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文学-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世纪之交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一、成熟稳定的学科——古代文学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在新世纪来临时，对20世纪最后一年——1999年的古代文学学科做一番检点，具有特殊的意义。
当代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是比较成熟、稳定的学科。虽然历经了半个世纪间历次政治运动，受到种种干扰，但仍然取得了与时代进步大体相称的成就。有相对而言较高层次的、敬业的教学、科研队伍，有较大的国内国际影响。“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改革、开放方针以来，凭借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的成果，整个学科在文学古籍整理出版、历代文学家及其作品研究、文学史着编撰等方面，处于良好的上升趋势。
当然，由于研究方式尚须改进，并为研究对象所限定，事实上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一直有一个大众接受的问题，存在着需要调整与现实关系的困扰，有待进一步切实提高研究质量。这些问题都是学科成熟过程中的客观现实，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则是学科进步、发展的前提。
1999年，经由媒体广泛传播，同时受到领导层高度重视，中国古典诗词通过朗诵、赏析等方式，产生了广泛社会影响，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这是否表示古代文学学科的普及、繁荣，尚有待考察。但它确实反映古代文学研究不能离开现实，证明古代文学的菁华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而它势必对古代文学研究本身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仅针对1999年古代文学学科，总体印象应比较一致：相对而言，唐代文学仍然是显学，专书与文章的数量、质量均颇高；宋、元文学则比较活跃。此前宋代文学研究长期处在隐显之间，也许就是缺乏（或说期待）总结性成果的出现，而《全宋诗》（北京大学出版社）于本年出齐，篇幅宏大的《全宋文》进入最后“冲刺”，对宋代文学研究是显而易见的推动力。元代文学，此前重点（或说主导）是元曲。从90年代开始，元代文学一直处在“活跃期”，除元曲，诗文小说等，都受到不同寻常的关注，随《全元文》（江苏古籍出版社）的编纂和陆续面世，元代文学研究表现出明显的与大文化结合的趋势。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元代文学研究提前走完了艰难的准备时期。
若以研究水准而论，本年度专着（史着）专业水平之高、研究者（作者）鲜明的研究个性给人的印象之深刻，都是显着特点。就研究过程和最终形成成果而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有明显差别。前一个时期对“集体着作”的片面强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专着的写作。想抹煞不同的研究者的个性，而融会贯通为一部体大思精的着作这一良好初衷，实际上使一些卷帙繁浩的史着成了变相的论文集，不但水平参差不齐，而且缺乏基本贯通的思想脉络。突出作者的研究个性，是1999年专着（包括多人合着）的抢眼的亮点。
二、主要成果：突出研究个性
由于没有拉开时间距离，现在谈论1999年古代文学的新成果、重大进展，还为时过早。所以我们在这里所作的评述难保不无偏颇。
