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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标题：朱熹再评价

目前，我国哲学史家对朱熹的思想多持贬斥乃至全面否定的态度。宋明理学的研究是一种专门学问，笔者在这方面尚属初学，只是在涉足朱熹思想时，感到有些问题值得重新讨探。这里仅就朱熹学说的特征及对其历史作用的评价问题谈些个人看法，并求教于学术界的同志。
朱熹学说的整体特征是什么？其历史作用应如何评价？目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程朱理学主要是以“天理”为最高范畴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就这个体系而言，绝无可取之处，它留给我们的，只是理论思维的教训而已。在哲学史上，唯心主义总是代表反动的阶级或集团的利益，理学是走向没落的地主阶级的精神武器，它为巩固封建制度、维护封建道德所起的消极、反动作用，必须全面、彻底批判。不过，朱熹的思想中也有不少辩证法因素，则应予以肯定。
这种对朱熹思想体系的认识与评价，是值得商榷的。
我们无意否认从哲学史角度研究朱熹思想的必要性，以学科的分工而言，这项工作无疑是非常需要的。这里只是说，不能把朱熹的哲学思想看成是他全部学说的主体。我认为，朱熹思想的基础与轴心是其政治——伦理学说，他的哲学思想是由此升华而来的，教育思想是由此派生而出的。这个特点的形成，直接与朱熹本人的经历有关。他十九岁登进士第，二十二岁除泉州同安主簿，后知南康、漳州、潭州等地，仕宦生涯使他得以洞悉社会实情并积极提出许多政治主张，可惜多数不能实现。朱熹不辍不馁，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年）他奏事垂拱殿，详陈自己的政见，力图补救时弊。孝熙五年（一一九四年）宁宗继位，熹被拜命为焕章阁待制兼侍讲，规定是进讲《大学》，他却敦请皇帝“反复询访以求政事之得失、民情之休戚”，宁宗十分恼怒，斥道：“初除某经筵尔，今乃事事欲与闻！”“朱某所言多不可用！” ①结果被逐。韩侂胄揽权，进一步打击朱熹，称道学为“伪学”，他的处境十分危险，“头常如粘在颈上”②。但仍不甘沉默，“草封事数万言”，因弟子纷纷劝阻，方“取奏稿焚之” ③。朱熹登第五十年，出任中央与地方官职不过十二年，生活经历十分坎坷，主要是因许多政见，与当权者不合。他在从政时期，就十分重视讲学，从政不得志后，更全力从事授业与着述，其学说首重政治与伦理问题，是很自然的。朱熹死后，语录迭出。黎靖德纂《朱子语类》，所收凡九十三家，连四种不知何氏者，共达九十七家，搜集可谓齐备，该书编排体例忠实地反映了朱熹的思想。全书一百四十卷，依次为：论理气、鬼神、性理者六卷；论为学、读书之方者七卷；论儒家经典七十九卷；论人物、政道、兵刑、民财等四十八卷。讲理气性理，是为了体认纲常伦理的最高境界，也是对纲常伦理进行哲学论证；讲为学之方是指明研读儒家经典的态度、途径、方法；主要内容还是阐述儒家的政治——伦理思想并对许多历史与现时的问题进行评述。故李泽厚同志在一篇文章中认为，在整个理学中，宇宙论只是一种前奏，“前奏是为了引出主题，主题则是重建以人的伦常秩序为本体轴心的孔孟之道” ④，信哉斯言！体认天理是境界，读书求学是手段，目的都是要实践儒家的政治与伦理主张，这在朱熹是言之凿凿的，如他说：“学不是读书，然不读书又不知所以为学之道。圣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谓学者学此而已。若不读书便不知如何而能修身，如何而能齐家治国。” ⑤
那么，朱熹的政治——伦理思想在历史上是否只起了“消极、反动的作用”？是否只能“全面彻底批判”，一抹到底、一骂到底呢？我期期以为不可。应该看到，朱熹思想具有明显的两重性，瑕瑜互见：既有保守落后、荼毒人心的一面，也有合乎事理、启迪心智的一面。对于前者，我们务必痛加揭露、肃清流毒；对于后者，则应大胆肯定、批判继承。本文囿于篇幅，着重谈谈后者。今举数端，胪陈如下。
一、关于对金的态度
