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司马迁-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
历史学的发展在现实社会中是非常重要的。尽管社会上有些人对历史学不很理解，但这不要紧，这并不影响我们对历史学的执着追求。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历史学对我们个人的修养，对我们个人将来的事业，对社会前途的认识都是不可缺少的。不管人们怎么对它评价，都不影响它的实际价值。我们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越来越多的人会认识到它的重要性。我希望同学们能够在历史系本科这几年学好历史，如果有兴趣，有可能，有志向，还可以读历史学硕士、博士，将来一定会在历史学的道路上不断有新的收获。
今天我讲的题目是《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以前所讲的题目比较宏观 ，这次讲的比较具体。
历史撰述主要指我们写论文，写着作，当然，是关于历史的论文和着作。这也许是我们未来要做的一件事，也许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事。这个问题很重要，为什么呢？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为社会服务的表现形式，或者说反映自己价值的一个手段，就是撰述。文科出身的人拿什么来为社会服务呢？或许有很多形式，而基本的形式之一是撰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此，我们从大学本科的时候起就要接受这方面的熏陶和锻炼。
写历史方面的文章，写历史方面的着作，都可以叫历史撰述。而历史撰述中有两个因素比较重要，这就是叙事和议论。
一 从“才、学、识”谈起
先说第一个问题，即历史撰述的基本要求。我们都学历史，我们现在或将来都要从事历史撰述，什么是它的基本要求？我想从“才、学、识”谈起。“才、学、识”是唐朝历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的，他说才、学、识是一个优秀的历史学家必须具备的。才、学、识，“才”指能力；“学”指学问，是知识的积累；“识”是见解。有人问刘知几为什么历史上文学之士很多，杰出的历史学家却不多？提问题的这个人自有他的看法，其实历史上优秀的历史学家也不少。刘知几说一个优秀的史学家要具备“才、学、识”三个长处，能具备这三个长处的人很少，所以优秀的史学家很少[1]。他的话成为千古名言，一直到今天还有影响。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这样讲，从事历史撰述，要从“才、学、识”三个方面进行修养。
这里，可以把才、学、识的顺序颠倒一下：“学”，是学问，一定要多读书，形成自己的“资料库”。其次还要有见识，仅有知识不行，还要有见解。我们发现生活中有一些人非常用功，读了几十年书，甚至记得许多资料，但写不出着作，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见识，提不出问题，因此写不出东西。写东西必须要先发现问题，发现不了问题当然写不出东西来。我们常说有创见，就是创造性的见解。有了这种见解，把你的知识调动起来，你就能写出东西来，所以“识”是重要的。这个“识”，按我个人理解，应该产生于我们思考当中的问题。第三是“才”，就是能力，有了知识，有了见解，就要有一定的能力把它表现出来。这个能力是什么呢？是组织材料的能力，是驾驭材料的能力，是文字表述的能力等等，这叫“才”。总之，我们讲历史撰述要从“才、学、识”讲起。青年朋友们要从三方面自觉地进行修养，给自己提出要求，一定会有积极的收获。
从“才、学、识”谈起，我们进而要谈到用今天的语言怎么来解释“才、学、识”。我想应该像老一辈史学家翦伯赞所说的那样，就是理论、材料和文章。今天如何继承和发扬“才、学、识”这个优良传统？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是：第一，我们要有一定的理论作为我们研究问题的指导。有一种观点认为，研究历史依靠材料就行了，可以不要理论。这种看法看似合理，其实是不能成立的。为什么？因为任何一个研究历史的人都有他的主观见解，也就是说他有意识的、无意识的都在运用一种理论去研究问题，只是自觉的程度不同罢了。如果我们在理论上有比较高的自觉性，同时我们所追寻的理论是一个科学的体系的话，那么我们掌握的理论程度就比较高，我们的理论体系就可能比较正确，所以一个人的理论自觉、理论修养非常重要。
