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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现状的衡估与思考：问题与期待

具有现代学科形态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自本世纪初开创以来，走过了约近一个世纪的历程，如果仔细梳理起来，除了中间有一长段断裂之外，其发展的轨迹还是比较明显的。又如果不计前期那些带有高峰创造的经典成就，总的方面仍呈示为一种提升的趋势。特别是进入80年代后，与整个学术恢复的态势相一致，不仅科研投入有了很大加强，而且在治学模式上由于对意识形态依附论的清算，而使对客观化效应的追求成为一种新的学术宗趣；“新问题，新材料”的开掘则使得该学科研究在知识认知总量的递增上，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有显着提高；各种断代史、类别史、专题史等的纷纷设立也表明它已开始进入对一完整的学科体系作更具体把握的成熟阶段。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的循序渐进便是一帆风顺的。古代文学史研究自其成为专门的学科门类以来，一直扮演着人文研究领域中重头戏的角色，建国后系科调整的结果更是突出了它的重要地位。同样，它在80年代学术修复过程中也依然保持着旺盛发展的强劲趋势，并受到整个学界的瞩目与尊仰。然而在进入90年代后——正如一些学者们已明确感知的，开始从一种耀眼的光区中渐次地隐退下来，尽管从绝对的意义上看它仍处于按自身逻辑发展的进程之中，却不再如以往那样成为学术研究中引人关注的重心，而是愈益趋于所谓的“边缘化”的状态。这自然跟社会一般性知识需求的转移，比如对审美价值探求热情的降温，以文学方式来了解世界、了解历史已很难满足人们的需要，及其他认知领域如思想史、文化史，社会史研究在这些年里的大幅度开拓并对人们视线的积极吸引等有关。但就作为一种纯研究性的学术类型而言，是否其自身也存在着某些相对滞后、或令人仍然不够满意之处，从而需要在学理层次上作出进一步的深入调整呢？
当然，应该看到这十几年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固然含有的多样化展开方式，特别是近年来已显露的一些颇富启示性意义的学术途径。但由于一方面是这一领域中长期存在的只注重实证研究而疏于理论总结的传统倾向，另一方面是缺乏具有凝聚力与共同目标的学派或学系对之的大力推动，而使那些新的途径很难由一般性的研究中清晰地凸现出来，并在较广的范围内成为某一阶段中可引导学科向其有利方向推进的标示。因而，在此外的许多方面，我们更多看到的仍是一般性研究在原来层次上的长时期徘徊，并由此而遮蔽了那些具有前趋性研究的锋芒，以致使该学科无法在学术史的意义上持续性地走在整个人文科学的前沿。这些都表明有必要以反思的形式重新梳理一下这一学科在目前的研究现状，以期能寻找到一些更好的运作思路，并对其于今后的发展有所促动。
在这里我仅简略地谈两点。首先是关于文学史内在脉理的问题。文学发展之有脉理可寻当是一件无可怀疑之事。任何创作不管它有多么强的独立性或个体性，总是与此前或此后的创作存在着或明显或隐晦、或简单或错综、或紧密或远接的非单纯的而是多重的联系。对这些脉理的揭示不仅是文学研究的最主要任务之一，而且也是对任何一孤立事实之各项意义进行准确定位与充分、深刻把握的一个基础前提。就后者而言，如果缺少对这些脉络、特别是某些相对重要脉络的认知，就会发生理解上的失误或至少是研究表层化的现象。这一工作的展开当然依托于对更为具体、丰富事实及其多重流向的细致勘探，由此而又必然会引动学术向更为开阔与深厚层面的运演。尽管落实到某一次写作未必需要将所有的线索一概述及，但在研究中却要求于有这种知识学上的完整准备。这也包括对无数事实间的相互关系作出确实的考辨。跨度大一些的研究，则对之的要求显然会更为严格，及需要将有关的脉理均系统地梳理出来。这也就在事实上大大地加强了研究的难度，并会从中带出一些新的操作方面的要求（或规则），又借此而可在一个主要的方面推动学科的自我增进过程。虽然对此的理解并不十分费难，但研究的事实表明，我们对之的意识却一直是极为薄弱的。这些年中占主导倾向的，依然是孤立性的研究（或考证）；孤立性事实的选题及以孤立方式进行的考订与分析在统计学意义上占据着明显的优势。由于对文学史研究性质认识的过于偏窄（仅注重其鉴赏价值而忽视其认知价值），及对相关的方法论规范认识的不足，因而大量的工作仍是停留在对那些舍弃其历史肌脉并从中分离出来的生物学切片的观察上。较明显的实例如单单满足于对那些所谓着名人物或着名作品的反复不懈、令人厌倦，实际上也必然会在方法上十分成问题的无穷阐述与论辩上。由此而导致的另一个结果，则是将事实存在的、相当丰富的时代创作总貌缩减为以极少数文学单位孤立组成的历史。许多较为宏观的联系性研究，看似清理出了一些有关的条理与脉络，但由于尚未进入到具体、真实的层次，而是将跨度较大、或表面近似、或主体假设的关系赋予对象，以致造成的是一种虚拟式的脉理联结，因而仍属于在孤立的对象间所作的主观架构。特别是在一些主题学研究中，这一方式更是常常舍取了对真实脉络的寻绎。
