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孟子思想-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考
《左传》是我国叙事文学的奠基石,被誉为“百代文章之祖”。而关于《左传》的成书,却是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一大疑案。两千年来,由于传统经学观念的束缚——特别是汉儒炮制的“孔圣人作《春秋经》”的经学神话,将人们导入了误区,或者说是引入了迷宫,所以人们对此尽管有种种的怀疑和推测,却始终未有根本的突破。
对于这一直接涉及史学、文学、哲学各领域学术发展的重大课题,显然不能将其束之高阁。笔者不揣浅陋,近十年来对此作了新探,发表拙着《〈春秋〉考论》[注],通过多方面的考证,初步论定孔子所作《春秋》非《春秋经》,而是有着“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史实、“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另一部《春秋》(司马迁语),是左丘明据以“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蓝本。但对左丘明究竟如何“具论其语”,尚缺乏深入的探索。学界亦有朋友对笔者的观点明确提出质疑,本文试对此作进一步的考论,就教于方家,并借此抛砖引玉,以期将研究引向深入。
一、“孔子史记”辨正
关于《左传》成书,最早记载见于《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是以孔子明王道……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七十子之徒口受
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
注:姚曼波《〈春秋〉考论》[M],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年出版。
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注]
对《左传》成书之所以产生争议,矛盾的焦点集中在对“孔子史记”的理解与界定上。按照传统的说法,“孔子史记”即指《春秋经》。然而仔细考察起来,这其实只是汉代经学家的臆说,并无可靠的史实根据。正因如此,从唐代的卓越史学家刘知几开始,怀疑和否定者代不乏人,今人顾颉刚、杨伯峻等先生直接以史实的考证明确否定孔子“作”或“修”《春秋经》。拙着《〈春秋〉考论》在前人的基础上对此作了全面深入的探考,彻底推翻了汉儒的陈说。这里试举其一例。比如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而《春秋经》对发生在鲁国的弑君五、逐君二的史实无一给予揭露和诛伐。相反,对乱臣贼子如连弑二君的鲁国公子庆父、逐君篡权的季孙意如、齐国弑君的崔杼、陈恒等人的政迹详加记载(其中对季孙记载多达七次,对崔杼记载有六次)。尤其无法解释的是,《春秋经》对乱伦通奸、参与弑君杀夫的鲁桓公夫人姜氏,记载达十二次之多,从她与齐侯的一次次幽会,到她的死、下葬,无不年月井井。她死,称“薨”;下葬,还尊其为“葬我小君文姜” (《春秋经》庄公二十二年)。哪有半点“笔削”之迹“诛伐”之意?相反,对孔子之所尊所爱,如春秋时期作出了杰出历史贡献的政治家管仲、子产、晏婴等,《春秋经》却未书一字。孔子盛赞子产有“君
子之道者四”(《论语·公冶长》),也连连赞扬管仲:“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可谓推崇备至,但《春秋经》对这两人却都只字未提。当“笔”不“笔”,当“削”不“削”,圣人“笔削”之迹竟在何处?当“伐”不“伐”,当“褒”不“褒”,“《春秋》大义”又体现在哪里?实事求是地说,我们从《春秋经》中实在找不到任何令人信服的圣人“窃义”之迹。
然而,孔子没作《春秋经》,不等于没作《春秋》。因为《春秋》本是史书的泛称,并不仅是一本《春秋经》。有人却因此而否定孔子作《春秋》的史实,甚至说它是孟子和司马迁为了“圣化”孔子而“作伪”。这种说法不仅缺乏史实依据,而且也不合逻辑。试问:若要“圣化”而“作伪”,为何一定要伪造他作一部仅一万多字的“断烂朝报”式的《春秋经》,而不伪造他作《诗》、作《尚书》、作《易》?事实上,从周秦诸子到汉初硕儒如陆贾、董仲舒、《淮南子》作者、司马迁、刘向、刘歆等对孔子作《春秋》,不仅广为称颂,而且还广为征引,这是不容漠视也抹杀不了的史实。那么,孔子作的《春秋》是怎样一部书 它又到那里去了呢?其实,《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说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已经揭示《左氏春秋》是以“孔子史记”亦即孔子《春秋》为基础“具论其语”而成的。我们既已排斥了孔子作《春秋经》的可能,那么,“孔子史记”无疑就是构成《左传》主体而性质与内容皆有别于《春秋经》的另一部《春秋》。