当今人们不太强调理论，其实这是不对的。一般来说任何人都脱离不了理论，只是自觉的程度有差异，理论体系的倾向性不同罢了。我这里说的理论主要是指唯物史观理论体系，这个体系对于青年朋友们来说比较陌生，没有太多的接触。其实唯物史观是一个严密的科学体系，不是读一两本书就能够了解的，要下很大的功夫才能理解它、掌握它。青年朋友接触这方面的东西比较少，有时候一听说唯物史观，就认为那不是教条主义吗？很容易把它与教条主义等同起来。前不久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历史学的国际研讨会，有一个西方学者提出一个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我们思考。他说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曾被看作是解放人的一种思想武器，但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史学界讨论马克思主义太少了。他的意思是很清楚的，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我们谈马克思主义太少了。过去，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史学界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历史学家从史学史上对这段历史需要认真总结，但我们在总结经验教训、在克服缺点甚至于纠正错误的时候，正确的东西还是要保留下来的。我想这是我们现在和今后很长一时期内要做的一个重要的工作。年轻的朋友们对这个问题或许不是很了解或不理解，我想时间长了会理解、会了解的。
第二，要有材料作为基础。材料，就是历史资料，就是刘知几说的“学”。我们现在读历史，研究历史，除了理论以外，最重要的就是材料。有一个现象在许多地方都存在：文革以前，在大学讲历史、读历史都有参考资料。据我了解，文革后，这些参考资料很少用了。《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部分有八本，近代部分有两本，共十本。世界历史也有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只是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资料中很少的部分，但这些资料也很少用了。我问过中华书局：“你们这个《中国通史参考资料》还印吗？”他们说不印了。不印了，说明现在大学不需要了；大学不需要了，说明现在大学历史系不用它了。大家想一想，我们读历史如果没有丰富的资料，怎么研读历史？历史过去了，谁也看不见，我们怎么认识它？我们只有通过历史资料，通过历史书去认识它，研究它。现在是所谓信息时代，各种资料非常丰富，所以在大学期间，我们怎么样掌握更多的历史资料，怎么样接触历史名着，在我们的思想里对于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用什么东西来“再现”它？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离开了历史资料无从谈起。再说，作为一个历史系的毕业生，如果不掌握一定的历史资料，那和别的专业学生还有什么区别呢？我们剩下来的很可能就是历史题材的电视剧和历史小说里面所反映的东西了，而这些东西有的是有根据的，但有很多是不可靠的。因此，掌握材料非常重要。
第三是见解，这是人们对于历史进行思考和判断、分析的能力。历史上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在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意义，仍然有现实的参考价值，这是我们学历史专业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我们能够从丰富的历史经验中得到启示来为现实服务，如果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不具备这样的优势，那是很遗憾的。譬如，我们安徽大学历史系研究淮河，研究历史上的淮河是怎样开发的，它曾经是怎样繁荣的？后来因为什么原因它受到了损害？淮河的灾害是怎样形成的？历史上人们怎样治理淮河？治理淮河的经验教训是什么？这些经验教训对我们有什么启发？等等。我们在这方面有充分的发言权，那就是说我们不仅了解了历史，我们还善于把历史的经验教训和现实的历史运动结合起来，发挥积极的作用，造福于现实社会。
