、彝、壶、钟等）、提梁附壶形器（以卣为主）、壶形器（以罍为主）、矩形器（彝、偏壶、瓠壶等）、鬲鼎器（鬲、鼎）、有脚器（角、爵、盉）、注口器（兕觥、匜）、筒形器及球形器、複合形器（甗、博山炉等）、异形器和乐形器等十三类。但是这种分类法被认为“忽以全器为准，忽以器口为准，忽以脚部为准，忽以器名为准，非常混乱，很不合理”，既有形态上的分类，又有实用上的分类，过分脱离了青铜器本身的作用。其晚年甚至宣称：东亚考古学应当是以器物为对象的学问，几乎认同金石学的理念。更多地接受欧美现代考古学影响的李济则批评梅原末治开倒车。但不可否认，梅原先生1940年出版的《古铜器形态的考古学研究》确为那个年代古铜器研究最好的论着之一，与容庚先生1941年出版的《商周彝器通考》齐名，被誉为姐妹篇（参见曾宪通《20世纪青铜器学的奠基之作——容庚〈商周彝器通考〉重排本前言》，《商周彝器通考》，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
二、白川静（1910－2006）
李学勤先生曾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青铜器研究形成了两个倾向，一个是中国传统的金石学在走向考古学，另一个是西方博物馆的类型学的方法在走向考古学。把这两个方法结合起来，建立一个系统的人，是40年代末、50年代初的陈梦家先生。在陈梦家之后，研究青铜器的学者，能够综合成一个大规模的，主要有两家，一个偏于金文，一个偏于器形类型学。两大家都是日本学者。前一个是白川静，后一个是林巳奈夫。（李学勤《青铜器的研究及其展望》，《中国古代文明十讲》135－136页，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3年）
白川静先生1943年毕业于日本京都立命馆大学，1948年发表首篇论文《卜辞的本质》，1962年以论文《兴的研究》获文学博士学位，1969至1974年陆续发表《说文新义》15卷，期间开始为一般读者出版《汉字》、《诗经的世界》、《金文的世界》、《孔子传》等普及性读物，1984年出版《字统》，1991年出版《字训》，1996年出版《字通》，2004年获日本政府授予“日本文化勋章”，被誉为日本“最后的硕学”。国内某些媒体称之为“日本的季羡林”，实在是瞎乱比附。白川静先生在日本学术界的地位，远高于季羡林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从网上不甚齐全的白川静先生论着目录便可知晓（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435791/）。
白川静先生在金文研究领域最突出的贡献公推《金文通释》。其书本来是在大阪大学授课的讲义，1962至1984年，作为《白鹤美术馆志》陆续发表，共56辑（有的国内书籍说是55辑，不确），前40辑和48、49、50辑为考释部分，共考释800多器。其余部分包括西周史略、金文学史、考古学方法研究、金文学方法研究、曆法研究方法、西周断代和年曆谱、列国器编年、两周青铜器铭释文、本文篇器名目次、索引等，规模庞大，体例严谨。是书后来出版合订本，又收入日本平凡社 2000年出版的《白川静着作集》，包括本卷12册，其中卷1－3《汉字》、卷4《甲骨文与殷商史》、卷5《金文与经典》、卷6《思想与神话》、卷7《文化与民俗》、卷8《古代文学》、卷9－10《诗经》、卷11《万叶集》、卷12《杂纂》，以及别卷《説文新义》8册、《金文通释》9册、《殷文札记》1册。国内在80年代翻印过合订本的《金文通释》，我在潘家园购得一套，店主说是陈公柔先生的遗物。店主还收有陈先生的很多卡片与笔记，可惜未得一见。这次从日本购回的《金文通释》、《说文新义》均为白鹤美术馆的单行本，本卷12册则是平凡社的合订本。
1955到 1962年，白川静先生还油印出版过10集《甲骨金文学论集》，部分收入《白川静着作集》本卷，部分改编收入《金文通释》。我从网上配齐一套油印本，其中好几本的封面有“大岛先生惠存”的题签，初集还夹有一张用立命馆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信纸写的便签，题有“大嶋先生大政 白川静 一九五五、四月”，弥足珍贵。
附带说一说，日本早期很多古文字类的书籍都是油印的，比如收入《甲骨文献集成》的《甲骨关係文献序跋辑成》。我在日本购买的一套精装本则是后来翻印的。我在日本还购得一本《金文关係文献目录》，广岛大学文学部中国哲学研究室编，也是油印的，是1956年以前的金文论着索引。有关青铜器方面的论文索引国内已经出版了三种：一是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的孙稚雏先生《青铜器论文索引》，截至1982年；二是张懋镕、张仲立先生编着的《青铜器论文索引（1983－2001）；三是张懋镕先生主编的《青铜器论文索引(2002-2006》。这几部书都为研究者带来很多便利，嘉惠学林，值得称讚。但亦有美中不足。以日本油印本《金文关係文献目录》与孙先生的《索引》对照，孙先生遗漏之处颇多。主要是清代学者的题跋与单篇考释。如嘉道咸年间的陈庆镛，是一位精研汉学和金石学的渊博学者，着有《籀经堂集》、《三家诗考》、《说文辞》、《古籀考》等。油印本收录陈庆镛10篇论着，孙先生《索引》无此人着述。张懋镕先生的两部索引前后体例不一。前一部同样附有着者索引，下列着述名，还有序号，颇便查对。后一部虽然也有着者索引，但只有序号，没有着述名。张先生的文献检索来源可能主要依靠陕西师範大学历史系的藏书，对语言学方面的文集关注不够，比如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编的系列出版物《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集刊》，以及北大中文系编的《北大中文研究》等，都曾登载当时北大中文系古文字研究室诸位老师的多篇重要论文，却没有收入索引。我手头有一套李家浩先生弟子编辑複印的《李家浩先生论文集》，其中金文部分与张先生《索引》对照，漏收《鲁归父敦小考》（《文史》第33辑36页，中华书局，1986年）、《𪒠钟铭文考释》（《北大中文研究》249－2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谈春成侯盉与少府盉的铭文及其容量》（《华学》第5辑150－161页，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其中《𪒠钟铭文考释》收入《着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李家浩卷》，该书2002年出版，不难查找。再如陈剑先生的《据郭店简释读金文一例》（《北京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集刊》第2期378－369页，北京燕山出版社，2001年），以及同书所刊李家浩先生研究生马月华的《〈汝阴令戈小考〉读后记》（397－400页），也都失收。当然，我们指出这些小的失误难免有求全责备之嫌，有点苛求诸位先生，但日本学者编制索引的细腻功夫还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鑒的。