[注]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509——510页。
值得庆幸的是,司马迁不仅极度称颂孔子作《春秋》,而且多次从不同侧面具体记载并大量引用了孔子《春秋》,这无疑为我们考清孔子《春秋》真相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和最直接的线索。《史记·太史公自序》称道:“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春秋》文成数万,其指数千。万物之散聚皆在《春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1]
这段话透露: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亦即《年表序》中说的“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具有鲜明、强烈的批判性,不同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的《春秋经》;其次,孔子《春秋》“文成数万”,规模远胜于文仅万余的《春秋经》——有人说,“文成数万”指的是《公羊传》。但《公羊传》成书于汉代,且刘歆明称《公》《谷》二传为“末师”“口说”“离于全经固已远矣”[2],《汉书·艺文志》言:“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谷梁》、邹、夹之传。”(同前P1715)则此《春秋》断非《公羊》可知。其三、司马迁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考《春秋经》,弑君仅二十六,亡国仅三十四;《公羊传》中弑君也仅三十一,亡国仅四十三;唯独《左传》,恰合此数(详见拙着《〈春秋〉考论》)。这进一步证明,孔子《春秋》非《春秋经》,而是《左传》蓝本。当然,对“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界定,历代学者各有不同。有人据刘向、颜师古合《春秋经》与《左传》而称之,以此否定笔者的观点,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考“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说,最早出自董仲舒。其《春秋繁露·盟会要》称:“故《春秋》重而书天下之患遍矣……患乃至于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3](《王道》、《灭国》同)。司马迁《太史公自序》也说:“昔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太史公曰:余闻董生曰:‘……《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董氏是《公羊》之宗师,所述乃孔子《春秋》与《公羊传》,则此《春秋》自当指孔子《春秋》可知。(若合《经》《传》而言,亦当合《经》与《公羊传》。为何把它与《左传》联系在一起?这难道不发人深省吗?)
可为佐证者,《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述孔子作《春秋》及其承传时,首提《左氏春秋》,而对当时公认为《春秋经》“嫡传”的《公羊》《谷梁》则只字不提;相反,倒把与《春秋经》毫不相干、只与《左传》密切联系的《铎》《虞》《吕》《孟》、《韩》等紧列其后。另一方面,《史记·儒林列传》述《春秋经》的授受承传,则唯提《公羊》《谷梁》,一字不及亲得
孔子《春秋》真传的《左氏春秋》。这就清楚地表明,孔子《春秋》与《春秋经》是各有
注:
[1] 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 班固《汉书·刘歆传·移书太常博士》[M],中华书局,1962年版,1969页。