作为《中国文学通史》（14卷本·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一种，徐公持《魏晋文学史》受到学界关注。在《魏晋文学史》出版前，卷帙繁浩的《中国文学通史》主要是以“主编制”作为撰写方式，即由一人（或数人）主持，若干作者分写不同章节的方式完成的，是典型的“集体着述”。而《魏晋文学史》则由徐公持独自完成。这本史着特点鲜明，比如注释不是作为正文的补充说明，而是其有机组成部分，因之扩展了研究空间。作为断代文学史，它有双重的填补空白意义，除了是魏晋首部文学史着，同时很大部分是当代学人第一次对这一时期的文学现象作出研究评价。充分展示了研究者的学术成就与学术个性，无疑是本书最引人瞩目之处。“建安七子”的曹植，是重要诗人；而《魏晋文学史》在全面评价了曹植的文学成就之后，还进一步分析道：“曹植正是这样一种人：在顺境中意气风发，志气高扬，不知有所检抑；在逆境下则沮丧颓唐，难以保持自尊气骨。”这种人格的分析切中肯綮，将远离我们生活现实的古典诗人提升为一个神形兼备的人！这就拉近了读者与作者的思想间隔。
唐代文学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阶段，其研究也是成就突出的领域。傅璇琮主编，并与陶敏、吴在庆、贾晋华、李一飞编着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辽海出版社）是本年度主要成果之一。本书在注重刻画文学史整体面貌的前题之下，从文学的流动、发展出发，依次就同一时间（同一年内）的文学活动、文学现象，作了全景式的扫描。改变了以往文学史编写的相对固定的模式。通过这部巨着，人们对唐五代约350年间的文学史，特别是文学群体的流变，文学家们的传承，流派的隐显，有了脉络清晰的认识，使头绪纷繁、名家辈出的唐代文坛凸显在历史发展的背景之上。这一新的研究角度，对认识唐五代文学的整体性、流动性、延续性，提供了视野广阔的观察位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在世纪末问世，必将对新世纪唐五代文学研究产生推动作用。
《唐宋词流派史》（福建人民出版社）是刘扬忠在1999年出版的专着。20世纪以来，词学日益受到广泛关注。唐宋词，特别是宋词，是研究成果丰硕的段落。而流派，历来又是宋词研究的热点和难点，前人曾以“婉约”“豪放”这两大流派涵盖宋词流变。从其说者颇多，但论者亦曾提出质疑。问题在于无论是与否，此前都未作出严格的学术论证。否定“豪放”“婉约”并不难，然而用新的理论体系，科学地阐述唐宋词流派发生发展的经过，就提高了唐宋词研究的品味和等级。这正是本书预期达到的目标。刘扬忠《唐宋词流派史》是一部以流派演变为主线的新型唐宋词史，作者不但突破了传统的“豪放”“婉约”二分法，还将以往的词人个体研究变更为群体研究。这样，唐宋词史就不仅是词人个体活动过程，而主要是群体互动，是不同流派双向交流、竟逐词坛的历史。这部词学力作在理论和实践的建树，都足以反映20—21世纪之交的当代词学水准。
应该提到的还有，《唐宋词流派史》与《唐五代文学编年史》，都是研究者力图在传统的写作范式之外，努力提高文学史研究质量的具体体现。这两本书在1999年出版，一定程度反映出古代文学研究界在世纪之交的思考与实践。
历经12年努力，古往今来篇幅最大的诗总集《全宋诗》72册出齐，是本年度古籍整理重要成果，也是宋代文学研究界的大事。这72册包括约9000个诗人（含无名氏）的诗篇约27万首。篇幅超过康熙时期以皇家之力编成的《全唐诗》七八倍，为认识宋诗全貌提供了大致齐备的“学术地图”。《全宋诗》收入的宋诗别集在600种以上，每种别集尽可能将不同版本汇集齐备，再择善而从，在底本的选择和校勘上颇为着力，所以文本可靠就成为《全宋诗》的主要特点之一。这也是判定诗总集学术质量的主要尺度。辑佚校勘是总集编纂的基础，而历来大家相对受到忽视。有些大家，比如陆游，前人已经作过整理辑佚，但《全宋诗》仍然补录了佚诗12首。当然，作为总集总是有补辑、辨伪的工作留给后人。《全宋诗》的编纂出版极大地扩展了研究者的视野，推动了宋诗、以至宋代文学研究的进展。
李修生主编的《全元文》从1991年开始立项编纂，自1997年陆续出版，到1999年已出至15册，占全书接近一半的篇幅。古文的标点一直是个不大不小的问题，特别是与唐宋文相比，元文几乎就没有前人的成果可以借鉴，而元文的标点校勘因为含有大量的外来语因素，又因为历来有忽略元文的倾向，前人积累颇少，更有其特殊困难。编订这样囊括一代之作的元文总集，是一项举步维艰的学术工程。从已经出版的15册可以看出，《全元文》体例整饬有序，总体标校水平相当一致，而且辑佚工作比较充分广博。作为学术研究的“基本建设”，《全元文》是元代文史研究界一个世纪成果的集中体现，它的出版，势必将对新世纪元代文学研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
