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帝-“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2项证据（或理由）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炎帝-“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2项证据（或理由）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2项证据（或理由）

何光岳先生认为，炎帝共有八代，第一、二代炎帝均活动在渭水中游的宝鸡境内，真正称炎帝是宝鸡的第二代炎帝，湖北随州是第三代炎帝烈山氏迁徙的地方，湖南的炎帝陵是第八代炎帝榆罔的陵墓（何光岳《宝鸡是炎黄圣地》，《宝鸡社会科学》1995年第4期；何光岳《炎帝八世考》，《寻根》，1997年第1期）。将不同地域的与炎帝、神农有关的
传说、遗迹视为炎帝族人迁徙所致并认为炎帝族的发祥之地在渭水流域，这种观点是有道理的。
湖北随州一带有关神农的事迹、传说，古书中记载颇多。《水经注·漻水》说：“（漻）水西径厉乡南。水南有重山，即烈山也。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是神农所生处也，故《礼》谓之烈山氏。水北有九井，子书所谓‘神农既涎，九井自穿’，谓斯水也。又言‘汲一井，则众水动’。井今堙塞，遗迹仿佛存焉。亦云赖乡，故赖国也，有神农社。”《路史·后经三》罗苹注曰：“《荆（州）记》云：‘（神农）井在（烈）山北，重堑周之，广一顷二十亩，内有地云神农宅。神农既育，九井自穿，旧言汲一井则八井震动。’《寰宇记》云：‘（隋）县北百里，人不敢触。’按今一穴大木，木傍荫人，即其井处，为神农社，年常祀之。《荆州图》言永阳县西北二百三十厉乡山，东有石穴，高三十丈，长三百丈，谓之神农穴，神农生此，老子亦生于此，故崔玄山《濑乡记》以为老子教堂之故处。”《汉唐地理书钞》辑《盛弘之荆州记中》云：“隋郡北界有厉乡村，村南有重山。山下有一穴，父老相传云：神农所生。村西有两重堑，内有周围一顷二十亩。中有九井，神农既育，九井自穿。又云：汲一井则众水井动，即以此为神农社。年常祀之。庖牺生乎陈，神农育乎楚，考籍应图，于是乎在。”《汉唐地理书钞》辑《荆州图记》又云：“永阳县西北三百三十里厉乡县东，有石穴。昔神农生于厉乡县，《礼》所谓烈山氏也，后春秋时为厉国。穴高三十丈，长二百丈，谓之神农穴。”古代荆州在长江流域，主要指湖南、湖北一带，赖国在今随州东北，厉山今在随州西北，《水经注》说谬水“南过安陆入于涢”，涢水今过随州市，南下过安陆市、孝感市入长江，因此古籍中有关神农的传说、遗迹在今湖北随州市一带是确定的。《路史·后纪三》罗苹注说老子也生于随州厉乡山，可能有误。《老子铭》说：“春秋之后，相县虚荒，今属苦县，故城犹在”，“（相县故城）在赖乡之东，涡水处其阳。”学者均释“赖乡”为厉乡，即老子生地。如果老子生地确在楚国苦县厉乡曲仁里即今河南鹿邑县境，可判断罗苹注《路史·后纪三》老子生于随州与神农同乡有误。只是随州有赖乡、厉乡、厉山，豫东鹿邑古代也有赖乡、赖乡沟、厉乡，两地为何有如此相同地名，尚不得而知。
半坡类型进入湖北境内到达“随枣走廊”以至更南一点在考古学上有反映。樊力先生将豫西南新石器文化分为五个彼此衔接的发展阶段：第Ⅰ阶段为大张庄一、二期遗存，前者属裴李岗文化系统，是后续新石器文化的渊源，后者是第Ⅰ、Ⅱ阶段间的过渡环节。第Ⅱ阶段为仰韶文化，分三期。可划三个不同的类型，南阳盆地是该类型遗存分布的中心区。八里岗早期类型分布范围主要是南阳盆地，丹江下游地区是它与半坡类型的文化交汇区。丹江河谷成为连接南阳盆地和关中史前文化的纽带。下王岗类型分布范围有所扩大，包括南阳盆地和丹江下游地区，其北界已扩展到“随枣走廊”一带。在枣阳雕龙碑一、二期遗存中，下王岗类型典型陶器与大溪文化油子岭类型典型陶器共存，表明随枣地区应为仰韶文化与大溪文化的交汇地带。第Ⅲ阶段为屈家岭文化青龙泉二期类型，第Ⅳ阶段为石家河文化青龙泉三期类型，第Ⅴ阶段为龙山时代晚期（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考古学报》2000年第2期）。杨亚长先生论下王岗类型说：“主要分布于南阳盆地和汉水中游、丹江下游以及唐河、白河等流域，其南部在大洪山、荆门、武当山和随枣走廓一带，与大溪文化和屈家岭文化早期犬牙交错……根据已有资料和研究成果，可将该类型遗存分作早、中、晚三期。