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左传》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奠基石,被誉为“百代文章之祖”。而关于《左传》的成书,却是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一大疑案。两千年来,由于传统经学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汉儒炮制的“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将人们导入了误区,或者说是引入了迷宫,所以人们对此尽管有种种的怀疑和推测,却始终未有根本的突破。
对于这一直接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学术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对此作了新探,发表拙着《〈春秋〉考论》[注],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初步论定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有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另一部《春秋》(司马迁语),是左丘明据以“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蓝本。但对左丘明究竟如何“具论其语”,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学界亦有朋友对笔者的观点明确提出质疑,本文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论,就教于方家,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孔子史记”辨正
关于《左传》成书,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注:姚曼波《〈春秋〉考论》[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注]
对《左传》成书之所以产生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孔子史记”的理解与界定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史记”即指《春秋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这其实只是汉代经学家的臆说,并无可靠的史实根据。正因如此,从唐代的卓越史学家刘知几开始,怀疑和否定者代不乏人,今人顾颉刚、杨伯峻等先生直接以史实的考证明确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拙着《〈春秋〉考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考,彻底推翻了汉儒的陈说。这里试举其一例。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经》对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五、逐君二的史实无一给予揭露和诛伐。相反,对乱臣贼子如连弑二君的鲁国公子庆父、逐君篡权的季孙意如、齐国弑君的崔杼、陈恒等人的政迹详加记载(其中对季孙记载多达七次,对崔杼记载有六次)。尤其无法解释的是,《春秋经》对乱伦通奸、参与弑君杀夫的鲁桓公夫人姜氏,记载达十二次之多,从她与齐侯的一次次幽会,到她的死、下葬,无不年月井井。她死,称“薨”;下葬,还尊其为“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经》庄公二十二年)。哪有半点“笔削”之迹“诛伐”之意?相反,对孔子之所尊所爱,如春秋时期作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经》却未书一字。孔子盛赞子产有“君
子之道者四”(《论语·公冶长》),也连连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谓推崇备至,但《春秋经》对这两人却都只字未提。当“笔”不“笔”,当“削”不“削”,圣人“笔削”之迹竟在何处?当“伐”不“伐”,当“褒”不“褒”,“《春秋》大义”又体现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春秋经》中实在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圣人“窃义”之迹。
然而,孔子没作《春秋经》,不等于没作《春秋》。因为《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并不仅是一本《春秋经》。有人却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史实,甚至说它是孟子和司马迁为了“圣化”孔子而“作伪”。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也不合逻辑。试问:若要“圣化”而“作伪”,为何一定要伪造他作一部仅一万多字的“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而不伪造他作《诗》、作《尚书》、作《易》?事实上,从周秦诸子到汉初硕儒如陆贾、董仲舒、《淮南子》作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不仅广为称颂,而且还广为征引,这是不容漠视也抹杀不了的史实。那么,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 它又到那里去了呢?其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已经揭示《左氏春秋》是以“孔子史记”亦即孔子《春秋》为基础“具论其语”而成的。我们既已排斥了孔子作《春秋经》的可能,那么,“孔子史记”无疑就是构成《左传》主体而性质与内容皆有别于《春秋经》的另一部《春秋》。
[注]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09——510页。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不仅极度称颂孔子作《春秋》,而且多次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载并大量引用了孔子《春秋》,这无疑为我们考清孔子《春秋》真相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线索。《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
这段话透露: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亦即《年表序》中说的“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次,孔子《春秋》“文成数万”,规模远胜于文仅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成书于汉代,且刘歆明称《公》《谷》二传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2],《汉书·艺文志》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同前P1715)则此《春秋》断非《公羊》可知。其三、司马迁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三;唯独《左传》,恰合此数(详见拙着《〈春秋〉考论》)。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当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界定,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有人据刘向、颜师古合《春秋经》与《左传》而称之,以此否定笔者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最早出自董仲舒。其《春秋繁露·盟会要》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王道》、《灭国》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董氏是《公羊》之宗师,所述乃孔子《春秋》与《公羊传》,则此《春秋》自当指孔子《春秋》可知。(若合《经》《传》而言,亦当合《经》与《公羊传》。为何把它与《左传》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可为佐证者,《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承传时,首提《左氏春秋》,而对当时公认为《春秋经》“嫡传”的《公羊》《谷梁》则只字不提;相反,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只与《左传》密切联系的《铎》《虞》《吕》《孟》、《韩》等紧列其后。另一方面,《史记·儒林列传》述《春秋经》的授受承传,则唯提《公羊》《谷梁》,一字不及亲得
