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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笔谈)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标志着中国的经济也融入世界大的经济交流与竞争场之中。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前途如何?这恐怕是所有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都在考虑的问题。
前些年曾经有人鼓吹文化全球化论调。我们说世界文化一定会相互交流,竞扬所长,各取所需,协调发展,走向大同。但是由于东西方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形成文化交流条件上的巨大落差。今日谈文化全球化,就只能形成西方文化对中国传统的覆盖。有的人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哲学,没有科学的史学,没有世界性的文学名着等等。没有怎么办?“把西方的原封不动搬进来,作为自己的,多省事!”但是,这不是振兴中华民族的办法,而是自亡的论调。我们在学习世界各国先进科学技术的同时,要吸收世界其他民族文学、哲学等方面优秀的东西,但必须以自己的文化为主体。我们是吸收、借鉴,而不是拿外国的东西代替我们自己的创造。没有自己文化的民族谈不上有什么独立地位,缺乏创造性的民族也没有任何前途可言。我们有自己的历史,也就有自己的文化,犹如一个人有其生命的过程,也就有自己不同于他人的面目外表、精神和性情一样。
一个民族的文学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它反映人们在特定历史环境、文化氛围中的生老病死、悲欢离合及在种种生活经历中心灵的颤动。人们的生活经历既带有民族历史的特殊性,人们的情感变化、处理事情的态度和生活理想也有着深刻的民族心理和民族世界观、人生观的烙印。所以,优秀的文学作品实际上也是生动的民族文化史与民族哲学史。同时,由于它或正面、或侧面地反映着民族政治的、军事的某些事件,所以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个民族的发展史。它不一定符合生活的真实,却符合历史的真实。可以说,文学是最易普及的民族文化史与民族社会史、哲学史、政治史。
我以为,在社会经济迅速发展,经济趋向全球化的今天,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介绍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学作品,弘扬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学传统,比以往任何时期更为重要。在漫长封建社会,文化上的精华与糟粕混在一起,人们沉浸其中,既被旧礼教迫害而死,也不知其非,社会发展缓慢,相对封闭,不存在传统文化的危机问题。19世纪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介绍国外先进文化,尤其是20世纪初叶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增强了对旧文化的识别与批判能力。经过几十年来理论工作者的努力,绝大部分人已能分辨传统文化中的精华与糟粕,作到批判地接受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但是,今天在对外开放、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同时,民族虚无主义却开始侵袭一些缺乏民族主体精神的人,民族自卑感像癌细胞一样在一些人的机体内生长。
我以前在几次会议上说过,一个人没有自信心是没有希望的,一个民族没有自信心也是没有希望的。世界上一个民族的人被斩尽杀绝的事是没有的,由于失去自己的文化而被同化,因而在地球上消失的事却大量存在。
我们必须继承和弘扬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文学遗产,来提高民族的素质,铸造民族的灵魂,树立民族的自信心,增强民族的自豪感,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昂首阔步奔小康。
中国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应该给世界有所贡献。我们的祖先以其勤劳和智慧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也留下了很多无愧于世界的文学名着,这些作品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应该是属于全人类的。我们不能将这些瑰宝从大量的作品中分别出来,加以研究,介绍奉献给世界人民,不但从本民族来说成了不肖子孙,从世界文化发展的角度来说,就被看作“吃白相饭”的,被看作一无所有的“文化乞讨者”。
中国古代文学有没有在今天特别显出它的价值的东西?有。首先,中华民族重人伦、重礼仪,讲“家国同构”、“天人合一”;我国古代的文学作品体现出突出的抒情特色。诗歌多抒情言志,小说、散文也具有浓厚的抒情味,或着重表现一种理想与愿望,而这个情、志,又多体现着对父母、兄弟的孝敬与情谊,对妻子儿女的思念与热爱,对师长亲友的敬仰与追慕,也体现着深切的思乡念家,忧国忧民的思想。这种习俗、思想、风气不是用一条条的法律规范的,而是由代代相传的礼仪熏陶养成的。礼仪从小接受,化为本性的一部分,体现出人性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这是在人与人的关系简化为金钱关系的社会中不会存在的。社会经济的发展不能走向自己的反面,这就必须要增加人同人关系中相互关爱的成分。“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观念,不是只靠法律条文可以培植起来的。可以说,中国文学是医治西方世界父子、夫妻、兄弟、师徒等关系中缺乏温馨情感的一剂良药:如果法律是针灸和手术刀,优秀的文学作品则是温补的汤剂。
其次,中国大量描写日月山川、花草树木、田园风光的诗歌与散文,表现出我们祖先对生活环境的深切关注,对大自然的热爱。作者也常透过对大自然的描写来抒发自己的情感,体现着文学表现手法上“天人合一”的特征。这从思想、精神方面来说对于现代工业、科技发展威胁着人类生存条件的状况,也是一种挽救的呼唤。
法国大文豪歌德读了中国明代小说《侠义风月传》的译本之后称赞这部小说“很值得注意”,说中国人在思想、行为和情感方面“更明朗、更纯洁、更合乎道德”,赞美书中的人“和大自然生活在一起”。可见,170多年前歌德已认识到我们上面所说的两个方面,而《侠义风月传》尚算不上我国古代文学中上乘的作品。那么,我们自己就更不能妄自菲薄,而放弃对我国古代优秀文学遗产的研究与介绍。
“女娲补天”的神话表现出我们祖先,对于生活环境的重视及同困难斗争的大无畏精神。现代科学技术无限制发展的结果,形成臭氧洞及降雨量大大减少,真形成了“天不兼覆”的状况;土地干旱,严重污染,人类和生物的生存空间变小,真到了“地不周载”的地步。现在,世界一些思想家、文学家已认识到要靠中华文化来“补天”。中国古代文学、艺术,中国传统哲学、伦理学等便是“炼五色石”的原料,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工作者应高瞻远瞩,信心百倍地来参与这项世界性的伟大工程。
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以及电影、电视、光盘、录像等直观性很强的综合艺术的普及,使文学中长篇叙事作品慢慢失去了读者。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会向短小、抒情的方面去寻找它的位置。那么,抒情诗、散文会成为活跃的体裁而受到钟爱。由于文化的普及和人们不断提高生活质量、改善工作状态的愿望,审美活动同生活、工作会越来越多地结合起来。无论是用笔纸书刊还是在网上,一些应用文也会向具有审美价值的方面发展。这也与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概念相合,为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提供了机遇。
为了对中国古代文学作新的阐释,为了更好地挖掘中国古代文学思想上艺术上有价值的东西,为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在世界范围内的对话,我们必须改进研究方法,完善研究手段,开阔视野,发现新的研究视角。为此,我们一方面要总结传统的研究方法,使之进一步条理化、理论化,另一方面要吸收西方现代科学的研究手段。学习、掌握、运用新方法、新理论有一个过程,20世纪80年代一些论着生搬硬套甚至贴标签的办法引起很多学者的反感,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学界已经出现了不少既有很深国学基础,又运用了新理论、新方法的论着,既不觉其“陈旧”,也不觉其“生硬”,说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理论正在走向成熟。今后还应在掌握传统的研究手段和吸收新的理论方面努力,做到二者的高度结合。关于这个问题,我最近应《古典文学知识》之约写有一篇《实证与理论》的小文专门论述之,这里就不多说了。
(文章来源:《郑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03年第5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5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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