在民族矛盾十分严重的形势下，朱熹一直坚决主张抗金。他在上孝宗皇帝的《壬午应诏封事》中说：“今日之计不过乎修政事、攘夷狄而已矣，非隐奥而难知也。然其计所以不时定者，以讲和之说疑之也。夫金虏于我有不共戴天之仇。则其不可和也义理明矣。” ⑥对于卖身求荣、残害忠良的秦桧，朱熹恨之入骨。淳熙九年（一一八二年）他移文毁永嘉秦桧祠，词语慷慨激愤：“故相秦桧归自金庭，久专国柄，内忍事仇之耻，外张震杰之威。以恣睢戳善良，销沮人心忠义刚直之气；以喜怒为进退，崇奖天下谄谀偷惰之风。究其设心，何止误国！” ⑦他的门生忆称：“先生每论及靖康、建炎间事，必蹙额惨然，太息久之。” ⑧熹还曰：“某要见复中原，今老矣，不及见矣！” ⑨因此，朱熹和陈亮、陆游的立场、感情一样，都是坚定的爱国者。三人之间，还互有诗文唱酬。不过，在抗金雪耻的具体方略上，朱熹认为应根据形势采取对策。如他说，北宋时国力强盛，求和是错误的：“本朝御戎始终为和字坏，后来人见景德之和无恙，遂只管守之。殊不知当时本朝全盛，抵得住。” ⑩孝宗继位之初，他应诏上封事，积极主张北伐。但随着双方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南宋的虚弱，他转而认为不可贸然出兵，而是应先自强，后北伐：“今朝廷之议，不是战便是和，不和便战。不知古人不战不和之间，亦有个硬相守底道理，却一面自作措置，亦如何便侵轶得我。今五六十年间，只以和为可靠，兵不曾练得，财又不管蓄得，说恢复底都是乱说耳。” 11他的许多政治主张，都是为恢复失土做准备的。这种方略见解的变化，不能视为对金态度的变化。后来韩侂胄就冒然北伐，结果大败，证明朱熹的主张是正确的。
二、关于维护封建专制制度
朱熹希图将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说成是天经地义，永恒合理的，妄想使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对此，我们必须予以揭露和批判，指明其阶级实质和理论上的荒谬。不过这不该是问题的全部，恩格斯说过，对于历史上的剥削制度，我们不能只表示高尚的义愤。应该看到，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要求巩固和强化中央集权，有它的必要性、合理性。我国集权政治的形成，渊源有自。早期的国家是在氏族社会解体不彻底的情况下产生的，恰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古代东方国家是在联系各个个人和集体（公社、氏族）的脐带尚未割断时出现的。因而，以血缘为纽带的家长统治便流传下来，这在政治上的折射就是至高无上的君王统治。同时，远自夏朝开始，一直到明清为止，我国中原地区农业定居民族和北方游牧民族经常处于较量、斗争之中。为了有效地抵御游牧民族的侵扰，必须有一套强大的军事体制，有许多准军事措施，因此，必须在全国范围内征调徭役和力役，要有高效率的行政——军事系统。而要办到这一切，除了实行中央集权，别无他法。因此，中央集权专制制度既是我国民族生存的护法神，又是社会发展的紧箍咒，不可片面论定其作用。具体到宋代，斯时尚无新生产关系的端倪，北方先有辽、西夏的对峙与 扰，后有金占据了淮河以北大片土地，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振兴宋王朝，不无合理因素。当时许多着名人物，如范仲淹、欧阳修、王安石、朱熹、陈亮、叶适等，殊途同归，都是为此而竭诚竭智，我们不可一概目为反动。
谈到朱熹的政治思想，我们应特别注意到他始终坚持的一种态度。他多次出任地方官，长期生活在民间，对社会问题可谓若指掌，因此论及时弊的话都很概括、严肃、沉痛。孝宗乾道三年（一一六七年）崇安大水，熹奉檄行视灾情，并与州县官议账恤事，结果大失所望，曰：“大率今时肉食者漠 然无意于民，直是难与图事！” 12对宋代繁重的赋役剥削，他总括为：“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13此语即使今人研究宋史时也竞相引用。至于当时的法制，朱熹云：“今上自朝廷，下至百司庶府，外而州县，其法无一不弊。” 14尤其是科举，尝曰：“今科举之弊极矣！” 15。但是，在具体施政方略上，他却坚持审时度势，择可为者为之，如云：“圣人固视天下无不可为之时，然势不到他亦做不得”，“譬如补锅，谓之小补可也。” 16他认为王安石是德行高而变法不足取，因为变法不成，又招来许多弊端。出于这种指导思想，他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政治主张，如正经界、轻赋径、汰冗兵、尚节俭、改革科举、推广教育等，这些当然都有其特定的阶级内容和时代局限性，但当时若能一一实现，也不乏有利社会发展的进步作用。实际上，朱熹是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政治风度和策略思想，显得较为保守，但也蕴涵着一种稳重风格。