孔子《春秋》真传的《左氏春秋》。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春秋》与《春秋经》是各有
注:
[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 班固《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M],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9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春秋复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0——141页。
承传、性质不同的两种书;《左氏传》直承孔子《春秋》,而与《春秋经》、《公羊传》、《谷梁传》异源异流。
佐证之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 [1]。这就是说,孟子曾“捃摭”《春秋》而成文。而考《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所称所引,皆见于《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万章下》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佐证之三,《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1](P1974)。说明孔子《春秋》虽依《鲁春秋》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考今之《春秋经》及《公羊》《谷梁》,内容皆仅及东周一代;唯独《左传》,遥溯三代之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P46)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佐证之四,《论语》中至今保存有《左传》中的大量史料乃至其中某些细节片段,如: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字子反)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众所周知,《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而《论语》又成书于《左传》之后,所以既不可能是孔子引用《左传》,也不可能是《左传》抄自《论语》。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司马迁说的孔子向门徒讲授自己所作的《春秋》——“口受其传旨”时所说,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吧。还有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论语·颜渊》)此语同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言诸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案刘正浩先生引刘申叔语曰:“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引述,有载于《论语》中,此其最为昭着者也。”[2]刘氏认为它出于“史记旧闻”,然《国语》同载此史料,却并无此语。可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乃出自孔子。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M],商务印书馆,86页。
此外,我们从《左传》与《论语》、《左传》与《国语》的对比中,亦处处可以看出《左
传》从思想倾向、史料、语言风格乃至文法修辞等诸多近于《论语》而异于《国语》(详见拙着《〈春秋〉考论》)。这一切,无不证明《左传》的主体部分出自孔子《春秋》。唯其如此,司马迁才说“左丘失明,厥有《国语》”,而不说“左丘失明,厥有《左传》”。
以上所说,还只是部分外证(此外如《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春秋繁露》《礼记》等秦汉典籍所称引的有关史料,无不证明这一事实——详见拙着《〈春秋〉考论》)。笔者更从《左传》全书的割裂拼凑之迹中,找到了左丘明“具论其语”——改编孔子《春秋》的翔实内证,下文将具体有力地印证这一点。
二、左丘明“具论其语”考
既然左丘明是据孔子《春秋》“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那么,孔子《春秋》原貌究
竟如何?左氏又是如何“具论其语”的?今天,尽管我们没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都曾被人们广为称颂并征引,因而,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前文已提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孔子作《春秋》时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注]
从司马迁、董仲舒、《淮南子》作者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而《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二者如此吻合一致,由此不难推断,《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出自孔子《春秋》。当然,我们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下断语,而是因为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比如并不“圣化”孔子者如韩非子,其《外储说左上》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原之事,亦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并不见记载),说明孔子曾亲自收集并记载过今见于《左传》的史料,这再次为我们提示了孔子所作《春秋》与《左传》之间的内部联系。
考察《左传》所书“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史实,基本笼盖全书,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与叙事框架,前有伏笔,后有呼应,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举例来说,《左传》闵
公元年写晋灭耿、灭霍、灭魏作者同时写了封赵氏耿、毕万魏的情节:“晋侯作二军,公
[注]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淮书店,1986年,149——150页。
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并刻意构写了毕万占卜的情节,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很显然,这是为后面写“三家分晋”作预示。对照《国语·晋语》同样记“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封赵氏耿、毕万魏及魏氏占卜之事。可见它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我们不难推测,《左传》的这些史实可能是孔子另据其它史料所增写。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并特增饰毕万占卜的预言,为书的后半部分写魏氏主晋政作伏笔。从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由此亦可证《左传》全书的叙事部分具有完整严密的统一构思,出自孔子之手。
