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思想史-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关于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思考

一、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问题
思想史学科在中国不算是很新的学科，但无论就其内容和方法说，都不能说已经发展得很充分、很成熟。一方面是客观环境不好，百余年来，内忧外患紧逼，不停的战乱，不是从容发展学术的适当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有很长一段时间，又因政治运动不断，左倾教条主义得势，学术发展亦受到影响。因此，就思想史学科而言，材料的发掘、整理，个案的研究、专题的研究都不够充分。理论和方法的准备也都嫌不够。所以，思想史学科不可能有大的发展，以至于至今思想史着作内容的主体范围还不够清楚，许多思想史着作写进哲学史的内容，学科界限混淆。胡适先生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开山人物，但他后来把自己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改名为《中国古代思想史》，显然他自己已发觉，他的书还不能算是纯粹的哲学史，但叫做思想史，其中又有太多的哲学史内容。另一个例子，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也是写进了许多哲学史的内容。
一个学科它自己的正当的研究范围还没有界划清楚，便很难说已经成熟。
于是便提出一个问题，思想史正当的研究范围是什么？或者说，思想史研究的对象是什么？
这个问题，以往虽未公开提出讨论，但大家似乎心照不宣的有一种共识，即思想史应当以历史上的思想家们的思想为主要对象。但近来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认为思想史不应只研究精英的思想，应当充分注意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即便不是以普通民众的思想观念为主体，至少亦应给予它与精英思想同等的重视。
我个人认为，思想史的对象仍应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我猜想，目前人们不满意以思想家的思想为主体，大概主要是对以往思想史着作对思想家的思想的研究、处理和表述的方法不满意。我本人对此也不满意，归纳起来有几点：
1.把被认作思想家的人物的思想，不加区分地一概写进思想史，讲其世界观、认识论、人性论、政治观点、教育思想、无神论等等。于是就造成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研究范围不清，与其他学科相混淆的情况。
2.把各家思想当作陈列品，各自独立地放一块地方，较少发掘各家思想的内在连续性。
3.没有充分说明思想家的思想应对时代环境和人民生存状态的紧密关系。
4.把思想家的思想大体上当作纯粹上层社会书斋中的珍存，没有追踪思想家的哪些思想，通过种种社会活动、社会渠道渗透到平民中间，沉淀在人民的思想观念中，甚至于通过平民的行为方式显映出来。
如果主张思想史研究范围应当扩大到以平民思想为主，或至少应与精英思想不分轩轾、平分秋色的那些朋友，如果是出于上述1、2两点原因，那么我对他们的主张可以表示“同情的理解”。如果不是这样，超出3、4两点所说的情况，我就不能苟同了。
那么，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家的思想，应当是什么样的思想呢？对此我的想法是这样的：
人的思想从根本上说，都是应对生存环境的挑战而产生的。只是由于人类文明的不断进步，人类活动的领域不断扩大，逐渐产生了复杂纷繁的分科领域。大体说来，人类把自然界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自然科学。人类把自己造成的社会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人文、社会科学；人类把自己的思想和思维对象化，随着认识的进步，逐渐产生了各种形态的哲学。这里应当注意，思想作为哲学的对象时，它是一种抽象物。按我所说的作为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思想，是具体回应各种历史时代出现的逼人的挑战性的问题而提出的各种思考和主张。这一点微妙的区别，一般人不假深思，因而常常容易混淆。这在以往学术史上是常见的现象。但我想，以后会变得越来越容易区分。原因是哲学形态不断发生变化。大致说来，越是古代，哲学越是包容广泛；越是后来，哲学的范围越缩小。因为人对自然、社会的认识，越是在古代，越是蒙昧、幼稚。所以，人们往往就依靠主观的思维，去构建世界图像和社会图像。这些图像作为思维的构造物，理所当然地都留在哲学的范围内。越往后来，科学越发达，人们对世界和社会逐渐有了清楚的认识。于是，原来靠思维构建的图像不断被打破。相应的，由有关的科学取代了它们。鉴于这种情况，恩格斯说：“从以往哲学留下来的，只有形式逻辑和辩证法。”这两者都是关于思维的。中国的思想家胡适有一种和恩格斯很相近的看法，他认为，过去的哲学只是幼稚的科学，将来的哲学，如果还存在的话，那只能是关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理论，这种哲学必须接受实证科学的制约，否则哲学家就只能是玄学鬼了。照胡适的意见，纯粹哲学会随着科学的发达而归于消灭。
我想，胡适的看法，大多数专业哲学家都不会赞成。也许恩格斯的说法，人们不至于有严重的异议，即今后的哲学应当以人类的思维本身为对象。若如此，则思想史与哲学史的区别就比较明显了。
就中国近代思想史来说，我认为，它应当紧紧抓住中国人应对内忧外患，为追求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而提出的思想主张作为研究对象。它应当不同于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军事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而是把它们中直接涉及时代主题的最具普遍意义的思想提出来，作为思想史的内容。这就是我关于思想史研究对象的意见。
二、关于思想史研究方法问题
根据我对思想史研究对象的理解，对于研究方法，我有如下考虑：
1.思想史是具有很强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与多种学科有密切的关联性，例如政治思想史、经济思想史、教育思想史、学术思想史等等。因此，这些学科的进步与发展会直接影响到思想史学科的进步与发展。所以，我认为，学者最好先作至少一两种上述专门学科思想史的研究，以为思想史研究的准备功夫。
2.研究思想史时，最好亦应循由个案到整体，由微观到宏观，由专题到综合的理路。先从具体的东西入手，总是好把握一些。研究具体的、个案的东西，当不避繁琐，不怕深入，由繁而简，深而后通。这同样也是做思想史研究的准备功夫，而且是更重要的准备功夫。只有做好这步功夫，才会逐渐增加积累，逐渐增长见识，逐渐养成贯通的能力。我们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室成立十余年来，至今不急于着手写作《中国近代思想史》，就是始终觉得准备的功夫仍嫌不够。我和室内诸同仁还要再花几年的功夫做准备，然后再尝试作中国近代思想通史的研究和写作。
