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李贽思想的进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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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李贽思想的进步性


李贽以激进的姿态、激烈的言辞抨击当时的社会混乱、政治腐败、道德虚伪的风气,以他犀利的笔锋、挥洒自如的文风向社会大声疾呼。李贽吸取王守仁学派的教育方法,从心理、情感上启发学者的自觉性。他利用当时流行于社会的小说《水浒》、戏曲《西厢记》的影响,用批注的方式宣传自己的观点,从而形成社会的轰动效应。李贽抨击的范围,直指朝廷达官贵人、名流学者,揭露当时一批假道学的虚伪性,批评他们行为与口号相脱节:平日讲的不去做,平时做的又和他们讲的全不相干。
李贽的学术活动时期,正当嘉靖、隆庆、万历时期。明朝统治集团的衰败、腐朽现象已十分严重。隆庆时期经过张居正的整饬、振作,有了一些起色。张居正死后,立刻又回到了老样子。统治阶层荒淫、贪婪、迷信神仙,政府实权由一群太监掌握。嘉靖、万历当皇帝,几十年不见朝臣,国家民穷财匮,而官僚宗室的禄米比明初开国时增加到几十倍。[(1)]
当时学术界,充斥着背诵宋儒朱熹《四书集注》作八股文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为应付考试做官,只会抄录、模仿,没有治国安民的真本领。有识之士对此早已不满。社会上到处弥漫着虚伪、欺诈、媚俗、颟顸、苟安、说假话的污浊风气。
李贽对当时腐败的政治和学术界的虚伪、浮华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这种激烈反抗正统思想的态度,在某些方面与魏晋时期嵇康、阮籍反对当时封建礼教的动机和心态相似。李贽并非根本抛弃礼教,而是反对当时说教者的虚伪性。那些御用学者们天天口诵圣人之言,侈谈仁义,实际上追求的却是一己的私利。这些道学家们平时只知“打恭作揖”,“同于泥塑”(指朱子教人习静坐和闭目反思的训练),而当国家“一旦有警,则面面相觑,绝无人色”,以至“临时无人可用”。
湖北黄安大官僚耿定向以卫道者自居,李贽去函,揭露他欺世盗名:
试观公之行事,殊无甚异于人者--读书而求科第,居官而求尊显,博求风水以求福荫子孙。种种利用,皆为自己身家计虑,无一厘为人谋者。及乎开口之谈学,便说尔为自己,我为他人;尔为自私,我欲利他……以此而观,所讲未必公之所行,所行者又公之所不讲,其与言顾行,行顾言何异乎?(《焚书》卷1《答耿司寇》)
李贽在《忠义水浒传序》中说:
若以小贤役人,而以大贤役于人,其肯甘心服役而不耻乎?是犹以小力缚人,而使大力者缚于人,其肯束手就缚而不辞乎?其势必至驱天下大力、大贤而尽纳之水浒矣。则谓水浒之名,皆大力、大贤,有忠有义之人可也。(《焚书》卷3)这是说,按照合理的社会秩序,应当让贤者有德者在高位,不贤无德者在下位,天下可以相安,社会得以安定。由于政治黑暗,是非颠倒,才把一些忠义之士逼上梁山。
当时有海盗林道乾,率众出没海上,劫夺财物,官兵不能制。李贽认为,象林道乾这类有才干的人士不受重用,才铤而走险。如果使林道乾这样的人才“当郡守二千石之任,则虽海上再出一林道乾,亦决不敢肆”。“唯举世颠倒,故使豪杰抱不平之恨,英雄怀罔措之戚,直驱之为盗也。”(《焚书》卷4《因记往事》)
明朝建国到崇桢亡国,共276年,李贽的政治、学术活动时期,正当明王朝中叶,比起开国时期的盛世,显然走向下坡路,但离明朝亡国还有一百多年。开国时期的思想家,如宋濂、刘基、方孝孺、姚广孝等人,对新建的统一王朝充满了信心,如提倡关心人民疾苦,减少农民赋役,惩治贪官污吏等,主张不是停留在口头上、文字上,而能见诸行动。明中叶以后,一方面,政治腐败,宦官弄权,但也有一批忠贞之士支撑其间,有王守仁、张居正等人整顿人心,振刷吏治,有戚继光等安边武将,有况锺、海瑞等临民廉吏,使得濒临亡国的明朝政权才没有很快败落。李贽看到了当时的社会危机,但仍对明王朝寄予希望,尚未完全绝望,对封建专制制度没有发生怀疑。
等到明朝彻底灭亡后,黄宗羲撰《明夷待访录》,才从根本上怀疑集权的君主制度,指出:“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原君》)又说:“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原臣》黄守羲反对君主制的思想是李贽当时看不到、也不敢触及的。
总之,李贽哲学还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如李贽的《藏书》评论历史人物,把黄巢列入《盗贼传》,把张角、张鲁列入《妖贼传》。在《昆仑奴》文中说:“自古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同一侠耳。”评论戏曲《拜月亭》时说:“详试读之,当使人有兄兄、妹妹、义夫节妇之思焉……事出无奈,犹必对天盟誓,愿始终不相背负,可谓贞之极矣。”(《焚书》卷4)
把李贽的批判言论看得过了头,提高到反封建的高度,是不符合李贽的思想实际的。李贽以孤臣孽子之心,深刻揭露明代社会弊端,揭露是深刻的,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则是无力的。李贽的遭遇既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当时有进步要求的知识分子的悲剧性遭遇。
注:
(1)明初晋王封于山西省,洪武初,岁支禄米一万担,养活这一家人。到了嘉靖时,晋王后裔繁衍到二千八百多人,岁支禄米增加到八十七万担(《嘉靖实录》卷27)。嘉靖时期,拱卫京城的军队名额有三十八万人,有战斗力、符合兵士条件的只2万人。(《明史》卷29《兵志》)

(资料来源:《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4年第5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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