颛顼-“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4项证据（或理由）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颛顼-“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4项证据（或理由）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4项证据（或理由）

大河村类型晚期又被称为秦王寨类型，其年代约当前3500年—前3000年。秦王寨类型为祝融文化，郑州西山古城（始建于5300年前，约5000年前废弃，或说4800年前废弃）为祝融之墟，对此王震中、韩建业等先生已有非常精彩的论述（参见：王震中《大河村类型文化与祝融部落》，《中原文物》1986年第2期；韩建业《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关于祝融族的来源及迁徙，徐旭生先生曾据《国语·郑语》韦昭注祝融八姓考证其分布地域南达洞庭湖沿岸，北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处（徐旭生着《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韩建业、杨新改认为祝融八姓的分布实际上暗示了祝融族南迁并融入苗蛮集团的具体路线。他们说：“大约是在颛顼时期，东夷之一支祝融族开始分化，其中某些分族并向西南方向迁徙。这次迁徙并非一蹴而就，随着向西南的不断伸展，总有一些族人与当地居民融合而定居下来。大约直到帝喾时期，祝融才与江汉地区的土着民族完全融合，形成苗蛮集团”，又说：作为祝融族“东夷一支南迁的时间大约正当大汶口文化前后期之交，即公元前3500年左右。其时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袋足鬹与背壶等尚未出现，也就不存在向江汉地区传播的可能性。由于距离遥远，这次迁徙大概经过了较长一段时间；直到大汶口文化末期时，才形成屈家岭文化。这与屈家岭文化绝对年代的公元前3100—前2600年也是相符的”（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中原文物》1996年第4期）。关于郑州西山古城，他们认为“大河村三期已不再是对二期简单的继承和发展，大汶口文化对它的影响也不能仅仅视为文化间的正常交流。不仅大汶口文化的典型器物在大河村三期一类遗存中普遍发现，而且不少源于当地的鼎、钵、盆类也都打上了大汶口文化影响的深深烙印……”，因而在“大河村三期时，随着大汶口文化居民的西渐，秦王寨类型和西山古城应运而生；大河村四期时，在以大汶口文化为主体的居民（可能包括部分秦王寨类型居民）南下的背景下，兴起了屈家岭文化及其古城；大河村四、五期之交，西方庙底沟二期类型势力的东进导致了秦王寨类型的衰亡和西山古城的废弃” （韩建业《西山古
城兴废缘由试探》，《中原文物》1996年第3期）。
上述认识是建立在祝融、颛顼为东夷族的基础之上，强调了它们与东夷之关系的一面，但是在古史传说中祝融还是炎帝后裔、颛顼也是黄帝后裔。我们认为，关于后一种情况，古史传说与考古材料也是吻合的，而且文献资料中的一些“混乱”和迷雾可得澄清（关于颛顼，上一节已经述及）。
《山海经·海内经》说：“炎帝之妻，赤水之子听沃生炎居，炎居生节并，节并生戏器，戏器生祝融，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此“江水”在豫北而不指长江（参见第31项证据或理由），这里正是大司空类型共工所在以及徐旭生、韩建业所论祝融始迁之地。那么早期祝融部族的考古学文化在哪里呢？有两种可能，一种在仰韶文化后岗类型，一种在大汶口文化，而两种情况根源都在后岗类型蚩尤文化、半坡类型炎帝文化。在古史传说中，祝融的本职是颛顼的火正即黎。《山海经·大荒西经》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祝融。”《大荒西经》又说：“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世本·帝系篇》说：“颛顼娶于胜坟氏之子，谓女禄，是生老童”、“老童娶于根水氏，谓之骄福，产重及黎。”《国语·郑语》韦昭注：“颛顼生老童，老童产重黎及吴回，吴回产陆终。” 