[3]董仲舒《春秋繁露》,苏舆《春秋复露义证》,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140——141页。
承传、性质不同的两种书;《左氏传》直承孔子《春秋》,而与《春秋经》、《公羊传》、《谷梁传》异源异流。
佐证之二,司马迁在《十二诸侯年表序》中说:“及如荀卿、孟子、公孙固、韩非子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着书” [1]。这就是说,孟子曾“捃摭”《春秋》而成文。而考《孟子》全书,未见引用《春秋经》;其所称所引,皆见于《左传》。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其中还有引其文而直接点明孔子者:“昔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孔子奚取焉?取非其招不往也。”(《滕文公下》,《万章下》所记与此大同小异)此事不见于《论语》或《春秋经》,惟见于《左传》昭公二十年。
佐证之三,《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 [1](P1974)。说明孔子《春秋》虽依《鲁春秋》十二公而立,但内容涉及三代之史。考今之《春秋经》及《公羊》《谷梁》,内容皆仅及东周一代;唯独《左传》,遥溯三代之史。《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1](P46)案前言“孔子传《五帝德》《帝系姓》”,后言《春秋》“发明《五帝德》《帝系姓》”,可证孔子整理研究过五帝以来的史料,并将其运用于《春秋》之中,则“运之三代”洵非虚语。
“子曰:孟子反不伐,奔而殿。将入门,策其马曰:‘非敢后也,马不进也。’”(《论语·雍也》)—孔子跟学生讲的,正是《左传》哀公十一年中的一个细节:“师及齐师战于郊……右师奔,齐人从之……孟子侧(字子反)后入以为殿,抽矢策其马,曰:‘马不进也。’”众所周知,《左传》成书于孔子身后,而《论语》又成书于《左传》之后,所以既不可能是孔子引用《左传》,也不可能是《左传》抄自《论语》。唯一可通的解释就是司马迁说的孔子向门徒讲授自己所作的《春秋》——“口受其传旨”时所说,这可能就是其中的一个片段吧。还有如:“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临大祭。’”(《论语·颜渊》)此语同于《左传》僖公三十三年:“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言诸文公曰:‘……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案刘正浩先生引刘申叔语曰:“左氏即存孔子所笔削之史记旧闻而为传……故《左传》成书虽在孔子之后,其中文词,辄为孔子所引述,有载于《论语》中,此其最为昭着者也。”[2]刘氏认为它出于“史记旧闻”,然《国语》同载此史料,却并无此语。可见“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乃出自孔子。
[注]
[1]司马迁,《史记》,卷十四,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3297页;510页; 1953页。
[2]刘正浩,《周秦诸子述左传考》[M],商务印书馆,86页。
此外,我们从《左传》与《论语》、《左传》与《国语》的对比中,亦处处可以看出《左
二、左丘明“具论其语”考
既然左丘明是据孔子《春秋》“具论其语”而成《左传》的,那么,孔子《春秋》原貌究
竟如何?左氏又是如何“具论其语”的?今天,尽管我们没法找到它的第一手资料,但是,由于孔子作《春秋》曾在历史上产生过极其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从先秦到两汉,都曾被人们广为称颂并征引,因而,我们多少可以从中找到线索。
前文已提到《史记·太史公自序》称述孔子作《春秋》时曾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案《淮南子·主术训》亦云:“孔子之通智,过于苌宏……专行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鲜矣。《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采善锄丑,以成王道,论亦博矣。”[注]
