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自珍-龚自珍与今文经学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龚自珍-龚自珍与今文经学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龚自珍与今文经学

龚自珍是近代着名的启蒙思想家，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提倡今文经学的功绩，曾得到梁启超的高度评价<梁启超说：“今文经学之开拓实自龚氏。”又说龚自珍“往往引公羊义讥切时政，诋排专制”，“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参见《清代学术概论》。>，但近人对此却每多非议，甚或以龚氏的今文经学着作为毫无价值的糟粕<有的同志认为《公羊春秋》对龚自珍产生了消极影响，说他化许多精力写出的《春秋决事比》之类的作品，都是一些毫无价值的东西。参见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南京师范学院编《龚自珍诗文选注》“前言”第21页。>。什么是今文经学？龚自珍在什么情况下提倡今文经学？他所提倡的今文经学的内容和实质是什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就上述问题做一些粗浅的探讨，纰谬之处，尚祈方家教正。
一、 清朝的经学概况与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秦火以后，先秦典籍大都亡佚。汉时搜求经书，出现了两种传本，一是西汉初年由一些儒生所传授的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定的今文经，一是后来陆续发现的用六国古文字写成的古文经。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的主要不同在于对经书的解释方面，古文经学侧重于名物训诂，今文经学则侧重于探索经书中的微言大义。西汉时，今文经学是统治者所提倡的官学。到东汉时，古文经学同今文经学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获胜，今文经学日趋衰落。六朝以后，汉代今文经学着作率多泯没，唯东汉何休所着《公羊解诂》一书尚存，是以后世或称今文经学为公羊学。此后今文经学很少有人问津，在经学研究中，形成了古文经学的一统天下。
清代文字狱迭兴，汉族知识分子为了避祸远害，纷纷趋向训诂考据一途。这种研究虽对中国古籍的整理、校勘、考订、注疏以及古汉语、古音韵的研究颇多建树，但是却极大地束缚了人们的思想。人们往往为一个字的意义，一段话的句读就辩论不休，根本谈不到对经义有什么怀疑和批判。因此，清朝统治者认为这是笼络羁縻汉族知识分子的妙计良策，故特加提倡，褒以盛名，赐以高位，于是士大夫“家谈许郑，人说贾马”，汉学霈然勃兴。
训诂考据的繁荣却给古文经学本身也带来了危险。清初，阎若璩着《古文尚书疏证》，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论定了东晋晚出的《古文尚书》十六篇及同时出现的孔安国《尚书传》均系伪书，由此引起了学者对经书的怀疑。此后，胡渭着《易图明辨》证明了河图洛书是宋代邵雍所作，与《易经》了无关涉。又有姚际恒着《古今伪书考》，怀疑《周礼》、《诗序》、《孝经》、《易传十翼》并非先秦着作，于是古文经书的地位日渐动摇。在这种情况下，长期被冷落的今文经学就又渐渐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乾隆时，庄存与开始研究今文经学，着《春秋正辞》等书，阐发公羊家的微言大义，他的孙子庄述祖、外孙刘逢禄、宋翔凤等人继承他的门户，因他们都是常州人，被人们称为常州学派。其中以刘逢禄成就最大，他着有《公羊何氏解诂笺》、《公羊何氏释例》、《发墨守评》、《箴膏肓评》等大量今文经学着作，竭力鼓吹公羊家法，颇多发明。他又着《左氏春秋考证》，证明《左传》乃是汉人把战国时的《左氏春秋》一书离合增补以附益《春秋》，溷入经传之伍，其实并非解经之作，一时引起了人们的震动。这样，古文经书又受到了打击，今文经学逐渐有昌明之势。尽管如此，因为这时正是汉学即训诂考据之学的极盛时期，高谈性理的宋明理学也具有极大的势力，今文经学的影响仍是很有限的。
龚自珍自幼随他的外祖父汉学大师段玉裁学习，家学渊源，有广博的名物训诂知识，如果继承家学努力做一个训诂考据家，很可能通过经师这个阶梯爬上名臣的高位，但龚自珍并没有这么做。他在二十八岁时，毅然尽弃其所学，去从刘逢禄受《公羊春秋》，皈依了今文经学。他在诗中写道：“昨日相逢刘礼部，高言大句快无加；从君烧尽虫鱼学，甘作东京卖饼家。”<《已卯杂诗》，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龚自珍全集》（下引该书均称为《全集》）第441页。>从此，他和刘逢禄、宋翔凤、庄绶甲等人过从密切。孜孜研讨公羊家的微言大义，并用很大精力写出了《春秋决事比》、《大誓答问》、《左氏决疣》、《五经大义终始论》等今文经学着作，并根据所谓公羊义写出了《古史钩沈论》、《壬癸之际胎观》、《尊隐》等一系列充满变革思想的着作，使今文经学的阵容顿改旧观。以后他的好朋友魏源也加入今文学者的队伍，今文经学很快就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龚自珍为什么要提倡今文经学，可以从今文经学的特点来分析。
首先，今文经学所谓微言大义，便于牵强附会，发明己意。