《国语·楚语下》说：“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荆楚岁时记》引许慎《五经异义》：“颛顼有子曰黎，为祝融。火正祝融为灶神……” 《癸已存稿》引《许慎异义》：“古《周礼》说，‘颛顼氏有子曰黎，为祝融，祀以为灶神’。”豫北冀南后岗类型为蚩尤裔文化，蚩尤为九黎之君，而祝融即黎，正应该是来自九黎集团。蚩尤族在西部渭水流域与炎帝一样是崇拜虎（“黎”义即黑虎）即崇拜参宿的族群，但是逃到东部豫北冀南经历几代人后可能改变了信仰，它拒绝仰韶文化的尖底瓶而接纳了鼎器成了一种“东夷文化”，而东夷的传统是崇拜大火，而且用鸟象来表示大火崇拜，所以九黎集团中的祝融族后来成为颛顼的火正，祝融也成了一只鸟。豫中大河村类型早期即受到半坡类型和后岗类型的影响。巩启明先生在介绍大河村遗址时这样说：“前二期和前一期文化遗存的特征，既有仰韶文化半坡类型、后岗类型的因素，又有本地自己的特点，可视为后岗类型或豫中仰韶文化的一个早期类型”（巩启明着《仰韶文化》130页，文物出版社2002年10月第1版）。关于后岗类型和大河村类型的关系，丁清贤先生认为两类型虽然分布范围不同，但“文化面貌极其相似”。他从生产工具、经济来源、生活用具、彩陶纹饰等多方面对两类型作了比较分析，以至认为“大河村类型和后岗类型的关系比仰韶文化其他任何类型的关系都密切。大河村类型就是后岗类型的主要继承者”（丁清贤《仰韶文化后岗类型的来龙去脉》，《中原文物》1981年第3期）。很可能蚩尤裔九黎集团在后岗类型晚期或是后岗类型从豫北冀南撤离南下时即有一支分化出来而滞留豫中为“颛顼”所用，这便是最早的“祝融”，而“共工”又从蚩尤裔、祝融族中分化出来，既不南下长江流域，也不愿去为“颛顼”效力，而仍然坚守在豫北冀南后来又汇合钓鱼台类型中的炎帝后裔组成了古史传说中的共工族，所以古史传说中说祝融、共工都是炎帝后裔而且“祝融降处于江水，生共工”。祝融族因为效力于颛顼，无论是否自愿，都不便再奉蚩尤为祖，所以祝融的谱系直接上溯至炎帝。也有可能作为九黎集团支系的祝融族原本与蚩尤族关系较远，在黄帝杀蚩尤时与蚩尤族并肩作战而后又一同逃至豫北冀南，后来的分化便在情理之中。如据《海内经》，后一种情形的可能性较大，即祝融、共工与蚩尤族的关系原本较远。
后岗类型还分布到山东境内。据张忠培、乔梁先生研究，在大汶口文化遗址、北辛遗址，“后岗一期文化”存在于北辛文化与大汶口文化之间，而且“年代跨度可能较大”。这说明后岗类型在一些地方战胜了土着的东夷文化，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空间。这个事实正应该是“蚩尤伐空桑”神话的来源（“空桑”之地曲阜正在大汶口与北辛之间），也应该是“命蚩尤于宇少昊”（《逸周书·尝麦》）这种说法产生的原因。不仅如此，远在胶东的福山丘家庄遗址，其第一期遗存也基本上属后岗一期文化（张忠培、乔梁《后岗一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2年第3期），说明蚩尤裔的发展在山东并不仅仅局限于西部或西北部，而胶东半岛南端有一串很集中的地名姜山、姜家坡、姜庄，是否与蚩尤裔、炎帝裔的分布有关，是很可以考究一番的。这样看来，大汶口文化的来源显然也有蚩尤文化，而东汉画象砖上作牛首的蚩尤象，顶上饰一心形（与牛角又构成火纹“ ”形状，象征大火、心宿），上面单腿站立一只凤鸟（王大有着《中华龙种文化》99页图25，中国社会出版社2000年5月第1版）也就有了合理的解释和文化源头，即蚩尤裔与土着的东夷文化有了融合，信仰上有一些改变。从大河村类型晚期及郑州西山古城的兴废来看，进入山东境内的后岗一期文化也可能有“祝融族”。距今5800—5500年间，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大河村类型中期对东方的传播和影响达到高峰（如果说《盐铁论·结和篇》“黄帝战涿鹿，杀两峄、蚩尤而为帝”有所本的话，那么它可能是与这段历史文化有关，因为这时鲁境既有蚩尤、少昊，也可能有太昊后裔，大汶口文化墓葬龟甲及獐牙器即与太昊文化贾湖遗存有渊源关系，但“涿鹿”却不在鲁、豫之境）。距今5500年以降，“分布于豫中地区的仰韶文化大河村类型中，来自东方大汶口文化的因素逐渐增多”，其“早期遗存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已有一定数量，但少见与原产地完全相同的文化现象，而多数是经过一定程度的改造，但仍明显保留原有风格。