大家知道历史上的商鞅变法。商鞅变法前有一场辩论，商鞅用他卓越的历史见解说服了秦孝公，秦孝公采纳了他的意见，毅然实行变法，使落后的秦国不断强大起来，终于战胜了东方六国，建立了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多民族国家。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商君书》，看看商鞅是怎样运用历史见解和反对变法的人进行辩论的。我们说历史学的价值，历史见解的价值，在这个地方怎么估量呢？应该说不好估量，无法估量。因为商鞅变法在秦国取得了成功，最终导致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完成了统一大业。这在我们中国历史上是永垂不朽的事业。要是问，商鞅变法值多少钱？无法估量。这就是历史见解转化为现实的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我们锤练自己在理论上、在材料上、在见解上的修养一定要下功夫，要思考，从我们身边接触到的问题开始思考，然后逐渐扩大范围，乃至于思考全国现实生活中所提出来的问题，这对我们历史研究、历史撰述非常重要。
现在我们写论文，特别是硕士论文、博士论文，都强调创新点。创新点很重要，人们就看重创新点，就是看你有新的见解，不要人云亦云。要有新的见解，就是一种独立思考，创新思维，这是我们历史撰述的几个因素中非常重要的因素。
这是讲历史撰述的几个基本要求：我们从才，学，识谈起，谈到理论，谈到材料，谈到见识，这些都非常重要，现在我们回到主题上来，讲叙事和议论。
什么是叙事？直白的说法就是叙述事情的过程，讲清楚事情的原因和结果。其实，不那么简单。叙事，按我的理解，它是“才”和“学”的结合。
什么是议论？议论是见识，是见解和学风的结合，也是见解和的道德修养的结合，或者说是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因为史学家发表议论，不是随便发表议论的，不仅仅是为了发表个人的某种看法，而是要考虑到有益于社会，这就是社会责任感。当然我们提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来讲，作为一个社会成员来讲，他应有一种社会责任感。学问不单单是个人的事情，学问是要用来为社会服务的，所以当人们发表一种议论的时候，要想到这个议论是要对社会负责任的。因此，我们可以说，议论是“见识”和“道德”的结合，或者说是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假如这样一个说法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在历史撰述当中，叙事和议论就非常重要了。
二 “叙事”的要求
现在我们来讲历史撰述中的叙事问题。
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的叙事？我首先要讲讲我是怎么想到要讲这个问题的。其实很简单，这是有感而发。我经常读报纸，读杂志，感到我们对于叙事有待于提高。现在我们媒体上所反映的书面文字确实是不尽人意，我认为有许多地方是丢掉了优良的传统。那么，今天我们要重申这优良的传统究竟是什么？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强调这几点；第一，从历史学来讲，“善叙事”是“良史之才”的基本条件之一。所谓“良史”，就是优秀的、出色的史家。关于这一点，古人反复地强调。大家都知道《史记》这部书。东汉时，班彪、班固父子继承司马迁的事业，但他们在某些看法上与司马迁不同，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高度评价了《史记》的成就，其中就特别强调了司马迁“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有良史之材”[2]。