三、关于对农民的态度
有的论者指出：理学“是维护封建统治、麻痹和镇压农民反抗斗争的思想武器。” 17这种论断乍看是一针见血，但我认为并未反映出事情的全貌。朱熹对农民的主要态度，不是“麻痹”、“镇压”，而是“恤”。
孝宗淳熙七年（一一八○年），朱熹应诏上封事，详陈南康军百姓的实际处境，照录如下：“南康为郡，土地瘠薄，生物不畅，水源乾浅，易得枯涸。人民稀少，谷贱伤农，固已为贫国矣！而其赋税偏重，比之他处，或相倍蓰。民间虽复尽力耕种，所收之利或不足以了纳税赋，须至别作营求乃可陪贴输官。是以人无固志，生无定业，不肯尽力农桑，以为子孙久远之计。幸遇丰年，则贱粜禾谷以苟目前之安；一有水旱，则扶老携幼流移四出。视其田庐，无异逆旅之舍。盖出郊而四望，则荒畴败屋在处有之！”他认为造成这种惨状的原因，是当时的二税尽入朝廷以供军需，州县则别作名色，巧取于民，结果赋重民贫。他大声疾呼：“天下国家之大务，莫大于恤民。而恤民之实在省赋，省赋之实在治军。” 18恤民思想在朱熹的政治学说中占有非常突出的地位。他力主建“社仓”，解决农民青黄不接时的粮食问题；“正经界”核实田亩，纠正田税不均的现象等等，都是这种思想的体现。那么，朱熹为何如此强调“恤民”呢？他的解释是：“悉除无名之赋方能救百姓于汤火中，若不认百姓是自家百姓，便不恤。” 19这里有一个故事：朱熹知南康军时，有跃马于市者，踏伤一小儿，将死。熹命吏人将肇事者送衙门处罚，不久吏人禀报，已如法拷治。他初信不疑，但一亲察，见其人冠履俨然，并未经拷掠，因此大怒，重讯犯人并将吏人仗脊后罢逐。这时有熟人前来说情：“此是人家子弟，何若辱之？”朱熹答道：“人命所系岂可宽弛？若云子弟得跃马踏人，则后日将有甚于此者矣！况州郡乃朝廷行去之地，保祐善良、抑挫豪横乃其职也，纵而不问其可得邪？”所以他极为称道《西铭》中的一句名言：“民吾同胞，物吾与也。” 20朱熹的“恤民”，实际上就是儒家“重民”思想的体现。当然，“恤民”也罢，“重民”也罢，根本目的都是为了使农业生产得以继续，保证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的剥削收入，求得封建统治的长治久安。因此，除了“恤民”之外，他还强调“教民”，对于农民起义，对于“盗贼”，主张毫不容情地镇压。不过，对于儒家重民思想的历史作用，我们是不能一概抹煞的。
四、关于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
如果说，以两点论来剖析朱熹的政治思想还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话，要用同样方法分析他的伦理思想，困难就大得多。因为“朱熹的道德伦理论在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曾有很重要、很恶劣的影响。” 21为了探讨这个问题，我们还是追溯到朱熹生活的时代及其学说本意上去。
前已谈及，唐末五代之际，不仅政治分裂、干戈不息，而且纲纪败坏、风俗日偷。北宋王朝从政治上、军事上完成了统一大业，但从纲纪伦常、道德风俗上进行整顿却不是一时能完成的。在与辽、西夏、金不断争战，社会动荡的情况下，这方面更有恶化的趋势。因此，宋代许多政治家都慨然于道德之亡，大声疾呼予以整肃。如欧阳修云：“盖得其要，则虽万国而治，失其所守，则虽一天下不能以容，岂非一本于道德哉！” 22朱熹的纲常伦理思想，就是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他通过自己的观察认为，抗金雪耻、理政恤民都是国之大事，但最严重的问题还是人心不正：“今世有二弊：法弊、时弊。法弊但一切更改之，却甚易。时弊则皆在人，人皆以私心为之，如何变得？” 23又云：“今之仕宦不能尽心尽职者，是无那先其事而后其食底心。” 24因此，必须端正人心，这首先是正君心、正朝廷。他认为：“天下事有大根本有小根本，正君心是大根本。” 25公元一一六二年，孝宗继位，诏求直言，朱熹上书建议三事：一是熟讲帝王之学，意诚心正；二是定修攘之计，收复失地；三是修明政事，任贤使能。“讲学所以明理而导之于前，定计所以养气而督之于后，任贤所以修政而经纬乎其中，天下之事无出乎此者矣！” 