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从某一侧面上讲，也跟长期通行的“通史”式写法有着相当的关系。通史式写法自本世纪初引入学术领域之后，对我们处理各种类型的历史材料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由于需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展示整个历史概貌，因此便只有通过对史实的同样有限的选择来构筑体系。虽然不能否认通史在其他方面承担的一些功能，但它的规定性体制则带来了各种学理意义上的弊端，如割裂式、断章式（甚至还谈不上是单线式）地反映历史，历史延展与变动的充溢性为框架平衡的法则汰除，表面截取替代了深层追索与多要素、多侧面的考订等。又由于它的所谓权威性与入门性，因而对一般性研究无疑有着重大的示范意义，也常常为学术上的避难求易提供了可仿效的先例。其影响渗透到了诸如思考问题、设计选题、构架文体等各个方面。包括篇幅更小一些的诸如断代史的研究与写作，也大体上是依此规则仿样制作的，同样未能够反映出各种脉络展示、纠结、冲突与吸收等的情况。对有关通史式写法的详切反省，我在其他文章中还要专门论及，其所引发的问题或许比想象的还要大一些。尽管这种方式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否可通过学理方面的清理以适当弥补旧有范式中那些明显的缺陷，并将一般研究从通史模式中分离出来而另寻他途，则无疑是值得认真思考的。
其次，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在文脉的探索之外，事实上，文学的成立与发展也还都涉及一个外部处境的问题，若用以往的概念加以梳理的话，即指它与政治史、社会史、思想史、文化史等关联的性质。虽然对它的认识在过去并非没有，但于理解上仍然显得过于平面化与简单化，因此有必要提出一些新的思路。筒要地说，以单个的文学家而论，他的一生总会处在各种角色的不断转换之中，比如既是文学家，又是政治家、思想家、学者及活生生的人等等。欧阳修、王安石、唐顺之、王世贞等都存在着以上这些身份负载的情况，并非只是单纯的文学产品制作者。不同作家的区别只是在于所负载成分的多少而已。有时他在一天里即会发生多次的角色转换，甚至于经常是角色的重叠出现。作为一个整体人，这些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的，而将其仅仅作为文学家来处理，的确照我们的学科划分（认识与研究的需要）有着更直接关系。不管怎样，不同角色或不同要素类型之间是存在着必然律上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关系的。有时是直接以文学的方式来表述另外层次上的旨趣，更多的情况下则构成一种复杂作用的交涉性网络。将其推及到更大范围则更是如此，比如研究公安派而离开对其与当时心学与禅学交涉关系的考察，研究桐城派而不顾其与当时意识形态联系的情况等，有时就会连最为起码的认识层次也无法进入。而这在总体上又体现为多重思想与思潮间的错综纠缠、交互反应，不单单如过去认为的那样仅是一个“背景”的问题，以致于对之的研究也需要具有更复杂与全面的思维。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文学性研究是多余的，而只是想借此说明，从一学科总体发展的角度看，我们过去的研究的确还存在着视野狭窄、思路单一的严重情况。与庸俗社会学的脱钩不应该导致对广义上而言的社会学领域的遗弃，相反，倒是应当进而去寻求更为客观化的相关途径及出路。近年来尽管已有一些学者注意到了从思想文化的层面来考察其与文学的关系，并获得了一些有展性的成果，但由于这些尝试的初步性，因而事实上也存在着许多的问题。比如在使用思想文化材料过程中表现出的对这一方面内容把握的明显虚弱，对其各种概念条理间的原始关系尚未疏通，对有原则性差异的不同支脉不加分辨地含糊措用；又如不考虑文学汲用思想文化材料的具体事境，将后者的笼统概念（一般概念）直接衔接在确定发生的文学事件或意义之上等，简单化、机械化与牵强附会的成分一直较为突出。进而，其他更广阔方面的外部研究，如从意识形态方式、社会生活、社会关系、社区文化、学术风气等层面出发的研究，则不仅是更为缺乏的，而且也不曾寻找到合适的、或能提升到理论层面来认识的规范模式。有时也会偶然出现一些较好的研究个例，但却由于种种原因而得不到推行，这都需要我们在今后加以认真地总结。
通过以上简略的分析可知，这几年古代文学研究的被学界渐次冷漠或处于所谓的“边缘化”状态，既与学术理性方面的推进不够有关，也因于研究视域的相对封闭，以致于在一般时期内未能跟上为整个学界关注并逐浪前进中的对传统历史、思想与文化等深入探寻的趋势。仍以后一方面而论，一学科要想成为普遍的人文、社科学界所关注的对象，就应当开掘出一些能交叉共识的课题，进入于那些共同关心的研究边域，而不是限于一种严格的也是人为的学科分界，自我隔绝与外部学界交往的那些通道。虽然不同学科都会有一些属于自身的单方面发展目标，但同时也应作为一信息创造、吸收与传布的端点而存在于整个学术交往系统之中，以便各学科类型间都能借此而达到互认与互促，在更开阔也是更高的层次上携手共进。就此而言，当然与学科自我发展的要求也是不相矛盾的。
（文章来源：《文学评论》1997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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