从司马迁、董仲舒、《淮南子》作者的一致称述,可证“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确是孔子《春秋》在内容上的基本特点。而《左传》恰合“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之数。二者如此吻合一致,由此不难推断,《左传》中的弑君亡国之事,出自孔子《春秋》。当然,我们不是仅从这个数字的相合而轻下断语,而是因为考先秦到西汉的一系列典籍,所引孔子《春秋》,无不与《左传》相合。比如并不“圣化”孔子者如韩非子,其《外储说左上》记载《左传》僖公二十五年晋文公攻原之事,亦称“孔子闻而记之曰‘攻原得卫者,信也。’”(此事《春秋经》并不见记载),说明孔子曾亲自收集并记载过今见于《左传》的史料,这再次为我们提示了孔子所作《春秋》与《左传》之间的内部联系。
考察《左传》所书“亡国五十二”“弑君三十六”的史实,基本笼盖全书,组成全书的主体内容与叙事框架,前有伏笔,后有呼应,相互联系,构成有机整体。举例来说,《左传》闵
公元年写晋灭耿、灭霍、灭魏事,作者同时写了封赵氏耿、毕万魏的情节:“晋侯作二军,公
[注]刘安《淮南子》,[M]《诸子集成》,上海:上淮书店,1986年,149——150页。
将上军,大子申生将下军。赵夙御戎,毕万为右,以灭耿、灭霍、灭魏。还,为大子城曲沃,赐赵夙耿,赐毕万魏,以为大夫。”并刻意构写了毕万占卜的情节,预言“毕万之后必大”“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很显然,这是为后面写“三家分晋”作预示。对照《国语·晋语》同样记“公作二军,太子申生将下军以伐霍”事,却未书封赵氏耿、毕万魏及魏氏占卜之事。可见它是左氏所未知或未引起关注的。我们不难推测,《左传》的这些史实可能是孔子另据其它史料所增写。因为它是赵氏、魏氏发家之始,孔子以史家的敏锐眼光,关注此一事件,并特增饰毕万占卜的预言,为书的后半部分写魏氏主晋政作伏笔。从构思而言,可谓“伏脉千里”。由此亦可证《左传》全书的叙事部分具有完整严密的统一构思,出自孔子之手。
那么,左氏“具论其语”时对孔子《春秋》究竟作了多少加工改造?《左传》中那些出自左氏,那些出自孔子《春秋》?如果对这个关键问题进行深入探究,不仅可以搞清《左传》的成书,更重要的是,孔子《春秋》原貌也由此可以得到清晰的展现。
要考清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从《左传》中拼凑割裂之痕特别明显的地方找到突破口,从中探究左氏改编孔子《春秋》的特点、规律,即探寻其编撰的“凡例”。
翻开《左传》,一开头就是一段无经之传:“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继室以声子。生隐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鲁夫人。’故仲子归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隐公立而奉之。”这里没有写编年的年号,没有四季时序,且从惠公写到隐公、桓公的出生,及隐公的即位,历时数十年。这段文字之后,接着才是“元年春,王周正月。不书即位,摄也。”这向我们透露:(一)《左传》开头虽从隐公落目,却未按编年体例来写。如果作者有明确的编年意识,则一开始就应书“元年春”,而后用“初”字,将惠公时事用倒叙笔法来写——而这本是《左传》中习见的手法,如隐公元年写“郑伯克段于鄢”,就是这样写的。为什么作者没有这样做?这是值得深思的。(二)这段文字虽置于“隐公元年”之前,但却已提到“桓公”,并说“隐公立而奉之”。显然这是为揭示桓公与隐公之间矛盾而书。按其文意推测,下文当接“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大宰。公曰:‘为其少故也,吾将授之矣。使营菟裘,吾将老焉。’羽父惧,反谮公于桓公而请弑之。”(见《左传》隐公十一年)。这说明,从内容上来说,作者也没有按照编年来写。(三)再看纪“元年”,及释《经》文字“不书即位,摄也”云云,与前面的叙事部分隔裂并抵牾。前文明明说“隐公立”,纪元年、称君号、行君事,怎说是“摄”呢?这一切无不显示,《左传》开始并不按编年来写;其纪“元年”及解经文字与叙事部分游离,风格不统一,分明是后人插入。
纵观《左传》全书分年,处处留下生硬割裂之痕。如:
鲁庄公十八年:“……冬,巴人因之以伐楚。”鲁庄公十九年:“春,楚子御之,大败于津。”从逻辑上说,“伐楚”与“楚子御之”当是同时发生的事。原文当是“巴人因之以伐楚。楚子御之,大败于津。”
《左传》 僖公十八年书:“……梁伯益其国而不能实也,命曰新里,秦取之。”僖公十九年书:“十九年春,遂城而居之。”
成公四年:“晋赵婴通于赵庄姬。”成公五年一开头就是:“五年春,原、屏放诸齐。”