反映在陶器上主要有鼎、壶、豆、杯等器类”（栾丰实《仰韶时代东方和中原的关系》，《考古》1996年第4期）。如果颛顼时代大河村类型中期文化已有“祝融”黎，距今5500年开始西向影响大河村类型的大汶口人也主要是“祝融”黎，而二者又有共同的根源和祖先即蚩尤、炎帝，那么这两种势力会合后“祝融”的势力大增，大河村遗址第三期与第二期之间的变异、秦王寨类型祝融文化的产生、西山古城的兴建或许与此相关。古史资料说：“及少昊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国语·楚语下》）。炎帝、蚩尤、九黎族长于天文观测，大量的天文历法资料已见于半坡类型和西水坡遗址，它们代表着那个时代最高的天文学成就。所谓“九黎乱德”乃是九黎族不听从和服从少昊部的统一领导和颁历了。颛顼虽然重新将九黎族的天文观测活动纳入“秩序”之中，但显然由于九黎族势力的增长、颛顼势力的衰退，九黎族又一次“乱德”了，此即秦王寨类型祝融文化的兴起。
张翔宇先生研究认为大汶口人的西进“首先沿颖水、涡河到达豫东，而后则主要沿颖水及其支流贾鲁河到达豫中的平顶山、许昌、郑州地区，继而西进到达豫西的伊、洛河流域。另外，部分大汶口人可能沿淮河到达信阳、新蔡、南阳等地区”，而西进的年代大体在公元前三千一二百年至公元前二千六七百年间（张翔宇《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浅析》，《华夏考古》2003年第4期）。据有关报道，西山古城始建于西山遗址二期偏晚阶段，废弃于西山三期晚段，其绝对年代约距今5300—4800年（国家文物局考古领队学习班《郑州西山仰韶时代城的发掘》，《文物》1999年第7期；张玉石、杨肇清《新石器考古重大发现——郑州西山晚期遗址面世》，《中原文物报》1995年9月10日）。若西山古城始建年代无误，按张翔宇先生的认识，则西山古城似不可能为大汶口文化人西进后所建，因为二者还存在一二百年的时间差，而且沿颖水、涡河西进的大汶口人显然来自皖北，与祝融八姓的分布范围及迁徙路线也有一些不吻合。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检查张先生的研究，笔者觉得这可能与他采用的断代方法有关：他认为对豫中大汶口文化遗存断代的方法有两种，“一是根据与之共存的文化年代进行推断；二是根据与之对应的大汶口文化年代进行断定。”由于仅据第一种方法目前还有困难，所以他采用了第二种方法，而且在大汶口文化的始年有前4400年、前4300年、前4200年多种认识的情况下他选择了栾丰实先生的前4200年。虽然张先生也考虑到“文化传播的滞后性”，但笔者认为由于器物形制演变缓慢而且并不能肯定它们一定是均速演变，也不能肯定空间距离较远的同类同种器物形制演变就完全同步等因素，器型对比断代是比较粗略的，难以做到精确、准确。因此笔者认为张先生确定的大汶口文化西进河南的始年可能是偏晚的。根据栾丰实先生的观点“大河村类型早期遗存中的大汶口文化因素，除了一部分属于大汶口文化中期阶段较早时期之外，还有一些具有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后期之末的一些特征，表明其时上距早期不远。如果将大汶口文化中期再加细分为前、中、后三段，以大河村三期为代表的大河村类型早期，应与大汶口文化中期前段时代相当”（栾丰实《试论仰韶时代东方与中原的关系》），可判断大汶口人西进河南的始年当在前3500年左右，秦王寨类型祝融文化（以大河村三期为代表）的始年约为前3500—前3400年，因为栾丰实先生界定的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年代为前4200—前3500年，中期阶段为前3500—前3000年，晚期阶段为前3000—前2600年，早、中期之交是前3500年（栾丰实《试论大汶口文化的分期和类型》，《海岱地区考古研究》，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大河村三期的C14年代（经1988年国际C14会议确认的高精度树轮校正年代表校正）为前3300年—前3000年（韩建业《西山古城兴废缘由试探》）可佐证这种认识。再看大汶口文化在河南境内的分布：自颖水、涡河流域豫、皖交界处沿西北方向溯水而上至郑州、洛阳地区，大汶口文化的分布并不呈现规律性的逐渐递减的趋势，而是在周口地区形成一个特别密集的大汶口文化区，在郑、洛一带又形成一个相对密集的大汶口文化分布区（张翔宇《中原地区大汶口文化因素浅析》图一）。