在辞书热已经降温的1999年，张炯、邓绍基等主编的《中国文学通典》（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以这样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受到重视：一，将辞书与史着结合起来，编写了一部可以按次序阅读（而不仅仅是按索引查阅）的辞书；二，由有高级职称的文学教学、研究专业人员撰写全部释文。
三、前沿问题：克服低水平重复
在论文数量大体与90年代其他年份相称的情况下，克服低层次、低水平重复，注重提高研究论着的学术质量，是1999年古代文学学科的前沿问题。
命题、立意和论证过程的低层次重复，往往使研究者与读者都误入歧途，一直是提高研究品序、推动学科进展的主要障碍；论文选题“几十年一贯制”、极少数题目成了密集度颇高的热门话题，屏蔽了研究者有效视野。人们普遍反映，许多论着从内容到行文陈陈相因，少见新意。
眼界不宽，立意陈旧，资料面窄，并无己见，却借用故做高深难解的词句来掩饰，是近二三十年来较常出现的。实际这是内容低位循环的共生现象。
对文本的理解困难与误读并非今天才有，但研究者阅读古文原着的总体水平有所下降，是研究队伍日益年轻化出现的一个问题。这显而易见的初级障碍，势必影响了对研究对象的深刻理解和对参考资料的深层梳理，影响了总体研究水平的提高。“硬伤”，以至笑话，在严肃的学术着作中屡见不鲜。研究视野的浅近狭窄，研究者的急功近利，是命题、命意低层次、低水平重复的起因之一。
从三四十年代起，陈寅恪实践的“诗文证史”，孙楷第身体力行的参用四部文献，归结于历来受到忽视的小说戏剧研究，成功地突破（或说拓展）了传统的研究范围，《元白诗笺证稿》、《论再生缘》、《小说旁证》、《元曲家考略》……为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作出了示范式的贡献。但无庸讳言，至今“凭一本书写书”的情况并非罕见，这种学术着作的生命力大成问题。
就古代文学论文走向作量化分析是必要的。由于时间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文学信息交流中心1999年的资料尚在整理之中，比较全面的统计数字尚未得出。但可以暂借1998年的作为相近的参照。事实上，从80年代以来，古代文学论文的量化分析就没有出现过大的曲线形或马鞍形波动。总体而言论文基本情况是：评述性、介绍性的要占到百分之六十甚至更多，而其余的研究性论文，又以百分之八十的数量集中在了极少数“热门”题目，或说是名家名作上。以元代为例，1980—1981两年间，共发表了元代文学论文（文章）277篇，其中元曲（散曲、剧曲）258篇，占据了总数的约百分之九十三，而元曲又主要集中在“四大家”和王实甫等几人身上（139篇），仅关汉卿、王实甫两人就有118篇（62篇＋56篇）［1］。名家名作的研究当然应该较集中，但上述比例对于整个元代文学而言，无疑是失衡的。然而到了90年代，元代诗、文、词、小说等研究论着的发表数量一直在逐年上升。据不完全统计，1998年刊布的约2800篇古代文学论文（文章），选题分布与80年代初相比有明显变化。以元代为例，1998—1999年，元代诗文等范畴的研究论文，已经占到整个元代文学研究论文的近三分之一。针对此前论文从命题到内容的低层次、低水平的重复，这一变化本身就带有倾向性。
当然，论题毕竟有主次之分，论文是否停留在一个低层次上重复前贤甚至自己，与研究课题的确认并无必然联系。但这许多从题目到内容的“重复”，常常导致在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甚至将前人早已明确解决的难点再重新“爆炒”一番。这是学术研究的痼疾。这个问题的出现，原因并不复杂，归根结底也只能从研究者自身的眼力、学养、资料准备上寻找解决的途径。然而类似文章大量刊布，与已经成为学界一道风景线的“评职称”，显然有一定的联系。
从题目的分析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当然，必须指出仅就题目本身所作的计量比例分析并不能说明实质问题。哪怕完全一样的题目，一千个人也能有一千个写法。音符只有七个，然而古今中外谱写了（还在继续谱写）数不清的、有独创性的、并不重复的旋律。问题在于内容的低位循环。也就是说，在于所写的内容毫无新意，只是重复枝节问题，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科向前迈出哪怕小小的一步。