那么,左氏“具论其语”时对孔子《春秋》究竟作了多少加工改造?《左传》中那些出自左氏,那些出自孔子《春秋》?如果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搞清《左传》的成书,更重要的是,孔子《春秋》原貌也由此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要考清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从《左传》中拼凑割裂之痕特别明显的地方找到突破口,从中探究左氏改编孔子《春秋》的特点、规律,即探寻其编撰的“凡例”。
翻开《左传》,一开头就是一段无经之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里没有写编年的年号,没有四季时序,且从惠公写到隐公、桓公的出生,及隐公的即位,历时数十年。这段文字之后,接着才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向我们透露:(一)《左传》开头虽从隐公落目,却未按编年体例来写。如果作者有明确的编年意识,则一开始就应书“元年春”,而后用“初”字,将惠公时事用倒叙笔法来写——而这本是《左传》中习见的手法,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二)这段文字虽置于“隐公元年”之前,但却已提到“桓公”,并说“隐公立而奉之”。显然这是为揭示桓公与隐公之间矛盾而书。按其文意推测,下文当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这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作者也没有按照编年来写。(三)再看纪“元年”,及释《经》文字“不书即位,摄也”云云,与前面的叙事部分隔裂并抵牾。前文明明说“隐公立”,纪元年、称君号、行君事,怎说是“摄”呢?这一切无不显示,《左传》开始并不按编年来写;其纪“元年”及解经文字与叙事部分游离,风格不统一,分明是后人插入。
纵观《左传》全书分年,处处留下生硬割裂之痕。如:
鲁庄公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从逻辑上说,“伐楚”与“楚子御之”当是同时发生的事。原文当是“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左传》 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书:“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五年一开头就是:“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以上这些都是原不可分而后人强行分年,而导致破句及叙事不完整的的典型例子。
有人认为《左传》的分割编年是杜预所为,然而细考其实,并非如此。如《左传》僖公七年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八年文:“(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段文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只有删去括号里的这段解经文字“八年春……郑伯乞盟,请服也”,则“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才能与前一年文“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衔接。不难看出,这段解经文字是为依经立文而强行插入,它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同样的例子如:
《左传》僖公四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从行文文意看,僖公五年的“筑蒲与屈”,本紧承上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氏却将其分割在两年里,使这段文字显得突兀。显然,从“五年春”至“以杀大子申生来告。”皆后人插入的解经语。从“而书,礼也”来看,分明是为解释原《春秋经》的书法(今《春秋经》不见,是断简所致);而“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更明显是为解释《经》文所书“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所加。案《左传》僖公四年传文中已写了晋献公大子申生被逼自杀事:“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可见太子申生是自缢,而非被“杀”。则五年所加的解《经》语,不仅与前文重复,而且相互抵牾。无疑出自后人。
这再次有力地说明《左传》的分割编年不是杜预而是左氏所为。
联系前面所举,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春秋》原不按编年来写。分割编年,乃左氏所为。由此,可初步得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一:按照《春秋经》的编年体例,分割孔子《春秋》。
考察《左传》全书的分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孔子《春秋》原有年代记载的,左氏按原文机械分割。如桓公七年书:“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桓公八年书:“八年春,灭翼。”
文公十年:“厥貉之会,麇子逃归。”文公十一年书:“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这些年代记载皆原文不可或缺,非左氏插入。
另一更普遍的情况是,原文记事年代不明确的,左氏则插入解经语,借以标明年号。上文所举的僖公五年、八年的开头,就是两个典型例子。又如桓公三年书:“芮伯万之母芮姜恶芮伯之多宠也,故逐之,出居于魏。”桓公四年书:“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冬,王师、秦师围魏,执芮伯以归。”这里的“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正是左氏抄自《经》文“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而插入。
左氏还有将一事分割于数年中的,如晋献公清宗室之事,就分割在了庄公二十三至庄公二十六里。顾颉刚先生曾附和刘逢禄等人的“刘歆伪造说”,归纳出七条“改造”之途,其中有两条是:“本无年月日而勉强为之安插者(例如楚武王、文王时事—原注)”。二是“本为一时事,而分插入数年中者(如曲沃并晋时事)。”这说明,“今本《左传》系由原书改造而成”,[1]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问题只是原书系谁创作这个关键问题没有得到合理的解决。
由上所举诸例,我们同时可看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二:在分年的基础上,依《经》立文,插入解经语。
左氏之所以要分割孔子《春秋》,目的是为了使它与《春秋经》体例一致,以便依经立文。如僖公二十五年书:“冬,晋侯围原……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革是,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不难看出,括号中的“卫人平莒于我”云云,皆左氏依经文“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而插入,它明显隔断了从“赵衰为原大夫”到“晋侯问原守……故使处原。”的连贯叙事。
同例如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括号内的“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显然隔断了“取谷”与“置于谷”的连贯语气,强插之迹昭然。全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说明《左传》中的解经语,皆左氏依经插入,而非孔子《春秋》原文所有。