因此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均视为沿颖水、涡河流域溯水而上即来自于皖北显然依据不足。杜金鹏先生将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分为A、B两类，其中“A类与仰韶文化晚期遗存共存”，年代较早，其分布范围主要在郑、洛地区如郑州大河村、荥阳点军台、偃师二里头、禹县谷水河等，而“B类与仰韶、龙山文化之间的过渡及早期龙山文化遗存共存”，而且他还认为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其“文化内涵之主体，与山东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大汶口类型十分接近，从而决定了该类遗存实属大汶口文化之范畴”（杜金鹏《试论大汶口文化颖水类型》，《考古》1992年第2期）。显然，从分布范围、遗存的起始年代、文化内涵及其来源看，郑、洛地区的大汶口文化与周口地区及其附近的大汶口文化都有所区别。笔者认为，郑、洛地区年代较早的包含大汶口文化的遗存如郑州大河村、郑州西山、荥阳点军台、青台、偃师二里头、禹县谷水河、郑州后庄王等应与祝融文化相关，其文化来源主要在汶、泗流域，而周口地区年代较晚更为密集的大汶口文化，笔者认为它们与帝喾时代的殖民（其间当然也有“祝融”，因为祝融“黎”也是帝喾的火正）有关，其主要来源在皖北即大汶口文化尉迟寺类型（帝喾文化拟另行申论）。
与祝融部族有关的大汶口文化及相关因素南下江汉平原的路线一般都认为它可能是从豫中地区经南阳盆地而到达的（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郑建明《从房县七里河诸遗址看史前东夷族的西迁》，《华夏考古》2003年第2期），但南下的“祝融部”却可能有多种来源：从屈家岭、石家河文化中发现的大口尊、陶刻符号（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来看，它可能根源于鲁东、皖北地区；从房县七里河等相关遗存发现的随葬习俗、拔牙习俗（即拔去上颌一对侧门齿，同于汶、泗流域的大汶口文化，而皖北、豫东、鲁西南区大汶口文化是上下牙齿都拔）、猎头习俗等等以及屈家岭文化中发现的双腹豆、圈足小罐等因素（郑建明《从房县七里河诸遗址看史前东夷族的西迁》；韩建业、杨新改《苗蛮集团来源与形成的探索》）来看，它可能根源于山东汶、泗流域；从大溪文化晚期一些遗址中常见到与大河村类型“非常酷似的白衣彩陶和太阳纹，同时还有一些鸭嘴鼎足和扁凿形鼎足”（杨亚长《略论“郑洛文化区” 》，《华夏考古》2002年第1期）来看，它可能是通过大河村类型而传播的。这几种来源和渠道恰恰与古史传说、文献资料是相吻合的。大河村类型与颛顼文化、祝融文化有关，海岱地区大汶口文化与祝融有关，上面均已述及。皖北、豫东、鲁西南地区的大汶口文化年代较晚，主要属于大汶口文化的晚期，笔者认为它即是帝喾的文化，而帝喾高辛氏的火正也为祝融（《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 ）。文献资料、神话传说看起来混乱，但它们与考古材料的吻合却出人意料地好。
如果把屈家岭文化、石家河文化视为苗蛮集团，则其来源除江汉平原本土文化以外，主要有两类因素：一是南下的蚩尤族，二是南下的祝融系。从考古学文化及古史传说的角度看，前者年代早后者年代晚，南下的时间也是前者早后者晚。苗、瑶民族中有大量关于苗蛮与鸡部落（祝融或雷公部落）争斗的神话，它实际上反映的是由于战争失败先逃难到江汉平原的蚩尤后裔与后到的祝融部落的斗争，但是由于祝融部在文化上处于优势，所以最终是祝融部取得了主导地位，成为后来楚人的主要来源，而苗族则往湘西、贵州方向迁徙去了（吴晓东《苗瑶族洪水神话：南蛮与东夷战争的反映》，http://www.3miao.net/shownews.asp?newsid=207）。可见民族学资料提供的信息与中国正统历史、传说资料及考古学研究都是吻合的。

（资料来源： 本文由作者提供）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4/511368.html

以上是关于颛顼-“炎黄大战”的考古学研究——“炎黄大战”第34项证据（或理由）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