写《后汉书》的史学家范晔是南朝宋人，他评价《史记》，高度赞扬了司马迁 “有良史之才”，“文直而事核”；他也高度赞扬班固有“有良史之才”，“文赡而事详”[3]。《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写三国的历史，当时的人们就称赞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4]。大家都知道《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叫作“前四史”，是“二十四史”最前面的四部书。“前四史”的作者或者被人称为“良史之才”，或者称赞他前面的史家有“良史之才”，都以“善叙事”为基本条件，可见“叙事”是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天读《史记》，大家读得津津有味，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善叙事”。那么“善叙事”的基本要求是什么？下面我还会讲到。总之，我们不能小看“善叙事”。在今天我们怎样把现代汉语写得准确，写得流畅，我想这是我们达到“善叙事”第一个最起码的步骤。我非常感叹现在我们考硕士生、考博士生时，外语成为一个门槛，许多人不是在专业课上被卡住，而是被外语卡住。现在考博士生的，外语70分以上的很少，考得算不错的60分，60分以下的也不少。考硕士生也是如此。外语受到重视，这是毫无疑问，而我们的母语呢？错别字、不通顺的情况很多，但目前尚未引起高度重视。
最近，我给博士生讲课时，引用了一篇“搞笑作文”，只有几十个字。大意说的是一个小孩子写了一篇作文《我们的家》，说：我们家有三口人，爸爸、妈妈和我。早晨起来，我们吃了早饭就“各奔前程”；晚上爸爸、妈妈下班回家，我也放学回家，“殊途回归”；我有时学习不好，爸爸打我，“同室操戈”，妈妈看着不管，“袖手旁观”，等等。——这篇作文不是无中生有，是从现实中集中起来的。我们现在从媒体对于新闻人物的记述中，是不是看到“善叙事”呢？我看有些作品是够不上“善叙事”的要求的。
勿庸置疑，作为一个科学工作者，作为一个研究工作者，我们对“善叙事”要引起高度重视。因此，仅仅重视外语是不行的。当然，外语是必须要学好的。中国学术走向世界连公共使用的语言都不懂，你怎么走向世界？你满腹经伦，别人听不懂你的，你也听不懂别人的，怎么能行呢？毫无疑问，外语是必须要学好的。但是你是一个中国人，一个中国学者，你的现代汉语表述，你的古代汉语修养，同样应当是很出色的，别人才能尊重你。
我碰到一个哈佛大学的教授，他的汉语说得非常好，我说“你读过中国古文吗？”他说：“读过。”我又问：“读过哪些古文？”他说读过《论语》、《孟子》等等。我再问，能说说《孟子见梁惠王》吗？他马上就背诵起《孟子见梁惠王》。他说他高中开始学习汉语，又说，现在谈论史学与文学的关系，人们去读一读司马迁的《史记》，问题全都解决了。《史记》有文学性，但却是历史书，你不能说《史记》有文学性，《史记》就是文学，他就是这个观点。——同这位教授的交谈，也证明了我前面讲的那些想法是有些道理的。
“善叙事”非常重要，我想这位哈佛大学教授推崇司马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司马迁“善叙事”。所以他觉得人们应该去读读《史记》。
那么，在前人来看“善叙事”的主要标准是什么呢？我们还是引证班固评价司马迁的话比较中肯，班固说他“善叙事”是“辨而不华，质而不俚”，用我们今天的话说，是具有辩证的色彩，但并不张扬华丽。我们现在见到有些文章，很华丽地引进了一些西方的话语，让人看不懂。司马迁是“辨而不华，质而不俚”，也叫“质而不野”，质，朴实，平实；不俚，不野，是不粗俗。我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有时两个人对话，动辄就说“没错”。什么叫“没错”呀？稍稍文一点说“是的”不是很好吗？“没错”就显得不雅，说“是的”，既不粗俗，又不失文雅。通俗而不失文雅不好吗？现在我们不仅口头语而且连文章也出现了“好酷”，“好爽”，这些都上了书面语言了。我们中华文明，语言文字这么丰富，要认真地继承，不应当走向庸俗，也不应当陷于媚俗。