3.做思想史的研究需要较高的理论思维能力。一切历史学都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陈述，二是解释。就一般情况而言，学习历史专业出身的青年学者，所受陈述史学的训练要略好些，而解释历史的训练略差些，有的可能差很多。其最基本的原因是长期以来教条主义影响太深太广，使人们思想僵化。改革开放后，人们发现以往的历史陈述，存在太多的简单化，甚至掩盖、歪曲史实的情况。因此许多学者用大力气去重新发掘史实，搜集和整理史料，重新陈述历史。这方面的工作极为必要，也很有成绩。但因此造成我们相当大一部分很好的史学工作者来不及补理论训练不足的课。尽管许多人愿意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自己的研究工作，但愿意做马克思主义者是一回事，实际是否真的了解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则又是一回事。还有一部分学者因不满于教条主义而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疏离感，去求助于西方各种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但从他们的作品看来，他们对西方的史学理论和史学方法也是消化不良，真正有创获的作品不多。
其实任何一种有价值的理论和方法，都不是很容易学到手的。斯大林的联共党史不可能造就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两种阐述或介绍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的书，也不可能造就西方式的史学家。要想在解释历史方面作出成绩，唯一的办法是提高我们的理论思维能力。恩斯斯说，提高我们理论思维能力的最好办法是学习哲学史。这当然不是说读几本哲学史教科书，而是要读一系列第一流哲学家的哲学着作。对我们做思想史的人来说，必须选读一些够得上伟大思想家的代表作。我常对我的学生们说，如果你认真地读了并且读懂了《资本论》，那你的理论思维能力，你分析判断事物的能力，驾驭史料的能力，必定会有明显的提高。
4.研究任何学问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实事求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第2版的跋语中表述他的研究方法时说：“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他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充分占有的那些材料就是“实事”，“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就是“求是”。
我们司空见惯地看到许许多多想当马克思主义者的朋友们总是说：“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我们的研究工作”。我一向不赞赏这种提法。你的立场、观点都已确定，还有什么可研究的呢？恩格斯说“原则只是我们研究的结论，而不是我们研究的出发点”。可见前面所引的那个我很不赞赏的提法，确实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我前面引述的马克思的那句话后面，马克思紧接着说：“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的叙述出来。这一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我们那些想当马克思主义者，而实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朋友们，恰恰是把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结论当作先验的结构，找一些材料，搭配上去，然后就贴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奏凯而归了。这种现象在左倾教条主义盛行的年代是普遍流行的。
我们应当尽力引导青年学者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从事自己的研究工作。一些青年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疏离感，实际上是对教条主义不满，对竞相标榜马克思主义而实际不懂马克思主义的作品不满。与其责备青年学者不肯用力学习马克思主义，不如严格清算教条主义，批评一切标签主义的做法。换言之，在这个问题上，长辈们应当首先反省、自责，而不必过多苛责青年人。
其实，只要老老实实，努力做到实事求是，都可以在一两个领域做出成绩。在马克思主义出现以前，出现过许多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也仍有一些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而成为第一流的思想家和学者。我丝毫无意主张不要青年们学习马克思主义，而是想说，做学问最关键的是要做老实人。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也强调过这个意思。他说马克思、恩格斯等都是真正的老实人。我总以为，勉强造成一些假冒伪劣的所谓“马克思主义者”，还不如出几个对某些非马克思主义的大师们的理论、方法确有领会，确能运用，因而能够做出有不同特色的研究成果的人。
5.在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科学方法的基本前提下，对其他学科所应用的一些方法，对国内外其他学者用以做出优秀成绩的方法，我们都可以适当参考、借鉴。但是，第一，要参考借鉴的不是别人概述出来的方法，而是从精研成功的学者的代表作的过程中所领悟的方法。换言之，不是搬用别人的教条和公式，而是领悟导致成功的具体的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第二，在成功的研究成果中，不可能是各种方法论的大杂烩，总是有一种最适合的方法为主导，再适当借鉴与参考其他的方法。那种标榜自己的研究成果是各种方法的总汇的人，首先就会给人一个并非老实人的印象。一个不老实的人，是不可能做出真正好的东西来的。
6.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一些长于陈述史实的朋友说过，他们异常注重史料，而搞思想史的人则可以不那么注重史料。这是极大的误解和偏见。任何学问都必须充分占有材料。没有材料，或材料不充分，是绝难取信于人的。做思想史和做一般陈述史的区别是：第一，取材范围不同；第二，做思想史比做陈述史要求有更高的解释能力，因而需要更高的理论思维的训练。如此而已。做思想史的朋友千万要谨慎，任何时候，绝对不可忽视材料的重要性。
中国思想史学科，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史学科，还大有用武之地，我们应当脚踏实地，努力工作，在深入的研究实践中不断总结和提炼自己的研究方法，使之更加自觉，更加精审，从而更加提高我们的思想史研究水平。
（资料来源：《广东社会科学》2003年第2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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