有人认为《左传》的分割编年是杜预所为,然而细考其实,并非如此。如《左传》僖公七年文:“……闰月,惠王崩。襄王恶大叔带之难,惧不立,不发丧,而告难于齐。”僖公八年文:“(八年春,盟于洮,谋王室也。郑伯乞盟,请服也。)襄王定位而后发丧。……”这段文字有些前言不搭后语。只有删去括号里的这段解经文字“八年春……郑伯乞盟,请服也”,则“襄王定位而后发丧。”才能与前一年文“不发丧,而告难于齐”衔接。不难看出,这段解经文字是为依经立文而强行插入,它留下了不可弥补的“硬伤”。同样的例子如:
《左传》僖公四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
僖公五年文:“五年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礼也。
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来告。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
从行文文意看,僖公五年的“筑蒲与屈”,本紧承上年文“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氏却将其分割在两年里,使这段文字显得突兀。显然,从“五年春”至“以杀大子申生来告。”皆后人插入的解经语。从“而书,礼也”来看,分明是为解释原《春秋经》的书法(今《春秋经》不见,是断简所致);而“晋侯使以杀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更明显是为解释《经》文所书“五年春,晋侯杀其世子申生”所加。案《左传》僖公四年传文中已写了晋献公大子申生被逼自杀事:“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可见太子申生是自缢,而非被“杀”。则五年所加的解《经》语,不仅与前文重复,而且相互抵牾。无疑出自后人。
联系前面所举,我们不难看出孔子《春秋》原不按编年来写。分割编年,乃左氏所为。由此,可初步得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一:按照《春秋经》的编年体例,分割孔子《春秋》。
考察《左传》全书的分年,大体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孔子《春秋》原有年代记载的,左氏按原文机械分割。如桓公七年书:“冬,曲沃伯诱晋小子侯,杀之。”桓公八年书:“八年春,灭翼。”
文公十年:“厥貉之会,麇子逃归。”文公十一年书:“十一年春,楚子伐麇。”
这些年代记载皆原文不可或缺,非左氏插入。
由上所举诸例,我们同时可看出左氏“具论其语”的“凡例“之二:在分年的基础上,依《经》立文,插入解经语。
左氏之所以要分割孔子《春秋》,目的是为了使它与《春秋经》体例一致,以便依经立文。如僖公二十五年书:“冬,晋侯围原……退一舍而原降。迁原伯贯于冀。赵衰为原大夫,狐溱为温大夫。(卫人平莒于我,十二月,盟于洮,修卫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晋侯问原守于寺人勃(革是,对曰:‘昔赵衰以壶飧从,径,馁而弗食。’故使处原。”不难看出,括号中的“卫人平莒于我”云云,皆左氏依经文“冬十有二月癸亥,公会卫子、莒庆盟于洮”而插入,它明显隔断了从“赵衰为原大夫”到“晋侯问原守……故使处原。”的连贯叙事。
同例如僖公二十六年:“公以楚师伐齐,取谷。(凡师,能左右之曰‘以’。)置桓公子雍于谷,易牙奉之,以为鲁援。”括号内的“凡师,能左右之曰‘以’”显然隔断了“取谷”与“置于谷”的连贯语气,强插之迹昭然。全书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充分说明《左传》中的解经语,皆左氏依经插入,而非孔子《春秋》原文所有。
杜预曾把左氏插入的解经语,视为《春秋》“大义”所在,说:“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2]这不过是附会汉儒“孔圣人修《春秋经》”的神话而杜撰,故连后代的经学家们也不敢相信,如皮锡瑞就指出:“左氏于叙事中搀入书法,或首尾横决,文理难通。如《郑伯克段于鄢》传文,‘太叔出奔共’,下接‘书曰:郑伯克段于鄢’,至‘不言出奔,难之也’云云,乃曰‘遂置姜氏于城颍’,文理鹘突。若删去‘书曰’十句,但云‘太叔出奔共。遂置姜氏于
城颍’,则一气相承矣。其他‘书曰’‘君子曰’,亦多类此,为后人搀入无疑也。”[3] 左氏插写解经语,一方面是为解释经文,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构建《左氏春秋》依经立传而编年的