杜预曾把左氏插入的解经语,视为《春秋》“大义”所在,说:“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2]这不过是附会汉儒“孔圣人修《春秋经》”的神话而杜撰,故连后代的经学家们也不敢相信,如皮锡瑞就指出:“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
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3] 左氏插写解经语,一方面是为解释经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构建《左氏春秋》依经立传而编年的
注:
[1]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春秋三传论》[M],香港九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P60、
[2]杜预《春秋序》,引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版。
完整体例。如庄公三十二年中,就有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等七年的传文全由简单的解经语组成,而无任何“行事”的记载。其中庄公二年传,全文仅寥寥数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本年的《经》书:“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如把解经语删去,则《左氏春秋》的编年体例便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左传》为何有这么多强行插入的解经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进一步证明“重行事”的孔子《春秋》原本不按编年来写,并且也不为解《经》而作。这正是造成《左传》与《春秋经》之间若即若离,存在经有传无、经无传有等不相吻合现象的主要原因。
左氏所书解经语,内容广泛。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经》文书法: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公四年)。(案《春秋经》宣公二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既未弑君,亦无任何罪,孔子还赞为“良大夫”,何以书名?可见是左氏不合实际的臆说。)
(二)补充说明经文所书史事及其背景、因果等。如:
“‘齐侯侵我西鄙’(《经》:“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经》:“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桓公十二年,《经》:“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三)、补充说明《经》文所及之礼制。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以上引《经》文),非礼也。‘犹三望’(《经》文),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僖公三十一年)
(四)、插入评论:
“穆伯如齐(《经》:“公孙敖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
总的说来,左氏所加解经语不仅造成了全书明显的割裂之痕,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大都有主观臆断之弊。虽被杜预捧为“周公遗法”、圣人“大义”所在,但唐宋后大受诟病,正源于此。
“凡例”之三:“肢解”孔子《春秋》,按照《经》之记事为序,重新排列史料。
《左传》的同一年之文中,还有为依经立文而肢解史事,重新排列,而导致前后不连贯者。
试举一例:(文公十四年)
【经】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晋。邾人伐我南鄙,叔彭生帅师伐邾。夏五月乙亥,齐
侯潘卒。六月,公会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晋赵盾。癸酉,同盟于新城。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公至自会。晋人纳捷菑于邾。弗克纳。九月甲申,公孙敖卒于齐。齐公子商人弑其君舍。宋子哀来奔。冬,单伯如齐。齐人执单伯。齐人执子叔姬。
【传】十四年春,顷王崩。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故不赴。凡崩、薨,不赴,则不书。祸、福,不告,亦不书,惩不敬也。
邾文公之卒也,公使吊焉,不敬。邾人来讨,伐我南鄙,故惠伯伐邾。
子叔姬妃齐昭公,生舍。叔姬无宠,舍无威。公子商人骤施于国,而多聚士,尽其家,贷于公有司以继之。夏五月,昭公卒,舍即位。
邾文公元妃齐姜生定公,二妃晋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晋。
六月,同盟于新城,从于楚者服,且谋邾也。
秋,七月乙卯夜,齐商人弑舍,而让元。元曰:‘尔求之久矣。我能事尔,尔不可使多蓄憾。将免我乎?尔为之!”
有星孛入于北斗,周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晋之君皆将死乱。”’
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邾人辞曰:‘齐出貜且长。’宣子曰:‘辞顺而弗从,不祥。’乃还。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则应紧承“邾人立定公”,但皆因编者要依经立文而被各各截开,并分别插人解经文字“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六月,同盟于新城”、“有星孛入于北斗”等。经左氏的宰割,有许多叙事便不可避免地显得四分五裂,零乱不堪。
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藤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案:“春,遂城而居之”本与上年传‘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连为一传,而“初,梁伯好土功……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则紧承其后。推测孔子《春秋》原文当为:“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很显然,这本是十分连贯的一段记事。左氏为什么将其割裂开呢?原来本年《经》末有“梁亡”之文,左氏为依经立文而将其割置于文末,并在前面插上了解经语: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以致前后重复,头绪零乱。
由此可见,在割裂孔子《春秋》而分年的基础上,为依经立文而重新排列史料,这是左氏“具论其语”的又一重要改造途径,姑称之为“凡例”之三。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其“公弗临,故不书”“ 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但有的“君子曰”直接由史料改造而来。如文公二年关于“跻僖公,逆祀”的一段“君子曰”,在原史料中是“有司”之语(见《国语·鲁语》),有的学者指出:“这种体裁是先秦史家所共有”[1]。既然“君子曰”是春秋战国时期人们普遍采用的一种形式,那么孔子写《春秋》时,为了更好地“窃义”,借用“君子曰”的评论来突出表现他的政治观念是完全可能,并且是必要的。郑良树也认为“君子曰”“非后人附益”。 [2]对孔子作《春秋》推崇备至、并且以之为典范的司马迁,在《史记》中也妨照了这种形式,只是把“君子曰”改成了“太史公曰”,很可能是在有意识地学习和模仿孔子的写作方法。
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君子曰”(包括“君子谓”“君子以为”等)
“仲尼曰”(包括“仲尼闻之曰”等)
“孔子曰”(包括“孔子闻之曰”)
隐公(1——11年)
11则