今文经学不甚重视名物训诂，而认为经书上的每一个字都寓有圣人的褒贬，寓有所谓微言大义，他们可以通过探索这微言大义去揣摩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或对未来的预言。特别是《春秋》被认为是“圣人之极致、治世之要务”，是“圣人本据乱而作”，其中“一字之褒，宠愈华衮之赐，片言之贬，辱过市朝之挞”<《春秋谷梁传》范宁序。>。因此，“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只要懂得了《春秋》里圣人之微旨，就可以据以治国平天下。这样，今文经学同古文经学相比，对于经义的解释就具有不可比拟的自由，只要对某个字解释为褒或贬，就可以推论出圣人对事物的截然不同的态度，因此也就便于牵强附会。
戊戌变法时，顽固派反动大地主叶德辉曾经指责康有为“不知经义之宏深，谨据刘申受、龚定庵、魏默深诸家之书，抹杀二千年先贤先儒之传注”，“以自行其私”<见《翼教丛编》卷三，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叶德辉的观点虽然是反动的，但却从反面道出了问题的本质。龚自珍和后来继承他的康有为之所以提倡今文经学，正是为了抹杀历代经学中的传注，以阐发自己的新思想。正如现代有些学者所指出：“公羊学对龚自珍来说，主要是为了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提倡经世致用所披的一件合法外衣，是他表达自己社会改革的政治观点的一种依托形式。”<侯外庐主编《中国近代哲学史》，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25页。>
其次，今文经学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可供利用和发挥。
今文经学产生的时代较早，汉初的儒生们由于经历了秦汉之交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又因为要为新兴的刘汉王朝服务，在他们的着作中就表现为对变革的承认和肯定。这一点在《公羊传》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春秋》的第一句话是“元年春王正月”，按照古文经的《左传》的说法，不论天子诸侯都可以称元年，可是按照公羊家的说法，只有周天子才能称元年，诸侯不能称元年。鲁隐公是诸侯，为什么也称元年呢？这就说明孔子看到周室衰微、天命将移，所以“托王于鲁”，“以隐公为受命之王，故得称元年矣”。而托王于鲁就是预言“春秋当兴王”，炎汉当兴。这样短短的六个字就可以解释成孔子寄托了“绌周王鲁”的微言大义<《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在所谓“新周故宋，绌周王鲁”的说法中，具有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表现了对历史发展的肯定，而这种变易进化的观点正是龚自珍所需要的，他可以据以发挥引申自己的历史观。
第三，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推倒维护封建统治的汉学和宋学，以提倡经世致用之学。
龚自珍的启蒙思想与中国的传统封建思想是矛盾的，但在思想禁锢那样残酷，文网那样绵密的时代，他只能借用旧躯壳以容纳新灵魂。而今文经学经书不多，文字简略，可以用一部经书抹杀几十部经书、几千种传注，这正好适应了他的需要。叶德辉的反动嗅觉是很灵敏的，他说：“大抵公羊之学，便于空疏，沈文起所谓书短而易习，义浅而易推者……近世所谓微言大义之说，亦正坐蹈斯病”，“聪颖之士既喜其说之新奇，尤喜其学之简易，以致举国若狂，不可收拾，蚁孔溃河，溜穴倾山，能毋惧之与？”<《翼教从编》卷四，叶德辉《与石醉六书》。>又说：“六经之道，扫地尽矣。诗曰：‘谁为厉阶，至今为梗？’是则龚氏之过也。”<《翼教丛编》卷三，叶德辉《长兴学记驳义》。>激烈地指斥龚自珍是提倡今文经学使六经之道扫地以尽的乱阶祸首。
综如上述，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为了冲破传统封建思想的统治，提倡经世致用之学，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书短易习，便于牵强附会的特点，又充分利用了今文经学中某些变易进化的观点，用以宣传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新思想。这就是龚自珍之所以要提倡今文经学的原因。
二、 龚自珍今文经学着作的内容和特色
龚自珍所提倡的今文经学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的深远的影响，首先在于它具有深刻的政治内容。
（一）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
龚自珍并不是一个严格的今文学者，他并不完全遵守公羊家法，而且对今文经学中的谶纬迷信思想持强烈的否定态度，他对传统的今文经学进行了批判和改造。他说：“民生地上，情伪相万万，世变徙相万万，世变名实徙相万万，《春秋》文成才数万，指才数千，以秦汉后事，切□《春秋》，有专条者十一二，无专条者十八九，又皆微文比较，出没隐显，互相损益之辞。”<《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因此他认为不能把《春秋》当作预言，而要从《春秋》中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所谓“世运如是其殊科，王与霸如是其殊统，考之孤文只义之仅存，而得之乎出没隐显之间”，“以大救俾当世”，这就是他研究《春秋》的目的。他对于《春秋》“独好刺取其微者，稍稍迂回赘词说者，大迂回者，凡建五始、张三世、存三统、异内外、当兴王”等公羊家的理论，从而引申出他的具有发展观点的进步的历史观<《春秋决事比自序》，《全集》第233页。>。