回到白川静先生的着作上来。今年 3月下旬，我去日本慰问震后的在日员工，在大阪新斋桥的一家旧书店中尾书店第一次看到白川静先生的《字统》、《字通》和《字训》。大体说来，《字统》分析汉字形音义之源，《字通》释形，《字训》释训。白川静先生2004年还编有一本《常用字解》，是《字统》一书的普及本，讲述1940个汉字的起源与演变，已有中文译本（苏冰译，九州出版社，2010年）。在这家旧书店还买到《居延木简》一书。该书是 1971年日本教育书道连盟商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选择居延汉简精品，由日本摄影师重新拍照精印，极为清晰。附记于此。
白川静先生的《诗经的世界》、《甲骨文的世界——古代殷商王朝的构造》、《金文的世界——殷周社会史》均列入东洋文库丛书，平凡社出版，在日本极易购得。《诗经的世界》有杜正胜译本（台湾东土图书公司，2001年）。《甲骨文的世界》有蔡哲茂译本（台湾巨流图书公司，1972年）。《金文的世界》有温天河、蔡哲茂译本（台湾联经出版社，1989年）。《金文通释》有曹兆兰的选译本（《金文通释选译》，武汉大学出版社，2000年），选译24器，不到原着的3%。《金文通释》中的《西周史略》有袁林译本（三秦出版社，1992年）。《金文通释》中的《金文学史》有许礼平部分译文（《金文学史（一）》，载《中国语文研究》第3期，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研究中心， 1981年）。
白川静先生的《金文通释》初刊于《白鹤美术馆誌》，并非偶然。日本收藏中国青铜器最多的博物馆，首推泉屋博古馆，其次是白鹤美术馆。白川静先生曾经主持编过一本《白鹤英华》（白鹤美术馆，1978年），可惜从未见过。白鹤美术馆所藏中国青铜器编有两本图录。一本是1934年出版的《白鹤吉金集》，綫装，珂罗版精印。这本书我从孔网购得，所费不菲。店主售出后还特意给我打电话，说他经手这么多古书，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精美的珂罗版印刷。另一本是1951年出版的《白鹤吉金撰集》，精装，也是珂罗版精印，从日本购得，所费不多，也附记于此。此外，白鹤美术馆还出版了一本展览图录《白鹤秋季展——古代中国青铜器展》（1958年），以及嘉纳正治、田中敏雄所编的《白鹤美术馆》（1981年）。
三、林巳奈夫（1925－2006）
先自揭己短。很长时间我一直以为林巳奈夫先生姓林巳、名奈夫。其实日本也有不少单字姓，林即其中之一，且是日本名门望族，如日本研究甲骨文的先驱林泰辅先生等。还有岛邦男、森鹿三先生，也都是单字姓。
林巳奈夫先生1950年毕业于京都大学文学部史学科，1957年开始任教于京都大学，1975年升任教授。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62辑（1990年）载有林巳奈夫先生1990年之前的论着目录，网络可以蒐到（http://repository.kulib.kyoto- u.ac.jp/dspace/bitstream/2433/66700/1/jic062_679.pdf）。粗略统计，截至1990年，共有编、着、译专着18 种，论文近百篇，着作等身。
林巳奈夫先生最重要的着作首推《殷周青铜器综览》（吉川弘文馆），共3盒6巨册，只有一家日本旧书店有售，索价31万日元。我考虑再三，才下决心购买，而且特别交待日本的同事，见到我的通知即刻落单。曾在“日本古本屋”网上看到一本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吴多泰中国语文研究中心1983年9月出版《古文字论学初集》，即第一届国际中国古文字学研讨会论文集，仅印600本，国内极难蒐求。哪知日本的同事过了一周才落单，已经被他人抢先购走，非常可惜。震后赴日本，到同事办公室的第一件事就是拆封已经到货的《殷周青铜器综览》，喜悦之情，可以想像。
《综览》共分三卷。卷一为《殷周时代青铜器研究》（1984年），卷二为《殷周时代青铜器纹样研究》（1986年），卷三为《春秋战国时代青铜器研究》（1989年）。林巳奈夫先生研究商周铜器，是从铜器铭文与器影对照开始的。《三代吉金文存器影参照目録——附小校经阁金文拓本目録》 1967年出版，是先生最早的一部着作之一，有台湾学生书局翻印本（1971年）。《综览》彙集了先生集数十年之力蒐集的大量铜器图片和铭文拓本，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国内难得见到的外国藏品，资料之丰富，考证之详密，印刷之精美，至今仍无出其右者。
林巳奈夫先生70年代初期撰写的《中国殷周时代的武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72年），以及1985年主编的《战国时代出土文物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也是多被称引的名着。这两本书在多家日本旧书店都有出售。
日本学者对中国青铜器的研究可以用 “样式论”一词来概括。林巳奈夫先生是“样式论”研究的集大成者。其青铜器研究重在分析器形之时代变迁与铭文之时代变化标準，且运用了详细的数字统计办法，“结论多有他人所未及者”（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6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是日本学者研究中国青铜器内容最深入、规模最宏大的着作。
林巳奈夫先生生前留下的最后一本专着《神与兽的纹样学——中国古代诸神》（吉川弘文馆，2004年；国内有常棣华等译本，三联书店，2009年），专门研究青铜器纹饰的内涵。其另外一部研究图像纹样的专着《刻在石头上的世界——画像石述说的古代中国的生活和思想》，最近也在国内翻译出版了（唐利国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该书根据仔细的观察和细腻的分类，分析探讨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中国古代思想的传统，不论其结论是非与否，这种通过对“物 ”的分析讨论古代社会深层现象的研究法，确有很多可资借鑒的地方。