尽量拓展古代文学研究视野，同时用新的、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充实传统的命题，是20—21世纪之交普遍出现的特点。这是否与近年来对20世纪学术史的总结与回顾有直接关系，尚有待研究。
就1999年的实际情况而言，古代文学论着总体水平颇高，普遍受到关注的篇章数量颇多。如裘锡圭《汉简中所见韩朋故事的新资料》，张伯伟《略论南北朝时期音乐与文学的关系》，曹道衡《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赵昌平《李白的“相如情结”》，薛天纬《李杜歌行论》，莫砺锋《杜诗“伪苏注”研究》，孙逊、潘建国《唐传奇文体考辨》，王水照《走近苏海》，刘尊明、王兆鹏《本世纪东坡词研究的定量分析》，张晶《元代正统文学思想与理学的因缘》，王毅《明代拟话本小说之文化理念与历史哲学的发生》，王学泰《明代诗学伪作与〈鲁诗世学〉》，石昌渝《从朴刀杆棒到子母炮——〈水浒传〉成书研究之一》，林岗《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幺书仪《明清剧坛上的男旦》等等，无论在题材的选择以及问题的寻找与解决等方面，都提供了新的内容，足以与以往低位循环较普遍的情况相对照。
积极寻找突破口，尽可能扩大视野，不作低位循环；引用书目科学翔实，除本学科有关文献，也涉及了相关门类、实地调查、外文检索……，这都是上述本年度古代文学论着的特点。
四、发展趋势的讨论
1999年时逢世纪之交。对古代文学研究发展趋势所作的预测，至少应该包括下述内容：
1.对20世纪这一百年间的古代文学学术史作回顾与反思，将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之一，并将陆续出版、发表越来越有见地的总结性着述。应该承认，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值得回顾与反思的问题和历史遗留的难点颇多。从90年代中开始，随着21世纪的迫近，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学术史受到了异乎寻常的关注。如果目前不作这个工作，随着时间推移也许就永远失去了作一番认真总结的机会。那么我们的研究史就会出现空白，我们研究者的视野就会出现盲点。
2.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的对文学古籍的整理校勘加大投入，已经初见成效。经过前一个时期的调整和总结，特别是强调在专业化、规范化约束下，积极、谨慎地开展工作，新世纪的文学古籍的整理工作将在高层次、高水平上运作。可以期待正在编纂中的《全元文》和篇幅更大的《全明诗》、《全明文》……将达到预期的学术水准。
3.在提高读者素质的前景下，古代文学进一步得到普及。在这之前的半个世纪之间，古代文学有过几次普及。“文化大革命”中的“评红”、“评水浒”，实质是取消严格意义上的、科学的古代文学研究，将古代文学研究改作政治斗争的附庸。而七八十年代之交，在矫枉过正的层次上整个文学学科都曾受到了举国上下异乎寻常的关注。可以说1999年就是从唐宋名篇和古典诗词的推广开始的，这将深刻影响古代文学的价值取向，并进一步提高人们的文化修养，致使古代文学真正深入人心。
4.专着（史着）将更多地体现研究者的个人学养与素质。无论作者是一个人、两个人，或几个人，学术撰着尽可能体现出强调研究者自身学术水平与修养、展示独特视角、注重第一手资料等等这些特点，使古代文学着述含有鲜明的倾向性和魅力，给读者绝不重复的阅读感受。不但关系到读者对学术着作的接受，当然也关系到学术着作本身的创造性。这一趋势将逐步影响古代文学研究的总体质量，并推动新世纪学科的进展。
【参考文献】
［1］中国古典文学论文索引（1980.1—1981.12）.北京：中华书局，1985.
（文章来源：《殷都学刊》2000年第4期，中华文史网整理。）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44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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