26他将帝王能否从内心端正和约束自己，看得比任何事都紧要！朱熹明白，这些话本不是他所应讲的：“其本在于正心术以立纪纲者，则非臣职之所当及，然天下万事之根本源流有在于是，虽欲避而不言有不可得者。” 27因此，在这个问题上，他从不隐默。自绍兴三十二年（一一六二年）至绍熙五年（一一九四年），他先后向宋孝宗、光宗、宁宗上封事六次，详陈经国方略，每次都无例外地将“正君心”置于首要地位。说到激动处，他甚至以自己的性命来担保：“诚修而治效不进、国势不强、中原不复、仇虏不灭，则臣请伏 钺之诛，以谢陛下！” 28人们或许会问，朱熹为何把“正君心”看得如此重要？对此他有很明确的解释：“天下之事其本在于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于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则天下之事无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则天下之事无有不邪。” 29因此他极推崇董仲舒的一句话：“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除了正君心，便要振纲纪、化风俗。“何谓纲纪？辨贤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赏罚之施也。何谓风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为，皆知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 30对于当时纲纪、风俗的败坏，朱熹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他认为，由于纲纪坏，“使天下之忠臣贤士深忧求叹，不乐其生。而贪利无耻敢于为恶之人，四面纷然攘袂而起，以求逞其所欲。”31纲纪不振于上，风俗必颓弊于下：“大率习为软美之态，依阿之言，而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为得计。下之事上者固不敢少忤其意，上之御下亦不敢稍其情。惟其私意之所在，则千途万澈，经营计较，必得而后已！” 32笔墨不多，但刻画得入骨三分。我们知道，朱熹一生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事业，重要原因就是想以它振纲纪、化风俗。
对于朱熹的正君心、振纲纪、化风俗的主张，我们完全可以投以严峻的批判目光：他夸大了君主个人及道德观念的作用，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他鼓吹地主阶级的纲纪伦常，是封建制度的卫道士。不过，我们也不能把他的主张视为一堆历史的破烂，因为其中还包含一些光彩熠熠的思想。有的论者说，朱熹提出的伦理规范完全是用来束缚和麻痹劳动人民的，此言未免失之片面。朱熹自己言之凿凿：国之首务是正君心、正朝廷、正百官。这些人必须率先诚意、正心、修身，然后才能齐家，才能治国、平天下。这是儒家对治理封建国家所作的一个重要总结，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无疑是相当正确的。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居于统治地位的阶级——特别是其最高等级、集团的纲纪、道德、风尚，在全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具有最大的影响力，确实是“大根本”。朱熹还主张自上而下地在全社会改变不分是非曲直、竞相贪图私利的道德风气，强调了改变风气的意义，在当时说也是很正确的。这里，我们还有必要讨论一下儒家的道德观念及其社会作用问题。道德观念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和阶级性，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有名自不同的道德。儒家的道德观念，如三纲五常等，是地主阶级利益的体现，是为维护封建制度服务的，它在历史上所起的恶劣作用至今犹存的流毒，有待我们继续清算。