早期前段以下王岗仰韶一期为代表，后段以下王岗仰韶二期为代表，中期以八里岗仰韶后期第四段为代表，晚期以下王岗仰韶三期为代表”，早期的年代为前5000——前4000年（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 》，《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下王岗类型早期存在半坡类型遗存是确定无疑的，樊力先生划分的豫西南第Ⅱ阶段一期C组陶器选了下王岗仰韶一期的弦纹鼓腹罐、蒜头细颈壶和湖北郧县大寺仰韶一期的壶罐口尖底瓶，它们都是关中半坡类型的典型器物，因此认为它“与关中地区联系密切，反映了两支文化遗存交汇地带的文化特征”（樊力《豫西南地区新石器文化的发展序列及其与邻近地区的关系》）。湖北北部丹江口至随枣走廊一线的地名是很有意思的：丹江、丹江口——古书说炎帝神农以火德王天下，为赤帝，《拾遗记》卷一说“（炎帝）时有丹崔衔九穗禾，其坠地者，帝乃拾之，以植于田，食者老而不死”；谷城——《说郛》 六十辑《九域志》曰：“谷城，神农尝五谷于此，名谷城”；牛首——《史记·补三皇本纪》说“炎帝神农氏，姜姓……人身牛首”；华阳河——《帝王世纪》和《春秋纬元命苞》说炎帝母为少典妃，游于华阳感神龙首而生炎帝神农；厉山——《礼记·祭法》言“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国语·鲁语上》说“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可见厉山即烈山，烈山氏、厉山氏皆指神农。这一串地名与下王岗类型仰韶文化在湖北北部的传播线路非常吻合。
不仅“随枣走廊”分布有半坡类型文化遗存，在长江以北的整个湖北境内，都有半坡类型的踪影。李绍连先生以“江汉地区仰韶文化”来概括仰韶文化而且主要是半坡类型在长江以北的传播和影响，他说：“从陶器群看，江汉仰韶文化基本上属于半坡类型而同时含有一些庙底沟类型的因素”，比如半坡类型的直口杯形器纽的器盖，在大溪文化中常见，特别是在长江边上的宜都红花套遗址，出土有半坡类型的小口尖底瓶残片。他认为“江汉地区的仰韶文化内涵单调，不仅基本是半坡类型的东西，而且从陶器群看，没有早期遗存，迄今发现的都属中晚期遗存，这可能是仰韶文化由中原往这里扩展时经历了一段时间所致”（李绍连《试论中原和江汉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关系》，《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10月第1版）。1981年，湖北宜昌扬家湾遗址出土大溪文化陶器上，发现刻号符号50多种，发掘者认为这些刻划符号的特征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刻划符号相类似（宜昌地区博物馆《宜昌县扬家湾新石器时代遗址》，《江汉考古》1984年第4期；余秀翠《宜昌扬家湾在新石器时代陶器上发现刻划符号》，《考古》1987年第8期）。从豫西南的下王岗、湖北郧县、丹江口一带南下，中经神农架林区、神农顶，直达长江西陵峡下游的宜昌县、宜都红华套，半坡类型的传播与有关炎帝（神农）的遗迹、传说再一次吻合，当非偶然。不仅如此，考古学家还认为长江以北地区，无论大溪文化还是油子岭文化都明显可见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和庙底沟类型的影响因素，而且呈由北向南逐渐减弱之势，至江南则基本不见其踪迹（孟华平《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237—239页，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大溪文化一期（前4900年—前3900年）乙群遗存流行红衣红陶，绳纹大量消失，“可能与黄河流域对长江中游地区的文化渗透有关。与一期遗存年代大致相当的半坡文化和后岗一期文化也盛行红陶遗存。且淅川下王岗早一期的M91、M69、M57，钟祥边畈遗址的M6、M14，京山油子岭、黄陂程家墩下层和河李湾下层中，都可看到半坡文化、后岗一期文化对长江中游渗透的影子，其红顶碗、锥足鼎、夹砂弦纹罐等的发现就是明证”（孟华平《论大溪文化》，《考古学报》1992年第4期）。