80年代以来，林巳奈夫先生除了仍致力于中国青铜器的探索外，其精力逐渐转向了中国古代玉器研究，代表着作有《中国古玉研究》（吉川弘文馆，1991年）、《中国古玉总说》（2000年）等。《中国古玉研究》辑录了了先生1969到1989年间发表在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等杂誌上的7篇论文，多为80年代以来的作品，有台湾杨美莉译本（台北艺术图书，1997年）。李学勤先生曾说，林巳奈夫的一系列中国古玉论文，对他的启发很大，并认为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把他研究中国青铜器、玉器的重要成果，翻译刊印到国内来。其中《综览》一书的翻译，李学勤先生20年前就提议过，至今没有实现（《怀念林巳奈夫先生》，李学勤《通向文明之路》639－640页，商务印书馆，2010年）。听闻有日本学者正在从事《综览》的翻译工作，希望能早日面世，但不知图录部分如何翻印。《综览》图录的资料性极为宝贵，千万不要让国内的出版社印砸了。如果能找到林巳奈夫先生当年搜集的照片、拓本原件，那就再好不过了。
四、岛邦男（1908－1977）
岛邦男先生是日本甲骨学研究的先驱者之一，1933年毕业于东京大学中国哲学部中国文学科，毕业后即开始研究甲骨文，曾于1938至1942年在中国收集甲骨资料。1954年升任弘前大学文学部教授，直至退休。
《殷墟卜辞研究》和《殷墟卜辞综类》是岛邦男先生甲骨学研究的代表作。《殷墟卜辞研究》是甲骨学领域与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齐名的经典着作。岛邦男先生于1953年油印刊行《祭祀卜辞之研究》，在甲骨学领域第一次根据分期研究对卜辞进行全面整理，之后在此基础上增加了《殷代社会》等多个专题，整理、合编为《殷墟卜辞研究》（弘前大学中国学研究会，1958年；汲古书院1975、2004年翻印），对于之前学者提出的各个重点问题都有新的创见，意义重大。该书有两个中文译本，一是台湾鼎文书局1975年出版的温天河、李寿林译本，一是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年出版的濮茅左、顾良伟译本。这两个译本我都有，也就没有购买日文原版。我搜书买书，以实用为原则，不太讲究版本。当然，看到好书好版本，特别是珂罗版精印的资料图集，很难抑制拥有的冲动。
岛邦男先生对甲骨文研究最大的贡献，公推《殷墟卜辞综类》（大安株式会社，1967年；增订本，汲古书院，1977年；增订本开本略小于初版）。两个版本我都搜求到了。《综类》汇总了1967年以前初版的63种甲骨着录，按甲骨字类及有关恒语、用辞排列辞例文句，书后有附录“五期之称谓”、“ 世系”、“先王先妣祀序”、“贞人署名版”、“通用·假借·同义用例”等。姚孝遂先生曾评价此书具有资料收录完备、资料取捨谨慎、编排体例新颖和检字索引方便等四大特点。（姚孝遂《〈殷虚卜辞综类〉简评》，《古文字研究》第 3辑，中华书局，1980年）
《综类》突破了以往集成性甲骨文工具书按《说文》540部首进行编排的常套，另创据甲骨文自身的形体结构特点分部别居原则，从而归纳出164个部首，较好地解决了甲骨文字因与《说文》小篆字体年代相隔久远而形体差别大、难以以类相从的编排难题。这一体例影响很大，如姚孝遂《殷墟甲骨刻辞类纂》分149个部首，朱歧祥《殷墟甲骨文字通释稿》分175个部首，无不受到岛邦男的影响。同时该书并非简单机械地逐条引录原始资料，更能结合有关该字与其他字所组成的恒语、用词而分立字条，“非常便于研究一个字的构词和整个甲骨文的辞彙系统，也便于比较熟悉辞例和比较一个字在卜辞中的具体用法”（刘钊执笔《甲骨文工具书的编纂》，姚孝遂主编《中国文字学史》354－358页，吉林教育出版社， 1995年）。此外，《综类》的检索系统以部首挚领，以形体归类，书前有部首目次检字，书后有部首检字索引、释字（指形体隶定字）一览索引、汉字笔划索引，前后几套，途径多条，还採取了同字而分部重见互出的方法，繁而不琐碎，总以检索便捷而不失资料之齐全周详为要，即使是初翻者，只要领略一二甲骨文形体，也能很快查到。这些都是岛邦男先生独创的编纂设计。
总之，《综类》以其独创性的编纂体例，完备而详细的资料排列，综合与分析相兼的内涵，便捷而精细的检索方法，在甲骨文字工具书编纂史上起有里程碑式的划时代意义，出版以来即受到学界的热烈追捧。如于省吾先生1973年为蒐求此书，与商承祚先生书信往来，引出一段“致贶”“索贶”佳话（参见王宇信《中国甲骨学》327－33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年）。沈建华女士回忆，沈之瑜先生1969年冬从上海图书馆借到《综类》，爱不释手，在没有複印机的年代，最好也是最笨的办法就是手抄（《初学集——沈建华甲骨学论文选》自序，文物出版社，2008年）。
《综类》增订版出版于1977年，之后陆续出土和着录了一些新的原始资料，同时研究水準也在不断提高，尤其是《甲骨文合集》的出版，原始资料相对集中，《综类》无法与之匹配，于是有了《殷墟甲骨刻辞类纂》的编撰与出版。《类纂》汇总《甲骨文合集》、《小屯南地甲骨》、《英国所藏甲骨集》、《怀特氏等收藏甲骨集》等几部甲骨着录书，体例与《综类》基本相同，但增加了释文和拼检索等项目。另外在材料的丰富程度上，在字形的归属上，在辞条的划分上，在文字的隶释上，都进行了很大的改进和提高。《类纂》出版后，《综类》仍有重要参考价值。例如，甲骨拓本往往见于多部着录。在引用《类纂》时，如需多方核对原拓，目前只能按照《类纂》所引的编号，核对《甲骨文合集》等书的原拓，旧着录就难以查寻了。但编辑《甲骨文合集》时，同时整理有对重表，可惜迄今未见整理出版，听说有複印件的电子扫描版流传。《甲骨文合集材料来源表》也仅记录了部分重见着录。如需核对其他拓本，《综类》所引旧着录编号不失为一条途径。这也许是岛邦男先生编撰《综类》时所未想到的。希望参加《甲骨文合集》编辑工作的学者们能儘早整理出版一部《甲骨着录索引》。
五、贝冢茂树（1904－1987）
日本近世汉学（中国学），以东京大学（关东）、京都大学（关西）为中心形成两大重镇，此即东京、京都学派；两者在作风上实皆趋向实证主义史学，惟各有渊源、自成门户。前者以白库鸟吉为代表，服膺西洋学术方法，对中国文化多持近代式的批判态度；后者以内藤虎次郎（号湖南）为代表，汲取清代考据学的优长，对中国学人及学问多取亲近态度。（参见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録》524页“内藤湖南”章，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贝冢茂树先生就读和工作于京都大学，是现当代京都学派的领袖，与吉川幸次郎、桑原武夫并称为京都大学“三杰”。