我们再看《后汉书》的作者范晔，他在评论《史记》和《汉书》时认为“善叙事”的要求是什么？标准是什么？他说司马迁“文直而事核”，司马迁的文章写得很直率，而又很准确，即文字写得直率而事情写得准确。《史记》之所以成为千古名着，是和对事情的表述、对事情记载的准确有密切关系的。范晔评价班固怎么说呢？说是“文赡而事详”，文章丰满而事情详实，这也是“善叙事”的优点。我们可以综合地看待前人所说的“善叙事”的标准，比如说“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文直而事核”、“文赡而事详”，文字的底蕴很丰富而记载的事情很详实，这都是属于“善叙事”。这三句话的意思并不一样，但都反映了前人对“善叙事”的标准的一种见解，我们应当从中得到启发。现在有一些文章用大量的西方术语来写论文，不值得提倡。有一些世界通用的概念，我们应当吸收，不应排斥，但外国人写文章、着作，他有他的语境，他有他的国情，我们简单地拿到中国来用，一是别人不容易理解，二是也耽误了自己的发展。
前人对于“善叙事”有过这些标准和理解，那么我们今天怎样看待“善叙事”的基本要求呢？“辨而不华，质而不俚”，我们可能领会它了，但是具体做起来好像摸不着边际，怎样去落实“善叙事”呢？这里我想还是提到唐代史学家刘知几，他对“善叙事”提出审美要求，认为“史之称美者，以叙事为先”[5]，即优秀的史书在于叙事。叙事之美有几个要求，他提出的这几个要求比较好理解，我们也比较容易去学习。第一是“尚简”，就是推祟简要，不要繁琐。刘知几说“国史之美者，以叙事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简要为主。”[6]现在人们写文章，有长文章，有短文章。我不知道同学们在大学读书时做不做读书札记。读书札记是短文章，是训练“尚简”的一个非常有效的好方法。当然，关于“尚简”也要辩证地看。顾炎武讲过，文章不在长短，在于见解。有见解，长文章也很好，但是不要写空话[7]。我们理解“尚简”就是不要写空洞无物的东西，而要写实实在在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文章长也好，短也好，都是需要的。但总的来说，应当“尚简”。第二是“用晦”。文章要写得含蓄，不要写得太直白。20世纪80年代有的作家写小说，小说中的人物开口就骂人，粗话一大堆，哪有什么美感？可曾风行一时，现在很少提到了，没有生命力。这从反面说明，文章要写得含蓄，不要太直白，这也是“叙事之美”的一个要求。第三要有时代感。刘知几批评这样一种现象，有人写历史书不用当时的语言，而用古人的语言。他说这不好，什么时代的人写文章，写着作，要尽量用当代的语言。他说古今是有差别的，社会风气也有变化[8]。我引用刘知几的这个观点，并不是说我们在现代汉语表述里，任何古代汉语都不能用。他指的是能够反映时代气息的词汇，比如写一个时代的历史，这个时代的童谣、谚语都可以写到历史书中来，因为它们反映了这个时代的面貌。刘知几的这些话我们比较容易理解，人们做起来也比较容易。我说“容易”，也是相对而言。
从以上这些对于历史上史学家关于“善叙事”问题的介绍和分析中，我们今天应当怎样看待历史撰述中“善叙事”的原则呢？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是什么要求呢？我是这样理解的：
首先，语言应当是准确的。一个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个史学研究者，遣词造句应该力求准确，不能夸张。现在有一种现象，即容易夸大自己所研究的对象，轻意把它说成是超越前人的，这就不准确。另外，还常常表现在一些价值判断上，这就极大地影响了历史撰述的价值。可以这样说，准确是历史撰述的根本。
其次，是叙述要平实。不要搞花哨的东西去吸引人，正如刘知几所说，那“华而失实”的文字，是没有发展前景的[9]。如果一个人的文章被人评价为“平实”，应看作是很高的评价。当然“平实”后面再加上“精彩”，那当然更好了，但首先要“平实”。这是“善叙事”的非常重要的基本功，同学们在年轻时就要培养这种学风。现在有些媒体很不严肃，什么什么“浮出水面”啊、什么什么“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啊、什么什么“打造精品”啊，什么什么“吸引”了人们的“眼球”啊，凡此种种，似乎很生动，很“精典”，其实很不准确，更谈不上精彩。我们不要受这些影响，我们要从优秀的历史着作中去继承精华的东西，提高我们的语言修养，把文章写得平实一些，再平实一些。
再次，行文要流畅，如行云流水。怎么才能做到流畅？多读范文，看看名家的文章为什么琅琅上口，然后要反复地读自己写出来的东西，从头到尾多读几遍，就可发现要修改的地方。同学们要培养这种自己不断修改自己的文章的习惯，我看现在不少年轻人缺少这种习惯。过去有人说文章是“改”出来的，这有一定道理。要发现自己文章的毛病，一个很好的办法就是读，读到不顺时就改，甚至还能发现自己的观点有问题，逻辑层次有问题，有的词句还要推敲，等等。