注:
[1]顾颉刚《春秋三传及国语之综合研究·春秋三传论》[M],香港九龙: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8年版P60、
[2]杜预《春秋序》,引自孔颖达《春秋左传正义》[M],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影印本。
[3]、皮锡瑞《经学通论·四·春秋》,北京:中华书局,1954版。
完整体例。如庄公三十二年中,就有元年、二年、三年、五年、七年、二十九年、三十一等七年的传文全由简单的解经语组成,而无任何“行事”的记载。其中庄公二年传,全文仅寥寥数字:“二年冬,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书,奸也。”(本年的《经》书:“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会齐侯于禚。”)如把解经语删去,则《左氏春秋》的编年体例便不复存在。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左传》为何有这么多强行插入的解经语。从另一角度来说,这也进一步证明“重行事”的孔子《春秋》原本不按编年来写,并且也不为解《经》而作。这正是造成《左传》与《春秋经》之间若即若离,存在经有传无、经无传有等不相吻合现象的主要原因。
左氏所书解经语,内容广泛。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解释《经》文书法:
“书曰:‘郑公子归生弑其君夷。’权不足也。……凡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称臣,臣之罪也。”(宣公四年)。(案《春秋经》宣公二年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赵盾既未弑君,亦无任何罪,孔子还赞为“良大夫”,何以书名?可见是左氏不合实际的臆说。)
(二)补充说明经文所书史事及其背景、因果等。如:
“‘齐侯侵我西鄙’(《经》:“齐侯侵我西鄙”),谓诸侯不能也。‘遂伐曹,入其郛’,讨其来朝也。(《经》:“遂伐曹,入其郛。”)”(文公十五年)
“十二年夏,‘盟于曲池’,平杞、莒也。”(桓公十二年,《经》:“夏,六月壬寅,公会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三)、补充说明《经》文所及之礼制。
“‘夏四月,四卜郊,不从,乃免牲’(以上引《经》文),非礼也。‘犹三望’(《经》文),亦非礼也。礼不卜常祀,而卜其牲、日,牛卜日曰牲。牲成而卜郊,上怠慢也。望,郊之细也。不郊,亦无望可也。”(僖公三十一年)
(四)、插入评论:
“穆伯如齐(《经》:“公孙敖如齐。”)。始聘焉。礼也。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忠、信、卑让之道也。忠,德之正也;信,德之固也;卑让,德之基也。”(文公元年)
总的说来,左氏所加解经语不仅造成了全书明显的割裂之痕,破坏了叙事的连贯性,而且,大都有主观臆断之弊。虽被杜预捧为“周公遗法”、圣人“大义”所在,但唐宋后大受诟病,正源于此。
“凡例”之三:“肢解”孔子《春秋》,按照《经》之记事为序,重新排列史料。
《左传》的同一年之文中,还有为依经立文而肢解史事,重新排列,而导致前后不连贯者。
试举一例:(文公十四年)
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王叛王孙苏,而使尹氏与聃启讼周公于晋。赵宣子平王室而复之。……”
不难看出,上文中“周公将与王孙苏讼于晋”本当紧承“周公阅与王孙苏争政”;“齐商人弑舍”亦应连在“昭公卒,舍即位”之后;“晋赵盾以诸侯之师八百乘纳捷菑于邾”则应紧承“邾人立定公”,但皆因编者要依经立文而被各各截开,并分别插人解经文字“邾人来讨,伐我南鄙”、“六月,同盟于新城”、“有星孛入于北斗”等。经左氏的宰割,有许多叙事便不可避免地显得四分五裂,零乱不堪。
又如:
僖公十九年《经》:“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执藤子婴齐。夏,六月,宋公、曹人、邾子盟于曹南。鄫子会盟于邾。已酉,邾人执鄫子,用之。秋,宋人围曹。卫人伐邢。冬,会陈人、蔡人、楚人、郑人盟于齐。梁亡。”
《左传》:“春,遂城而居之。宋人执藤宣公。
夏,宋公使邾文公用鄫子于次睢之社……
秋,卫人伐邢……