贝冢茂树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曾与西嶋定生、野村浩一共同主编10卷本的《中国历史》（讲谈社，1974－1976年），影响很大。1968年退休后至1977年，整理、修订旧作，编辑出版了10卷本的《贝冢茂树着作集》，卷1《中国古代的国家》，卷2《中国古代的社会制度》，卷3《殷周古代史的再构成》，卷4 《中国古代史学的发展》，卷5《中国古代的传说》，卷6《中国古代的精神》，卷7《中国古代史学》，卷8《中国的历史》，卷9《中国思想与日本》，卷10《孙文与毛泽东》。
贝冢先生将甲骨文、金文与历史文献结合起来研究殷周历史，成绩突出。1959年，贝冢先生出版《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甲骨文字》，分图版、本文、索引三部分，卷佚浩繁。图版部分分上、下两册，着录甲骨3246片，是收录日本所藏甲骨最多的一部着录。本文部分除了释文，还介绍了该批甲骨收藏、整理研究的经过、甲骨文时代区分的基础、关于贞人的意义、殷墟卜辞的分类、贞人无署名卜辞及甲骨文时代区分的标準等，集中了贝冢先生多年研究甲骨文的成果。该书的初版在日本旧书店已经很难蒐全，我从几家书店购买才配齐一套。1980年，日本同朋社出版了贝冢茂树与伊藤道治先生合着的增补、订正版，增补了西部日本诸机关及个人所藏甲骨中与祭祀有关的49 片以及内藤湖南先生旧藏14 片，改名为《甲骨文字研究》
贝冢先生在甲骨文研究方面的重要论文，首推与其助手伊藤道治先生合着的《甲骨文断代研究法的再探讨——以董氏文武丁时代为中心》。贝冢和伊藤先生在与陈梦家先生不通信息的情况下，大约同时推定董作宾所説的“文武丁卜辞”其实属于武丁时代。这一见解近年已得到考古发掘的支持。这篇论文收入京都大学《东方学报》第23期《殷代青铜文化的研究》（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 1953年），我也购得一本。
附带说一说，日本有两个重要的东方学研究刊物。一个是东洋文库的《东洋学报》，1889年创刊；一个是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东方学报》，1931年创刊。日本学者不少重要的古文字学、商周秦汉史的研究论文都发表在这两个刊物上。两个《学报》从创刊到现在的成套刊物（当然有不少翻印本），都可以在“日本古本屋”网站上蒐到，每套索价 70－80万日元，相当于6、7万人民币。相比中国的《文物》、《考古》等杂誌，如果要蒐全，每套没有15万元恐怕下不来吧。哪位有意购买，我愿免费效劳，条件是先借我浏览一月。
贝冢先生本姓小川。1945年因其岳父贝冢荣之助无嗣，入赘为贝冢的养子，遂改姓贝冢。其父小川琢治，是日本着名的地质地理学家。其兄弟皆为大学教授。其弟汤川秀树也因入赘改姓，1949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诺贝尔奖的日本人。
六、伊藤道治（1925－）
伊藤道治师从贝冢茂树先生，1947年以勤工俭学的方式，为贝冢先生誊清文稿、整理资料，开始甲骨、金文和殷周历史的学习与研究，1949年获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退休前任日本关西外国语大学国际文化研究所所长。
伊藤先生专攻中国古代史，其研究範围不仅仅限于商周一段，从中国的旧石器时代一直到西汉帝国的灭亡，着述甚多。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尝试由国内学者与海外学者共同培养博士研究生，王震中即师从田昌五和伊藤道治，曾有两篇文章介绍伊藤先生的商周史研究。一篇是《伊藤道治先生甲骨文与商史研究五十年》，发表于《殷都学刊》1997年第3期；另一篇是《伊藤道治的金文和西周史研究》，发表于《中国史研究动态》1997年第3期，可以参看。
伊藤先生的专着，国内仅翻译出版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形成——以出土资料为主的殷周史研究》一书（江蓝生译，中华书局，2002年），其他几本重要专着未见翻译。我在日本购得他的三本专着，一本是《中国古代国家的支配构造——西周封建制度与金文》（中央公论社，1987年）；一本是他与贝冢茂树先生合着的《甲骨文字研究》，前面已经提及，其中释文部分三分之二由伊藤先生承担；一本是《人·物· 心》第1期第5卷（1987年），着录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收藏的692片甲骨，其中650片是首次着录的新资料。
七、大庭脩（1927－2002）
关西大学大庭脩教授，专治中日简牍、中国法制史、中日关係史。早在1951年他就参加了森鹿三先生首创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汉简研究班”。当时，日本从事简牍研究者不过30余人，皆处于艰苦摸索中，尚未看到过一枚简牍的图版照片，更不用说能亲眼目睹简牍实物了。大庭脩先生在短短几年时间内，利用劳干释文，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汉代军事、官僚制度的重量级论文，即已成为当时之佼佼者。
大庭脩先生一生“以中国为第二故乡，以中国为研究主题”，其自用印中有“木简癖”和“意在兰台”两方，浓缩了他对简牍的终生探寻和学术旨趣。他的中国简牍研究有三个特点：1、如其师森鹿三先生的研究风格，致力于考证、集成和复原简册，特别是在恢复汉代诏书简册方面成绩蜚然；2、把主要精力集中于利用简牍史料研究秦汉法制史方面； 3、重视对普通读者和中青年的普及教育，在简牍学领域涉猎极广，知识渊博。（赵汝清《日本学者大庭脩简牍研究述评》，《敦煌研究》1996年第1期）
大庭脩先生关于汉简和秦汉法制史的研究专着，已经有两本翻译成中文，一本是《汉简研究》（徐世虹译，广西师範大学出版社，2001年），一本是《秦汉法制史研究》（林剑鸣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还有多篇论文散见于国内报刊，是国内学者最熟悉的日本汉简研究大家。我在日本购得大庭脩先生的三本论着，一是《大英图书馆藏敦煌汉简》（同朋舍，1990年），一本是《汉简研究的现状与展望》（关西大学出版部，1993年），一本是《居延汉简索引》（关西大学出版部，1995年）。《居延汉简索引》虽然不是逐字索引，但已包括地名索引、人名索引、官职索引、物品索引、词句考释索引等，基本涵盖了居延汉简的重要字词，是迄今所见有关居延汉简的第一部比较全面的索引。（参见刘乐贤《读居延汉简索引·人名索引》，载《简牍学研究》第2辑，甘肃人民出版社，2002年；收入氏着《战国秦汉简帛丛考》，文物出版社2010年）