《春秋》中所说的三世，是“所见世、所闻世、所传闻世”。公羊家引申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龚自珍又加以发挥说：“书契以降，世有三等，……治世为一等，乱世为一等，衰世别为一等。”<《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认为自古“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乙丙之际箸议第七》，《全集》第5页。>，所谓“天道十年而小变，百年而大变”<《拟上今方言表》，《全集》第308页。>。这种变的思想，正是对“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的针锋相对的挑战，并被龚自珍直接用于对社会现实的批判。他宣称当时的满清社会已经到了“衰世”，所谓“痹痨之疾，殆于痈疽，将萎之华，惨于槁木”<《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到了“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古史钩沈论四》，《全集》第27页。>的“乱亦竟不远矣”<《乙丙之际箸议第九》，《全集》第6—7页。>的时刻。根据三世说，衰世之后就是乱世，就要“当兴王”，“以俟踵兴者之改图”<《乙丙之际着议第七》，《全集》第6页。>，他据此宣称一场社会的大动荡大变革即将到来。在《尊隐》一文中，他引公羊义把每天分为蚤时、午时、昏时，说清朝已到了“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昏时”，将有“山中之民”起来，一啸百呤，有大音声起，“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矣”<《尊隐》，《全集》第87—88页。>。他用这样的语言，讴歌着即将到来的革命风暴，而今文经学就是他的理论依据。公羊家认为社会制度有所谓三统，即帝统、王统、霸统，王统用文家治天下，霸统用法家霸天下，这就是所谓的“文霸之殊统，文质之异尚”。这种理论实际是受了韩非的“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的朴素唯物主义的影响。龚自珍把这种三统循环论中的变易进化的成分加以发挥，指出“自古及今，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上大学士书》，《全集》第319页。>。他认为社会制度的变化是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演进的，坚决否认社会制度是圣人创造的。他说，“天地，人所造，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2页。>。他认为语言、文字、数学、历法、方位、医药以及宗族、婚姻、法律、政治制度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逐步自然形成的，都是“众人自造，非圣人所造”<《壬癸之际胎观第一》，《全集》第13页。>，帝统、王统、霸统也都是随着社会发展而产生的。因此，他反复强调变革，说“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鼓吹“改图更法”。由于时代的局限，他的社会改革的理想是模糊的，有时甚至是自相矛盾的，但尽管如此，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他的政治理想中闪烁的反封建的光芒。
他说：“有天下者，莫高于平之之尚也。”他认为现实世界一切灾难的来源都在于“不相齐”。“小不相齐，渐至大不相齐，大不相齐即至丧天下”<《平均篇》，《全集》第78页。>，所以应该有“四挹四注”，所谓“挹彼注兹，可以奔□”<《平均篇》，《全集》第80页。>。
在解释《论语》中的“齐之以礼”时，他竟然说：“齐者何？齐贫富也。又齐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语录》，《全集》第421页。>可见，龚自珍主张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并且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了过去的农民起义领袖中的“均贫富”的思想，已经考虑到人格的平等的问题。在《论私》、《宥情》、《病梅馆记》等文章中，他强调个性的解放，巧妙含蓄地表达了他对自由的强烈渴望。
（二）对封建专制的批判
在《春秋决事比》这一重要着作中，龚自珍援引《春秋》发挥了他反对封建纲常的进步主张。可惜这一着作已经亡佚，仅存其序和答问，但就从这点残文中，也仍然可以看到他对封建专制的抨击。