冬,盟于齐,修桓公之好也。
梁亡,不书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处。民罢而弗堪,则曰:‘某寇将至。’乃沟公宫,曰:‘秦将袭我。’民惧而溃,秦遂取梁。”
“凡例”之四:插入解《传》语。
左氏除了对《春秋经》进行解释以外,还对孔子《春秋》的叙事文字也进行评论或补充说明,用前人的话来说,就是加上“解传语”。
如隐公元年书: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临,故不书。惠公之薨也,有宋师,太子少,葬故有阙,是以改葬。卫侯来会葬,不见公,亦不书。” 其“公弗临,故不书”“ 不见公,亦不书”,皆承传而发。不过,其目的却为解经。经生迂儒往往吹嘘其为“《春秋》大义”所在的,但实际上多为谬说。
《左传》中还有一部分游离于叙事之外的“君子”的评论,情况较复杂。其中有些属于解经语,疑出自左氏。如桓公二年:“宋督攻孔氏,杀孔父而取其妻。公怒,督惧,遂弑殇公。君子以督为有无君之心,而后动于恶,故先书弑其君。”据《左传》桓公元年的记载:“宋华父督见孔父之妻于路,目逆而送之曰:‘美而艳。’”事实应是先有好色之心“而后动于恶”。至于“先书弑君”,只是因为君比臣地位更重要而已。所以这段解经语,只能看作左氏的主观臆测。
其五、左氏对孔子言行的插笔和后人续笔。
除了以上所述,在《左传》中,还有如“仲尼曰”“孔子曰”之类的议论。
如:“是会(指践土之盟)也,晋侯召王,以诸侯见,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
不可以训,故书曰:天王狩于河阳。言非其地也,且明德也。’”(《左传》僖公二十八年)这是孔子解释《春秋经》的话。它与前文并不衔接,分明是左氏为释《经》而插入。还有少量的“孔子曰”大约出自门人后学。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兹将全书的“君子曰”“仲尼曰”“孔子曰”出现的情况列表统计于下:
《左传》中有部分叙事,特别是襄、昭之后,有出自左氏或后人增补之笔,它们拖沓松弛,而且有的甚至明显违背了叙事逻辑,露出了狗尾续貂的“马脚”。如:鲁昭公七年,记孟僖子
[2] 郑良树《竹简帛书论文集·论〈左传〉“君子曰”非后人所附益》,中华书局,1982年。
病不能相礼,“及其将死也,召大夫曰:‘……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后也……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案昭公七年,孔子方十七岁,孟僖子岂能预见孔子成圣人?更何况,说与何忌当时尚未出生。把十几年后发生的,两个尚未出生的孩子的事预先插在这里,便显得十分悖理。所以,这一段文字只能是出自左氏或后学所为。
《左传》哀公以后有关孔子门徒的记载,拖沓乏味。如哀公十二年:“语及卫故,……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于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仇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仇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仇,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子贡的话,不仅罗嗦,而且以取“霸”为标的,这与孔子的思想大相径庭。风格亦有别于全书主体的洗炼精警,疑出于后学。
吕祖谦说《左传》“记管晏之事,则尽精神,才说圣人事,便无气象。”[注]其因正在于出自不同作者,前者出自孔子,后者出自凡庸之笔。识见有高下,文笔有优劣,相去甚远。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大致推断,《左传》的主体特别是“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的的史实出自孔子《春秋》,它本是“重行事”的纪事本末体。左丘明的“具论其语”,就是在存《孔春秋》之“真”(忠实保存原文)的前提下,依《经》立文,而形成了今天所见的编年体的《左传》。
[注]:
吕祖谦《春秋左氏传续说》,十二卷卷首《纲领》,清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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