大庭脩先生的老师森鹿三先生（1906－1980），是京都学派史学大师内藤湖南、羽田亨的弟子，专研中国历史地理学。1947年11月，他在《东光》杂誌撰文，首次向日本学术界介绍了居延汉简的整理研究情况。1961年，森鹿三以《居延汉简古文书学的研究》获得京都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继《东洋学研究——歴史地理编》（同朋社，1970年）之后，又出版了《东洋学研究——居延汉简编》（同朋社，1975年），也都从日本购得。
森鹿三先生首创的“汉简研究班”，培育了一大批优秀的汉简研究人才。当年与大庭脩同为研究班成员的鲁惟一（剑桥大学教授）、永田英正（京都大学教授），在汉简和汉代史、汉代法制史研究方面也都做出重要贡献，如鲁惟一的《汉代行政记录》、永田英正的《居延汉简集成》（《东方学报》46、47、51期，1974、1979年）、《居延汉简研究》（《东洋史研究丛刊》41辑，同朋舍，1989年；有张学锋译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永田英正还着有《汉代石刻集成》（同朋社，1994年），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研究报告，收录汉代石刻176种，按年代先后排列，年代不明者附于最后，分图版、释文两册。《图版篇》乃精选善拓，精心拍照製版印製。排版左图右文，便于参照对比。《文本篇》包括标题、解说、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五部分，颇受学界欢迎。（参见程章灿《作为文本的汉代石刻——读〈汉代石刻集成〉》，《古典文献研究》第11辑479－488页）
八、松丸道雄（1934－）
松丸道雄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是仍然活跃在当今古文字学界的日本学者中的代表人物，对甲骨、金文都有精深研究。他非常重视甲骨资料的调查、蒐集、整理与刊布，早在求学阶段，就开始对日本的甲骨收藏情况做全面调查，在日本甲骨学会编的《甲骨学》油印刊物上连续发表《日本散见甲骨文字蒐彙》。在东京大学工作期间，还编印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硏究所藏甲骨文字·图版篇》（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年），收录甲骨1315片，每片甲骨皆标出图版号、分期、甲或骨（龟甲用S表示、兽骨用B表示）、内容及其编号；同时，该书每版甲骨均以拓本、照片相互对照印出；凡有背面施钻凿者，均以拓本与照片表示出来，以便于读者使用。《甲骨文字字释综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3年）是松丸道雄与高嶋谦一先生合编的一部非常重要的甲骨文工具书，收甲骨文字3395个，简明赅要集录 1989年以前中日诸国学者发表的甲骨文字释，按《说文》分别部居，正文十四篇，合文一篇，未识字二篇，《文编》《综类》所无字二篇，书后附文献目录、字释索引及检索表。正文先录《文编》与《综类》字型大小，次举甲骨字形，次记诸家字释，次记诸家字义简说，末栏着录出处。是书一改《甲骨文字集释》“辑录诸家着述力求详尽，故多迻录全文”的繁琐编纂体例，仅录诸家字释结论，间记诸家有关该字的词义用法作为参考，简洁明了，特别是提供了不少海外甲骨学者的字释见解，很受学界欢迎。展读此书，不得不佩服日本学者。当今的中国学者谁会耗时费力去做这类为人之学？即使做了，哪有如此的细腻功夫？近来广蒐金文研究论着，盼望哪天脱离职场苦海，做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其中宏愿之一就是编一本《商周铜器铭文字释综览》。怕的是吹下大话，日后未竟，为学界所笑。不过转眼一想，我本非学界中人，怕什么丢人现眼呢？
松丸先生有关甲骨、金文和商周秦汉史的中文论文常见于各类书刊，国内学者不陌生。其日文论文和专着，也屡见国内学者称引。甲骨方面如《殷墟卜辞中的田猎地名》（《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31册，1963年），金文和殷周史方面如《殷周国家的构造》（《岩波讲座·世界历史》第4卷，古代4，1970年），等等。专着则有《西周青铜器与西周》（东京大学出版会，1980年），以及与其他日本学者合编的《殷周秦汉时代史的基本问题》（汲古书院，2001年）。1999年，松丸先生从东京大学退休，受业弟子、学界友好编有纪念文集《中国古代文字与文化——松丸道雄先生退官记念论集》（汲古书院），附有松丸道雄先生着述目録。这几本书，在日本古本屋网站上不难寻获。
松丸先生为推动古文字学研究，与汲古书院合作，解题、翻印了几部非常重要或稀见的着作。一是容庚先生的《商周彝器通考》，1941年燕京哈佛学社出版，是青铜器研究的经典名着，可惜当时印数不多，又值太平洋战争爆发，初版存世很少。70年代台湾大通书局、文史哲出版社都曾翻印过，图版部分效果不佳。1979年，松丸先生精心翻印这部名着，图版部分比200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重新排印本还要好。二是陈梦家先生的《美帝国主义劫掠的我国殷周铜器集录》，科学出版社1962年印行，至今已是珍稀难求。孔网上曾经卖过一本水浸残缺本。现在孔网上还有一本，八五品，索价3万元。1977年，松丸先生将这部书改题为《殷周青铜器分类图录》，翻印出版。三是《谢氏瓠庐殷墟遗文》。瓠庐谢氏乃明清史专家谢国桢之弟谢国彦。1945年，胡厚宣先生在京津沪宁广蒐甲骨资料，在北平富晋书社看到两份《谢氏瓠庐殷墟遗文》，是战后新出甲骨之拓本，先生用两万元（当时币值）买下一份，另一份几天内就抬价到25万元。（见胡厚宣《五十年甲骨文发现的总结》第50页，商务印书馆，1951年）1979年，松丸先生重印了这部稀见资料，收录甲骨550片，全部为拓片影印，凡是与《京津》、《存》下重出者，均在重见片页上注明两书中的有关页数、号码等。