还有，要讲究体例。体例不统一就不能称为“善叙事”，这个问题包含很多内容，我今天就不多讲了。
总之，“善叙事”看起来是平常的事情，但实际上我们将来参加工作，从事教学、研究，能不能写一手好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将来一生的事业。如果一个人能够写出一手好文章，这是何等的幸运，内心将会感到何等的充实，所以要从这个地方磨炼自己，提高自己的能力，写读书笔记，写札记，训练自己的文笔、史笔。
三 “议论”的魅力
我在上面讲了议论是人们的见识和社会责任感的结合。我们写文章、写着作，都要有宗旨，要有撰述的目的，用清代史家章学诚的话说要有“史意”。史意者，作史者撰述之宗旨也。我们写论文、写专着，都少不了议论。议论是反映作者见识的一个最直接的表现形式。例如，文章开头总要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文章结尾时总要说明所讨论的问题的重要性，有什么意义。文章中间，也会对某些事件和人物发表见解，发表评论，这也是议论。现在我所接触到的学生，写文章罗列材料，是常见的现象，但往往就是概括不起来，很少能发表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议论比较差，缺少一种概括的能力。我们可以这样讲，没有这个能力，无从谈议论。简言之，不能概括，谈何议论？
怎样才能对研究对象、叙述对象作出概括呢？首先对材料要有分类。以类相从，作出分类，例如就搜集到的材料有几种情况作出说明，这就开始议论了。其次，善于联想，由此及彼，由所引用的材料想到引用之外的材料，产生一种联想，有了联想就会发现异同，解说相异或相同的地方，这也是一种议论。再次，揭示本质，如同毛泽东说的“由表及里”[10]，通过材料所反映的现象揭示事物的本质，从深层次看这些材料说明什么问题，这样又可以作另一种形式的议论。诸如此类，都是议论，可见议论是对材料的分析、理解和提升。
优秀的历史着作之所以具有感人的魅力，是因为它们能够“再现历史”，当然是在一定意义上“再现历史”，它们使人能够如同身临其境，因此它们具有很大的魅力。比如说《史记》所记的鸿门宴，大家读过之后，可以闭目遐想，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等等是怎么回事了，它确实非常让人神往。又如，《资治通鉴》记淝水之战，东晋军队打败了前秦军队，那时谢安正在跟人下棋，手下人来报告说：秦军败了。谢安故作镇定地说：啊，小儿辈退敌了。等到下棋的对手走了，谢安高兴得不得了，走路时鞋后跟都绊掉了。这多生动啊！就使人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身临其境。这就是叙事之所以有魅力的地方。
那么议论的魅力在哪里呢？议论同样有魅力。议论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定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给人一种理论的启示和理性的满足，即通过理论的启示而得到一种理性的满足。人们的追求有形象的东西，也有理性的东西。如果说叙事能够具有魅力是因为它能够使人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那议论的魅力就在于它能提升人们的理论理考，使人们得到一种理性追求上的满足。
中国史书的议论有多种形式，其中主要有三种形式，是我们应当研究、继承和发扬的。
第一种形式，是和叙事相结合的评论。例如《史记》或在一篇的最后有“太史公曰”，或在一篇的起首有序文。司马迁自称太史公，“太史公曰”就是司马迁发表议论了。同学们如果对史论没有读过的话，建议你们读几篇“太史公曰”，一定会受到感染的。后来人们学习太史公，一般称为“史臣曰”，司马光有“臣光曰”等等。史官、史家发表议论，这在中国史书上非常多，也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如果多读读这种史论，就能够促进我们的理论修养，丰富我们发表议论的内涵，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