桓公(1——18年)
4则


庄公(1——32年)
6则


僖公(1——33年)
9则
1则

文公(1——18年)
8则
1则

宣公(1——18年)
5则

2则
成公(1——18年)
8则
2则

襄公(1——31年)
23则
3则

昭公(1——32年)
11则
12则

定公(1——15年)
2则
2则

哀公(1——27年)
1则
4则
3则
合计
78则
25则
5则
从上表可以看出,“君子曰”出现得最多,且主要出现于昭公以前。定、哀之后“君子曰”突然减少;相反,“孔子曰”则出现增多的趋势,这个变化,是耐人寻味的——定哀以后,对孔子及其门徒的记载较多,且文辞乏采,结构松散。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前者出自孔子,而后者出自孔门后学之笔。这也是造成《左传》一直延续到孔子死后,写到了鲁哀公二十七年乃至战国初的原因。
《左传》中有部分叙事,特别是襄、昭之后,有出自左氏或后人增补之笔,它们拖沓松弛,而且有的甚至明显违背了叙事逻辑,露出了狗尾续貂的“马脚”。如:鲁昭公七年,记孟僖子
注:
[1]杨向奎《古文经学中的〈左传〉与周礼》,见其《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乙编五章,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2]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所附益》,中华书局,1982年。
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案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岁,孟僖子岂能预见孔子成圣人?更何况,说与何忌当时尚未出生。把十几年后发生的,两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事预先插在这里,便显得十分悖理。所以,这一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左氏或后学所为。
《左传》哀公以后有关孔子门徒的记载,拖沓乏味。如哀公十二年:“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的话,不仅罗嗦,而且以取“霸”为标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风格亦有别于全书主体的洗炼精警,疑出于后学。
吕祖谦说《左传》“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注]其因正在于出自不同作者,前者出自孔子,后者出自凡庸之笔。识见有高下,文笔有优劣,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左传》的主体特别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的史实出自孔子《春秋》,它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左丘明的“具论其语”,就是在存《孔春秋》之“真”(忠实保存原文)的前提下,依《经》立文,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编年体的《左传》。
[注]: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卷首《纲领》,清刻本。
(本文由作者提供,中华文史网首发,引用转载,注明出处)
中华文史网编辑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0883.html

以上是关于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