日本书籍、图录印刷精美，世所称道，从松丸先生所编印的另一部考古图录可见一斑。李学勤先生主编的《中国美术全集·工艺美术编》青铜器卷上下两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彩版印刷，在国内所出图录中已经是相当精美的了。松丸道雄、樋口隆康先生与李学勤先生合作，推出日文版，日本京都书院1996年刊行。两套书用的是同样的照片底板，印出来的效果有天壤之别。特别是细小纹饰，日本版清晰可见，中国版大多模模糊糊。在体例版式上也做了便于读者的调整。例如，如果没有参照物，从照片很难看出铜器的相对大小。日本版在照片下的铜器名后标注器物尺寸，而中文版则标注在后面黑白印刷的解说中。中国版解说部分的黑白照片大小不一，版式也不固定。日本版统一为每页三器，左图右文，疏朗清新。这些都可见松丸先生用心之细。
松丸先生非常重视目录之学，编有《新编金石学録》（汲古书院，1979年），将《中国歴代金石家传记集》、容媛女士《金石书录目》与《补编》以及《金石书画集》四书，按照姓名笔画顺重新排列，附字号索引、生卒年表。这本书是我在日本亚马逊网站（www.amazon.co.jp）上购得的。松丸先生还与持井康孝合编有《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中国青铜器资料分类目录》（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东洋考古学研究室，1982年），未曾见到。
以上，以着者为纲，介绍了我通过网络蒐求的日本学者有关古文字、商周秦汉历史的图录与着作。日本研究古文字、商周秦汉历史的重要学者远不止上述诸家。早期学者如林泰辅、高田忠周，研究甲骨、金文的学者都很熟悉了。高田先生开始研究汉魏晋唐书法，进而研究文字学。《古籀篇》出版于1925年，乃其多年研究心血之结晶，曾荣获日本学术界具有崇高地位的日本学士院奖。此外还有《汉字详解》、《朝阳字鑒》等书，版本很多，日本旧书店多有出售。《朝阳字鑒》经中国学者汪仁寿增改后，更名为《金石大字典》，上海碧梧山庄1926年石印，翻印本很多。《古籀篇》和《朝阳字鑒》都收入《国家图书馆藏古籀文献彙编》（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古籀篇》广为人知，《金文诂林》几乎每个字条都引。“此书糅合各种古文字加以考释，内容显得有些庞杂，错误也较多，因此不为古文字学者所重。其实书中颇有一些很好的创见。例如唐兰在《古文字学导论》裏释甲骨、金文的字为‘巫’(《导论》166～167页)，此书早就如此释了(《古籀篇》卷八·7下)。”（裘锡圭《中国大百科全书》“古文字学”词条）其实《古籀篇》不仅说字，其卷首《考古发凡》8卷中的《经》、《史》、《礼乐》等卷中利用甲骨、金文证、正、补经、史的一些见解，还是值得重视的，至少可视为“新证派”学术史之片羽。我从日本买回一套台湾宏业书局的翻印本，价钱不贵。高田先生还编有《永寿灵壶斋吉金文字》，录殷周铭文共170器，拓本极精，台湾艺文印书馆有翻印，线装三册带函套。再如赤冢忠（1913－1983），专研中国古代思想史，以《周代文化研究》获东京大学博士学位，着作彙集为《赤冢忠着作集》7卷（研文社，1986－1989年），其中第7卷为甲骨、金文研究。先生对石鼓文也有研究，着有《石鼓文的新研究》（板泽书房，1971年）、《石鼓文》（明徳出版社，1986年）。中青年一代如池田久知先生（1942－），研究中国思想史，自然涉及新出战国、秦汉简帛，这方面的着作有：《马王堆汉墓帛书五行篇研究》(汲古书院，1993年)、《郭店楚简老子研究》(东京大学文学部中国思想文化学研究室，1999年)、《郭店楚简儒教研究》(监修，汲古书院，2002年)。山东大学曹峰教授是池田先生的高足，编辑、翻译了《池田久知简帛研究论集》（中华书局，2006年）、《道家思想的新研究: 以〈庄子〉为中心》(与王启发合译，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年)。池田先生主持东京大学郭店楚简研究会，编印《郭店楚简与思想史的研究》，已经出版6卷，还出版了专书《楚地出土资料与中国古代文化》（汲古书院，2007年）。池田先生还主持了大东文化大学的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研究班，编印《郭店楚简の研究》，已经出版7期；《上海博楚简の研究》，已经出版3期。
日本有关中国古文字研究的协会、研究会很多。我所知道的有：1、甲骨学会，贝冢茂树先生创办，编有《甲骨学》刊物，前面已经提及，我买到前10卷的合订本。2、中国出土资料研究会，办事机构设于东京大学中国文学研究室，编有《中国出土资料研究》杂誌（京都朋友书店），已经出版了14期。3、战国楚简研究会，办事机构设于大阪大学中国哲学研究室。其核心成员是日本古文字研究的中青年一代，如浅野裕一、汤浅邦弘、福田哲之、竹田健二、菅本大二等，着作很多，也都基本买齐。下面列举一些：《新出土资料与中国思想史》（《中国研究集刊》别册，2003年）、《戦国楚系文字资料の研究》（科研报告书， 2004年）、《诸子百家〈再发现〉》（浅野裕一、汤浅邦弘编，岩波书店，2004年）、《古代思想史与郭店楚简》（浅野裕一编，汲古书院，2005年）、《竹简が语る古代中国思想——上博楚简研究》（浅野裕一编，汲古书院，2005年）、《上博楚简研究》（汤浅邦弘编着，汲古书院， 2007年）、《竹简が语る古代中国思想（二）——上博楚简研究》（浅野裕一编，汲古书院，2008年）。4、出土资料与汉字文化研究会，办事机构设日本女子大学，编有《出土资料与秦楚文化》，已经出版 4期。5、早稻田大学简帛研究会、秦简研究会，由工藤元男教授主持。出版有专着《二年律令与奏谳书——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出土法律文献释读》（与彭浩、陈伟共同主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睡虎地秦简よりみた秦代の国家と社会》（创文，1998年）。6、中国秦汉史学会，已经出版《日本秦汉史学会会报》9期，简帛论坛有目录（http://www.bsm.org.cn/bbs/simple/?t1989.html）。
说一段小故事。日本很多学术专着由研究机构自印，分赠各处，不进入书店系统销售。曾在复旦大学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网站上看到一则新书介绍，知道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 2009年11月出版了李力先生的《张家山247号墓汉简法律文献研究及其述评（1985.1-2008.12）》。我当即托日本同事购买。日本同事很负责，到处寻找，一直找到东京外国语大学亚非言语文化研究所。答覆说该书不对外出售，只对学界赠送，问是谁要这本书。我想我这样的无名小卒，断无受赠的待遇，让日本同事假託我熟悉的一位国内学者之名去要，对方说已经送过这位学者了。不知李力先生看到这段小故事后，能否送我一本？