半坡类型在湖北境内的传播、影响与湖北境内有关炎帝神农的遗迹、传说惊人地吻合。在湖北境内来考察考古学文化与炎帝、神农的拟合问题，事情就得到简化，变得比较明朗：本土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诸类型或者更早的皂市下层、彭头山、城背溪等文化肯定不是炎帝文化，因为它们都没有到达关中渭水流域，无法解释渭水流域有关炎帝的传说和遗迹；相反，炎帝文化对应于半坡类型则恰到好处地吻合和解释了渭水流域和“随枣走廊”以及整个湖北境内有关炎帝、神农的遗迹和传说（边畈类型遗存与豫北冀南后岗一期文化相关，吻合蚩尤族裔的南迁）。学术界曾经争论炎帝的发祥地到底是宝鸡还是随州，从考古学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变得非常简单、一目了然：半坡类型的起源地即是炎帝的发祥地。龙山时代陕、鄂两地的考古学文化并无半坡类型那种传播关系；古代文献记载尧舜时“窜三苗于三危”（《淮南子·修务篇》、《尚书·舜典》），但与炎帝、神农传说无关。
关于神农的出生之地，古代文献中有说生于随州，有说生于常羊。先看常羊：《春秋纬元命苞》说“少典妃安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之于常羊，生神农。人面龙颜，好耕，是谓神农，始为天子”。常羊在什么地方呢？王大有先生说华阳常阳（羊）山在今陕西南部（王大有着《三皇五帝时代》上册139页，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山海经·大荒西经》说：“大荒之中有山，名曰常羊之山，日月所入。”日月所入，地当在西部。《海外西经》又说：“刑天与帝（至此）争神，帝断其首，葬之常羊之山，乃以乳为目，以脐为口，操干戚以舞。”袁轲说：“刑天，炎帝之臣；刑天之神话，乃黄帝与炎帝斗争神话之一部分，状其斗志靡懈，死尤未已也……《大荒西经》所谓‘有偏句、常羊之山’者，此常羊与刑天断首之常羊，炎帝降生之常羊，俱在西方，自是同一常羊无疑。是刑天传说与炎帝传说之关系，岂不仍有蛛丝马迹可寻乎？则刑天者，亦犹蚩尤夸父，奋起而为炎帝复仇，以与黄帝抗争者也。常羊山北，经历数地即是轩辕国，轩辕，黄帝之号，则葬首常羊之刑天所与‘争神’之‘帝’，岂非黄帝而何？盖轩辕常羊一带，均属黄炎斗争神话传说之范围”（袁轲《山海经校注》215—219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7月第1版）。袁轲先生之论，与“炎黄大战”渭水流域说极为吻合，是“炎黄大战”之又一文献证据。
先秦文献《庄子·盗跖》说：“神农之世，卧则居居，起则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与麇鹿共处。耕而食，织而衣，有无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周易·系辞下》说“包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绎史》卷四引《周书》说“神农之时，天雨粟，神农遂耕而种之，作陶冶斤斧，为耒耜鉏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这些资料表明，在春秋战国时人们的思想里，神农代表着农耕开始形成的时期。湖北随州一带的神农传说多说神农生于随州，我们不知道湖北境内有关神农的传说、遗迹得名的早晚，但推测：如果厉山、谷城、神农架、神农顶得名早于上述先秦文献，则神农之名源于湖北，神农可能本来就是指与下王岗仰韶文化有关的那一支炎帝族人，秦汉时古人将神农与炎帝合并不仅极为合理，而且也当有充分的依据，而上述文献只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使用“神农”一语，与有着具体族属的炎帝是没有关系的；如厉山、谷城、牛首、神农架、神农顶的得名晚于上述文献，则湖北境内自下王岗仰韶文化以来可能一直就有关于炎帝族、炎帝文化和事迹的传说，上述文献之“神农”仍然只具有一种标志时代的意义，而古人将炎帝与神农合并当是出于时代相近的原因，即《史记·五帝本纪》所说神农时代略早于炎帝，这种合并完成之后，与炎帝有关的遗迹、事迹便很容易冠以“神农”之名。
总之，从下王岗仰韶文化的存在、传播以及湖北境内与炎帝、神农有关的神话传说和遗迹来看，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为炎帝族文化、渭水流域为炎帝发祥之地又得一考古学证据，而陕西与湖北两地有关炎帝、神农传说和遗迹之迷雾渐得清晰，炎帝与神农的合并问题也可能找到一些原因或线索。


（资料来源：http://xiangyata.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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