“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是封建统治的三条巨大的绳索，一直被奉为天经地义，不能触犯。龚自珍却勇敢的对此提出了挑战。他说：“《春秋》何以作？十八九为人伦之变而作。大哉变乎！父子不变，无以究慈孝之隐；君臣不变，无以穷忠孝之类；夫妇不变，无以发闺门之德。”<《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他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的关系是可以变动的。他说：“《春秋》张三大，治三细，其处三大也恒优，劾之也反厉，处三细恒惬，劾之也反恕。”<《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这里说的三大就是君、父、夫，三细就是臣、子、妇。也就是说，因为三大是处于优越的主导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君道、父道、夫道，那就应该严厉地谴责处置；相反三细由于处于卑弱随顺的地位，所以如果他们不尽臣道、子道、妇道，那就应该宽恕。按照清朝的法律，父亲杀了儿子，罪过比杀平常人要轻。龚自珍按照《春秋》则认为应该比常人更重，他举“春秋晋侯杀其世子，书诡诸卒，不书葬”为例，说明“杀世子、母弟，罪加杀命卿一等”<《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显然这是对父为子纲的否定。他说：“母预弑父”，“《春秋》不立子仇母之文”，是因为“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父母对于儿子都具有同样的地位，这与“夫为妻纲”、“男尊女卑”的封建纲常也是水火不容的。
晋国的里克弑其君之子夷齐，弑其君卓子，龚自珍根据“晋杀其大夫里克，称国以杀，不去官，不去氏”，说明《春秋》对里克“是再三恩原之”。为什么要再三恩原之呢？是因为“二幼君之立也本不正，大夫惟不忘正，不从君于昏”，所以可以原谅<《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7页。>。对于没有君命就称兵君侧的赵鞅，龚自珍说这是“除君侧之恶人”，就应该允许，并且说：“外臣之有兵柄者，当如是矣。”<《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一》，《全集》第56页。>龚自珍根据所谓公羊家法，在古老的经书中找到了反对君为臣纲的理论依据，把自己的叛逆思想通过古老的经学语言表达出来。在他的着作中，猛烈地抨击封建君主专制的语言触目皆是。他说：“霸天下之氏”“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其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钩沈论一》，《全集》第20页。>他说：“王者取天下”，“要必有阴谋焉”<《葛伯仇饷解》，《全集》第124页。>。他说：“圣帝哲后，明诏大号，劬劳于在原，咨嗟于在庙，史臣书之。究其所为之实，亦不过曰：庇我子孙，保我国家而已。何以不爱他人之国家，而爱其国家？何以不庇他人之子孙，而庇其子孙？”<《论私》，《全集》第92页。>揭露帝王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一己一姓之私利。在龚自珍的时代，这些言论的尖锐锋利的确是罕见的。
龚自珍在《撰四等十仪》一文中，繁征博引书史，主张天子与群臣坐而论道。有些同志认为这只不过是些细枝末节的改良措施，但这在当时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因为废跪拜之礼，就是废君臣之义，不成其为君为臣纲了。
即使是《大誓答问》这样的纯粹经学着作，也仍然寄托着他的反对封建专制的微言。他引经据典千方百计地证明《古文尚书》中的《大誓》不是孔子所订的古《大誓》，好象只是为了说明“今文大师之不可厚诬”，这似乎并无什么意义，殊不知他是用几句短短的《大誓》遗文，抹杀了圣贤的经传，而这几句被他誉为“瑰伟渊奥”的《大誓》遗文，如“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又如“独夫受”，“天有显德，其行甚章，为鉴不远，在彼殷王”<《大誓答问第二十五》，《全集》第76—77页。>，又恰恰可以发挥他的反对封建君主专制的思想，所以他才这样赞扬不已。
（三）反对清王朝的民族压迫
龚自珍发挥了《公羊传》中的“异内外”之论，作为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武器。他说鄙弃夷狄是“春秋之家法，异内外之大科”，暗指清王朝是夷狄入主中国，而夷狄是“不可理者，理之而益棼，不可教者，教之而益犯”<《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二》，《全集》第58页。>；又说“诸侯之君与王者异，义得去，去则绝”<《春秋决事比答问第五》，《全集》第63页。>，暗示清王朝只是诸侯之君，对汉人来说不存在君臣之义。
在《壬癸之际胎观》中，他用《春秋》笔法，寄托了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仇恨。他说：“有域外之言，有域中之言，域外之言有例，域中之言有例。有以天为极，以命为的；有不以天为极，不以命为的。”在这里，他以“异内外”之旨，隐晦地指出清王朝与汉族人民的利害是对立的。所谓域外之言，是指满语，域中之言，就是指汉语。他认为清王朝应该顺从的天命，汉人就不应该顺从。“是故夫有尺土之氓，则立宗为先，及其有天下，师彼农夫，谓将以传福禄于后昆。呜呼！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不亦劝乎？既报之于后身，又芟刈其身后，不亦伤乎？是故大人毋辨、毋惑、毋眩瞀，而惟为善之是坚。”这段话也是同样隐晦地指出了汉族人民应该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坚持反抗清统治者的斗争，这就是善，应该为此而互相鼓励劝勉，不要迷惑动摇，因为这是既报之后身，又禄之身后的事业。如若不然，不但自己将是千古罪人，而且要遗祸子孙。这些话为什么晦涩难解呢？这是因为“大人之所难言者三：大忧不正言；大患不正言；大恨不正言。”<《壬癸之际胎观第六》，《全集》第17页。>毫无疑问，这大忧大患就是民族被奴役被压迫的大忧大患，这大仇大恨就是对清统治者的大仇大恨。他又说：“道莫高乎能容，事莫惨于见容。”他把清统治者笼络汉族人民，使之忘记民族仇恨的手段，称作“见容”，他指出这种手段是屠戮灵魂的“心刑”，因为这会使人们失去斗争的意志。他说“报大仇、解大难、谋大事、医大病、学大道皆依心之力”<《壬癸之际胎观第四》，《全集》第15—16页。>，就是企图用“心力”去战胜“心刑”。