总之，现代日本的中国简帛研究成果丰富，着作太多，蒐不胜蒐，这裏也就不把我所买的这类书籍全部列举出来了。
我所买到的日本编印甲骨着录和研究书籍，前面都介绍了。有关青铜器的图录和专着，除了上面介绍的，还有如下几种，值得说一说。
日本机构和个人所藏中国商周青铜器很多。机构收藏者，除了上面提到的泉屋博古馆和白鹤美术馆，还有东京国立博物馆（有段时间也称日本帝室博物馆）、奈良国立博物馆、出光美术馆、根津美术馆、藤井有邻馆、书道博物馆、黑川古文化研究所、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参考馆、寜乐美术馆等，都编有图录出版。东京国立博物馆所藏，二十世纪初就编有几本重要图录，例如《帝室博物馆鑒赏录·古铜器》(1906年)、《支那古铜》(《文様集成》第30卷，建筑学会编，1910年)、《支那工艺图鉴·金工篇》（帝国工艺会编，1932年）等，现在已经很难蒐求了。1932年编印的《周汉遗宝》，有1981年国书刊行会的翻印本，我从日本购得一本。全书有图版75版，收录殷、周、汉代的铜器、陶器、银器、铁器、骨器、漆器等照片，以铜器为主。奈良国立博物馆所藏，编有《阪本コレクション中国古代青铜器》（奈良国立博物馆，2003年）。出光美术馆所藏，由杉村勇造先生编爲《出光美术馆选书·中国古铜器》一书（平凡社，1986年），《开馆十五周年纪念图录》（出光美术馆，1981年）也有不少着录。根津美术馆所藏，梅原末治先生编有《青山庄清赏》第6卷《古铜器篇》（根津美术馆，1942年）、《新青山庄清赏》（根津美术馆，1987年）和《殷周青铜器》（根津美术馆，1962年）等书，都很难蒐求了。樋口隆康先生为根津美术馆编有一本《商周铜器》（《根津美术馆藏品丛书》之二，根津美术馆，1975年），我购得一本。《青山庄清赏》初版全套在日本旧书店仍有出售，索价94万日元。还有一套不全本，含有《古铜器篇》，与店主商谈单售，未允，殊为遗憾。藤井有邻馆编有《有邻大观》、《有邻馆精华》，也都价高难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所藏，编有《中国古铜器展观》（黑川古文化研究所，1962年）。天理参考馆所藏文物编有多本图录，对馆藏中国青铜器多有介绍和着录，如《天理参考馆图録》（朝日新闻社编，1967年）等。我购得三本小册子，一本是《殷周青铜器》（天理时报社，1971年），一本是《中国之青铜器》（1）殷周篇（天理参考馆，1971年），一本是《殷周の文物ひとものこころ》（天理大学天理同友社，1987年）。寜乐美术馆所藏，收入《寜乐谱》（寜乐美术馆，1969年），我也购得一本。
前面几次提到的樋口隆康（1919－）先生，是日本研究中国青铜器的代表人物之一，曾任京都大学教授、泉屋博古馆馆长，编印了多本馆藏图录，除上举彩图版《泉屋博古》，还有《食器》、《酒器》、《水器》等单册（泉屋博古馆，1983－1984年）。他还着有《中国铜器》（中央公论美术出版，1967年）、《铜器·玉》(《中国美术》第4卷，讲谈社，1973年)。当时任职于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水野清一先生，着有《殷周青铜器与玉》（日本经济新闻社，1959年），图版168页，也是一部经常被称引的重要论着。近年新出比较重要的青铜器图录，有木村盛彦先生的《古代中国青铜武器：系统图録》（株式会社むげん出版，2004)，收录殷周、秦汉兵器200 件，初版仅印500部，一直没有搜到。木村先生是一位医生，比较特别。
细心的读者不难发现，上举青铜器着录与研究专着，在李学勤先生《四海寻珍——流散文物的鑒定和研究》（清华大学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已经提到绝大部分。李先生名重海内外，多有机会四海漫游，鑒定、考察海外博物馆、美术馆及私人收藏的中国文物，且有专论或介绍小文发表，并在文章注释中提及国内不常见到的海外书籍、资料。这正是李先生的用心细微之处。我还买到一本中村不折先生的《三代秦汉遗品上的铭刻》（美术恳话会，1934年），就是从李先生的一篇文章中得知这部书的。
日本有关中国青铜器的着录，还散见于不少美术史、艺术史图录，比较重要者，如大村西崖编《支那古美术图谱》 2册（艺苑社，1932年），以及讲谈社1962年出版的《世界美术大全》、小学馆1997年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东洋篇》等，不是绝版难寻，就是大部头、买不起。香港有一家专卖文博艺术类图书的大业公司，在尖沙咀香港艺术中心二楼有分号，我在那裏买到不少好书，包括《中国历代货币大系· 先秦货币》等。大业公司在中环摆花街也有一家分号，书比尖沙咀多。两三年前，我在摆花街分号看到一套日本印的青铜器图录，厚厚几大本，也是美术大全之类书籍中的一部分，彩印图片乃是贴上去的，书名已经记不起来了，索价大约 10万港币以上。一年后再去找这家书店，已经搬走，不知去处。
商周金文着录索引类的书籍，最新的当属刘雨、沈丁、庐岩、王文亮先生编着的《商周金文总着录表》（中华书局， 2008年）。对照该书所附引书目录，发现上面提到的青铜器着录书籍，包括我所买到的，好多都未引用。诚恳希望中日欧美的学者，齐心协力，共同编着一本更全的着录索引。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特别是7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物赴日展出日多，日方大多印有展品图录，有些图录收录了当时国内尚未公开发表和着录的青铜器彩色图片，而且拍照、印刷都很精美，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的。这类展品图录在日本旧书店的售价都不贵，我买回不少，也就不一一细说了。
最近读《王冶秋传》（王冶秋之子王可着，文物出版社2007年），才知道70年代文物出国展览是打破当时中国外交僵局的重要策略，被称为“文物外交”。前段时间曾宪通先生光临寒舍，谈及70年代沙滩红楼整理简帛的那段经历，也提到红楼简帛整理的历史背景中不能忽略当时“文物外交”这一重要因素。