第二种形式，是评论的专文。这是指的一篇文章全部讲评论，我们把它叫史论的专篇或专文。这在中国史学上很多，我没有仔细统计过，我想有名的史论专文应有几百篇吧，其中最有名的如贾谊的《过秦论》，柳宗元的《封建论》，欧阳修的《正统论》，顾炎武的《郡县论》等等，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一篇文字全部都是评论历史，给人的启发也就更加全面、深刻。《过秦论》两千多年了，现在我们读起来仍然受到启发。秦朝怎么强盛起来的？秦朝为什么二世而亡？原因在哪里？《过秦论》，“过” 就是批评，“过秦”就是批评秦朝，贾谊说了许多非常精彩的话，大家要有兴趣，可以找找《过秦论》，读了之后也一定会感到气势磅礴，非常感染人。在贾谊看来，秦朝的灭亡归结到一点，就是在“取”和“守”之间不能够区别对待11。“取”是夺取天下，要用一种战略思想，就是针锋相对和东方六国作斗争。秦朝要守住天下，要治理天下，就不能用“取”的战略，而应采用“守”的方针。怎么“守”呢？顺应民意，而秦朝恰恰不能顺应民意，搞严刑峻法，繁重劳役，所以秦朝二世而亡。多读这样的史论，确能使人增添睿智。
第三种形式，是评论的专书。王夫之的《读通鉴论》，是中国古代历史评论的最高成就，他的历史哲学，他的君主论，他的得失兴亡论，统统包含在里面。当然，中国的史论专书并不仅仅限于王夫之的着作，往前看，东汉桓谭的《盐铁论》，过去被认为是用对话辩论的形式写成的文学着作。这书的内容是讨论汉武帝时的盐铁政策，辩论双方都涉及到历史评论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说，《盐铁论》也是一部历史评论着作。南北朝时，有一位学者叫刘邵，写了《人物志》一书，讨论评论历史人物的理论和方法：怎么看一个人？怎么评价一个人？唐初，虞世南着的《帝王略论》，可以说是目前所见中国较早的“君主论”。16世纪，意大利马基雅维里写了《君主论》，是世界名着，但7世纪时中国的《帝王略论》却没有被前人给以足够的重视。《帝王略论》讨论了唐以前的历代君主的功过是非，而且广泛采用比较的方法，如不同朝代的君主相比，同一朝代不同的君主相比，同一君主的不同时期相比，非常丰富。还有北宋范祖禹的《唐鉴》，强调北宋要以唐朝为鉴。作者从唐朝历史中概括了306件事，针对这306件事发表议论，总结应当怎样以唐为鉴。再如唐太宗写过一篇长文《帝范》，讲怎样做一个皇帝，共十二章，内容很丰富，也可以说是一篇精辟的君主论。
有人说中国古代史学没有理论，那是太不了解中国古代史学了。中国古代史学有这么多理论，这些理论都是滋养我们理论兴趣的养料，丰富我们历史评论的重要遗产。我们过去认识不够，近十几年来的摸索，发现有丰富的遗产，丰富的理论。当然，这一理论和我们今天所遵循的唯物史观有很大差异，但历史理论的遗产有些是有长久生命力的，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因此，提高我们的议论水平，也不是凭空获得的，一方面要从丰富的材料中去抽象，去概括，同时要学习前人发表的议论，这一点很重要。
我今天讲的问题，就是叙事、议论在历史撰述中了作用和地位，总的要点就是这些。以往我跟大家讲的史学的发展趋势，史学的功用等等，这些都成为老生常谈了。当然，老生常谈如有必要，也不应停止。今天讲了一个具体问题，即怎样在历史撰述中不断提高我们的水平，这要从具体的地方做起，这就是叙事和议论。叙事和议论是非常重要的，将来不论你从事什么样的工作，这个叙事、议论的能力和修养都是你事业中不可缺少的支柱。
最后，我要感谢大家能够来听我的这次演讲。
【作者附记】本文是作者2004年4月20日在安徽大学历史系的演讲，承安徽大学历史系陆发春副教授据录音整理成篇，并经作者改订。适逢《安徽史学》索稿，乃予以发表。谨此说明，并向陆发春副教授致谢。2004年6月1日记。
[1] 参见《旧唐书·刘子玄传》。
[2] 《汉书·司马迁传》后论。
[3] 《后汉书·班彪传》后论。
[4] 《晋书·陈寿传》。
[5] 《史通·叙事》。
[6] 《日知录》卷16，“文章繁简”条。
[7] 参见《史通·言语》。
[8] 《实践论》，《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版，第291页。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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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关于司马迁-历史撰述的叙事与议论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