在《古史钩沈论》中，他也是利用今文经学宣传反清思想。他说：“王者，正朔用三代，礼备六代，书体载籍备百代，夫是以宾宾，宾也者，三代共尊之而不遗也。夫五行不再当令，一姓不再产圣，兴王圣智矣，其开国同姓魁杰寿□，易尽也。宾也者，异姓之圣智寿□也。”大意是：清朝政权气数已尽，它开国时本族的英雄豪杰已经完了，现在该轮到异姓的宾，也就是汉族的英雄豪杰们，该他们“当兴王”了。
至此，我们可以看到，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是他抨击封建专制，昌言社会改革，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理论武器，它实质上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梁启超说“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人人大率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簿”<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就说出了他自己的切身体会。这里之所以“若受电然”，就是由于龚自珍的思想带有突出的反封建的启蒙性质，“稍进乃厌其浅薄”，乃是由于接触了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于是感觉到龚自珍的思想的幼稚与粗糙。这种启蒙思想之所以幼稚与粗糙，乃是因为今文经学的古老形式不可避免地要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影响它的内容，使它仍旧具有某些封建色彩甚至封建因素。更重要的是当时中国社会的资本主义萌芽还非常微弱，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民族资产阶级，因此，龚自珍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他的今文经学也只能是一种萌芽状态的启蒙思想。
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意义
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把许多知识分子从汉学的琐屑考订和宋学的性理空谈中解放出来，从事经世致用的学问的研究，使他们的眼界从故纸堆中移向生民疾苦和国家大事、世界潮流。龚自珍的今文经学又直接孕育了戊戌变法一代的思想家，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等人都曾受过他的巨大影响和深刻启示。他不仅使他们对传统的封建思想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引导他们去追求新的思想，而且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宣传新思想的方法和形式。康有为等人后来在戊戌变法中所依据的今文经学理论，实质是龚自珍的理论的直接发展，而这种发展导致了传统经学的彻底破坏。封建思想的卫道者把“六经之道，扫地尽矣”的始作俑者归于龚自珍，就说明了龚自珍的巨大贡献。不仅如此，龚自珍的今文经学中的反对清王朝民族压迫的思想，对后来参加辛亥革命的许多志士仁人发生过重大影响，这也是不容忽视的。总而言之，在西方资本主义思想传入中国之前，龚自珍通过提倡今文经学，同传统的封建思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龚自珍的今文经学曾经为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开拓了战场，准备了阵地，这就是龚自珍提倡今文经学的战斗意义。龚自珍自称：“河汾房杜有人疑，名位千秋处士卑，一事平生无□□，但开风气不为师。”<《己亥杂诗》，《全集》第519页。>这首诗虽然很有些自负，但他的启蒙思想对当时沉闷胶固的思想界起了震聋发聩的作用，从而开创了一代风气，却是符合事实的。
（资料来源：《浙江学刊》1983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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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85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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