不过，有两个方面又是我们不能完全否定的：其一，儒家特别看重道德的社会作用，而且经过千百年的努力，尚道德、正风化已成为中华民族的重要历史传统。其二，在儒家的道德观念中，除了我们必须摈弃和批判的大量毒素外，还有应该加以改造、继承的积极因素。儒家的道德观念，实际上是历史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的总结，其中如注重气节、推崇公正、讲求信义、尊老爱幼等，都不乏值得肯定的因素。今天，我们的国家已跨进了新的时代，有了更进步、更高尚的道德标准与道德观念。但这一切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应该而且必须是以往优良道德传统的继承和发展。非道德主义在我国有长久的流行史，韩非可说是鼻祖，宋代韩侂胄亦明言：“贪黩放肆乃人真情，廉洁好礼者皆伪也。” 33洎乎近世，尼采等资产阶级观点又流传到中国，影响很大。因此，严格地说，肃清非道德主义的流毒，尚待真正开始。
以上我们列举四个方面，探讨了朱熹政治——伦理思想的两重性问题。倘若我们进一步以宏观眼光来评论，还应注意到下列事实：在世界人类四个古代文明发祥地中，有三个文明是由于民族的被征服而中断了：印度河谷高度发展的文化，于公元前一千五百年被雅利安人摧毁；美索不达米亚的辉煌文明，在公元前三四千年，由于受到苏美尔、亚述等民族的冲击而更迭；埃及的古老文化传统，则在亚历山大征服后开始希腊化。唯独汉民族的古老文明，始终承继未绝。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而儒家以政治——伦理为主体的学说无疑起了巨大的作用。宋代以后，由朱熹集大成的新儒学，绵延存在了七八百年，是世界文化史上居统治地位时间最久的一种思想体系。它对我国境内周边少数民族的封建化，对越南、朝鲜、日本等国的历史发展，曾发生过巨大影响。甚至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如狄德罗、霍尔巴特等人，还把儒家的理性、道德观念做为反对天主教、宣传无神论的武器。对于这一切，难道我们能全看成是黑暗的往事并做为历史的悲剧来咀咒吗？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思潮之流转，例分四期：“一、启蒙期，二、全盛期，三、蜕分期，四、衰落期，无论何国何时代之思潮，多循斯轨。”此论甚当，以理学而言，它发端于唐，成熟于宋，蜕分、衰落于明清。迨乎明清，理学保守，落后的方面，日益突出；其进步、合理的因素，日渐湮没。特别是理学末流，劣迹昭彰，相继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评击，新的思潮亦于此时开始酝酿。一句话，理学也经历了和人类其它思潮一样的发展变迁过程。

①③王懋竑：《朱子年谱》卷四。
②⑧黎靖德：《朱子语类》卷一○七。
④《宋明理学片论》，载《中国社会科学》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⑤《朱子语类》卷一一八。
⑥《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四部丛刊本。
⑦《朱子年谱》卷三。
⑨⑩11《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12《朱文公文集》卷四三，《答林择之》。
13《朱子语类》卷一一○。
14162325《朱子语类》卷一○八。
15《朱子语类》卷一○九。
17《朱熹思想研究》第五页。
182731《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庚子应诏封事》。
19《朱子语类》卷一一一。
20《朱子语类》卷一○六。
21《朱熹思想研究》第五二○页。
22《新五代史》卷六十，《职方考》第三。
24《朱子语类》卷一一二。
28《朱文公文集》卷十一，《壬午应诏封事》。
2532《朱文公文集》卷十一，《戊申封事》。
2930《朱文公文集》卷十二，《己酉拟上封事》。
33《朱子年谱》卷四。
〔资料来源：《中州学刊》1983年第4期〕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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