日本盛行书道，书法图录多而精，古文字资料也常见于这类书籍。大型者，如《书道全集》，就有平凡社（1965年）、河出书房（1956年）两种，其殷周秦汉部分多收甲骨、金文拓本与简帛照片，多精拓。二玄社是日本专印书法、绘画类书刊的名社，国内爱好书法绘画的朋友不陌生。二玄社精印殷周秦汉书法名迹多种，编选者多是对古文字素有研究的大家，书法与学术幷重。我购得二玄社所刊《书迹名品丛刊》的《殷·甲骨文集》1册、《金文集》4册，白川静先生选编，精选良拓，间附照片或器影，说解亦有学术价值。《金文集》也没有收入《总着录目》。二玄社2009年还出版一套《简牍名迹选》8册，由西林昭一先生主编，收录部分甘肃、湖南、湖北等地所出土战国秦汉简牍，彩版印刷，国内也有出售。是书间有误失，如张家山汉简，仿製品亦羼入其中。西林昭一先生专攻书法理论与中国书法演变史，代表作《中国新出土之书》、《中国新发现之书》，在大陆和台湾广为流传，有中译本。两书后来改编爲《新中国出土书迹》（西林昭一、陈松长编，文物出版社，2009年）。
日本汉简研究及书法爱好者很多，印有多部简牍方面的图录。我所购得的，除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大英图书馆所藏敦煌汉简》、《居延木简》，还有高桥东次郎编《居延木简选集　附释文・类编》6册（1975年），以及赤井清美所编《汉简》12卷（东京堂，1975年）。《汉简》一书翻印收录居延、武威、敦煌、楼兰、马王堆等地出土的汉代简牍的照片，附有释文，间附摹本，虽为翻印，但彙集资料，还是有点价值，故购得一套。
日本机构或个人所藏战国玺陶、封泥甚多，清代、民国收藏大家的不少精品流入日本，有实物，也有拓本。二玄社所印《篆刻全集》由日本玺印研究名家小林斗盦先生所编，多有未见着录之品。小林先生还编有《中国玺印类编》，国内有翻印。小林先生因收藏战国“襄平君” 白玉印、“信城侯”绿玉印等名品，斋号怀玉印室，国内印有《怀玉印室藏印选》。菅原石庐先生师从小林斗盦，曾编有《中国古玺印集萃》、《鸭雄缘斋古玺印选》，后来续有所获，遂合以先前旧藏再辑新篇，择珍品近400件，成《鸭雄缘斋藏中国古玺印精选》，在国内也广为流传。陶文方面，在日本购得中村伸夫所编《簠斋藏古陶文选》，精印陈介祺旧藏古陶文拓本。封泥方面，购得东京国立博物馆编的《中国之封泥》（二玄社， 1999年），分四部分，前三部分爲中国封泥，主要是陈介祺、吴式芬旧藏。还有扶桑学社所印的《封泥大观》，彙编《十锺山房印举》中的封泥材料、《齐鲁封泥考存》、《澂秋馆藏古封泥》、《临淄封泥文字》爲一编，不少材料是第一次公开发表。近年陕西相家巷所出封泥不少流入日本，艺文书院印有《新出相家巷秦封泥》，收入封泥250件。综合性的金石拓本书籍，有苍文篆会刊行的《匋鉨室藏金石拓片选》，收录甲骨、金文、玺陶、石刻拓片150多件，乃陈介祺、何绍基、潘祖荫、吴大澂、黄濬、吴隐等名家所拓所有。
以上所举，都是日本出版的日籍学者着作。当代中国学者在日本出版的古文字类着作，我所知的有三本，葛英会、彭浩先生编着的《楚简帛文字编》（东方书店，1992年），张世超、张玉春先生撰集的《秦简文字编》（中文出版社，1990年），以及张世超、孙凌安、金国泰、马如森先生编撰的《金文形义通解》（中文出版社，1996年）。前两本都从日本购得。1993年，我初次拜访裘锡圭先生，看到先生书架上有《楚简帛文字编》一书。我那时正在研读楚简帛资料，收集了很多资料，包括从商承祚老先生那裏借得当时尚未出版的《战国楚竹简滙编》一书的原始图版，即剪贴排好的照片和摹本。我厚着脸皮向裘先生商借《楚简帛文字编》複印，先生爽快答应複印一套寄给我。这套複印本精装两册，我珍藏至今。先生的盛情厚意，永志难忘。从商老那裏借来的原始图版，我複印几套分赠师友。前两年在一位北京学者的家中，还看到我那套複印本的再複印本。当年商老已经糊涂了，我如果心存不良，借而不还，商老的《战国楚竹简滙编》一书可能永远无法面世了。前不久曾宪通先生光临寒舍，笑谈这段二十年前的趣事，多有夸奖。后学当年不过儘做人忠厚诚实的本份而已，岂敢受之。
古人说“礼失求诸野”，我则有一段 “书失求诸野”的有趣经历。2008年从广州搬家到北京，丢了一箱书，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书，包括裘锡圭先生《古文字论集》、饶宗颐、曾宪通先生的《楚帛书》、《随县曾侯乙墓钟磬铭辞研究》、《云梦秦简日书研究》、《湖北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以及黄锡全先生《湖北出土商周文字辑证》等等。这些书大部分都在孔网上高价补购了。饶、曾两位先生的四本大作，孔网上只有複印本。在“日本古本屋” 网上发现后，那种欣喜是无法用笔墨形容的，当即电话通知日本同事购买。其他一些国内已经卖断的书，在日本也买回不少，其中最珍贵者，莫过于裘锡圭先生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的那本学术随笔，600日元购得。
大陆五、六十年代出版的书，从日本也购回不少，如郭若愚、曾毅公、李学勤先生的《殷墟文字缀合》，15000日元购得，曾在北京中国书店见过一本，索价3000元。从日本购回民国时期的着作最值得说一说。一套《流沙坠简》，上虞罗氏宸翰楼刊本，有“器堂藏书”印记，印文极工整。我怀疑此书是日本昭和前期东洋史学者市村瓒次郎（1864－1947）的遗物。市村先生字圭卿，号器堂、筑波山人、月波散人，曾任东京大学教授，是日本东洋学会的创始人之一。胡厚宣先生的《战后宁沪新获甲骨集》、《战后南北所见甲骨录》、《战后京津新获甲骨集》也都从日本购得来薰阁初版。
台湾所出古文字类图书，我在海外任职期间，得工作之便，多次赴台搜求，去年又得颜世铉先生介绍，认识台北乐学书店的黄新新小姐，又搜购一部分。乐学书店专为世界各地图书馆购配台版图书，大陆学者去台湾访问，亦常造访该书店。在日本购得不少台湾早年出版的书，如国立故宫中央博物院联合管理处1958年出版的《故宫铜器图录》等等。还有一套书也值得说几句。台湾在上世纪70、80年代曾出版《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共70余册，将大陆1949年以来至1980年前后出土的中华文物，别类分篇，翻印出版。其中《青铜器》9册，《帛书》1册，《简牍》 3册。后来又出版《海外遗珍》15册，其中《铜器类》两册。我在香港大业公司摆花街分号购得大部分，这次也从日本购齐。孙稚雏和刘雨先生的两本金文着录索引都没有收入《中华五千年文物集刊·青铜器》一书。该书虽然仅翻印《文物》、《考古》、《考古学报》所刊出土器物的图片，价值不大，但亦有资料彙集之功，如果许可，还是收录为好。
附记：本文是我在工作之余陆陆续续写的，本来準备在论坛上灌水用，永秉、少轩看过一部分后，觉得还有一点意思，发在论坛有点可惜。古人説“灾梨祸枣”，我这篇水货，可能属于“ 灾网祸屏”之类，还有炫耀之嫌，望读者诸君宽宏待之，是爲盼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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